《西方哲学史》（邓晓芒，赵林）德国古典哲学部分摘抄笔记（一）：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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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古典哲学是如何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呢?

【其背景是相对落后的封建土壤及对其的突破、德国自身所拥有的思辨精神以及科技的进步作为基础】

三十年战争后，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欧各国。国家的分裂和战争的频仍，使资产阶级长时期形成不了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只是大大小小的封建诸侯和领主的附庸。当时德国资产阶级中充斥着资产阶级化了的“容克”地主。“容克”(Jungherr)的意思是“少爷”，指地主(封建领主)家里在外经商或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儿子，他们出入于上流社会，但与农村地产有着千丝万缕割不断的联系，随时可以到旧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求退路。他们使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毫无作为得过且过封闭保守的庸人气息。但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资本主义也开始有了缓慢的发展。由于在经济上有英国工业革命的推动，在政治上有法国革命的影响，德国资产阶级也有了改变整个封建秩序的要求。但与此同时，法国革命玉石俱焚的后果也使德国资产阶级胆战心惊，使他们的行动更加小心谨慎，对自己的前途更为动摇和犹疑，另一方面，也迫使他们回到内心去对人性和社会作更加深人彻底的思考。德国古典哲学就是这种时代精神和社会思潮的反映。

当然，一种哲学思想除了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影响之外，还取决于它从传统的思想源流和外来的流行思潮所接受的影响。在传统方面，德国人比英国人和法国人在某种意义上要更加得天独厚。德国传统的思辨精神是从莱布尼茨-沃尔大派的哲学中形成起来的但最早还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库萨的尼古拉。德国人长于抽象，精于思辨，天生喜欢穷究概念，同时又具有探索超验神秘事物的内在冲动。这种传统思维习惯到了18世纪末正好遇到了它生长的土壤,便发展出哲学的形而上学思辨，被马克思称之为对17世纪形而上学的“胜利的富有内容的复辟”。当然，这种复辟不是简单的回复，而是从大陆理性派和英国经验派长达一百多年的反复争辩中汲取了营养，并受到了法国启蒙新学的洗礼:18世纪末的德国启蒙运动涌现了一大批像莱辛温克尔曼、鲍姆加通、赫尔德、歌德、席勒这样的启蒙思想家，催生了“狂飙突进”及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一个接一个的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使得德国人在欧洲思想舞台上充当着越来越积极的角色。德国古典哲学是在哲学已经相当程度上摆脱了神学的束缚，哲学与社会思潮和时代精神的关系日益紧密，哲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已经被理性派和经验派哲学明确提到了哲学研究的日程上来的前提下，开始自己的行程的，起点非常之高。我们读德国古典哲学的原著会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自从康德以后，哲学开始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思想更为复杂句子更加难懂行文和专业用语底下包含着大量的潜台词，未经过专门的哲学训练几乎就如同读“天书”。哲学不再是普通老百姓可以问津的学问，而成了大学教授的专业;不再是单凭业余自学(如笛卡尔、斯宾诺莎等人)可以接近和从事的知识，而是在大学讲坛上传授的学术了。所以德国古典哲学家大都是大学教授有博十或硕十学位，他们的思想逻辑性更强，体系更严密，对问题钻研得更深。但我们如果仔细研究他们的思想，就会发现这些思想中充满着时代和生活的气息，如在康德哲学和法国大革命及卢梭之间，在费希特和德意志民族精神之间，在谢林和浪漫主义文艺思潮之间，在黑格尔和歌德的《浮士德》之间，都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从与宗教的关系来看，这一时期的哲学已不再是那种简单粗糙的“自然神论”，而是从“纯粹理性”出发去建立一种“理性神学”(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或“爱的宗教”(费尔巴哈)。人的主体性得到了更大的高扬，成为了一切论述的出发点和基础。

除此之外，影响德国古典哲学进程的还有当时自然科学领域内的突飞猛进的发展。18世纪建立在牛顿力学之上的静止的、机械的自然观，进人到19世纪初已有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自然科学开始从研究既成事物的科学转移到了研究自然事物发生、发展的过程的科学，并对机械运动之外的物理、化学、电学、生物学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其中值得提及的如道尔顿的化学原子论及其定比、倍比定律，戴维关于电解现象的发现卡诺关于热力学的研究，拉马克关于物种变异的猜测居维叶关于古生物学与地质年代之间的关系的确定等等。这此研究证明自然事物本身是辩证的、丰富的多层次的，而不是单纯机械运动可以概括的。到了19世纪中期，则更有三大发现的产生，即细胞的发现能量转化的发现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发现。这一切，都向当时的德国哲学界提出了新的综合的要求，而只有德国人的高度抽象的思辨能力和穷根究底的理论热情，才能够承担起这一高水平的综合的任务，这就把整个西方哲学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西方哲学思想新的层次。

【对客体和主体之间关系的把握】

这个新的层次，就是探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的层次。近代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德国古典哲学以前主要表现为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但在这种理解之下的思维和存在往往是界线模糊的。就自然来说，它不仅可以被理解为客观存在(广延)，也完全可以被理解为单纯的思维(如莱布尼茨的单子实体);同样，就人来说，也是既可以被设想为思维的主体，也可以把这种主体本身看作一种实体性和客体性的存在(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在一些哲学家那单，要么他们所说的存在总是包括了思维本身的存在的意思在内(如洛克的物质、录魂和上帝一种实体的存在，要么他们所请的思维不过是存在本身的一种属性而已(如斯宾诺莎把思维看作唯实体的两种属性即思维和广延中的一种)。之前的哲学家们都在以各种含混的方式力图把自然和人调和起来。自然和人的原则只是在法国机械唯物论者和休谟那里才彻底暴露出其赤裸裸的本质，前者把一切人的东西都从自然身上剔除出去，只剩下非人的机械自然，后者则第一次用彻底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切断了人和自然的真实联系，使思维变成一种纯粹主观的，非存在性的东西。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和休谟的《人性论》各自把自然和人的原则推到了极端，在他们那里，人的自然不再具有人的意义，自然的人也不再具有自然的意义，对自然和人的一切调和都失效了。这就促使人们从自然和人的对立中发掘出真正本质的对立，即客体和主体两大原则的对立。客体与主体的关系和自然与人的关系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仅仅着眼于外在呈现的静止的两种现象、两件事物(自然界和人)的划分，而是着眼于自然和人、精神和物质在行动中的相对关系，即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的关系。在这里，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不再像在自然和人的关系中那样总是表现为两种思维(人的思维和上帝的思维)或两种存在(思维的存在和物质世界的存在的外在关系，而是表现为绝对能动的思维主体和绝对必然的思维对象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了，思维的主观能动性取代上帝而成为了达到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的同一性之必要条件。因此，德国古典哲学对以往哲学的一个最显著的超越，就在于对主体能动作用的有意识的强调，对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由此出发对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的深人探讨。

从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再到费尔巴哈和马克思

所以德国古典哲学在它的创始人康德那里一开始就提出了主体和客体的最基本的同一性即认识的同一性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康德认为，认识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即主体符合于客体;但主体如何能够符合于客体?如果把客体理解为“自在之物”(又译作“物自体”“物自身”)，即对象本身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终极实在(本体)，那么它是不可知的:只有把客体理解为由主体自己建立起来的对象，即“现象”，主体才有可能认识这个客体、适合于这种客体。所以主体之所以符合客体首先还是由于客体是符合于主体的客体(而非自在的客体)，即由先天的主体综合经验性的材料而造成的作为现象的对象。因此康德哲学的根本问题就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康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人的知性先天地具有一种综合统一感性经验材料的本源的能力，即“先验自我意识”的综合机能，它能够自发能动地凭借其十二范畴去统摄经验的杂多材料而形成先天综合判断，从而建构起人类科学知识的大厦。但这种能力只及于感性经验的范围，因而只及于现象界，却不能达到自在之物。所以康德只是在现象中通过发挥主体能动性而解决了主体与客体的认识关系问题，却坚持这种认识与自在之物的“本体”毫不相干，后者属于没有任何认识论意义的道德实践领域。

与康德仅仅局限于认识领域片面地解决主体和客体问题不同，费希特把认识的主体和实践的主体合为一体，将主体的能动性延伸到了自在之物的本体领域。他沿着康德的思路，把自我意识即“自我”的能动活动当作建立客体即“非我”的前提，但自我并不像康德所说的那样，本身还需要另外提供经验性的材料让它来综合，而是自身就在创造着它的活动经验，因而一切经验材料都不是现成的，都要由它的活动产生出来。“我思"就是“我行”，而“我行"必然会带来一切客观经验后果，导致“非我”对“自我”的限制。这样，康德作为经验材料的外在来源的自在之物本身也被纳人了“自我”活动的范围，成为由“自我”所建立起来的“非我”了，自我就成了唯一的独立存在的实体，同时又是能动的主体。主体和客体的矛盾首次在主体能动性的基础上达到了全面的统一。然而这种统一仍然局限于主体的狭窄范围内，它所建立起来的“非我”要么还是自我的一种幻想，要么就是自我所不理解而仍然要受到其外来限制的“自在之物”。为了调和体系内部的这一矛盾，费希特又设定了一个更高的“绝对自我”(客观自我)来统一自我和非我，来避免唯我论无法面对外部世界这一致命缺陷，从而由主观唯心主义转向了客观唯心主义。

这就提示谢林把立足点转移到主体和客体的原始统一即“绝对同一"上来，在谢林看来“绝对同一”是主客体绝对无差别的原始状态，主体和客体、物质和精神自然和人都是从这里产生和发展出来的，即通过绝对同一本身内部的无意识的冲动而分化出来的。所以绝对同一实际上就是一种沉睡着的宇宙精神，当它从沉睡中慢慢苏醒，就有了区别和规定，这就形成了自然界;自然界就是包含主体性在内的客体，它的最高表现就是人和人的自我意识;人的自我意识则是包含客体性在内的主体，它通过其实践力量而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把自己实现出来，最后在艺术直观中重新达到主体和客体的彻底同一回复到无差别的“绝对”主体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的矛盾在这种双向生成的过程中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调和。但这种“绝对同一”作为“无意识的宇宙精神"既然不可言说，无法描述，只能通过艺术来直观，靠个别人的天才来领会，它就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它如何能够从冥顽状态苏醒过来，以及它醒过来以后如何能够断言自己原先就是那种状态，就是完全不可理解，不可解释的了。

黑格尔则认为，从主体和客体的同一出发是对的，但是不能靠非理性的直观来理解其能动性，而必须通过理性和逻辑，不过不是传统的形式逻辑，而是能动的内容逻辑(辩证逻辑)，这种逻辑的最本质的特点就是概念的自我否定性。所以绝对同一之所以发展出差异性，不是由于外来的影响（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也不是由于神秘的力量（谢林的宇宙精神），而只是由于“同一"这一概念的自我否定的本性，因为“同一"本身就意味着"与差异不同的东西"，因而是一种包含“不同"即差异于自身的东西。只有包念差异的同一才是真正自身能动的东西，它必然由于自身的差异而发展为内在的对立和矛盾，而形成一个东西自己运动的内在根据。所以在黑格尔看来，主体和实体(客体)完全是一个东西，两者的同一不但体现为一个逻辑结构，而且实现为一个历史过程;这种逻辑是运动和历史的逻辑，而这种历史则是有规律的、合乎逻辑的过程:自然界人社会历史和精神生活的各种形态都成为了这一历史过程中的各个不同阶段，整个这一体系则构成了“绝对精神”的普遍实体。这就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宏大的方式，把主体和客体结合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其中,主体是能动的灵魂，是推动万物不断超越自身的力量，但它又是合理的、合逻辑的，所以它能够形成具有强大制约性的客体。但这客体又不是静止不动的东西，而是内在地不安息的主体性的东西，它渴望创造奇迹，整个现实世界的等级系统都可以看作它按照一定程序一步步创造出来的。不过当它最后创造出黑格尔时代的现实时，它便到此止步了，它的主体能动性就被窒息在封闭的体系中了。可见（没懂）整个黑格尔的体系是一个向后看的闭合体系（？），它没有为未来的发展留下任何余地。【是因为必然性吗？】

在这个封闭体系上炸开第一个缺口的是费尔巴哈，他所使用的炸药则是感性。黑格尔唯一无法封闭的就是感性，所以他干脆把感性撇开了。费尔巴哈则抓住人的感性，并在此基础上重申了人的原则和自然的原则。但经过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洗礼，这种感性的人的原则和休谟的人性论已有了本质的不同，它已经不是个人的感觉，而是作为理性的根基的人“类”的感觉，因而能够为自然科学提供最牢固的基础;这种感性的自然的原则和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原则也有了本质的不同，它已经不是非人的自然界，而是渗透着人本主义精神，在自然中保留了人的全面丰富的情感和美的自然主义了。然而，从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这一对矛盾的角度来看，费尔巴哈并没有作出更大的理论上的直接推进。而只是为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地基。因为他所理解的感性主要是“感性直观”和“感性存在”，而没有把感性从本质上理解为“感性活动”即人的主体真正能动的现实社会活动。因而他把人的存在直接就当成了人的本质，离开人的可能性(自由的创造性)来谈人的存在，最终使感性这种人的解放的要素成为了人的一种局限性和束缚。尽管如此，费尔巴哈的“感性的转向"为后来的马克思在新的基础上解决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的问题准备了前提，并从此使得传统哲学走出了形而上学封闭体系的惯性，而且益自觉的成为了开放系统上的一个个路标。由此可见，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是从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向的一个关键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