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爱尔兰问题

（一）北爱尔兰问题即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爱尔兰爆发武装起义。1920年英政府采取分而治之政策，允许爱尔兰南部26个郡成立爱尔兰自由邦并有自治权，北部阿尔斯特省9个郡中6个郡仍置于英国统治之下。1937年南爱尔兰宣布为独立共和国，1948年爱尔兰宣布脱离英联邦，英国继续保留北部6个郡，改国名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北爱问题由30年来在北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主要是罗马天主教徒）社区和联合主义者（主要是新教徒）社区的成员之间不断重复发生的激烈暴力冲突组成，冲突是由北爱尔兰在联合王国内的争议性地位与对占少数的民族派社区的统治以及占多数的联合派对民族派的歧视所导致，暴力活动的特征是由准军事集团进行的武装战斗，其中多数属于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1969-1997年战斗活动，目标旨在终结英国在北爱的统治与建立一个新的全爱尔兰的爱尔兰共和国。为回应这场战役以及感觉北爱尔兰的英国特质和联合派的统治地位被不断侵蚀，保皇派准军事组织如UVF和UVA对民族派人口发动了他们自己的战役，政府部队——英国陆军与警察（皇家阿尔斯特警队）也牵涉其中。英国政府的观点是它的部队在冲突中是中立的，试图在北爱尔兰维护法律与秩序。爱尔兰共和派却把政府部队视为冲突当中的战斗员，并以政府部队和保皇派相勾结的活动来证明这一点。警方调查官进行的彻底调查表明英国部队（特别是RUC）与保皇派准军事组织勾结参与谋杀，并在根据要求调查此事时妨碍司法。

（二）伴随着暴力在北爱主要政党之间，包括那些谴责暴力活动的在内，关于未来北爱尔兰地位与北爱尔兰政府构成问题上陷入僵局。北爱问题的终结来之不易，根据《贝尔法斯特协定》（一般被称为“耶稣受难日协定”）北爱和平进程包括多数准军事组织宣布停火并解除武装，警察部门的改革和相应地从街道和敏感界线上（比如南阿马与弗马纳）撤军。该文件重申长久以来未被历任爱尔兰政府完全认可的英国的一贯立场，即北爱尔兰将保留在联合王国境内直到大多数人投票脱离。英国政府第一次承认该原则，从所谓的爱尔兰因素视角来看爱尔兰岛的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有权利且不受任何外界干扰，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解决南北问题，后者是从民族主义和共和派方面赢得支持的关键。协议也确定在北爱尔兰建立一个权力共享的政府（现暂中止运作），该政府必须由联合派和民族派双方党派组成。虽然北爱问题中积极的参与者人数相对较少，宣称代表两个社区的准军事组织有时也并不能代表一般大众，但是北爱问题牵涉到北爱尔兰人民的日常生活，偶尔也会蔓延到英国和爱尔兰共和国。在1969年至1998年之间有好几次看起来北爱问题可能升级为一场真实的内战，比如1972年血腥星期天之后，又比如1981年爱尔兰绝食运动当中，两派进行互相敌对的大规模武装，很多人今天仍然持有由于北爱问题形成的政治、社会与公共意见和观点。

（三）1998年4月10日北爱尔兰各派在英、美和爱尔兰的推动下达成一项和平协议，协议规定在北爱成立地方议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享有平等的权力；北爱尔兰仍然是英国的一部分，但将与爱尔兰共和国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英国和爱尔兰都将修改宪法，确认爱尔兰人民对爱尔兰政治地位的自决权；建立南北委员会和东西委员会，负责协调南北爱尔兰关系以及爱尔兰与英国本土的关系；英国承诺将使对北爱尔兰的非军事化逐渐简化到和平时期的水平。爱尔兰北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冲突起源于英国1609年的阿尔斯特种植园殖民计划，该计划没收当地人所有的土地，以英格兰和苏格兰新教徒“种植者”移民阿尔斯特。当地天主教徒和殖民者之间的对抗导致1641-1653年和1689-1691年两者之间两场血腥的民族-宗教冲突，英国新教徒在爱尔兰的政治统治地位在这些战争与爱尔兰刑法中得到保证，后者规定剥夺与英国国教会（圣公宗爱尔兰教会）抵触的所有人（包括天主教徒与不服国教者，比如长老会成员）的宗教、法律与政治权利。18世纪后期刑法体系的崩溃预示新一轮的社群冲突，特别是在1780年代解除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租地活动限制之后使得竞争加剧，因为天主教徒被禁止而被允许买地与经商，新教的“黎明小伙”组织对他们的社区的攻击不断增加。1790年代阿尔斯特的天主教徒建立“保卫者”组织进行反击，这使得双方阵营走向极端。

（四）新教社区之前对于民主改良主张日益开明的改革派人数剧减，许多长老会教徒、天主教徒和自由派新教徒参加联合爱尔兰人协会（一个受法国大革命鼓舞的民族主义运动组织），目标在于结束爱尔兰的教派分裂，建立一个不分教派的独立于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国。但是联爱协的理想被1789年爱尔兰叛乱的失败，随之而来的镇压与不断持续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教派暴力所击碎，此外更加强硬的新教徒被政府积极武装起来以对抗激进分子。成立于1795年的橙带党是这场运动的历史悠久的表现，产生的效果就是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分成持久敌对的两个阵营。1801年爱尔兰国会的取消与爱尔兰并入联合王国为两个社区的对立提供一个新的政治框架，另外长老会教徒大部分放弃了们之前与激进共和派的政治联系，选择一种作为“保皇派”新教社区的一分子，与圣公会更趋同的身份。1829年天主教解放运动通过丹尼尔·奥康奈尔的政治鼓动，大幅消灭法律上对天主教徒（占爱尔兰人口的75%）、犹太人和其他不信国教者的歧视。但是奥康奈尔的长远目标（解放运动的本质）是要解散1801年的联合，他甚至在1843年1月1日自信但是错误地宣称联合王国将在那一年解散。奥康奈尔的和平主义、民主原则的民族主义迫切要求恢复爱尔兰国会（被称为“地方自治”）的主张，在之后的19世纪爱尔兰政治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五）新教徒害怕成为天主教统治的爱尔兰的少数派，趋向于支持继续由英国统治。冲突表现在支持联合法案的人和反对联合法案的人之间，1886年随着两个社区组织相对立的民族主义和联合主义政党，这一转变得以完成。至此阿尔斯特联合派也有经济动力，此地是爱尔兰工业最发达和最依赖与不列颠及英帝国的贸易的地区。当前冲突的直接原因可以在20世纪早期关于地方自治和爱尔兰独立的争论中找到，至20世纪第二个十年权力下放或者有限的爱尔兰自治。由于爱尔兰议会党的鼓动已经近在咫尺，大多数是新教徒并聚居在阿尔斯特的联合派反对自治和爱尔兰独立，害怕生活在一个罗马天主教会支配的压倒性优势的天主教国家。1912年联合派在爱德华·卡森的领导下签署阿尔斯特同盟条约，誓言如有必要要用武力反抗权力下放，为此他们成立准军事组织阿尔斯特志愿军并从德国进口武器（复活节起义中的叛乱分子在几年之后也照此办理）。民族主义者组建爱尔兰志愿军，表面上的目的是确保一战之后的权力下放不遭到英国或者联合主义分子反抗，但是爱尔兰志愿军逐渐被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成员渗透（比如帕特里克·皮尔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转移危机，推迟爱尔兰独立问题的解决，权力下放虽然被英国议会通过，但是在战争期间暂缓实行。

（六）但是这个问题被爱尔兰志愿军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分子在都柏林发动的复活节起义所激发，虽然叛乱被镇压但起义的15名领导人被处决使爱尔兰民族主义分子大大激进化，独立问题在1918年12月达到顶点，分立主义的新芬党赢得爱尔兰的大部分议席，在都柏林成立爱尔兰国会脱离出联合王国，虽然当时并未被英国或其他国家承认。同时兄弟会志愿者将自己看成爱尔兰共和国的军队，开始在接下来的1919年1月发动对政府部队的武装袭击，打死在蒂珀雷里郡的索洛海德贝格运送葛里炸药的两名天主教警察。1920年一场爱尔兰共和军的志愿者对英国政府军的游击战期间爱尔兰政府法案将爱尔兰岛分成两个分离的管辖区——南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爱尔兰的分裂被1921年英爱条约确认，该条约终结南部的游击战，建立爱尔兰自由邦（一个几乎独立的爱尔兰国家，在1949年成为共和国并完全独立）。这个协议承认爱尔兰人民中主要集中在古代的阿尔斯特省，希望作为一部分留在联合王国内的新教徒和全体而言占压倒性优势的，要求从英国独立的天主教徒之间的巨大分歧。北爱尔兰留在英国境内，虽然在一个独立的政府体系下它拥有自己的议会和权力下放的政府，这个制度并不是联合派要求，但是却因政府急切希望摆脱困扰威斯敏斯特国会多年的“爱尔兰问题”而被包括在协议内。

（七）然而联合主义分子立即向新政府示好，将北爱尔兰看成一个按照民主原则、法制和境内大多数人留在联合王国内的意愿成立的政体，但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将爱尔兰分治看成是非法和专制地将爱尔兰岛违背大多数人民意愿而分裂开来，并且争论道北爱尔兰政府既不合法也不民主，而是故意划分的联合主义分子多数选区造就的。北爱尔兰的民族派开始占人口35%，并不接受新政府的合法地位。北爱问题的根本在于联合派政府在北爱尔兰整合天主教/民族派的失败，后者更倾向支持一个统一的爱尔兰，拒绝放弃民族统一。北爱尔兰在暴力中诞生，共有557人在1920-1922年爱尔兰独立战争前后的政治性或宗教性暴力活动中被杀，其中303人是天主教徒（包括共和军成员）、172人是新教徒、82人是皇家爱尔兰警队或者英国陆军人员。贝尔法斯特见证大多数暴力事件的发生，452人被杀，其中267名是天主教徒、185名是新教徒。虽然在岛上其他地方冲突很大程度上在爱尔兰共和派游击队和英国军警之间产生，在北方却被打上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族群冲突的烙印。北方地区的暴力模式是共和军袭击安全部队，保皇派组织（包括B特后备警察部队）杀害天主教徒作为报复，民族派将这种暴力活动（特别是在贝尔法斯特）描述为一场对本社区的“大屠杀”。

（八）1920年共和军在利斯本的一个新教教堂周日礼拜之后暗杀警队的地区巡官斯旺奇，造成城内占四分之一的天主教区大部被焚毁。尽管受害者中天主教徒占不成比例的多数（58%的受害者来自占贝尔法斯特30%人口的该社区），但双方都对暴行负有责任，并且近半数受害者是新教徒。爱尔兰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者为了回应对天主教徒的袭击组织一场对北部商品的抵制，而且某些人（包括爱尔兰自由邦的迈克尔·柯林斯）计划军事进攻北爱尔兰，该计划被在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内部派别之间爆发的爱尔兰内战（1922-1923）打断，在此期间北方政府反而巩固它的存在。之后对北爱尔兰有着主要影响的爱尔兰内战后遗症是被边缘化的残存下来的爱尔兰共和军，它对两个政府而言都是非法的，在意识形态上也致力于用武力推翻两者重新建立1919-1921年的爱尔兰共和国。1925年许多民族主义者期望废止分治，至少让边界委员会把北爱尔兰的大部分割让给自由邦。但是委员会建议不对边界做大的变动，事实上使爱尔兰分裂永久化，此时爱尔兰自由邦正式承认与接受边界。1937年埃蒙·德瓦莱拉在爱尔兰宪法第二条与第三条中主张整个爱尔兰都都是自由邦领土，但是该条款规定搁置对国家领土的重新整合，南部国界与1922年相比保持不变。

（九）双方都根据自己的解读叙述各自的观点，阿尔斯特联合党北爱尔兰总理詹姆斯·克雷格在1937年回应南方领导人埃蒙·德瓦莱拉之时，称1935年的爱尔兰是一个天主教国家的断言时说到新教国会和新教国家，从联合派观点来看北爱尔兰的民族派天生不忠，下定决心要强迫他们（新教徒和联合派）进入一个统一的爱尔兰，这个威胁被看成必须给联合派在住房、就业和其他方面特殊待遇。天主教徒流行的大家庭和快速的人口增长也被看作威胁之一，前北爱尔兰第一部长大卫·特林布尔承认这段时期的北爱尔兰对天主教徒成了“一幢冰冷的房子”，然而直到1990年联合派政治家们都能以北爱与26郡政权相较而言的经济成功来为北爱尔兰的存在辩护。从民族派的观点来看持续的对天主教徒的歧视只能证明北爱尔兰是个天生腐败的、英国人强加的政权，受人争议的爱尔兰共和国总理查尔斯·豪希的家庭在1920年爱尔兰问题开始时逃到伦敦德里郡，他把北爱尔兰描述成一个失败的政体。联合派忽视爱德华·卡森在1921年的警告，对天主教徒的疏远会使北爱尔兰一诞生就陷入不稳定。在1920年代早期最初的爱尔兰问题之后北爱尔兰时不时会有动乱事件发生，1940年代共和军有一场简短而成果有限的战役，在1950年代另有一场流产的战役，在1960年代早期北爱十分平静。

（十）但是有一个潜在的不稳定信号，那就是某些极端保皇派在1966年建立一个非法的准军事团体——阿尔斯特志愿军（名字来自1912年反权力下放民兵组织）。这个团体犯下三桩教派主义谋杀案，凶手被绳之以法，判刑入狱。该团体仍然存在并将在北爱问题中再次浮现，这些保皇派分子其中之一加斯蒂·斯班斯在为其长期效劳之后，为他的行为道歉并成为北爱主流政治成员之一。北爱问题广为人知的开端是在1968年，北爱尔兰民权协会（NICRA）的游行中暴动与骚乱此起彼伏，这个团体在1967年发动一场和平民权运动，借用美国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民权运动的语言和标志。NICRA寻求为北爱的天主教与民族派平反，他们特别希望终结不公正的选区划分，这将所有天主教徒限制在有限的选区内，使地方评议会失去代表性（特别是在德里市）；废止地方政府选举中的纳税人特权，这给新教徒（往往更加富有）超出比例的选举权；废除被看成针对民族派社区的特别权力法案（许可拘留和其他镇压手段）开始时，北爱总理特伦斯·奥尼尔对这场看来温和的运动赞赏有加，保证对北爱进行改革。但是他遭到许多联合主义强硬派分子强烈反对，其中包括威廉·克雷格与伊恩·佩斯理，后者指责他是“叛徒”。某些联合主义者马上怀疑民权协会是爱尔兰共和军的“特洛伊木马”，暴力活动在几场民权游行中发生，保皇分子用大棒攻击民权示威者。皇家阿尔斯特警队被广泛谴责为支持保皇派，亦被认为应对允许暴力活动负责。

（十一）多数保皇派仇视民权运动的行为与领导人煽动联合派群众的恐惧感，宣扬共和军不止在幕后支持民权协会，而且在计划一轮新的攻势有关。实际上共和军已经穷途末路，只有很少的武器，日益强调非暴力政治。北爱问题的第一轮爆炸活动（主要指向电厂和其他基础设施）是由保皇派的UVF在1969年进行的，旨在训练和栽赃给共和军。族群冲突在1969年恶化，一月一场“人民民主”组织从贝尔法斯特到德里的游行被保皇派在伦敦德里郡的本托雷特袭击，RUC被指责未能保护游行者，接下来的几月在德里和贝尔法斯特的民族派区域立起路障。这场骚乱在泽区暴动（1969年8月12日-1969年8月14日）到达顶点，一场大规模族群暴动在德里的警察和民族主义分子之间爆发，骚乱在泽区的天主教居民、警察与德里青年学徒成员之间爆发，因为后者沿着城墙游行时穿过泽区。警察和保皇派为一方、泽区居民为另一方的骚乱在英国军队派来恢复秩序之前持续两天，这场战役触发贝尔法斯特、牛里、斯特拉贝恩等地从1969年8月14日开始的教派骚乱，使很多人丧生，多所住房被焚烧。骚乱是由民族派为了支持泽区军民发起的示威引起的，在一颗手榴弹扔向一所警察局后骚乱升级。RUC作为回应部署装备勃郎宁机枪的装甲车，并在贝尔法斯特民族派的福尔斯路地区打死一名9岁男童。保皇派群众以攻击天主教地区作为对暴力活动的回应，孟买街、马德里街和其他天主教区街道的大部分被付之一炬，第一名被害的警察维克多·阿巴克尔是被保皇派而不是共和派射杀的。

（十二）民族派宣称皇家阿尔斯特警队在这些骚乱中辅助或至少没有积极反对保皇派，共和军也被自己的支持者广泛批评在1969年8月贝尔法斯特骚乱中没有能够保卫天主教社区，致使7人被害、750人受伤、1505家天主教徒无家可归，几乎是强占的新教徒房屋的五倍，一名天主教牧师报告说他的教区居民把共和军轻蔑地称作“跑路军”。北爱政府要求英国政府在北爱尔兰部署英军恢复秩序，民族派一开始欢迎军队，经常为士兵送水送饭，因为他们不信任警察的行动会不偏不倚。但是因为军队下手过重而被认为偏向联合派，这种关系迅速恶化，很多联合派分子将民权运动视为北爱问题的起因。他们坚持运动动摇政府，制造权力真空使准军事组织见缝插针。其他人主要但不是全部为民族派，坚持认为民权运动和伊恩·佩斯利与其他保皇派的反对，只不过是一个本身生来堕落，必定垮台的教派主义政府制度的先兆而已。1970年至1972年北爱尔兰经历政治暴力活动的大爆发，1972年到达顶峰，近500人丧生。这些年份里暴力升级有许多原因，联合派相信主要原因是脱离老爱尔兰共和军的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临时派共和军）的成立。

（十三）当老共和军（被称为正统派共和军的残余成员）拥抱非暴力群众运动时新的临时派共和军却决心发动“武装斗争”来反对英国在北爱的统治，新共和军希望展现“天主教社区保卫者”的教派特点，而不是像“正统派”一样寻求两个社区劳动阶级的联合。联合派将这场进行中的斗争看成是北爱问题的主要原因和持续因素，民族派则坚持认为暴力活动突发是因为民权运动的希望变成失望，而接下去的镇压直接针对他们的社区。他们指出这几年中的很多事件来支持这一观点，其中一例是1970年7月的福尔斯宵禁，3000人军队强行在贝尔法斯特民族派的下福尔斯地区实行宵禁，在与共和军的枪战中发射弹药1500多次，打死四人。另一件事是1971年引入未经审判的拘留制度，一开始就有350多人被捕，只有两个人是新教徒，只有一人是保皇派。由于情报不尽人意，很少一部分被拘留的人是真的共和派积极分子，但是有些人因为自己的不幸经历接下去变成共和派。在1971至1975年间1981人被拘留，1874人是天主教徒/共和派，107人是新教徒/保皇派，被拘留的人受到虐待甚至拷打的说法在民族派社区中广为流传，最感情化的是民族派指出1972年1月14名手无寸铁的民族派示威者被英国军队在德里射杀，这一天被称为血腥星期天。

（十四）临时派共和军在1969年下半年成立，立即因为对保皇派和警察袭击天主教社区后的反击行动中更富攻击性和战斗性而站稳脚跟，在1970年代的天主教贫民窟中作为“保卫者”获得支持。虽然正统派共和军内的改革派和马克思主义势力不断增加，他们也针对对现行的暴力活动和天主教社区与英国部队之间恶化的关系开展了自己武装斗争。从1970年以后正统派和临时派都与英国军队开展过武装对抗，1972年临时派的战斗密度极高，打死100名士兵，打伤500名，进行爆炸1300多次，大多数针对他们认为是“虚假经济”的商业目标。许多平民在爆炸活动中丧生，特别是在1972年7月的血腥星期五中22枚炸弹被安放在贝尔法斯特市中心。正统派共和军从来没有完全承认进行过武装行动，在1972年6月取消他们的战斗活动，但是临时派除了1972年临时停火与英国官员谈判之外，决定继续战斗活动直到爱尔兰统一的目标实现。保皇派准军事组织（包括阿尔斯特志愿军与新成立的阿尔斯特防卫协会）以针对民族派的教派主义暗杀活动作为对激增的暴力活动的反应，并简单地把天主教徒等同于民族派，其中的某些谋杀特别骇人听闻。比如香基尔屠夫案，犯罪人在殴打和折磨受害者之后杀死他们。临时派共和军也犯下教派主义谋杀罪行，例如在1976年1月他们为报复六名天主教平民被保皇派杀害而进行的1976年金斯米尔大屠杀，10名新教徒平民被机枪扫射致死。

（十五）政治暴力的另一个特点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不情愿或者被迫地从先前的混居区域中搬迁，例如在贝尔法斯特中新教徒被迫从列拿度搬出，天主教徒从拉斯库尔区和西谷地区，在德里市几乎所有的新教徒都逃到保皇派绝对多数的喷泉区与西侧地区。伦敦的英国政府看到北爱尔兰政府无力应对安全局势，于1972年暂停联合派掌控的斯多蒙特权力下放政府的运作，从伦敦进行“直接统治”。该政府解决许多民权运动关注的问题，比如重新划定选区边界以使其更具代表性，给予所有公民在地方选举中的投票权以及将公共住房的分配权转移到一个独立的北爱住房委员会。直接统治开始时被认为是一个短期计划，中期方案是在联合派与民族派双方都能接受的基础上恢复北爱自治，但是协议被证明难以达成，北爱问题在政治僵持的情况下持续到1970年代和1980年代。1973年主流民族派和联合派政党与英国和爱尔兰政府就桑宁代尔协定举行谈判，该协定旨在北爱尔兰内部产生政治解决方案，但是爱尔兰共和国政府在所谓的“爱尔兰因素”下牵涉进来，协定提供民族派和联合派之间的“权力共享”方案以及一个促进南北爱双边合作的“爱尔兰理事会”。北爱社会民主工党的肖莫斯·马龙指出桑宁代尔协议和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之间明显的相同之处，他以形容后者为“笨学生的桑宁代尔”而著称。

（十六）但是联合派却在桑宁代尔问题上分裂了，共和军也反对这一方案，他们的目标除了终结北爱作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以外别无其他。很多联合主义分子反对权力共享的计划，坚称与那些追求消灭本省的人（民族派）共享权力是不切实际。然而也许更重要的是联合派对“爱尔兰因素”和爱尔兰理事会的反对，后者被看成是全爱尔兰国会的预演版。社民工党地方议员休·罗格对都柏林三一学院的听众发表评论说，桑宁代尔是会把“联合派会推向一个统一的爱尔兰”的工具注定要失败。1974年1月布赖恩·福克纳以微弱差距失去在联合党内的领导权，被哈里·韦斯特取代。1974年英国大选给了反对桑宁代尔协议的联合派一个机会测试联合派对“都柏林就是桑宁代尔的未来”这句口号的态度，结果令他们的反对者大惊失色，他们赢得12个席位中的11席，赢得58%的选票，其他选票大多数流向民族派和支持桑宁代尔协议的联合派。但是最终桑宁代尔协议被保皇派（主要是当时人数超过2 0000人的阿尔斯特防卫协会）和新教徒工人的群众活动所推翻，后者建立阿尔斯特工人理事会，他们组织一场总罢工（阿尔斯特工人理事会罢工）。该罢工使北爱所有商业活动停止，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如供水供电）也被切断。民族派坚称英国政府没有尽力停止罢工，提高桑宁代尔协议的执行门槛。但是就事论事时面对如此坚决的反对，赞成桑宁代尔协定的联合派只得从权力共享政府辞职，使新政府倒台。

（十七）1970年代的之后几年中暴力活动持续不断，临时派共和军在1975年宣布停火，但是在1976年回归暴力活动。至此他们已经失去在1970年代早期的希望，即可以迅速迫使英国从北爱尔兰撤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被称为“持久战”的战略，包括较低烈度的但更持久且可以无限持续的暴力活动，而正统派共和军在1972年的停火却成为永久性的。“正统派”的活动也逐渐演变为完全拒绝暴力的爱尔兰工人党，但是1974年从“正统派”当中分裂出来的一个分支——爱尔兰国民解放军仍然继续暴力活动。1970年双方民众对战争的厌倦已经显现，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被称为“和平人民”的组织成立，并在1976年赢得诺贝尔和平奖。和平人民组织大型的示威呼吁准军事组织停止暴力，但是他们的活动在呼吁民族派向安全部队提供共和军的情报后失去动力。军队和警察在很多天主教地区非常不受欢迎，此举被看作欠缺客观理性。在贝尔法斯特的一张描绘1981年爱尔兰绝食抗议的壁画，历任英国政府都在尝试取得使北爱“正常化”的政治解决方案上无功而返，问题包括废除不加审判的拘留和取消准军事组织囚犯的政治犯地位。从1976年开始准军事组织由无陪审团的迪普洛克法庭审判，以免陪审员受到胁迫，如果有罪时被告会被当作一般的罪犯处理。共和派囚犯对这一政策的反抗导致在梅兹监狱超过500人的毛毯示威和秽物示威，他们的示威在1980年和1981年的绝食示威中到达顶峰，目标是恢复政治犯地位。

（十八）1981年爱尔兰绝食抗议中十名共和派囚犯（七名为临时派共和军，三名为爱尔兰民族解放军）饿死，第一名饿死的抗议者鲍比·桑兹由反拘押票选入国会，桑兹死后由他的代理人欧文·卡龙接替议席。绝食示威被证明是牵动民族派社区的感情的事件，超过10万人参加了在双溪的圣路加教堂举行的葬礼，群众也参加接下来的其他葬礼。从爱尔兰共和派的观点来看这些事件的重要性在于显示一种政治和选举的策略的潜力，在绝食者的守灵式上新芬党（临时派共和军的政治组织）开始首次在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同时进行竞选。1986年新芬党承认爱尔兰警察的合法性，使得一小部分强硬共和派分裂组成共和新芬党，联合派的观点看绝食表明民族派社区支持恐怖主义，而这种感觉加深教派对立。双方的准军事行动继续着，直到共和派和保皇派分别在1994年停火（“未经认可”的谋杀，如仇杀和与贩毒有关的谋杀，至今仍然继续发生）。死于1980和1990年代的人比1970年代的少，但是看起来永无止境的政治暴力活动的持续，令社会满目疮痍。共和军的“持久战”在1986受到利比亚捐助大量武器的支持而甚嚣尘上，因为穆阿迈尔·卡扎菲对撒切尔政府协助里根政府轰炸的黎波里感到愤怒，卡扎菲的一个孩子被炸死。虽然死于共和军之手的士兵少了，但他们的暗杀和炸弹袭击的能力却显得无边无际。

（十九）共和军的很多行动指向当地的联合派目标，比如下班的警察、兼职官兵和新教徒平民，共和军也将目标指向受雇于警察局和军事基地的建筑工人、清洁工和其他工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有。1980年代中期保皇派准军事组织【包括阿尔斯特防卫协会（UDA）、阿尔斯特志愿军（UVF）与阿尔斯特抵抗运动】从南非进口武器弹药，获得的武器在UDA、UDF和抵抗运动之间平分，导致对天主教徒的暗杀行动升级，虽然某些武器（比如火箭弹）因为保皇派没有能力使用而几乎不用，这些谋杀是为了回应1985年英爱协定给予爱尔兰政府对北爱尔兰内政的“咨询方地位”（勾结治安部队与保皇派准军事组织）。冲突的一个令人反感和充满争议的方面就是已经证实的政府安全部队和保皇派准军事组织的勾结，这是一份2006年5月3日被亲民族派报纸《爱尔兰新闻》网站“新闻追击”披露的文件显示的问题，这份英国政府1970年早期的文件声称英国部队如阿尔斯特防卫旅（UDR）和保皇派准军事组织之间有人事重叠。文件包括一份题为“UDR的腐化”的文件，描述诸多细节。在1973年估计5-15%的UDR士兵与保皇派准军事组织有直接联系；据信新教极端团体最好的单独武器来源，和唯一的重要的现代化武器来源是UDR；对UDR部队效忠于阿尔斯特而不是女王政府有担忧；英国政府知道在保皇派准军事组织对新教徒平民的谋杀和未遂谋杀中使用UDR的武器。

（二十）1973年虽然知道英国军队向保皇派准军事组织递交200件以上的武器，但英国政府仍然继续增强UDR在北爱尔兰“维持秩序”的角色，这是更广泛的镇压共和军暴力活动的正常化、阿尔斯特化与刑事化战略的一部分。1970年皇家阿尔斯特警队反恐部队——特别巡逻队涉及协助与参与一连串在阿尔斯特中部的教派谋杀，包括1976年的雷维-奥道德杀人案，两名特别巡逻队成员——约翰·维尔和比利·麦考希在1980年被判有罪，罪名包括一桩1977年的谋杀案、一次对基迪酒吧的袭击和绑架一名天主教牧师。他们牵连出犯下至少另外11桩谋杀案的直接同事们，而且作证说他们是一个更广泛的、牵涉到RUC特别分队、英国军事情报局和UVF的阴谋的一部分，特别巡逻队在他们认罪后解散。民族派的帕特·芬努凯恩中心宣称维尔和麦考希提到的英国军队、RUC、UDR和UVF成员，他们称为“格伦内恩帮”，应对1970年代的87桩杀人案负责，包括1974年都柏林和蒙那汉炸弹袭击事件与1975年的迈阿密巡回乐队杀人案。有迹象显示军队和警察的内部成员曾经在1980年代后期向保皇派透露情报用来锁定共和派积极分子，在1992年一名在UDA内部的英国特工布赖恩·内尔森揭露军队曾在他进行的包括谋杀和贩运军火在内的活动中充当共犯，据了解英国军队和阿尔斯特警队通过称为武力研究局的英国情报组织与内尔森和UDA合作。从1990年后期开始保皇派也向诸如彼得·泰勒之类的记者，证实他们从保安部队那里接受关于共和派目标的文件和情报。

（二十一）在一份2007年1月22日递交的报告里警方调查员诺拉·奥罗恩叙述阿尔斯特志愿军线人犯下包括谋杀在内的系列罪案，并完全了解受害人的情况，该报告证明特别分队的军官制造假证，阻挠证据搜查以及在笔录时关照嫌犯。民主联合党地方议会议员与前警察协会主席吉米·斯普拉特说：“如果该报告有一丝可信的证据，我们就可以预期有人会控告前任警官。既然没有指控，那么公众应该收回结论，非常清楚的是报告并没有多少事实基础。”但是北爱事务大臣彼得·海恩说他“相信根据今天的报告至少会提起一项指控。彼得·海恩还说：“接下来还有很多指控的机会，某些退休警官阻碍调查与拒绝和警方调查员合作的事实本身是非常严重的。参与其中的人会尝到后果，相关方面应该采取行动。”但是就犯罪本身性质来说指控成立的机会非常小，证据被销毁、变造或者故意未被收集后证实任何指控都非常困难。民主联合党地方议会议员与前警察协会主席吉米·斯普拉特的推论因此是不成立的，因为正如彻底报告所言罪案被特别设计以阻挠司法程序并获得成功。不仅如此共和派分子宣称安全部队执行一项“格杀勿论”政策，对于爱尔兰共和军将直接枪杀而非逮捕。安全部队否认此一论述，并且指出例如在1987年爱尔兰共和军东泰伦旅八名人员于Loughgall地区被杀的事件中那些准军事部队被杀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着重装备。

（二十二）但是10个月后SAS在直布罗陀枪杀3名没有武装的共和军成员，此类事实恰恰证实共和派和英国与爱尔兰媒体的怀疑，英国默许对共和军恐怖分子采取“格杀勿论”的政策。从1983年起由杰里·亚当斯领导的新芬党开始寻求一条用谈判结束冲突的道路（虽然共和军继续武装斗争），尽管亚当斯知道这是一条漫漫长路，在1970年代他自己预计战争还会持续20年，这是他在与约翰·休谟（社民工党领导人）的公开谈话和与政府官员的秘密会谈上表明的。保皇派也在幕后参与结束暴力的对话，与英国和爱尔兰政府通过新教牧师（特别是长老会的罗伊·马吉神父与圣公会大主教罗宾·埃姆斯）进行联络。在幕后政治你来我往一拖再拖之后保皇派与共和派准军事组织在1994年宣布停火，在此之前的一年由于暴行不断情势特别紧张。UDA与UVF杀害更多天主教徒（在1993年平民的死亡人数第一次超过共和分子），共和军以1993年10月的香基尔路爆炸案作为回应计划铲除UDA领导层，但是却有9名新教徒平民受害，UDA接下去以在伦敦德里郡的灰铁村大屠杀和城石村枪击案作为报复。在1994年6月16日停火之前民解在香基尔路的枪战中打死两名UVF成员，作为报复时三天之后UVF在唐郡的湾岛村枪击一家酒吧，共和军在月底停火之前打死四名保皇派高级成员，三人来自UDA，一人来自UDF。

（二十三）对于停火之前暴力活动沉渣泛起有多种解读，一种理论是保皇派害怕代表濒临被联合王国“出卖”危险的和平进程，因此逐渐增加暴力活动；另一个解释是共和派要在他们的战斗结束前算清旧账，而且希望以军事优势而不是劣势的姿态进入政治进程。最终在1994年8月临时派共和军宣布停火，临时集结在联合保皇派军事司令部之下的保皇派准军事组织六周之后作出对等回应，虽然这些停火宣言并没有阻止之后的暴力活动，但是他们标志着长久以来北爱问题产生的暴力活动的一个具有实效的终点，因为它铺平通往最终停火的道路。1996年2月9日在签署停火协议不到两年之后共和军撤销停火，当天晚些时候一个重达半吨的炸弹在伦敦的夜莺码头地区爆炸，炸死两人，给伦敦金融城造成8500万英镑损失。停火的失败被归咎于英国政府拒绝在共和军放下武器之前开始超党派的谈判，更多的袭击紧随而来，最引人注目的是1996年6月15日的曼彻斯特爆炸案，摧毁市中心的一大部分。这是在二战之后英国最大的一起爆炸袭击，但是这次袭击因为电话警告没有人死亡，不过仍有超过200人在袭击中受伤。共和军在1997年7月之后恢复停火，因为关于日后被称为耶稣受难日协议的文件谈判已经在没有新芬党的情况下开始进行，同年9月新芬党签署米切尔原则并被邀请参加对话。

（二十四）UVF是第一个由于停火而导致分裂的准军事组织，在1996年产生出保皇派志愿军。1997年12月爱民解暗杀保皇派志愿军领导人比利·莱特，导致保皇派团体的一系列对天主教徒的仇杀。另外两个从临时派共和军分裂出来的强硬派组织——真正共和军与持久共和军反对临时派的停火，继续进行爆炸袭击。1998年8月一枚真正共和军的炸弹在奥马炸死29名平民（与两名胎儿)，这起暴行使共和派“异议分子”和他们的武装行动在大多数民族派眼中名誉扫地，他们成为人少、没有影响的团体。在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定通过后爱民解也宣布停火，从那时起多数准军事暴力活动指向内部，针对他们自家社区和组织内部的其他派别。比如UDA从2000年开始和保皇派自己人，UVF有两次内讧且被组织内部各个“旅长”的不和与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弄得七零八落。在民族派一方自相残杀的趋势没有特别突出，但是临时派共和军被指责杀害至少一名双重间谍（丹尼斯·唐纳森），它的成员被指控胁迫与驱逐天主教徒，袭击成年男女，而且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杀害像罗伯特·麦卡特尼、马修·依纳爵·伯恩斯和安德鲁·科尔尼等青年人。共和军在2005年八九月间解除大部分武装，意味着它在不远的将来不再拥有进行长期军事活动的能力，保皇派此时仍没有表现解除武装的意愿。

（二十五）停火之后谈话在北爱尔兰主要政党之间展开，旨在达成政治协议。这些对话最终产生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这个协议在“权力共享”的基础上恢复北爱尔兰自治政府。1999年建立由四个主要政党，包括新芬党组成的执行会议。其他改革措施包括警察机构改革（更名为北爱尔兰警察）与要求招收最低限额的天主教徒，但是权力共享的执行会议和议会在2002年被暂停运作，临时派共和军在新芬党办事处的间谍网（随后显示是由一名英国密探丹尼斯·唐纳森建立的）暴露之后联合派退出政府，这是联合派与新芬党之间由于共和军未能完全有效地快速解除武装而在关系紧张的表现。2005年9月共和军的武装已经令大多数人满意地完全解除，但是民主联合党继续对共和派宣称“战争结束”保持警惕。协议之后北爱尔兰政治的一个特点就是在选举意义上相对温和的政党（比如社会民主工党和阿尔斯特联合党）被更加极端的政党——新芬党和民主联合党超越，同样地虽让政治暴力大量减少，但教派仇视并没有消失，天主教民族派和新教保皇派居住区反而比以前更加形同陌路，因此恢复权利共享制度的进程长路漫漫、曲折迂回。不过虽然和平进程慢条斯理但为了协助该进程与给予受北爱问题影响，人们在社区内的话语权的运动此起彼伏，特别是在巴里卡斯尔的柯里米拉协会教授已经被阿尔斯特计划采用的消除偏见模式，用来改善国内新教和天主教家庭之间的关系。

大萧条

（一）大萧条在1929年至1933年之间发源于美国，在后来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其中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未受到影响，相反还完成五年计划。这一危机具有持续时间长、范围广、破坏力强的特点，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也就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大萧条是现代社会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不仅导致长期的大规模失业也改变社会关系，摧毁执政政府，帮助纳粹党及法西斯上台，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29年美国经济日趋繁荣，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在1921年平均仅为67（1923年至1925年为100），但到1928年7月上升到110，到1929年6月时则上升到126。给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美国股票市场的行情，实业家、学究式的经济学家和政府领导人都表示对未来充满信心，财政部长安德鲁·威廉·梅隆也于1929年9月向公众保证：“现在没有担心的理由，这一繁荣的高潮将会继续下去。”1929年10月29日人群聚集在纽约华尔街，当天的股市暴跌，美国的大萧条耗尽美国原本可用于欧洲投资的资本。1929年秋天股票市场的价格跌到最低点，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随之而来，而且萧条的强烈程度和延续时间的长久都是空前的。造成这意想不到结局的一个原因似乎是严重的国际经济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大规模地成为债权国时发展起来的。

（二）英国在大战以前已是债权国，但它将来自海外投资和贷款的收入用来支付长期的入超。相反美国则通常都是贸易顺差，而且由于国内政治原因使关税保持在高水平，这种贸易顺差也就被加大。20世纪20年代因不少国家支付战争债务导致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美国的黄金贮藏量在1913年至1924年间从19.24亿美元增加到44.99亿美元，即世界黄金总贮藏量的一半。有好几年时间这种不平衡都是因美国在国外的大规模贷款和投资而被抵消，1925年至1928年间美国平均每年的对外投资总额达到11亿美元，这种情况最终加强不平衡，不可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由于支付款到期让债务国不得不减少从美国进口的商品，美国某些经济部门（尤其是农业）也就受到损害，此外有些感到必须拖欠欠款，这就动摇美国的某些金融公司。美国经济的不平衡与国际经济的不平衡一样严重，其根本原因在于工资落后于不断上升的生产率。从1920年到1929年工人每小时的工资只上升2%，而工厂中工人的生产率却猛增55%，农民的实际收入也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跌、租税和生活费用的日益上升而正在减少。1910年每个农场工人的收入还不到非农场工人收入的40%，而到1930年时这一比例已低于30%，农村的这种贫穷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当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三）美国银行业的弱点是促成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的最后一个因素，当时有许多独立的银行在经营，有些银行缺乏足够的财力来战胜金融风暴。因此当一家银行倒闭时恐慌传播开来，储户便会纷纷赶到其他银行去提取存款，从而也就引发一个破坏整个金融结构的连锁反应。对于经济大衰退（1929年—1933年）时经济学界有各种各样的商业循环理论，在分析大萧条的原因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于萧条原因最好的说明，也许就是一个或几个社会集团支出减少的幅度超过其它社会集团支出增加的幅度。1929年消费者购买国民生产总值的72%，工商业者投资消费18%，美国各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使用略少于10%，其余的用于出口。在1929—1930年由于投资者和消费者减少150亿美元的支出，国民生产总值的支出减少140亿美元。政府支出虽稍有增加，但其影响微不足道。反映投资和消费支出有所减少的是劳动力市场上解雇和失业增多，工商业的销售额和利润降低，根据上述分析后可见只要查明消费者支出和企业投资之所以减少的来由就能确定这次大萧条的产生原因。在二十年代已经存在着当时被人忽视或漠视的若干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趋向，而农业一直没有从战后萧条中完全恢复过来，农民在这个时期始终贫困。此外所谓工业部门工资水平较高，其中不少是假象，在这十年内新机器的应用把大批工人排挤掉。

（四）在1920—1929年工业总产值增加50%，而工业工人人数却没有增多，交通运输业职工实际上还有所减少。在工资水平很低的服务行业，工人增加最多，其中毫无疑问也包括许多因技术进步而失业的技术工人。因此那些表示工资略有提高的统计数字，看来没有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由于工农群众是基本消费者，这两类人遇到经济困难对消费品市场一定会有影响，在这些情况下二十年代广告的扩大和分期付款赊销的增加就会产生不良后果，分期付款赊销竭力膨胀消费品市场。1924—1929年分期付款销售售额从20亿美元增为35亿美元，由此可见其增长率大得惊人，无庸置疑采用分期付款的赊销办法增加小汽车、收音机、家具、家庭电气用具等耐用消费品的销售额。然而分期付款销售办法的推广使用也表明这样一个事实，不增加贷款的话消费品市场就不可能容纳工业部门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而且从经济观点来看这种销贷方式本身孕育着某种危险性。只要削减消费信贷即分期付款赊销，消费者的购置就很可能减少，1929年就发生这种情况。二十年代工业生产之所以能扩大，是由于对新工厂、新设备的巨额投资，这项投资使建筑业、机床制造业以及钢铁工业等有关部门雇用大批工人，因此资本支出或投资一减少，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工人就会大批失业。

（五）1929年消费品市场容纳不了增产的商品，也就不再需要扩充厂房和设备。1929年美国整个工业的开工率只达到80%，在这些条件下无怪乎投资额（用1958年美元计算）从1929年的404亿美元降为1930年的274亿美元，进而减少到1932年的47亿美元。投资的缩减则导致生产资料生产企业的破产和工人的失业，这个问题因住房建筑的减少而更加严重起来。住房营造在1925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后就江河日下，1929年动工兴建的住房只有50万幢（1925年有100万幢）。1927年以后汽车工业也急剧衰落，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工人失业会使消费品的销售额减少，从而导致消费品生产部门工人的失业。而消费品销售额的减少又反过来使投资进一步缩减，这两大部类愈演愈烈的相互作用驱使生产日益下降，失业率不断上升，甚至诸如低税率和高利润等有利因素也可能助长危机自爆发，事实上那个时期增加的收入大半落入少数人或少数家族的腰包。1934年布鲁金斯研究所发表的一篇研究二十年代经济问题的论文这样写道：“美国呈现出了收入分配日益不均的趋势，至少在二十年代前后是如此。这就是说这个时期人民群众的收入有所增长，而上层阶层的收入水平提高得更快。由于随着上层阶层高额收入的实现，他们的收入中节约部分增加得比消费部分快，也就出现大富豪及其家族把积累的收入越来越多地作为投资的趋势。”

（六）从经济观点来看二十年代收入的分配有紧缩消费来增加投资的趋向，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出消费者手头钱多些，投资者手里钱少些，国民经济也许会稳定些。1929年在某种程度上由银行信用造成的股票市场的繁荣也反映资金过剩，使资本家投资于购建厂房设备无利可图。二十年代的繁荣主要归因于自然资源充裕，工农业生产增长，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消费扩大和对外贸易兴旺。然而许多美国人的贫困处境和国民经济之间存在某些薄弱环节导致大萧条的爆发，尽管如此但直到二十年代末大多数美国人还盲目乐观地相信繁荣仍将继续下去。1920年代被称为“新时代”，财富和机会似乎向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美国人敞开自己吝啬的大门，整个社会对新技术和新生活方式趋之若鹜，“炫耀性消费”成为时代潮流。胡佛总统也认为：“我们正在取得对贫困战争决定性的前夜，贫民窟将从美国消失。”所谓炫耀性消费指的是富裕的上层阶级通过对物品的超出实用和生存所必需的浪费性、奢侈性和铺张浪费，向他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金钱财力和社会地位以及这种地位所带来的荣耀、声望和名誉。1929年10月24日美国迎来它的“黑色星期四”（美国华尔街股市的突然暴跌事件），这一天美国金融界崩溃，股票一夜之间从顶巅跌入深渊，价格下跌之快连股票行情自动显示器都跟不上。

（七）黑色星期四是指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美国华尔街股市的突然暴跌事件，1929年10月29日这天是星期二，而且这天的纽约股市暴跌达到极点，因此也有人用“黑色星期二”来指这次事件。这一天纽约股票市场崩溃，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由此开始。1929～1933年发生在美国的那场经济危机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因造成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导致百业萧条，史称“大萧条”。 1929年10月24日美国迎来它的“黑色星期四”，这一天美国金融界崩溃，股票一夜之间从顶巅跌入深渊，价格下跌之快连股票行情自动显示器都跟不上。1929年10月29日星期二纽约股市暴跌至极点，因此也有人用“黑色星期二”来指这次事件。此后短短两个星期内共有300亿美元的财富消失，相当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总开支。随着股票巿场的崩溃，美国经济随即全面陷入毁灭性的灾难之中，可怕的连锁反应很快发生，例如疯狂挤兑、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成千上万的家庭因交不上按揭房的月供被赶出家门，他们只好用木板、旧铁皮、油布甚至牛皮纸搭起简陋的栖身之所，有些甚至露宿街头、四处流浪。

（八）1919年一战结束后新设备、建设等市场需求都很疲软，经济增长的很缓慢，可供投资的领域很少，企业的闲余资金开始流向证券市场。大量的资金找不到投资的地方，进入证券市场后股票价格出现暴涨，以几倍于实际价格的价格买入抛出，从而导致泡沫现象严重起来。股票价格的上涨导致投到股票上的钱更多，证券市场出现过热现象，每天都在刷新记录。但是到了1929年10月24日在“黑色星期四”这天泡沫一下子破裂，股价暴跌，高价的股票一夜之间成为废纸，抢着购入证券的企业和个人一夜之间沦为穷光蛋。在1929年10月以前华尔街股市出现持续7年左右的繁荣，所有股票价格都节节上升。1929年9月初一位统计学家预言美国将出现空前规模的大萧条，琼斯指数即下跌10点。随后胡佛总统声称美国经济从根本上看是健全的，股市再次大规模攀升，但整个华尔街已笼罩一种警觉气氛。到10月24日出现空前的抛售风潮，一天内有12894650股股票易手。在10月28日的“黑色星期一”股指更是狂泻13%，到10月29日股市崩溃达到极点，有1638万股股票易手，再跌22%，再次打破历史记录，损失比协约国所欠美国的战债还大5倍。

（九）在此期间尽管一些金融巨头曾试图挽救股市，比如摩根公司代理人理查德·惠特尼曾一举吃进一万股钢铁公司股票等，但无济于事，股市一泻千里。这一狂泻一直持续到1932年中期，历经34个月，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87.4%，跌幅最大的是冶金、机械、汽车、电力、化工等行业股票，跌幅均在90%以上。纽约的股市暴跌还波及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奥地利、瑞典、挪威和荷兰，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持久的股市下跌风潮，从那时起世界金融和经济发展陷入长期的萧条之中。在1932年7月到达历史低谷后直到1954年才回到1929年的最高水平，实体经济方面到1933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由2036亿美元降至1415亿美元，企业倒闭85600家，工业生产降幅55.6%，进出口减少77.6%，银行倒闭10500家（占总数的49%），失业率达到25%。1929年10月29日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所有的人都陷入抛售股票的漩涡之中，股指从之前的363最高点骤然下跌平均40个百分点，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眼睁睁看着他们一生的积蓄在几天内烟消云散。

（十）这是美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是美国历史上影响最大、危害最深的经济事件，影响波及西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此后美国和全球进入长达10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因此这一天被视作大萧条时期开启的标志性事件，由于正值星期二，被称为“黑色星期二”。从1929年10月29日到11月13日短短的两个星期内共有300亿美元的财富消失，相当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总开支，但美国股票市场崩溃不过是一场灾难深重的经济危机爆发的火山口。1926年秋在20年代的投机狂潮中被炒得离谱的佛罗里达房地产泡沫首先被刺破，然而这丝毫没有给华尔街的疯狂带来多少警醒，从1928年开始股市的上涨进入最后的疯狂。事实上在20年代，美国的许多产业仍然没有从一战后的萧条中恢复过来，股市的过热已经与现实经济的状况完全脱节。1929年3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将紧缩利率以抑制股价暴涨，但美国国民商业银行的总裁查尔斯·米切尔从自身利益考虑向股市中增加资金投入以避免下跌，股票经纪商和银行家们仍在极力鼓动人们加入投机。甚至一些著名的学者也失去冷静，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这位大经济学家不仅自己融进投机者的行列，而且还在公开演讲中宣称：“股票价格已达到某种持久的高峰状态。”

（十）1929年夏股票价格的增长幅度超过以往所有年份，崩溃已经近在眼前。9月3日华尔街的一位统计学家罗杰·巴布森在华尔街的金融餐会上说了一句话：“股市迟早会崩盘！”这句话被《道琼斯金融》发表。其实这位先生在此前的两年中一直重复着这句话却只被人们当做笑谈，没想到这次竟一语成谶。此话不久就传遍全美国，投资者信心开始动摇，股市立刻掉头向下。股市下跌的消息惊动胡佛总统，他赶紧向新闻界发布讲话说：“美国商业基础良好，生产和分配并未失去以往的平衡。”有关的政府财政官员也出面力挺股市。但此时人们的神经已经异常脆弱，股市在经过昙花一现的上扬后就开始噩梦般的暴跌。1929年10月的最后10天集中证券史上一连串著名的日子，10月21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市即遭大笔抛售，全天抛售量高达600多万股，以致股市行情自动记录器到收盘1小时40分后才记录完最后一笔交易。10月23日形势继续恶化，《纽约时报》指数下跌31点。10月24日这一天是股市灾难的开始，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四”。早晨刚刚开市股价就如决堤之水轰然下泄，人们纷纷脱手股票，全天换手1289.5万股。

（十一）纽约数家主要银行迅速组成“救市基金”，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理查德·韦尼亲自购入股票，希望力挽狂澜，但大厦将倾而独木难支。10月25日胡佛总统发表文告说：“美国的基本企业（即商品的生产与分配）是立足于健全和繁荣的基础之上的。”力图以此刺激新一轮投资。然而过了一个周末一切挽救股市的努力都白费了。10月28日史称“黑色星期一”，当天纽约时报指数下跌49点，道琼斯指数狂泻38.33点，日跌幅达13%，这一天已经没有人再出面救市。10月29日最黑暗的一天到来，早晨10点钟纽约证券交易所刚刚开市，猛烈的抛单就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人人都在不计价格地抛售，经纪人被团团围住，交易大厅一片混乱。道·琼斯指数一泻千里，至此股价指数已从最高点386点跌至298点，《纽约时报》指数下跌41点。当天收市，股市创造1641万股成交的历史最高纪录，一名交易员将这一天形容为纽约交易所112年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天”，这就是史上最著名的“黑色星期二”。11月股市跌势不止，滑至198点，跌幅高达48%。翌年股市凭借残存的一丝牛气，在1～3月大幅反弹。并于4月重新登上297点。

（十二）此后又急转直下，从1930年5月到1932年11月股市连续出现6次暴跌，道·琼斯指数跌至41点。与股灾前相比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价由每股262美元跌至21美元，通用汽车公司从92美元跌至7美元。在这场股灾中数以千计的人跳楼自杀，欧文·费雪这位大经济学家几天之中损失几百万美元，顷刻间倾家荡产，从此负债累累，直到1947年在穷困潦倒中去世。这次股灾彻底打击投资者的信心，人们闻股色变，投资心态长期不能恢复。股市危机、银行危机与整个经济体系的危机是个相互推动的恶性循环，股市暴跌后投资者损失惨重，消费欲望大减，商品积压更为严重。同时股市和银行出现危机使企业找不到融资渠道，生产不景气，反过来又加重股市和银行的危机，国民经济雪上加霜。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经济危机又引发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5000万人失业，无数人流离失所，上千亿美元财富付诸东流，生产停滞，百业凋零。纽约股市崩溃发生之后美国参议院即对股市进行调查，发现有严重的操纵、欺诈和内幕交易行为，1932年银行倒闭风潮又暴露出金融界的诸多问题。

（十三）在痛定思痛、总结教训的基础上从1933年开始新任总统罗斯福政府对证券监管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以法律为基础的监管构架，重树广大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保证证券市场此后数十年的平稳发展，并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仿效。这样以1929年大股灾为契机，一个现代化的、科学的和有效监管的金融体系在美国宣告诞生。经历大混乱与大崩溃之后美国股市终于开始迈向理性、公正和透明，此后经过罗斯福新政和二次大战对经济的刺激，美国股市逐渐恢复元气，到1954年终于回到股灾前的水平。大萧条中农业资本家和大农场主大量销毁过剩的产品，用小麦和玉米代替煤炭做燃料，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使这条河变成银河。城市中的无家可归者用木板、旧铁皮、油布甚至牛皮纸搭起简陋的栖身之所，这些小屋聚集的村落被称为“胡佛村”，流浪汉的要饭袋被叫做“胡佛袋”。由于无力购买燃油而改由畜力拉动的汽车叫做“胡佛车”，甚至露宿街头长椅上的流浪汉上盖着的报纸也被叫做“胡佛毯”。而街头上的苹果小贩则成了大萧条时期最为人熟知的象征之一，在那些被迫以经营流动水果摊讨生活的人中有许多从前是成功的商人和银行家。

（十四）股票市场的大崩溃导致持续四年的大萧条，这次经济危机很快从美国蔓延到其他工业国家，对千百万人而言生活成为吃、穿、住的挣扎。各国为维护本国利益加强贸易保护的措施和手段，进一步加剧恶化世界经济形势，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根源。大萧条也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大萧条期间有400万中学生中途辍学；许多人忍受不了生理和心理的痛苦而自杀；社会治安日益恶化，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失业。在美国失业人口总数达到830万，在美国各城市中排队领救济食品的穷人长达几个街区。英国有700万人失业，不得不排着更长的队伍等候在劳务交易市场内。这次美国经济大萧条造成的灾难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次美国经济大萧条1930年～1933年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发生遍及全美国的大饥荒和普遍营养不良，导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最保守估计至少有700万人死亡，约占当时美国的7%，美国30年代大萧条中千百万人必须像畜生一样才能活命。1929年10月28日纽约证券交易所股指暴跌13%，第二天道琼斯指数一泻千里，暴跌22%。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经济危机拉开序幕，迎接人们的是长达10年的大萧条。

（十五）1932年有200万美国人到处流浪，其中有25万以上是在16~21岁之间，这些被当时媒体称为大萧条时期的漂泊无依的人中有两手空空的佃农；有因为大旱三年、离乡背井的农场主；有一大批刚从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青年；还有忽然失业的愁眉苦脸的中年汉子带着生病的婴儿。这些人天天奔波、居无定所，而这些人当中不乏衣冠楚楚的中产阶级，例如意气风发的银行行长或者曾在著名报纸上发表评论的名作家在如今却在夜间敲门讨饭或蜷缩在城市排队领面包的人群里，这是自1929年“黑色星期二”开启的大萧条以来美国人真实生活的一个缩影。据1932年9月的《财富》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此数接近人口总数的28%。而且这个研究报告一如其他报告，那正在另一种地狱里受难的1100万户农村人口是不包括在内的。关于找工作情况在1932年前后传说的很多，有些听来离奇，却一点不假。确实有人通宵守在底特律职业介绍所门口；确实有一个阿肯色州人为了找工作步行900英里；曼哈顿六号大街某职业介绍所招聘300人，确实有5000人来应聘；华盛顿州确实有人到树林里放火，为的是人家能雇他当救火员。在那样一个经济萧条的年代有1500万以上的人到处找工作，可是哪里也没有工作做。《商业周刊》做过调查证实有不少人不再喜欢美国，有的已经离开美国，有的正设法离开，30年代初期迁居国外的人数年年超过迁入的。

（十六）经历大萧条的人们在思想上发生转变，工人从20年代的麻木状态中清醒过来，发动富有战斗性的罢工。自由主义者被苏联的繁荣吸引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保守主义者由于惧怕布尔什维克主义，日益转向法西斯主义。1933年初富兰克林·罗斯福取代焦头烂额的胡佛，当选为美国第32届总统。他针对当时的实际，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大刀阔斧地实施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机的政策措施，历史上被称为“罗斯福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三R”来概括，即复兴、救济、改革。由于大萧条是由疯狂投机活动引起的金融危机而触发的，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也先从整顿金融入手，在被称为“百日新政”（1933年3月9日至6月16日）期间制订的15项重要立法中有关金融的法律就占了1/3。罗斯福于1933年3月4日宣誓就任总统时全国几乎没有一家银行营业，支票在华盛顿已无法兑现。在罗斯福的要求下3月9日美国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决定对银行采取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对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允许尽快复业。从3月13日至15日已有14771家银行领到执照重新开业，与1929年危机爆发前的25568家相比淘汰10797家。罗斯福采取的整顿金融的非常措施，对收拾残局、稳定人心起了巨大的作用，公众舆论评价称这个行动犹如黑沉沉的天空出现的一道闪电。罗斯福在整顿银行的同时，还采取加强美国对外经济地位的行动。

（十七）从1933年3月10日宣布停止黄金出口开始，采取一个接一个的重大措施。4月5日宣布禁止私人储存黄金和黄金证券，美钞停止兑换黄金；4月19日禁止黄金出口，放弃金本位；6月5日公私债务废除以黄金偿付；1934年1月10日宣布发行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的30亿美元纸币，并使美元贬值40.94%，通过美元贬值加强美国商品对外的竞争能力。这些措施对稳定局势、疏导经济生活的血液循环产生重要的作用。在“百日新政”期间罗斯福在解决银行问题的同时，还竭力促使议会先后通过《农业调整法》和《全国工业复兴法》，这两个法律成了整个新政的左膀右臂。罗斯福要求资本家们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订出各企业生产的规模、价格、销售范围。给工人们订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从而限制垄断、减少和缓和紧张的阶级矛盾。在得到大企业的勉强支持后罗斯福随之又尽力争取中小企业主的支持，他说大企业接受工业复兴法固然重要，而产生丰硕成果的领域还在于小雇主们，他们的贡献将是为1至10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这些小雇主实际上是国家骨干中极重要的部分，而罗斯福的计划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中小企业的发展为美国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复苏发挥积极的作用。

（十八）新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救济工作，1933年5月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将各种救济款物迅速拨往各州。第二年又把单纯救济改为以工代赈，给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维护失业者的自力更生精神和自尊心。罗斯福执政初期全国1700多万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维持生计全靠州政府、市政府及私人慈善事业的帮助和施舍，但这部分财源相对于如此庞大的失业大军无异于杯水车薪，解决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只有联邦政府才能办到。罗斯福新政的第一项措施就是促请国会通过的民间资源保护队计划，该计划专门吸收年龄在18岁到25岁中身强力壮而失业率偏高的青年人，从事植树护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筑、开辟森林防火线和设置森林望塔。第一批招募25万人，在遍及各州的1500个营地劳动。到美国参战前先后有200多万青年在这个机构中工作过，他们开辟740多万英亩国有林区和大量国有公园。平均每人每期干9个月，月工资中拿出绝大部分作赡家费，这样在整个社会扩大救济面和相应的购买力。对于千千万万依赖州、市养活的人们时罗斯福还敦促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救济机构，合理划分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的使用比例，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地方政府用来直接救济贫民和失业者。

（十九）新政期间全美国设有名目繁多的工赈机关，综合起来可分成两大系统：以从事长期目标的工程计划为主的公共工程署（政府先后拨额40多亿美元）和民用工程署（投资近10亿美元）。后者在全国范围内兴建18万个小型工程项目，包括校舍、桥梁、堤坎、下水道系统及邮局和行政机关等公共建筑物。先后吸引400万人工作，为广大非熟练失业工人找到了用武之地，后来又继续建立几个新的工赈机构。其中最著名的是国会拨款50亿美元兴办的工程兴办署和专门针对青年人的全国青年总署，二者总计雇佣人员达2300万，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以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联邦政府支出的种种工程费用及数目较小的直接救济费用达180亿美元，美国政府藉此修筑1000座飞机场、12000多个运动场、800多座校舍与医院，不仅为工匠、非熟练工人和建筑业是创造就业机会，还给成千上万的失业艺术家提供形形色色的工作，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承担执行的最宏大、最成功的救济计。这一笔钱经过工人的口袋、通过不同渠道和消费又回到资本家手中，成为以政府投资刺激私人消费和个人投资的“引动水”。从1935年开始的第二期“新政”，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着重通过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公用事业法案等法规，以立法的形式巩固新政成果。

（二十）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社会保险应该负责从摇篮到坟墓整个一生，为此制定《社会保险法》。法律规定凡年满65岁退休的工资劳动者，根据不同的工资水平时每月可得10至85美元的养老金。关于失业保险时罗斯福解释说：“它不仅有助于个人避免在今后被解雇时去依靠救济，而且通过维持购买力还将缓解一下经济困难的冲击。”保险金的来源，一半是由在职工人和雇主各交付相当工人工资1%的保险费，另一半则由联邦政府拨付，这个社会保险法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愿望，受到美国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和赞许。1937年5月24日罗斯福向国会提交受到广泛注意的关于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立法的咨文，咨文承认：“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中绝大多数从事农业或工业，他们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必须铭记我们的目标是要改善，而不是降低那些现在营养不良、穿得不好、住得很糟的那些人的生活水平。我们知道当我们工人的一大部分还没有就业的时候，超时工作和低水平的工资是不能提高国民收入的。”由国会没有对法案采取行动，1937年10月12日罗斯福再次提出，直到1938年6月14日通过，这就是《公平劳动标准法》（又称《工资工时法》）。它的主要条款包括每周40小时工时，每小时40分最低工资；禁止使用16岁以下童工，在危险性工业中禁止使用18岁以下工人。

（二十一）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在日后陆续有所调整，这些社会立法虽属社会改良的范畴，但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工资劳动者甚有好处。为解决社会保险制度的联邦经费来源问题，罗斯福破天荒地实行一种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对5万美元纯收入和4万美元遗产征收31%，5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可征收75%；公司税过去一律是13.75%，根据1935年税法公司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税率降为12.5%，5万美元以上者增加为15%。到1939年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取得巨大的成功，新政几乎涉及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多数措施是针对美国摆脱危机，最大限度减轻危机后果的具体考虑，还有一些则是从资本主义长远发展目标出发的远景规划。它的直接效果是使美国避免经济大崩溃，有助于美国走出危机。从1935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国民生产总值从1933年的742亿美元又增至1939年的2049亿美元，失业人数从1700万下降至800万。恢复国民对国家制度的信心，摆脱法西斯主义对民主制度的威胁，使危机中的美国避免出现激烈的社会动荡，为后来美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罗斯福的“新政”措施最终目的是为了加强国家资本主义，以克服经济危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

（二十二）“新政”是他医治资本主义社会的疾病在常规疗法不能奏效的情况下试用的一种试验性的疗法， 事实上“新政”的某些措施也有不足之处，这也每每成为他的政敌发难的理由。“新政”实施过程中利益受损的阶层也曾予以抵制和诽谤，甚至作为新政初期重要内容的《工业复兴法》及另外两项法案也在时隔两年后被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但是只要真正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审视“新政”就不难看出“新政”号准美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脉搏，使人们能够重返工作，使美国的企业重新活跃起来”的口号，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充分唤起他们的积极性。罗斯福把保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保证公民就业作为政府的责任，尤其是以工代赈的形式修建的一大批工程项目，不仅大大缓解失业困难，刺激经济的早日复苏，而且许多基础设施建设使美国经济受益无穷。新政留下大量防止再次发生大萧条的措施和政策，为美国投入二次大战及战后的快速崛起奠定坚实的基础，罗斯福也因此成为自亚伯拉罕·林肯以来最受美国和世界公众欢迎的总统而永载史册。大萧条的普遍影响导致：提高政府对经济的政策参与性，即凯恩斯主义；以关税的形式强化经济的民族主义；右翼思潮兴起。大萧条相对于其他单一原因来说是最能够解释为什么在1932年到1938年之间，欧洲大陆和拉丁美洲各国政治逐渐右翼化，使德国、日本为了摆脱大萧条开始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与法西斯主义道路。

（二十三）阿道夫·希特勒、东条英机等独裁者的崛起间接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萧条使希特勒的成功成为可能，不过这决不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可能转变为现实是由于其他因素的结合，其中包括希特勒本人的才能、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提供的援助和他的对手们的缺乏远见，然而他们低估希特勒，未能作为反对派联合起来。为苏联的工业发展提供有利时期。大萧条对苏联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对苏联来说大萧条期间是其工业扩张的时期，苏联免受大萧条的影响似乎证明其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并促使其邻近地区的政治运动兴起。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其经济危机最终引发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这次经济萧条是以农产品价格下跌为起点，首先发生在木材的价格上（1928年），这主要是由于苏联的木材竞争的缘故。但更大的灾难是在1929年到来，加拿大小麦的过量生产，美国强迫压低所有农产品产地基本谷物的价格。不管是欧洲、美洲还是澳大利亚，农业衰退由于金融的大崩溃而进一步恶化，尤其在美国一股投机热导致大量资金从欧洲抽回，随后在1929年10月发生令人恐慌的华尔街股市暴跌。

（二十四）1931年法国银行家收回给奥地利银行的贷款，但这并不足以偿还债务。大规模的这场灾难使中欧和东欧许多国家的制度破产，德国银行家为了自保而延期偿还外债，进而也危及到在德国有很大投资的英国银行家。资本的短缺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都带来出口和国内消费的锐减，没有市场必然使工厂关闭，货物越少时货物运输也就越少，这必然会危害船运业和造船业。在所有国家中经济衰退的后果是大规模失业，美国1370万，德国560万，英国280万（1932年的最大数据）。大萧条对拉丁美洲也有重大影响，使得在一个几乎被欧美银行家和商人企业家完全支配的地区失去外资和商品出口。规模的失业大大降低各国的生活水平，即使是最富裕的美国也广泛地存在着苦难与贫穷，尤其是在早期阶段受托负责救济的是一些资金不足的私人机构和地方机构。在德国由于失业率更高，挫折感和紧张情绪也就变得更加尖锐，而这也最终使得希特勒的成功有了可能，因为如此大规模的社会混乱必然产生深刻的政治影响。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在将1932年的国际形势与洛迦诺时代的国际形势作比较后说道：我察看当今的世界，并将现在的情况与那时的情况作了对比。我不得不承认由于某种原因，由于某种难以确切指出的东西，世界近两年正在倒退。各国相互之间不是更加接近，不是在增进友好的程度，不是在向稳定的和平迈进，而是又采取危及世界和平的猜疑、恐惧和威胁的态度。

（二十五）张伯伦所不能确定的“某种东西”就是大萧条及其各种国际影响和国内影响，洛迦诺时代的各种国际协定（尤其是关于赔款和战争债务的国际协定）已无法实行，不久就变得很明显。各国政府由于被不断衰退的经济和日益严重的失业准到崩溃的边缘，已不能履行几年前所作的承诺，经济风暴的另一影响是使地方性的经济民族主义发展到妨害国际关系的程度。在总崩溃的大潮流中各国的自卫措施都采取较高的关税以及更严格的进口限额、结算协定、货币管制条例和双边贸易协定之类的形式，这些措施必然引起各国间的经济摩擦和政治上的紧张关系，为转变这一趋势人们做了各种尝试，但都没有成功。1933年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就是一次使人惊恐的大失败，经济上的独立（即经济上的自给自足）逐渐成为通常公认的民族目标，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为裁减军备所作的种种尝试逐渐停止，让位于各种大规模地重整军备的计划。始于1932年8月的裁军会议断断续续地开了20个月，但与经济会议一样没有成效。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渐渐逝去，各国都将越来越多的力量用来重整军备，事实证明这一趋势是不可能停止的，因为军火制造不仅提供想象中的安全，还提供就业机会。

（二十六）例如美国的失业人数直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开始重整军备时才大大减少，同样希特勒因实行庞大的重整军备的计划才迅速解决他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失业问题。这时正在积聚起来的武器装备必然迟早会得到使用，但使用它们还需要有某种理由，“生存空间”便是最明显的理由，这是希特勒新创的术语。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日本的军事领导人也使用与此类似的说法和论点，按照这一学说失业和普遍存在的苦难是由生存空间的缺乏引起的，少数几个幸运的国家夺取所有的殖民地和人烟稀少的海外领土，使其他国家没有维持其人民的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资源。明显的出路是扩张，必要时可使用武力，以纠正过去所遭受的不公正行为，这就是所谓的“穷”国反对“富”国时所使用的论点。大萧条除破坏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外还同样地、不偏不倚地破坏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由这一事实看来上述论断显然是似是而非的。不过生存空间的思想使“穷”国的人民团结起来，去支持各自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的作用，它还为那种公开宣布其目的是为穷人提供食物，为失业者提供工作的侵略提供表面上看来合乎道义的正当理由，张伯伦于1932年所说的“猜疑”、“恐惧”和“倒退”的各种势力的结合就是这样。在随后几年中这些势力完全破坏已于20年代达成的和解，促成一个又一个危机，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十七）罗斯福新政以增加政府对经济直接或间接干预的方式大大缓解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通过国会制定《紧急银行法》、《农业调节法》、《国家产业复兴法》、《社会安全法》等法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新政基本结束，但罗斯福新政时期产生的一些制度或机构如社会安全保障基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美国住宅局 、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等仍产生着影响。凯恩斯主义（也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建立在凯恩斯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赤字财政，刺激经济，维持繁荣。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指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18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建立在不断发展生产而增加在经济产出观点上，而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发他指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因此凯恩斯的和其他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同注重研究个人行为的微观经济学相区别。

威瑟堡行动

（一）威瑟堡行动是纳粹德国在二战时向挪威和丹麦发起的攻击，德军代号为威瑟堡行动，意即“威悉河演习”。 德国在1940年4月9日当地时间04:15偷袭挪威和丹麦，据其称是为了要从英法手中保护两国中立。自1939年春英国皇家海军总部便将斯堪的那维亚视为将来与德国开战时的潜在战区，英国的张伯伦政府不愿再次在欧洲大陆上开战，认为会重蹈一战覆彻，所以开始考虑使用封锁战术间接削弱德国。德国工业非常依赖来自瑞典的铁矿，这些铁矿主要经由挪威纳尔维克港和瑞典吕勒奥运输，其中纳尔维克港冬天不会结冰，因此可全年无休供应铁矿。1939年10月德国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上将与希特勒讨论挪威若出现英国基地的危险，以及在英国之前夺取这些基地的可能，海军认为取得挪威除了可控制其附近海域也可作为未来对英国作战的基地，不过因为当时陆空军对此不感兴趣，因此希特勒只表示作战重心将集中在低地国家。1940年1月底英国战争内阁的新成员温斯顿·丘吉尔提议在挪威海域布雷，这可迫使运矿船更深入北海，英国皇家海军就可在此拦截，不过此提案被鸽派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否决，因为害怕来自中立国家如美国的负面反应。1939年11月～1940年1月苏联和芬兰的冬季战争爆发，因外交环境改变迫使丘吉尔再次提出他的布雷计划，但再次遭到否决。

（二）1940年2月英国和法国开始计划援助芬兰，他们计划将部队登陆在挪威的纳尔维克，然后穿越瑞典进入芬兰，这也将使盟军得以占领瑞典的铁矿区。这个计划获得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的支持，他们希望获得挪威的合作，这样可以解决一些法律问题，但向此二国发出的严厉通告只得回负面反应。远征计划仍然继续进行，但因芬兰在1940年3月求和导致理由消失。1939年2月14日在相信盟军可能威胁铁矿来源后，希特勒下令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草拟入侵挪威计划，此草拟计划只预计投入一个师的兵力。在1940年1月14日-19日德国海军研究出草拟计划的加强版，他们决定有两项关键要素，第一是偷袭以减少挪威的抵抗和英国的干预，第二是用军舰而非较慢的商船运送部队，这使得同时占领所有目标成为可能，因为运输船受到航程限制。新计划将投入一个军的兵力，包括一个山地师、一个空降师、一个摩托化步兵旅和两个步兵师，这些部队的任务目标是挪威首都奥斯陆及周边城市；卑尔根；纳尔维克；特罗姆瑟；特隆赫姆；斯塔万格。此计划亦要求快速捕获丹麦和挪威的国王，希望可以因此迫使对方投降。1940年2月21日行动指挥权交给尼古拉斯·冯·法尔肯霍特将军，他在一战时曾在芬兰作战，因此熟悉极地作战，不过他只有地面部队的指挥权，虽然希特勒是希望统一指挥。

（三）1940年1月27日最终的计划被命名为威瑟堡，由德国第21军团领军，其内包含德军第三山地师和另外五个步兵师，后者全部未曾上过战场。此计划的第一梯队包含三个师，剩下的留待第二波，有三个伞兵连用于占领机场，德军第二山地师后来也被加入作战。原计划是入侵挪威和以外交手段取得丹麦机场，但希特勒在1940年3月1日指示两者皆入侵，这是因为德国空军以防空预警为由坚决要求占领战斗机基地。为了入侵丹麦而编成的第16军（包括2个步兵师和第11摩托化步兵旅）在整个行动将由空军第10军支援，由1000架各式飞机组成。1940年2月英国皇家海军的哥萨克号驱逐舰违反挪威中立在北欧的挪威领海登上同样违反挪威中立的德国运输舰阿尔特马克号，并释放300名英国战俘，希特勒视此为英国有意违反挪威中立的明显讯号，因此更坚定侵略的决心。1940年3月12日在苏芬战争已进入尾声时英国终于决定派遣远征军前往挪威，远征军在1940年3月13日开始上船，但因冬季战争的结束而被叫回且行动取消。作为替代时英国内阁决定开始在挪威海域布雷，然后再登陆部队。第一批德国侵略船团在1940年5月3日出发，一艘英国驱逐舰在1940年5月8日开始在挪威海域布设第一颗水雷，1940年5月9日德国的入侵开始。

（四）在战略上丹麦比较不那么重要，除了做为对挪威作战的集结区外，当然做为一个与德国接壤的国家还是必须受到一些控制。此国国土小且相对平坦，是德国陆军作战的理想地点。丹麦的弱小陆军没太多成功抵抗的可能，一些丹麦部队在清晨与德军接战，损失一些人。1000名德国陆军从哥本哈根港口登陆后一支国王皇家卫队分遣队与他们接战，没打几发子弹就有几个分队的He 111轰炸机和Do 17轰炸机呼啸过天空。面对德国空军明显意图轰炸哥本哈根平民的恐吓后年迈的国王几乎是立刻投降，换取对国内事务的自主权，结果是独特温和的丹麦被占领时期。在1943年夏之前延后对丹麦犹太人的逮捕和驱逐，丹麦犹太人几乎全部撤离至瑞典，在战前有8000名丹麦犹太人中被驱逐者有500人、失去生命者有50人。虽然丹麦和其余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大至上没什么军事实力，但它们有战略、经济和思想方面的重要性，就如第二位德国全权大使维纳‧贝斯特博士所称：“丹麦的农业提供可观的经济援助，也是与瑞典的重要接口。”

（五）挪威对德国之所以重要有两个主要原因：作为海军单位的基地以骚扰盟军北大西洋航运，挪威北方长海岸线是出动U型潜水艇攻击英国北大西洋商船的极好地点；确保经由纳尔维克的瑞典铁矿运输顺畅。入侵挪威任务交由尼古拉斯·冯·法尔肯霍特将军率领的第21军团负责，包含以下主要部队：德军第163步兵师、德军第69步兵师、德军第169步兵师、德军第181步兵师、德军第214步兵师、德军第3山地师。1940年4月8日傍晚挪威巡防艇Pol III号发现北上中的德国第五战斗群，在与德军短暂接火后被俘虏，它的船长是挪威在这场战争的第一个牺牲者。除了奥斯陆和克里斯蒂安桑外所有德国船团皆在预定时间完成登陆，在克里斯蒂安桑他们在早上10点才成功突破岸防，比预定时间慢了6小时。1940年4月9日德国第五战斗群以重巡Blücher号为首沿着奥斯陆峡湾北上，在05：15接近位于峡湾最窄处的奥斯卡博格要塞，Blücher号被岛上已有48年历史的德国制老旧大炮命中，之后机房又吃了两枚1900年制造的鱼雷失去控制。06：23Blücher号翻覆沉没，其上2202名船员和战斗人员中有830名死亡，船团的其余船只因误以为Blücher号撞到水雷因而让部队提早上岸。

（六）这确保奥斯陆不至于在清晨受到攻击，此延误使挪威皇室和国会有足够的时间带着国宝和黄金一起转进。挪威从未向德国投降，而吉斯林政府未获合法地位，因此挪威不属于被征服国家，能够以盟军的身份参战。威瑟堡行动的其中一个重要部份是用伞兵进攻奥斯陆和斯塔万格附近的机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空降作战，其中进攻奥斯陆福尼布机场的计划险些变成德军灾难。第一批运载340名伞兵的29架Ju-52因天候不良撤回，后续机队也因此被命令撤回但因沟通不良仍然继续前进，但因福尼布机场几乎没有什么防御，因此仍然成功降落并占领。随着德军不断从机场抵达，奥斯陆在中午沦陷。哈康国王和国会先德军一步向北转进，吉斯林成为历史第一个用无线电宣告政变的人。盟军援军部队1940年5月14日开始在挪威各处抵达，但因主要港口皆控制在德军手上，重武器和后勤运送都出现困难，但盟军仍能夺回主要目标纳尔维克，并将港口完全破坏。1940年6月7日哈康国王和国会转进英国成立流亡政府，1940年6月9日盟军最后在纳尔维克的部队完成撤离，1940年6月8日挪威沦陷。此次作战耗费德国两个月的时间，是二战被德国侵略的国家中支撑第二久的国家，第一是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