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航母及舰载机第一次发挥重要作用
90年前，即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航空母舰及其舰载机在一场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罗伯特·肖特驾驶的波音战斗机与日军战斗。
1932年1月18日下午，川岛芳子唆使2名日本日莲宗僧人与3名日本信徒到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华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总厂去生事。日方5人在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投掷石子挑衅，故意引发冲突。而之前川岛芳子早已经雇佣打手扮成工人模样混入人群，冲突中日方5人遭到不明人士攻击，事后日本总领事馆声称，日方有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然而警察并未成功逮捕犯人，因此日本指控攻击事件为中国人的工厂纠察队所为。此即所谓“日僧事件”。
1932年的“加贺”号航空母舰，随后，它进行了彻底改造，拆除了炮塔，铺设了全长飞行甲板。
1月20日凌晨2时许，数十名日侨青年同志会成员趁夜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又砍死一名、砍伤两名前来组织救火的工部局华人巡捕。当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动1200名日本侨民在文监师路（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团集会，并沿北四川路游行，前往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时，开始骚乱，袭击华人商店。
“凤翔”号航空母舰，可偏转的烟囱清晰可见。
为扩大事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1月21日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承诺缉拿焚烧三友实业社的凶手之余，同时提出了无理的四项强硬要求：1、上海市长对日僧事件进行公开道歉；2、逮捕和处罚作案者；3、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4、取缔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
“能登吕”号特务舰。
1932年1月22日，日本驻上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恫吓性声明，声称上海市长如果对松井所提4点要求不做令日方满意答复，日本海军将采取“适当行动”。
“能登吕”号特务舰搭载的E1Y侦察轰炸水上飞机，成为“一二八事件”的第一波空袭力量。
之前板垣征四郎和参谋本部早就安排好了“假战争”的准备。“日僧事件”发生后，日本海军以保护侨民为由首先调兵遣将，向上海增派军舰。日本海军除“九·一八”事变后陆续驶抵上海的军舰外，于1月21日从本土吴港派出巡洋舰“大井”号和第15驱逐队（驱逐舰4艘）运载第1特别海军陆战队450余人和大批军火，于23日抵达上海。24日停泊于旅顺港的“能登吕”号特务舰（水上飞机母舰，1.4万吨，载机6架）也驶抵上海。
“加贺”号航空母舰搭载的B1M 十三式舰攻。
至此，日军在上海集结了军舰24艘，飞机40余架，海军陆战队1830余人及武装日侨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1月28日，日海军省又下令调“加贺”号、“凤翔”号航空母舰，“那珂”号、“由良”号和“阿武隈”号巡洋舰及4艘水雷舰从本土出发开赴上海。
“凤翔”号航空母舰搭载的A1N2 三式舰战。
1932年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是中国人所为。27日，村井向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以前对四项要求给予满意答复，否则采取必要行动。
中国空军装备的布莱克本“林考克”战斗机。
当时的中国空军战机来自多个国家，性能勉强与日军相近，但数量太少，加之训练和指挥水平差距太大，并没有太好表现。
援华抗战义士罗伯特·肖特驾驶的波音战斗机。受雇推销波音战斗机的罗伯特·肖特（兼任中国空军的飞行教练）看到日机轰炸上海居民区，于是驾机起飞迎战日军机群。
十三式舰攻的敞开式座舱呈串列布置，依次为驾驶员、侦察员、电信员兼射手，带有两挺7.7mm机枪（一前一后）。后座的佐佐木一飞兵在400米距离上向肖特开火，其余两架舰攻也同时射击，无畏的肖特直到极近距离时才开火射击，火力集中在小谷一号机上，直到距离仅20米时才停止射击。
小谷机被打得弹痕累累，小谷进大尉当场毙命，佐佐木也被打断了左腿胫骨重伤。波音机也被命中多发，油箱部位冒出了白烟，完成射击后，他从小谷机下方10米距离左右掠过，准备脱离战场。
与肖特作战的三名日军飞行员：生田乃木次大尉、黑岩利雄三空曹、武雄一夫一飞兵。
三架护航的日本战斗机以密集队形攻击波音战斗机，生田瞄准波音飞机并在150米的距离上开始射击。他看到射出的子弹击中了目标机尾，调整瞄准线后又击中了机身。这时两架飞机的距离只剩下50米，一梭子子弹击中了驾驶舱。生田乃木次看到了他的对手，他看到肖特抬起了胳膊，头和身体前后晃动，波音机失去控制进入俯冲，拖着黑烟螺旋下坠，最终掉入苏州高垫村旁边的运河。
生田乃木次驾机下降高度，从水中的波音飞机上方低空飞过，他需要最终确认敌方飞行员已经死亡。当他将飞机侧飞以获得更好的视野时，这个动作被地面观战的中国民众误以为是在“向肖特的飞机致敬”。
加贺号航空母舰的A1N2战斗机。
1932年12月，生田乃木次从日本海军退役，后来办起了一所托儿所。生田一直有寻找被他击落的美国飞行员家人的想法，1976年7月，在肖特义士阵亡44年后，生田的一封信被交到埃德蒙·肖特的手中，他在信中写到：“你的哥哥作战勇敢，他的事迹我永远铭记。他一个人挑战六架飞机，他的勇猛将代代相传，他的勇气无人能比。”
中国空军的容克斯K-47战斗轰炸机。
1932年3月初，由于日军偷袭浏河登陆，中国军队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3月3日，日军司令官根据其参谋总长的电示，发表停战声明。同日，国联决议中日双方下令停战。24日，在英领署举行正式停战会议。
中国K-47战斗轰炸机准备起飞。
中国代表为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军事代表戴戟、黄强等七人，日本代表为驻中国公使重光葵、军事代表植田、田代等九人.英、美、法等公使和武官也列席了会议。谈判中双方争论之点颇多，而在日军撤退时间、地点问题上尤为激烈。
驻守在上海的中国军队，操作厄利空高炮。
27日，兰普森对各款提出折衷方案五条。28日至30日双方连续讨论无结果，会议陷于停顿。中国遂将上述问题提交国联特别委员会解决。4月19日，国联特委会通过决议草案十四条，但日方对于其中第十一条联合委员会职权之规定，陆军认为干犯了统帅权，表示坚决反对。经兰普森的调解，提出折衷方案，日本代表才以在投票时弃权，表示默认。于是30日在国联大会上，将兰普森修改的决议草案通过。
遭受日机轰炸后的上海街头。
由此，《中日停战协定》得以在5月5日予上海签订。协定规定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安亭、昆山、苏州一带地区驻军，而日本可进驻“若干”军队。国民政府一味地依赖外交手段和依靠大国来解决争端，坚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导致了最终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