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陶孟和逼上“梁山”
7.2 自立山头的甘苦 由于中基会将科学的范围规定为自然科学及其应用，其附设的“社会调查部”就显得有些尴尬和多余，亲主其事的陶孟和也觉得这一机构非独立不能发展，便有了另立山头的打算。他给担任中基会董事之一的胡适写信披露了当时的心情和渴望独立的计划，在胡适的帮助下，社会调查部改为社会调查所，并得到了下半年四万元经费的预算，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 在陶孟和主持的社会调查所独立前，蔡元培主持的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在南京成立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之初，蔡意欲让陶出面主持工作，但陶无意在其手下为将，蔡亲自兼任所长，邀请北大史学系与法学系教授陈翰笙出任副所长，所内一切具体工作交陈主持。如此在中国一南一北，同时存在着两个研究性质相同的阵营。 陈翰笙主持的调查所特别关注“三农”问题，按他的想法，既然马克思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那自己就试着发现一下农村那些穷人们的秘密。陶孟和对这个构想也大感兴趣，双方以平等的地位进了友好的合作。1933年8月，陈翰笙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会议上宣读了论文《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认为中国严重的“三农”问题是地主富农一手造成的，必须来一番打土豪分田地等暴力手段才能得以解决。陈氏言论传到国内，立即引起了社会各阶层震动，在一片讨伐声中，陈氏辞去中研院各职。中研院社科所几乎成为一个有名无人的空机构，各项工作无法运转。 对陶孟和自立山头不满的中基会干事长任鸿隽意将调查所抛将出去，让其合并于中研院。此时地质学家丁文江作为中研院总干事，也表示乐意接收陶氏调查所的家业，收编全部人马为己所用。陶孟和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当场予以拒绝，但在中基会的变相驱逐下，陶为保住自己的实力，以悲怆的心境硬着头皮将队伍自北平拉到南京，无条件接受改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