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1931年的抗日武装，怎样打鬼子？（2）铁路篇
提到铁路，我们不能不想到著名的“铁道游击队”，他们不断破坏着日军在沦陷区的铁路网，破坏着日军各支部队联系的重要基础和经济输送的重要通道。日本侵华14年，沿着铁路线展开的，或以夺取铁路线为目的的作战行动比比皆是，这在1931年也是不例外的。战争刚刚爆发的日军极度依赖铁路线的调兵作用。广袤的东北大地几乎不可能支持长距离的徒步或者轮式车辆的机动运兵来实现作战目的，因此铁路成为了他们的根基。那么，这势必会使得东北抗日武装对铁路打主意。本期便将从这一点上展开谈谈。
破袭铁路，看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实施起来压力巨大。
按照日本战前对独立铁道守备队一般的驻扎要求，每1千米铁路线应当有15名士兵负责驻扎。当然事实上日军在1931年时，由于部队规模缩减，铁路守备队的人数并不能达到这个要求（以南满铁路为例，其在辽宁境内的线路就有近580千米，按照规定应当有8000多名驻军，实际驻军只有4个大队不到，3000多人，而安奉线（沈丹铁路）的261千米，按照规定应当有近4000人驻扎，实际两个大队1600多人，九一八事变前夕更是仅剩一个大队800多人）。然而日军还是有充足的能力将各个重点驻防地驻扎到（车站和部分重要机关）。其最重要的证据就是1931年期间，日军在所有铁路沿线点的守备，尽管频繁遭到抗日武装的攻击，却没有一处被完全消灭过。
这种精简化的部队，仍然能够至少为每千米铁路提供几名驻军，日军在车站之间日常巡线，而抗日武装可没什么专业器材，也没有能力出动大批人员实施行动。不要说炸毁铁路了，连想要扒开比较长的一段的铁路都很成问题，至于破袭日军防守的桥梁更是几乎不可能——义勇军能在日军驻守的铁路线附近出动的规模一般只有几十人，想要突袭一座桥梁，他们缺乏相关攻坚能力。能够放火焚烧枕木都算是比较聪明的做法（1932年哈尔滨保卫战期间有过记载），至于用炸药爆破就更难了（相对比较好的实例是1931年10月底，齐齐哈尔的东北军工兵营对江桥一孔的破坏，但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可没多少工兵和炸药）。
然而这不妨碍他们在1931年继续实施以铁路为根基的战斗。
首先应当说的就是日军在1931年战死的天花板级别人物——板仓少佐事件。日军在1931年被直接击毙了5个大尉，这其中1个就是在11月27日在绕阳河站附近被击毙的板仓至大尉。此人为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的大队附官之一。然而，这场战斗在抗战中也算是罕见的，因为这是一场装甲列车对阵装甲列车的战斗。
首先来说，绕阳河站距离锦州已经很近，也越过了辽河。这已经处于当时日军和东北军对峙的前线地域。为什么板仓大尉脑抽了要实施这种任务我们不得而知，其态势也很可能是对锦州的试探性攻击，然而在11月27日上午9时30分，作为先锋日军装甲列车和东北军的装甲列车爆发交火。这不是小型的装甲轨道车，只有机枪配属，而是至少应当配备了火炮的列车。
于是在双方激烈的炮火交流中，板仓大尉作为代理大队副官，根据大队长的指令下车视察前线情况。而在他踏出车门的一瞬间，一发炮弹就在他面前爆炸了，破片打穿了他的肚子，这几乎没有希望了。于是这名大尉就在这里咽了气。在这场战斗中，日军阵亡2人，负伤多人，对锦州的这次可能的攻击最后也不了了之。
然而，装甲列车对战不是次次都能见到的。扒开一截铁路有的时候更有用，虽然只是扒开了铁路，想修可以修的很快，司机也经常能看见，但是架不住司机总有一次马失前蹄，没注意到铁路被破坏造成脱轨。
在1931年有两次非常有名的实例，先谈谈跟江桥抗战相关的一次。在江桥抗战末期，为了防止第二师团对三间房总攻的失利，关东军曾经下令独立混成第三十九旅团尚未抽调的部队（除了步兵第七十七联队第六中队和工兵第二十大队第一中队）全部调动到齐齐哈尔前线（大约以一个步兵联队为基干的规模），然而这支部队最终也没能去成齐齐哈尔。其原因便是他们在郑家屯附近吃到了铁路破袭的苦头。当时的郑家屯附近，根据日军的说法活跃着五到六支抗日武装，他们曾经在一棵树击毙了栗原大尉（之后会讲到），又悬赏要叛变的张海鹏的人头，和当时通辽的张树森旅一样是打击这一区域日军的重要力量。这其中一支抗日武装扒开了郑家屯以北的四洮线的铁轨，直接导致军用列车脱轨。虽然似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日军的增援部队却因为这次脱轨被迫等待维修。他们在11月17日出发，此时总攻尚未开始，等到他们遭遇事故、维修完铁路后，11月19日10时他们才抵达洮南，此时骑兵第二联队的先锋已经快要冲到齐齐哈尔南郊，马占山也撤离了省城，江桥抗战已经结束。
那么关东军让他们怎么办？也只能让他们原封不动地返回郑家屯接受当地部队的指挥了。于是这支部队最终也没去成齐齐哈尔。
然而，这次脱轨没造成人员伤亡，往通辽方向巡线的黑木分队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他们5人乘坐的小型装甲轨道车要巡逻郑通线沿线，打击一切在这一区域活动的抗日武装。然而区区一台小型装甲轨道车活跃在几乎空无一人，没有其他日军的沿线简直是发疯了。通辽的张树森旅支持的抗日武装，选择打击这支过于狂妄的日军。10月15日某时，这辆装甲轨道车在钱家店附近脱轨，随后失去了一切联系。5名斥候（4名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的士兵和1名野炮兵第二联队的士兵）全部失踪。这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震动，立刻下令郑家屯的步兵第二十九联队派出装甲列车和工兵维修线路，寻找失踪人员。
事实上，这5人的尸体到底是什么时候找到的并不清楚，或许在1931年末或1932年初，他们可能都成为了失踪战死认定的人员，当然在官报上的说法是找到了遗骨。具体情况还是有待发掘。然而有些事情我们是清楚的：
在步兵第二十九联队的人员抵达事故现场时，他们没能找到任何尸体，只有脱轨的装甲轨道车歪在那里，他们四处寻找了一番，最终找到了黑木静江伍长的一张类似饭票的票据，还沾满了血，在维修线路的过程中还有1名士兵在交火中负伤。到10月21日，郑家屯附近的交战又打伤了2名日军。这次维修并不算多顺利。
根据当地居民的说法，在脱轨地点北面，曾经目击过一些抗日武装人员穿着或带着带血的4套日军军装。后来日军通过反复查证，证实了5人全部死亡。在当时的传言中，曾经提到5人中的1人被关押在通辽的监狱——但毫无疑问还是以死亡告终。关于这支小分队的遭遇，我提出了以下三种可能的情况：
他们5人全部当场被击毙，抗日人员拖着他们的尸体跑了很远，找了个地方抛尸，或许是河里，或许是掩埋。
在脱轨后他们被优势人员包围，可能经历了战斗，最后5人被打伤被俘，但由于日军众所周知的疯狂，他们可能会尽可能地挣扎着求死，最后耐不住的抗日武装把他们全部击毙，或者留下一个全都毙掉了，然后用剩下的一个人或者一堆军装回去要赏。
5人可能经历了短暂的战斗，有人被打伤，于是在黑木伍长的率领下投降。但是抗日武装对于俘虏政策和对于日军的处置也没有非常看重，有可能想要带回去审问，也可能想要手痒痒枪毙几个，这些人可能是被绑走的。但最终，他们还是都死了，或许就是枪毙的。
事实上也正因为如此，黑木分队的事件存在成为十四年抗战第一次俘虏日军的事件的可能。但我们没有完全实际的证据，因为日军对此的报告也少之又少，一般的记载也是全部战死。它和吉泽分队事件、仓冈繁太郎顾问团事件都是1931年有可能或切实俘虏日军的事件，但从查证上，唯有黑木分队事件是最难以实现的。
在这里特此列出5名死亡者的信息，这其中或许就有人是最早的日军俘虏。
独立守备步兵第五大队第四中队某分队：
分队长 黑木静江伍长（追授军曹）
士兵 儿玉良作 吉田喜平 箱崎光（可能均为一等兵，全部追授上等兵）
野炮兵第二联队 铃木仪平治 炮兵上等兵（追授炮兵伍长）
除了扒开铁轨的做法之外，还有一种办法也是经常发生在满铁沿线的。那就是直接突袭列车。1931年的日本人办的报纸《满洲日报》上曾经报道了数次相关的消息，有的时候会打伤1名或2名乘警或旅客，更多的时候直接溃散或自行撤离，因此这里不举出什么实例了。
参考资料来源：主要来自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和亚洲史资料中心（JACAR）
《官报》、《上海満洲事变殉国将士顯彰录》、《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至昭和六年十月三十日 満洲事变作戦指導関系綴 其一》、《滿洲日报》、《一亿人的昭和史》等
（未完待续）
下一期考虑谈谈营垒防御战，这集中体现为北大营、南岭和宽城子三场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