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作者及其学术背景

“依附论”创立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概念，阿明认为，欧洲中心主义是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其通过提出一条文化发展的单一路线来否认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全球划分；它将现代性描述为资本主义“自然”的冲动，并使被视为这些特征的例证的欧洲成为唯一的普遍文化。詹姆斯·布劳特（James Blaut）是借鉴“依附论”进而对“欧洲中心主义”展开批判的著名学者之一。其著作《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是其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代表作之一。2000年他又出版了《八位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家》这部著作，在这部书中，作者对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林恩·怀特（Lynn White）、米歇尔·曼（Michael Mann）、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等“欧洲中心主义”史家进行了批判。例如，作者肯定欧洲人传播的疾病是使得美洲土著人变得毫无抵抗力、进而被征服的主要原因，但同时，作者批判戴蒙德的观点是“欧洲环境主义”。

1981年，埃里克·琼斯（Eric Jones）出版了其著作《欧洲奇迹：欧洲和亚洲历史上的环境、经济和地缘政治》，掀起了史学界对“欧洲奇迹”（The Europe Miracle）的思考，布劳特在《殖民者的世界模式》中重点就琼斯的观点进行了批判。1996年，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首次提出了“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一词，彭慕兰（Pomeranz）在其2000年出版的著作《大分流：中国、欧洲和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中使用了这个概念。在此之后，“大分流”与“欧洲奇迹”的含义接近，但都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布劳特撰写完前两部著作后，本还想撰写一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著作，但他于2000年11月去世。

“欧洲中心主义”是随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发展形成的一种虚构的、普世性的历史观和意识形态，该理论认为，欧洲文明是自己崛起的；欧洲有着极强的优势性、有着相对于其他地区的“文明”和“优势”；欧洲处于世界历史的中心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迎来了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独立，殖民体系崩溃。第三世界国家的史学界开始思考如何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后殖民主义史学诞生了。布劳特的这部著作明显受到了包括后殖民主义史学在内的影响。

二、本书主要内容与主要观点

本书主要由五章组成。第一章考察了作者称之为“欧洲中心传播主义”的历史起源、结构、与社会关系及历史演变；第二章作者具体阐述了“欧洲神话”的制造者和具体内容，从生物学角度、环境分析角度、“理性”角度、技术角度和社会角度进行了分析；第三章作者考察了1492年前的世界状况，意在说明1492年之前欧洲没有相对于非洲、亚洲等大陆的相对优势；第四章作者分析了1492年之后至17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出了“定心”的概念；最后一章作者进行了总结，并指出“这本书本身是一篇序言：是对一种严重心灵疾病的研究、处方和治疗的序言。”[ [美]詹姆斯·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谭荣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73页。]

在第一章开头作者便指出：“本书写作的目的在于破除关于当代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的一种强而有力的信仰。”[ 同上，第1页。]这一信仰便是欧洲文明有着独特历史优越性，这种信仰认为世界有一个永久的中心和一个永久的外围：一个内圈，一个外圈。欧洲永远处于内圈，其他世界则是外圈。内圈永远比外圈优越。这是一种文化传播论，其信条是“欧洲自身崛起论”。纵观欧洲教科书上所写的历史，会发现至今仍有优越论的影响。欧洲在该理论下相当于处在一个“时间隧道”之中，“这个时间隧道的墙壁形象地说就是大欧洲的空间边界。所谓历史就是顺着欧洲时间隧道的时间向后看或向下看。”[ 同上，第5页。]而墙外的事件看起来像石头一样坚硬，没有任何变化。这就产生了“欧洲中心传播主义”的几个经典命题。“欧洲中心传播主义”是欧洲中心主义与文化传播主义的结合，欧洲中心传播主义就是“殖民者的世界模式”，文化传播主义者则支持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并把它赋予了传播学上的含义，使之更加合理化了。从欧洲中心主义的演变来看，可以分为经典文化传播主义和现代文化传播主义。经典文化传播主义盛行于19世纪，是殖民扩张的结果，其理论与种族主义和宗教夹杂在一起；现代文化传播主义依然有着经典文化传播主义的内核，只不过面临殖民体系的解体其改换了形式，成为了“现代化”理论，其仍然认为“内层”和“外层”有不同的文化性质。从与人群关系来看，“欧洲中心传播主义”有着一个同质化的欧洲上层，其实际上是为“欧洲上层利益而生成的一个单一的信仰体系”，这种信仰的目的就是使殖民主义合理化，维持平衡。这就阐述了作者的基本理论与“殖民者的世界模式”的含义。

进入第二章，作者深入分析了“欧洲奇迹”的制造者以及其包含的主要内容，并进行了批判。作者首先讨论了近几十年来历史学家对“欧洲奇迹”的论证，他指出，现代化理论主张过去使欧洲具有优越性的因素现在可以传播到欧洲以外，使那里的世界赶上来。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大批学者补充完善这种理论，主要代表有罗斯托（Walter Rostow）的《经济发展的阶段》。同时，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加之欧洲史学的多样化，出现了第三世界史学家与一些欧洲史学家共同批判关于现代化的理论，这以杜波依斯（Du Bois）、阿明和范罗伊尔为代表。然后，作者从生物学、社会学等多个层面详细阐释了“欧洲奇迹”的主要观点。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欧洲奇迹”论者认为，欧洲人有着天生的优良基因，非欧洲人的基因是有缺陷的，20世纪中后期，又发展出了一种“文化种族主义”。同时，欧洲人有“理性”可以控制自己的人口增长，无论是宗教，还是理性都驱使着他们这么做，将人口保持适当的规模可以规避人口陷阱，从而避免无限消耗资源，将资源投入到发展中。从自然环境条件上看，“欧洲奇迹”论者认为，“糟糕的热带非洲”不仅环境恶劣、土壤无法轮种，而且传播大量疾病，是不可能产生文明的；“干旱的、独裁的亚洲”不仅社会内在缺少变化、人民缺乏自由，而且已经停滞，人民只能通过欧洲人加以教育才可以开化，这种社会形式决定了亚洲不可能单独走向现代化。与之相比，“温和的欧洲”既有肥沃土壤、“角和海湾”等优越条件，又有充满创造力的“理性”而“自由”的人民，自然就应该掌握人类历史前进的方向。从技术与社会角度看，“欧洲奇迹”论者认为，一切先进科学技术都是欧洲人发明的，民族国家给予欧洲人奋斗动力、教会给予信仰、阶级的分化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家庭的成熟意味着现代化与破除传统。作者对以上观点一一进行了批驳，结合地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等知识推翻了“欧洲奇迹”论者们的论点，指出如上的“神话”几乎都是不真实的，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第三、四章作者对1492年前后的世界进行了分析，力图表明1492年前的欧洲虽然与东半球文明不同，但没有明显的区别，更没有所谓优越性。在第三章，布劳特主要论述了三个命题，一是1492年前，欧洲取得的走向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进展同时也在亚洲的一些地方发生，其基本进程范围广泛；二是1492年后这种半球范围内的体制开始崩溃，因为欧洲人在美洲获得了财富和权利；三是在美洲以及此后在亚非的殖民积累，使大量财富从这些地区流入欧洲，这是欧洲迅速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的最根本力量，同时也是亚洲和非洲开始相对衰落以及此后绝对衰落的原因。在第四章，作者集中阐述了欧洲崛起的原因及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者认为，开辟新航路不是因为欧洲人独具冒险精神，而是一方面因为欧洲有地理位置上的优势，距离美洲距离更短；另一方面则因为同时期其他大洲的滨海城市都无法到达美洲。欧洲人到达美洲后进行征服，有两个主要优势，一个是疾病、一个是军事优势，但疾病是最主要原因。欧洲走上殖民扩张道路后开始进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生产资本的主要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的金银开采；另一种是种植园生产的资本和广袤的殖民地市场。16世纪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迅猛，大量财富流入了欧洲。到17世纪中期，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已经蓄势待发，殖民地地区提供的金银和其他产品是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因素，而另一个因素则是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胜利。17世纪，欧洲已经获得了资本主义兴起的所有先决条件，进而实现了上层建筑的变革，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渐形成了。

三、历史研究的启发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一个大国的崛起和民族的复兴都有其史学界提供的理论支撑。美西战争前后，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Mahan）提出了“海权论”；欧洲殖民国家在19世纪盛行“欧洲中心主义”，随后本书作者大力批判“欧洲中心论”又扩展成为“欧美中心论”，到冷战时期又发展出了所谓“新殖民主义”；二战后殖民体系瓦解，拉美和非洲史学家尝试打破残存的“欧洲中心论”，形成了激进的新左派史学。

本书是一本破除“欧洲中心传播主义”的经典著作。布劳特在书中特意说明，“‘欧洲’这个词在本书中系指欧洲大陆和欧洲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如美国和加拿大等地区。”[ [美]詹姆斯·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第49页。]当今史学界破除“欧洲中心论”的关键之一在于对现代化理论的阐述，“历史研究只能是对过去历程的分析。虽然我们指出了亚洲各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可是它们最终还是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并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所以只能和完成了资本主义的欧洲道路作比较。只能说我们可能发展到资本主义，不大能说这条道路必然发展到资本主义。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研究还开展得不够，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还只是以欧洲的经验来评说亚洲的事实。”[ 马克垚：《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转引自曾金花：《“信仰一价值 ”模式视角下的欧洲中心传播主义批判》，《全球史评论》2012年第1辑。]因此，布劳特所提供的视角是非常有参考意义的。尽管本书的论据略显不足，但毕竟提供了新的视角，是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