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熙五年(公元四零九年)，以及义熙十二年(公元四一六年)，东晋由权臣刘裕发动的两次北伐战役，并都在第二年分别灭亡了南燕和后秦，这两次北伐持续时间都不到一年。但可以看出两次北伐间隔了整整七年，加上义熙九年(公元四一三年)朱龄石攻灭谯蜀，东晋对外扩张的进度其实是比较缓慢的。捋一下时间线，从第一次北伐开始，到第二次北伐结束(刘裕回长安)，东晋内部发生了以上重要事件：

    义熙六年(公元四一零年)，卢循之乱，正值刘裕刚攻陷广固，何无忌战死

    义熙八年(公元四一二年)，刘道规病逝，刘裕讨灭刘毅

    义熙九年(公元四一三年)，朱龄石攻灭谯蜀，刘裕杀诸葛长民

    义熙十一年(公元四一五年)，刘裕讨灭司马休之，刘敬宣被杀

    义熙十二年(公元四一六年)，刘裕伐后秦

    义熙十三年(公元四一七年)，刘裕灭后秦，刘穆之病死，刘裕返回建康

    以下从三个方面分析东晋对外扩张的脚步是如何一步一步放缓，最终停下来的。

 

    内部动荡

    义熙两次北伐期间，刘裕为了拔除异己，先后灭了刘毅，诸葛长民以及司马休之等人，期间也发生了卢循之乱。可见这几年内南方是并不太平的，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要想顺利的执行北伐，内部稳定是一个大条件。不然，就像刘裕北伐南燕之时，卢循从广州起义，北伐大军尚未归来，卢循和徐道覆的大军已经兵临建康，可以说是刘裕创业之路过的最惊险的一关。卢循，徐道覆斩杀东晋大将何无忌，破刘毅率领的北府精锐，剑锋直指建康。刘裕快马加鞭赶回建康，而此时北伐大军还在路上，如果卢循听从徐道覆的建议，直取建康，那么刘裕可能也要在建康交代了。但追随孙恩起义时，卢循就多次被刘裕击败，因此不敢轻举妄动，一直苟着，希望建康城内部自己瓦解。徐道覆也因此感慨，【‘我终为卢公所误，事必无成；使我得为英雄驱驰，天下不足定也’——《资治通鉴》】。但事与愿违，随着北伐大军归来，刘裕逐渐组织起了对抗叛军的有生力量。卢循不得已撤退，刘裕一边追击，一边让孙处偷袭卢循的老家，随着荆州战事不利，以及在雷池，左里两次败局，卢循只得逃回广州，但回来发现家被偷了，于是往交州逃亡，最终为杜慧度击杀。

    而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人则是因为刘裕对于非宗室，非亲信的不信任，认为他们怀有异心。讨灭刘毅和诸葛长民并没有付出什么代价。讨伐刘毅时，刘裕率领四万大军前往荆州，而先锋部队王镇恶已经逼死了刘毅，刘裕便将大军交于朱龄石，让他担任伐蜀统帅(朱龄石也是不负众望，一个月便攻下成都)，自己便回去诛杀诸葛长民。讨伐司马休之时遇到了较大的阻碍，雍州刺史鲁宗之站司马休之一队。【“雍州刺史鲁宗之自疑不为太尉裕所容，与其子竟陵太守轨起兵应休之”——《资治通鉴》】。刘裕第一次派遣自己的女婿徐逵之西征，为了好好培养这个女婿，结果被鲁宗之等人击败，战死。【“裕使其婿振威将军东海徐逵之统参军蒯恩、王允之、沈渊子为前锋，出江夏口。逵之等与鲁轨战于破冢，兵败，逵之、允之、渊子皆死，独蒯恩勒兵不动。”——《资治通鉴》】。刘裕大怒，率军亲征，甚至一度想身披铠甲，亲自上阵，最后司马休之等人逃亡了后秦。期间青州兵败，刘敬宣被杀，但很快就被平息。司马休之之乱对刘裕来说是不小的损失，鲁宗之，其子鲁轨都是悍将，雍州兵团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但最终未能为自己所用，不仅如此，还赔了自己的女婿，以及刘敬宣等人，

    由此，东晋内部本身的不稳定拖慢了刘裕北伐，对外扩张的进度，如果以上的问题能更早的根除，至少在刘裕灭往南燕后，便打算对后秦动手了【“裕方议留镇下邳，经营司，雍。”——《资治通鉴》】，三年内收复关中洛阳。或者乘拓跋珪死，拓跋嗣刚即位，北魏内部尚不稳定，对北魏的中原之地下手，刘裕也就会有更多的时间。而不是像北伐后秦时，攻下洛阳便急着加九賜，并在刘穆之死后急忙返回建康，失去了继续北伐的时机(刘裕起家过晚，灭亡后秦之时已经五十五岁了，或许也是自己急着篡位的原因之一)。

    而在一千多年后，朱元璋实现了由南向北的统一。朱元璋在南方扫除陈友谅，张士诚等异己势力，统一了南方，用了差不多十五年，而明军北伐攻陷元大都，仅仅用了九个月。可见内部的稳定对对外战争的重要性。

    无人可任

    除了拔除异己，刘裕对宗亲，亲信的过度依赖，以至于这些人先后去世后，刘裕失去了可以委以重任的人，陷入了无人可用的窘境。义熙六年(公元四一零年)，何无忌讨伐卢循时兵败被杀，给了刘裕当头一帮。刘裕与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刘道规，建康和江陵，一左一右，绝境扭转战局。刘道规更是在江陵极限以一敌三，为这场叛乱的终结带来了曙光。然而不幸的是，刘道规于第二年就染病去世。义熙十一年(公元四一五年)刘裕讨伐司马休之，坐镇青州的刘敬宣因手下叛乱而被杀，刘裕自己的女婿战死于江陵前线。义熙十三年(公元四一年)，刘穆之病死，刘裕可以委以重任的所有宗亲，亲信几乎全都离开了他，而此时他的三个儿子，大儿子刘义符十三岁，二儿子刘义真十二岁，三儿子刘义隆十二岁，他们都年纪太小。而后来我们也知道了，刘义符和刘义真都是庸才......

   刘道规的死，刘裕的影响毫无疑问是最大的(比人们熟知的刘穆之还大)，可以说打乱了刘裕接下来几年的战略部署。刘道规能文能武，有勇有谋，在卢循之乱中镇守江陵有高光表现，甚至不亚于兄长刘裕。刘道规在此危难之际，笼络人心，是内部团结。鲁宗之来援，有人猜忌，但刘道规单骑出城迎接，得到信任。而后江陵焚书信，众人人归心。【“道规乃会将士，告之曰：“桓谦今在近畿，闻者 颇有去就之计。吾东来文武，足以济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开城门，达 晓不闭，众咸惮服，莫有去者。”——《资治通鉴》】，【“雍州刺史鲁宗之帅众数千自襄阳赴江陵。或谓宗之情未可测，道规单马迎之，宗之感悦。道规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自帅诸军攻谦。”——《资治通鉴》】，【“江汉士庶感焚书之恩，无复贰志”——《资治通鉴》】。而在战场上，刘道规利用时间差，先后击败桓谦，苟林，和徐道覆。为卢循之乱的平定立下大功。刘道规治理荆州有法度，【“道规在荆州累年，秋毫无犯。及归，府库帷幕，俨然若旧。随身甲士二人迁席于舟中，道规刑之于市——《资治通鉴》”】。刘道规的死不仅仅是损失人才，刘道规死后，刘道规原来的职务——荆州刺史这一职务，从刘毅到司马休之，现在我们知道，这俩都是最终刘裕讨伐的对象，讨伐刘毅较为轻松，讨伐司马休之前期战事的失利多是鲁宗之这一外加因素，江陵首战失利正是鲁宗之与其子鲁轨的奇袭。而在刘道规在卢循之乱时得到鲁宗之的信任，如果刘道规不死，坐镇荆州，鲁宗之未必向着司马休之。如果司马休之之乱可以做小，那么可能不会波及到青州，那么还可以留下刘敬宣。甚至刘裕收复关中后，刘道规可以顶替沈田子，刘义真，王修三个人(后面会说到)，坐镇关中，如果刘道规活到那个时候，必然是北府兵团中仅此与刘裕的存在，镇住王镇恶没有任何问题(试问刘裕留在关中的话，王镇恶还敢反吗？)。以上的种种分析，都是基于刘道规只活了四十二岁，实为可惜。

     刘穆之，作为刘裕北伐坚实的后盾，【“刘穆之内总朝务，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拥滞。求诉百端，内外 咨禀，盈阶满室，目览辞讼，手答笺书，耳行听受，口并酬应，不相参涉，皆悉赡举。”——《资治通鉴》】，而刘穆之却在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病逝——刘裕收复关中。刘穆之病逝，朝中失去了能委以重任的人，刘裕原本想留下了继续北伐，众将士也大多思归。面对长安百姓的苦苦劝留，刘裕最终还是率领大军还京。【“始，裕欲留长安经略西北，而诸将佐皆酒役思归，多不欲留。会穆之卒，裕以根本无托，遂决意东还”——《资治通鉴》】。

    关中内乱

   义熙十三年(公元四一七年)刘裕返回建康。刘裕在关中的人选上，安排了四个核心：王镇恶，刘义真，王修，沈田子。笔者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案，理由如下：

    刘义真的作用无需多言，有且仅有一个：留下自己的儿子在这，向长安即各地百姓表明自己经略关中的决心，彼时的刘义真只有12岁，并没有能力办事，只是一个身份象征；王修正是刘裕留下来辅佐刘义真的；

    王镇恶必须留下有几点：1.王镇恶有灭秦首功，如果把他撤离有所不妥。2.王镇恶是前秦丞相王猛之孙，在关中素有威望，前面提到，刘裕离开长安后带走了大部分北府兵，因此需要一个在关中有威望的人来组建新的军队。3.还有一点，也是最致命的一点：王镇恶几度不听号令。曾在第一讨伐江陵司马休之时，王镇恶盗取当地豪强的财务，耽误了战机，最终刘裕的女婿徐逵之和沈田子沈林子之兄沈渊子战死，等到达时，刘裕已经平定江陵，气得刘裕不想见他。【及至江陵，休之已平，高祖怒，不时见之——《资治通鉴》】。在北伐后秦的过程中，刘裕曾命令王镇恶等攻下洛阳后需等自己道路在前进，但王镇恶急于乘胜追击，被堵在潼关外，进退两难。【“初，裕命王镇恶等：‘若可洛阳，须大军到俱进’。镇恶等乘利径趋潼关，为秦军所拒，不得前。久之，乏食，众心疑惧，或欲弃辎重还赴大军”——《资治通鉴》】。这样一个功劳巨大，在关中有威望，却不听军令的人，在刘裕看来就是一个炸弹，王镇恶这个人在关中必须有人时刻警惕着，那么这个人就是沈田子。前面说到，王镇恶因其贪财而耽误战机，间接害死了沈田子的哥哥，而在后来北伐后秦中，沈田子部率先经由武关进入关中，并在青泥大破后秦，得到沈林之的增援后，对沈田子来说直捣黄龙，拿下长安并非难事，但被自己的弟弟沈林子劝阻了，最后才有王镇恶沿渭水西进，攻占长安。【“田子欲穷追，进取长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长安，如指掌尔。复克贼城，便为独平一国，不赏之功也’，田子乃止”——《宋书》】。沈田子或许认为，王镇恶能拿下首功，完全是自己让的，却封得了比自己还高的官职。沈田子在刘裕离开时曾告之，【‘镇恶家在关中，不可报信’——《资治通鉴》】，刘裕给沈田子的信号则是，你们这么多人在，他造反不过自取灭亡，必要时可将其除掉。【“裕曰：“今留卿文武将士精兵万人，彼若欲为不善，正足自灭耳。勿复多言。”裕私谓田子曰：“钟会不得遂其乱者，以有卫瓘故也。语曰：‘猛兽不如群狐’，卿等十馀人，何惧王镇恶！””——《资治通鉴》】。

    很多人，包括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认为，刘裕不该挑起武将间的矛盾。但笔者认为，刘裕眼中的王镇恶过于危险(或许刘裕自己看王镇恶也不爽，认为王镇恶关键时候要掉链子)，所以有了沈田子存在的必要，其他人对于王镇恶并不如沈田子这么敏感。后面王镇恶(可能只是调侃)讽刺了沈田子，【“公以十岁儿付吾属，当共思竭力；而(沈田子)拥兵不进，虏何由得平！”——《资治通鉴》】，便招来了杀身之祸。沈田子也依法就戮。牺牲两个武将，这完全可以说是在刘裕的接受范围内，做到把影响降到最低。而事实上，没了王镇恶和沈田子，还有傅弘之——【“傅弘之大破赫连璝于池阳，又破之于寡妇津，斩获甚众，夏兵乃退”——《资治通鉴》】。刘裕没想到的只是王修会被杀，这才是关中内乱的导火索。【“刘义真年少，赐与左右无节，王修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谮修于义真曰：“王镇恶欲反，故沈田子杀之。修杀田子，是亦欲反也。”义真信之，使左右刘乞等杀修。修既死，人情离骇，莫相统壹——《资治通鉴》”】。刘义真也属实比较逆天，把亏损最大化，在夏军封锁了青泥，潼关的退路后，关中和洛阳两个军团全军覆没，而唯一一个幸免于难的居然还刘义真(坑爹(迫真))。

    

    关中陷落后，刘裕失去了继续北伐一统天下的机会，两年后，刘裕废晋恭帝司马德文，登基称帝，建国号为宋，改元永初，结束了东晋在102年的统治。登基后的三年内，刘裕并没有为得到窥探已久的帝位而放松，也没有因人生只剩下最后几年而放弃治疗和放纵(纵使是李世民也避免不了晚年的昏庸)。从他白手起家，到定鼎天下，他得到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地位，但也失去了太多，从何无忌战死沙场，刘道贵病故，刘敬宣被叛军杀害，再到刘穆之病逝，关中得而复失，上天似乎一次又一次的给他开了个玩笑。京口一同起兵就义的将士们，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北府兵，他们同自己给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书写新的篇章之时，却只剩下了自己，或许这就是他对登上这个最高权势之位的孤独感的感慨吧。

        【“上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 纨绮丝竹之音。初，朝廷未备音乐，长史殷仲文以爲言，帝曰： “日不暇给，且所不解。”仲文曰：“屡听自然解之。”帝曰： “政以解则好之，故不习耳。”宁州尝献虎魄枕，光色甚丽， 价盈百金。时将北伐，以虎魄疗金创，上大悦，命碎分赐诸将。 平关中，得姚兴从女，有盛宠，以之废事，谢晦谏，即时遣出。 财帛皆在外府，内无私藏。宋台建，有司奏东西堂施局脚床， 金涂钉，上不许。使用直脚床，钉用铁。广州尝献入筒细布， 一端八丈，帝恶其精丽劳人，即付有司弹太守，以布还之，并 制岭南禁作此布。帝素有热病，并患金创，末年尤剧，坐卧常 须冷物，后有人献石床，寝之，极以爲佳，乃叹曰：“木床且 费，而况石邪。”即令毁之。制诸主出适，遣送不过二十万， 无锦绣金玉。内外奉禁，莫不节俭。性尤简易，尝着连齿木屐， 好出神武门内左右逍遥，从者不过十馀人。时徐羡之住西州， 尝思羡之，便步出西掖门，羽仪络驿追随，已出西明门矣。诸 子旦问起居，入合脱公服，止着裙帽，如家人之礼焉。”——《南史》】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