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入侵存在吗？

      当你坐在沙发上，看着美剧中的英国人在中餐店和他的法国朋友谈论着日本动漫时，无论你是否认可文化全球化，我想你都已经无法对这种泛在的现象视之不见了。然而文化全球化本身也并非一种“国际主义”式的“自然现象”，也就是说，文化全球化作为一种现象，实际上是随着其政治经济核心，也就是“全球化”这一历史进程而必然衍生出的结果。而在关于文化全球化这个问题的网络讨论中，我们主要选择出两种较大的声音来进行分析，第一种，认为他国文化完全是“文化入侵”，且由于历史原因而主要集火于日本文化；第二种，认为文化全球化是“人民喜闻乐见”的自发结果，不该进行任何批判。这两种声音形成两种互相对立的文化态度，但可以说都有失偏颇。接下来我们开始详细分析：

      第一种，认为他国文化完全是“文化入侵”的观点，实际上由于民族主义的文本框架限制，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所反对的基本上都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上的抽象身份，即作为一个抽象化的文化个体而存在着的所谓“日本文化”，“美国文化”等等。然而，即便不谈文化本身的历史沿革，就单从生产的全球化这一政治经济学的现实上来说，“日本制造”、“美国制造”、“韩国制造”等等一系列可以被纳入这一抽象身份的文化碎片都已经在现实的意义上嵌入进整个社会结构之中，在一些日用品的工业生产尤其是发达工业生产，以及逐渐发达的信息产品中，“纯粹国产”这一概念已经开始逐渐被全球化生产这一不可阻挡的经济现实所大幅度解构。所以从这一具体的文化现状上来看，他们在使用并且接受这些他国文化的物质存在时，已经和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对他国文化所竖立的敌对态度相矛盾。甚至稍微讽刺一点地来说，他们赖以表达意见的互联网媒介技术本身都是西方近代文化所先行主导的。并且，从文化本身的历史沿革上来看，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不经过动态的交流互动就可以“完全自发”地生产出来的，所以文化作为抽象个体的“稳固性”和“封闭性”都是相对而言的，尤其是相对于文化全球化而言的，故而“文化入侵”这个词从其指涉的一般文化逻辑上来说是很难成立的。当然，在一些极少数的情况下的确也会存在“文化入侵”的完整逻辑，即这种文化“交流”会带有强烈的单向侵略性动机，而导致另一方相对成体系的文化个体遭受毁灭性打击而不再有可能进行文化的融合与迭代，这一点在历史的文本中也已经可以发现，并且在后文会提到的作为“新殖民主义”的美国文化战略，也就是通过控制文化博弈和文化态度来取代侵略灭迹的文化战略中也有类似的逻辑。

      但是第二种观点，作为第一种观点的反面，即认为文化全球化的现象完全是大众自发生成的，是“人民喜闻乐见”的结果这一观点，其实也是错误的。因为当下的“文化”互动关系已经完全不同于前现代的地域性文化互动关系，当下的“文化”是跨国媒介公司在媒介资本的运作上所创造出的一种“经济景观”，亦即罗兰巴特笔下的“现代神话”。也就是说，当下“文化”的定义实际上严格来说已经完全进入了“媒介文化”的时代，几乎任何一种可以被广泛认知的现代文化都是以各式各样的大众传媒和媒介平台作为载体进行传播和确立的。例如电视，电影，网站，视频软件，社交平台等等一系列媒介技术，都成了现代文化赖以生长的土壤。虽然说即便在前现代社会，文化也一样需要各种媒介来作为载体进行传播，例如文字、画布、音乐等等，但现代文化之所以被强调为“媒介文化”正是因为媒介在现代文化形成的过程中越来越具有等于甚至大于文化内容的形式力量，也就是麦克卢汉所言的“媒介即讯息”，也就是说媒介本身成为一种讯息，一种内容，一种文化。例如在媒介文化中常说的一个词语“镜头感”就是这种媒介力量在现代文化中的非凡地位体现，毕竟在前现代文化中，人们很少会评价一位文学家很有“文字感”，而是经常去评价他文字背后的具体文学内容和思想境界。并且，媒介文化对媒介的强调不仅是建立在人们对文化态度之变化的意义上，它还建立在媒介日益成为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开始以一种稳固的经济结构的形式参与进整个社会的进程中。而由此，媒介文化的全球化现象也就必然由其全球化媒介资本的生产方式所决定，即当下媒介文化就是在国际交流的动态文化实践过程中才得以诞生的，也就是说除了极少数情况之外，大部分媒介文化并不是在某个发达国家生产好之后开始撒网一般地定向传播的，而是在市场的经济逻辑下由各国关于媒介文化的经济权力结构主动地去“接受”的，因为这种文化的传播与模仿可以带来巨大经济利益（比如中国市场锚准日本动漫文化在日本市场的巨大成功后开始引进本土，逐步为后续的动漫文化在中国的市场位置做铺垫），最终全球化的媒介文化就在这种必然的经济全球化的基础进程中开始逐渐形成其成熟的轮廓和内核。通俗来说，就是人们从来没有在A文化与B文化之间去暴力地“抉择”出一个文化，而是在他们“抉择”之前就已经被掌管媒介文化的经济权力结构注定了必须去接受这种文化了。所以说媒介文化是完全由大众自发生成的这种说法自然是不妥当的。尽管当下的媒介平台大多采取了UGC也就是“用户生成内容”的模式来进行媒介资本的运行，似乎在此之中作为用户的大众可以完全自由地生产出他们自己的文化内容而不受任何因素影响，但实际上正如媒介资本是建立在全球化市场的经济逻辑上的那样，在媒介平台的资方凝视下，用户也必须遵守这一经济上的底层逻辑，亦即市场化的文化模式。“快、狠、准”，“享乐、消费、狂欢”等等一系列媒介文化的“箴言”开始作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钳制着用户的文化态度，使其配合媒介资本进行源源不断的文化工业再生产。所以其实上述第一种观点中的“文化入侵”一词，其在现代语境下唯一能够在逻辑上成立的就是在于批判维度上的“全球化媒介资本将作为商品的媒介文化全面侵入大众文化之中，剥夺大众在消费结构之外自发创造文化的生命力”，而不是被以偏概全的政治学意义上的所谓“他国为了侵略本土文化而采取的文化战略”。

      不过尽管文化全球化现象在国际关系的政治学意义尤其是现代政治学的意义上鲜少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第一目的而出现，毕竟在文化帝国主义的“中心-边缘”体制中必然决定了“中心”是相较于“多边缘”而存在的“少中心”状态，但是这种为了控制“边缘国”文化而存在的少数战略中心的确也不可忽视。例如美国的全球化文化工业帝国。美国所妄图主导的全球化文化市场中确实有一部分文化产品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输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美国中心主义”认知观的媒介（文化）帝国主义战略，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毕竟就单说媒介文化得以形成的最根本的技术上的基础，也就是媒介技术本身上，都是被美国先行垄断后才逐渐散发于全球市场的。正如席勒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的“军事工业传播复合体”的概念，其思考了传播在美国扩张主义中扮演的角色，从而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的概念。他认为美国利用国内的“军事工业传播教育复合体”，维持美国现有的制度，抵制变革，同时，在国际领域内，不断地将美国式的传播制度推广到世界各地，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种单向的传播过程就是媒介帝国主义1。所以以美国为战略中心的文化帝国主义其政治性动机虽然在以市场经济为主要逻辑的媒介资本市场中难以显现，亦即新殖民主义的“文化控制”在媒介文化的全球化生产中所占据的动机比例较小，但这一点恰恰也绝不可以忽略，不能天真地认为媒介文化就真的是大众自发形成的带有“天然褒义词性质”的“神圣”文化，或者说所谓“人民喜闻乐见”的结果，因为这之中至少经历了市场和国际政治关系两个环节的异化。而且就媒介平台其活跃用户的社会阶层结构来说，经常被用户拿来为文化消费主义辩护的“人民喜闻乐见”一词中的“人民”两个字也是需要被严肃审视的，因为这两个字在历史中尤其是20世纪的历史中是有其政治哲学的纵深与坚决批判异化的积极主体性在其中的，并不是消费主义者可以拿来为异化的全球化文化机制进行辩护的天然褒义和神圣的挡箭牌。毕竟，虽然当今媒介化生存的人口比例正急剧上升，被技术赋权的用户拥有看似平等的文化生产机会，但能够掌握媒介文化主导权的终究在社会阶层中处于中上的位置，因为他们具有良好的经济条件，故而也就拥有同样良好的媒介技术和文化生产条件，甚至能够和媒介资本达成强雇佣关系，成为媒介文化的“意见领袖”，而在此之中所创造出的媒介文化，是否真的是且完全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结果，就需要打上一个问号了。毕竟“喜闻乐见”这一极其容易被“现代神话”所吸纳的情绪性元素本身就是不稳固的，难以信服的。

      综上，主要选择了两种观点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当然，在文化全球化的网络讨论中肯定不止这两种声音。但这两种声音也的确代表性地展示出了关于文化全球化的认知中两种相反的极化方向。我的建议是不要在民族主义的框架限制下进行“文化入侵”的意识形态游戏，同时也不必认为文化全球化这一主要在传媒经济学上成立的现象具有什么天然的“神圣性”和“正当性”，从而沦为消费主义的辩护人。我们所应当做的是尽可能地将媒介文化背后由媒介资本所构建的现代神话进行祛魅，将媒介文化还原为它本真的模样，再思考“大众文化”本身的历史性及其去消费化的发展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