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地毯佳作】戒断反应（上）
“星期六晚上补地理的时候吧。”武安安对周献说，“我们一起回家，一共要过三个路口。”
“你打算怎么说？”周献问，“直接说？”
“我写了一封信。”
那时安安十六七岁，高一暑假时，学会了上网。他从一本下错的电子书里，发现这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同性恋。他自己就是其中之一。那种感觉，就像紧捂眼睛的双手终于被掰开。后来他在网上遇到很多同类，但绝大部分没聊过第二次。他还不习惯别人第一句问他“情况”，意思是身高体重年龄。周献没问过这些，他在另一个高中念书，和安安同年级。
整个高二，他们最常约见的地点是妇幼保健院，那是两所中学的中间点。其次是更靠近安安学校的北塔公园，公园里有个干掉的喷泉。有些见面在晚自习后，等路上的学生走空，他们常常冲住宅楼乱叫一通，比谁嗓门大，然后飞快跑开。但他们无法闲逛太久——安安是从乡镇考进市里的学生，被合租同乡女生的母亲监视着；周献是市里人，受着严格的家教——他们认识一阵子后，才具体聊到这些。不过，第一次见面时，安安就提到，他小学与初中的头两年，是在上海念的，由于户口问题，不能考高中，这才回了老家。
“我想考上海的大学。”周献说完，安安为他介绍了一会儿上海。
某一天起，安安喜欢上一个同班同学。那男孩叫朗天，头发有些自然卷。安安告诉周献，他笑的时候，全情投入、露出酒窝。他也常常很严肃。他喜欢上课睡觉，那是因为，“他没有要拼命的戾气。”但他成绩还不错。周献表达过一次疑惑。他问，朗天是不是直男？
也许是，也许不是。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安安在这种讲述中，越来越深沉的爱。“他身上有一种晶莹剔透的纯真。”安安说。当然还有另一种事实。朗天的同桌说，他房间里堆满了脏袜子，床底下的那几只硬如雕塑。这也不重要。
“会不会吓到他？”安安计划表白时，周献问他。
安安犹豫过。无论如何，白色的信封最终被掏出来，递到了朗天手里。他们尴尬地笑着，挥挥手，再见都忘了说。第二天他经过教室前排，两人隔着打闹的同学，眼神撞上了。朗天冲他笑了笑，几乎有些惊恐。
“你信里怎么写的？”周献问。
“就大概说了一下。”安安说。其实那封信写在十六开的作业纸上，密密麻麻两整页。
“他不一定看明白了吧？”周献问。但关键词是用记号笔写的。“他还没发现自我。”周献语气肯定，安安立刻动摇了。后来又有很多晚上，他们反复讨论着朗天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揣测他为了向安安靠近所作的努力。于是安安在朗天身上看到了更高贵的品质，一块未经雕刻的玉矿石，一个毫不匮乏的灵魂。他们之间只隔着朗天的自我发现之路。
也因此，安安从周献身上感到一种热度与明亮。他以耐心与善意，一刻不停地为安安描绘着希望。在那种年纪，窒息的年纪。他会永远感激这个朋友。安安这样想。事实上，他确实也回报以最大的耐心，积极地交换着友情。
但是，有一天，周献谈了恋爱，他们的关系进入了衰退期。
“有一种非常‘同性恋’的愚蠢。”大学时，安安交了一个来自东北的胖朋友，“他们崇拜浪漫。”
“什么意思？”那位朋友像是没听懂。
安安警惕地想，他是不是又交上了那样的朋友。
安安大学毕业后的大部分时间，在上海徐家汇附近度过。他有钱的时候独住，没钱时合租，时常搬家，谨慎地维持着拥有物质的总重量。他有一个加拿大进口的设备箱，有时放在地毯上当茶几，据说是军用级别，淹进海里也不怕。那箱子里装着他现在常用的设备，一台中画幅胶片单反、一台索尼微单以及若干镜头、胶卷与偏光镜。
他大学时为自己设立了一个原则，不接任何商业性质的工作。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他可能只是看不起不高级、随随便便的商业拍摄。他最终接触了品牌与杂志封面，他想，至少他们愿意忍受艺术。有一次，安安让模特盯着镜头不许眨眼，三分钟后，他按下快门，模特手里的木瓜已被无意识地捏烂。成片中，模特因过于用力，显得有些斗鸡眼。他说这正是他要的效果。
但这些不是他真正追求的。“我想要被听见。”安安对他在化工行业做技术质检的男朋友说。那位男朋友一如既往地用倾听表达回应，没有追问他到底想被听见些什么。从安安大学毕业的夏天开始，他们像做梦般在一起四年——在梦中，你不会怀疑有任何不妥。当然，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安安从未被迫去公司里过集体生活。逛美术馆，逛棚户区，逛老建筑群，逛郊外公园。有一段时间，他去哪儿都步行。他在训练自己。他认为摄影需要“慢”的力量。幸运的是，他生活在上海，没人有空告诉他这有些异样。
那段爱情关系结束的几个月后，安安第一次入选了一个摄影群展。在徐汇滨江的美术馆的展墙上，除了他给属于自己的房间取的名字——“不明材质”，还印着他的照片与简介。他为炎热中的开幕仪式选了一件购自日本的白衬衫，配一枚回形针状的银质领针。他在出租屋空调的风口里穿戴整齐，电话指挥出租车司机开进弄堂，到楼下来接。
与他的想象相比，开幕式甚至有些简陋。结束后，他幻想自己是个普通观众，快速趟过其他展间，到自己那间。夜晚中的牌匾灯箱。（他刚开始拍照时，有人告诉他，不要用曝光来囚禁自我。）一颗肥皂泡上的彩虹光斑。长曝光的深夜海面（他得承认，这是模仿杉本博司）。男人手背上暴起的青色经脉。
主办方领来一个女记者，给他做采访。她脸型圆润，乱糟糟的头发拢在耳后，嘴上的深色口红整饬井然，如一枚横放的标本树叶。“你照片看上去挺不一样的。”她这样称赞他。她的样子很为难，看上去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夸法。她问他对这类青年艺术家群展的看法，他平静地说：“哦，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型过家家。”她用审视的目光看着他，好像在决定要不要接受这个回答。
她叫露露，实际上是个写小说的女作家，在湖南小县城念大学时，就拿过香港青年文学奖。来上海后，她意外地发现自己还得赚钱吃饭，于是做起文案、编辑、记者。他们后来成为朋友，露露就听到了安安的故事。
“那男孩的父亲去世比较早，所以他性格有些孤僻，很可能我就是喜欢这一点。他常常来跟我说话，会问我，人们为什么要奋斗。后来我跟他表白，他当然没有接受。因为他是直男。给我的感觉就好像——这不是他的错，就好像，这种感情的前提是不合法的。”
他小时候——他用这个打比方，他小时候跟着父母，在上海郊县念书。本地人，外地人。 “没什么比等级感更结实了。”安安说。就像动物与人不可逾越。
“我就想，能不能把他的样子记录下来。不是通过拍照，而是画画。那会儿我还看不起拍照。因此我去学了艺术。我小学的时候，在上海学过两三年素描，到能画复合石膏体的地步，拾起来不难。后来就成了艺术生。”
武志权与李晓梅对安安学艺术的想法当然很反对。安安躺在床上，一声不吭，用指甲抠床沿，两小时不间断，血渗进木头，留下擦不掉的印子。最终，除了画画班的报名费、用具耗材，李晓梅还给安安买了一辆自行车。他不想坐公交车去画画班。“那里面全是人。”他说。每个星期总有一两个逃课的下午，他骑车往北，经过公交总站和城乡结合部，一直骑到乡下去。他侧头闻路边的白杨、油菜花、成片的麦子与池塘的腥味，想骑到一个放眼望去看不见房子的地方，但从来没有成功过。
他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第一件事就是换上大信封里的上海手机号，重新注册了QQ，谁也没通知。开学时，他坚持自己坐火车。南京段有隧道，穿出来，他颇有仪式感地想，现在，他和过去没关系了。但他马上就发现，新生活中充满了陈旧的事物，迅速地令人厌倦。大二开始，他租住在校外。毕业后，他保持联系的系里同学不超过五个。
但他没再为这个世界痛苦过。因为他主动掌握了割裂。迅速的、即时的割裂。
“我回老家的时候，会去高中操场转一转。”安安对露露说过这个，“以前是煤渣跑道，现在是塑胶跑道。有一颗歪脖子树。有一个冬天，我看见一只无头腊鸡挂在上面。然后我想，这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可能是哪次早操结束，我看见他一个人往教室走。他的表情。还有当时的天气，周围的声音。这些都是巧合，又有某种决定性。神奇不神奇？”
露露总是沉默。但安安知道，露露理解。她抽烟又戒烟，戒烟又抽烟；她需要男朋友，又难以忍受他们。她身上有一种永远无法和解的尖锐，一根扎在自己身上的钢刺。有时候，安安感到有必要了解一下那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露露每次都这么说，听上去真诚极了。有一次，她的说法不太一样：“你是怎么把你的过去整理得那么清楚的？”
他突然意识到一种可能，她并不自知地在讨厌着他。
“当然说不清全部。人有一部分很神秘。塑造人的有各种力量。基因，环境，以及一种神秘的东西。”
“是吗？”她开了一个生硬的玩笑，“那你的神秘性也是够清楚的。”
这不意味着安安和露露的友情走到了尽头。尽管有一个瞬间，他们都这样以为。大概他还有和真人交往的需求，她还想发挥那些精妙绝伦的讽刺。又过了两年，他们的联系才逐渐减少，最终演变成在网上互相点赞都不好意思的关系。那时他又办了其他展览，被一家画廊代理了作品（尽管没给他带来什么收入）。有更多记者采访了他。他简直接近了成功。他有一个个人网站，是他失眠最严重那阵子现学现做的。他在社交网站上的粉丝日益增多，每天的私信收成都不错，装满了五光十色的孤独。可他已经对孤独有了更成熟的看法，难以感同身受。
直到有一天，他遇见了一个老朋友。
那是他戒烟后的第四天，他出现了呼吸一类的生理戒断症状，甚至开始感到一种感官的退化，各种念头出现又消失，不受控制。他去了医院，在楼梯口四处寻找诊室时，有人叫了他的名字。是导医台边的那个男人。
“我刚才想了好半天是不是你。”对方说。他厚嘴唇，清秀的吊梢眼，身材壮硕，介于胖与壮之间。“你怎么瘦成这样？”
安安愣了几秒，想着“好半天”到底是多久，接着露出礼貌性的惊讶笑容，表示认出了他。是他的老朋友周献啊。他们往栏杆边靠了靠，那是二楼平台，面对电梯与一楼大厅。他解释自己的迟钝是因为戒烟，今天正为这事儿而来。
“怎么想到要戒烟啦？”周献问。
真实的原因是，他想了想——他只是无聊了。他当然可以这么说，只要用上正确的语气。可他这会儿做不到。他听上去像在撒谎。
“就像凤凰涅槃啊。我也戒过一次，戒到一半，我想，我为什么要涅槃来着？”周献脸色泛红，等着安安被这说法逗笑。
话题转换到周献的生活事实。他复读了一年，才考来上海。从松江某大学的法律系毕业后，他进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主要做知识产权一块的顾问工作；在长宁区住了多年。听到安安说他现在像个运动员时，他解释说，他只需要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写合同。
“跟你不一样，我把事儿说清楚就行，形象不重要。”
但安安还没告诉周献自己做什么呢。
“你来医院是？”安安问。
他来拿体检报告。耐心地听完体检项目和重要性后，安安晃晃手机上的页面——那是他的电子挂号信息，友好地道别，走向他在对话过程中看到的指示牌。
医生按部就班地问问题。“就好像，”说到戒烟所造成的心理反应时，“我的理智被剥夺了。”但毕竟还没有，他注意到了医生一闪而过的笑意。医生没开药，鼓励他，要坚持到底。
安安走出诊室，一眼看见坐在候诊区第一排正中间的周献。他穿着灰色的POLO衫与黑色运动短裤，一截深蓝色的袜子裹住脚脖子。他入神地看着手机，像极了多年前他在妇幼保健院门口等安安的样子。他不知道要等多久，但可以一直忍耐下去。
“我突然想到，我们还没扫微信呢。”接着，他装出突然想起似的的口吻说，“你有空吗？我们找个地方坐坐吧。”
他们第一次见面之前，周献也说了类似的话。安安因为经验不足，有些犹豫。期间他将QQ隐身，逃避周献的追问，等再上线，他假称刚才在看电影。半小时后，安安在他们约定的十字路口的石墩上看见了周献，脖子和头一般粗，汗涔涔的皮肤薄薄一层，白得发亮，仿佛直接裹着奶油般的脂肪。周献站起来，问，“你就是‘小蝙蝠’吗？”
后来安安开玩笑说，他决定见周献，是因为周献比他更胖。（这种半真半假的攻击常常让他们两人都很快活。）事实上，那是他们高二开学后的一个周末，安安合租女孩的父亲从老家来办事，晚上叫了朋友来吃饭，喝了点酒，在家里乱叫乱吼。他逃了出来。他问周献在干嘛——好像去网吧必须得有什么事儿。周献说，他刚才在网吧里做掉一张数学试卷，花了三个小时，因为他得时不时去看一下游戏进度。
周献背着一个巨大的书包，两侧的网兜里插着矿泉水与折叠雨伞。可那天一点下雨的迹象也没有。他们走完商业区，把音响震天的商店抛在身后，到北塔公园的喷泉池边坐下。周献递了一个苹果给安安。“洗过的。”他说。苹果又大又红，像历经过仔细挑选。他说其实他在离家出走。安安以为他在开玩笑。周献打开包，包里还有五六个苹果、两袋面包、几件衣服和一部分课本。
“打算去哪儿？”安安问。
他原先的想法是去霍山县城找他爸。他的亲生父亲。安安假装不为这句话感到惊讶，问，现在应该没车了吧？周献说，最晚一班车是七点半的。他从早上八点开始离家出走，被耽误了一整天。上午陪一个同学去七彩桥电子商店买了手机；吃过午饭，初中同学约他去体验新开的鬼屋。拖到傍晚，他得先把数学试卷做掉，星期一要交。
安安说起他离家出走的计划。坐火车到上海，去南汇，然后远走高飞。（他先解释了为什么要去上海南汇。）最终的目的地没仔细想，也许在东南亚那一块。越南，缅甸。
安安刚要谈到为什么是越南时，周献看了看手表说：“我得回去了。十点前得到家。”他们走到公交站等车，周献的车先到，但他陪安安等了下去。
安安上车后，隔着车窗对外面的周献挥手。周献也报以同样的动作，就像一个圆滚滚的双球雪人挥舞手臂。那是一种你不会因此而攻击的胖。因为他乳白色的皮肤，柔滑的线条，不含复杂意味的笑容。还有一种可能，安安后来才想到，对周献来说，攻击无效。
即使他们头几次见面保持了应有的学生气，也很快谈到了与性有关的话题。安安没有经验，提问时脖子往前欠着，用力地抒发惊讶。所以他让你去买安全套了？野外不怕看到吗？有蚊子吗？我好难想象那里啊。插进那里。不管安安问什么，周献都会照实回答。他初二时有过一个男朋友。
“不过也不算，没正式确定过关系。”周献说。
他在聊天室认识了那个男人，见面第一晚就发生了关系。周献说，“其实我只是想找个地方睡觉。”那人当时三十二岁，结了婚，女儿五岁，在建材市场有个门面，卖灯具。店里有个小厨房，他老婆身体变差之后，就每天在家躺着，不太来做饭了。周献在时，男人买菜做饭。男人说，他是长子，父母下田种地时，他就得照顾弟弟妹妹，六岁时就学会了做饭。他们在过道的钢丝床上做爱，完事后，周献趴在收银台上做回家作业。隔壁瓷砖店的老板看见他，男人说，这是朋友的儿子。他给周献买过几件衣服——那时周献正在进行一次旷日持久的离家出走，整整持续了四天，没有换洗衣服。在同一家店里，男人顺便给女儿也买了衣服。他们的关系开始的一年半以后，男人说，女儿要上小学了，所以他们最好不要见面了。
“那是什么感觉啊？”后来，安安偶尔想起周献这段不算优美的初恋。那时对朗天的爱意像闪电一般，持续地劈打着安安。
“没什么感觉啊，我就是想睡觉。”周献说。
但周献告诉过安安，分手后，他去灯具店找过那个男人几次，有回正值饭点，他还吃上男人做的饭。当然，饭后他就在钢丝床上还了人情。男人说，不能再来了，邻居怀疑了。周献再想他时，就乖乖蹲守在建材市场大棚门口，远远地看着灯具店。一个周六，他看见上午下午各有一个男孩从店里出来。
“我一开始还以为那是去买灯的！”周献说。
但怎么确定他们不是去买灯的？安安和周献同时忽略了这一点。
“他还找你，就说明喜欢你。有些人发现自我比较晚。”周献说，“那个人，那个人结婚好几年才发现的。”
也许是这样。安安想。朗天总有一天会明白，哪怕那是很多年以后。安安幻想过很多次他们多年后重逢的场面，场景之一，是一处空旷的候机楼。这种想象就像一阵强力麻醉针，让安安一次又一次地从煎熬中挣脱出来。安安看着周献，看着他被厚厚脂肪盖住的迟钝的笑容，他眼神中的敏锐与信任，将自己跟着打工的父母在上海所遭受的歧视，回到小镇后艰苦的生活环境统统说了出来。
“你见过茅坑吗？屎从一个斜坡滑下去，跟别的屎堆在一起。”安安说。
周献险些就能见到这些。幸亏他父母离婚早，那时他只有三岁。能干的母亲带着他，翻山越岭，走出大别山，将药材运到外面换钱。后来母亲再婚，又生了一个男孩，比周献小五岁。周献说自己很早熟。他的意思是，他小学五年级，就学会了在网上找男男色情影片看，无师自通地开始打飞机。他妈妈发现了，但因为要赶去北京谈生意，授权他继父揍他。打完他，继父说，你要晓得，这都是为了你好。
“然后呢？”安安问。
只打了那一次。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谈过这个事情。
冷漠。自私。一种放弃。发现孩子有问题，却表现得无所谓，因为她还有另一个完整的家庭。安安为周献感到难过，于是说了出来。
“那要怎么样？天天打我吗？”周献反问他。
安安去过周献家一次。那是个周六，周献继父带妻子与儿子回老家，据说在安徽与湖北的省界上，开车单程两个小时。他们提前一周说定，当天吃了很多东西，还遛了那条叫“小不点”的泰迪犬。后来安安想起，却有一个莫名的疑问。为什么他只去过那一次？
那天还有个巧合。早晨，安安接到电话，李晓梅和武志权要从老家过来。怕是频繁晚归的事情捅破了，安安想，他每次都告诉“舅妈”——合租女孩的母亲，他在和同学讨论数学题。起床后，安安在房间里绕起圈，后来冲出去想问个清楚，舅妈却笑眯眯地让他准备吃早饭。但这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李晓梅又来电，说他们走到半路又折回。他舅舅赌博，欠了几万块高利贷，债主带着打手，开车杀到了老家。
从到小区门口，到进周献家，花了安安二十分钟。他在保安室登记访客信息，问清楚了楼号位置，接着却迷了路。等他终于敲开那扇位于顶楼的防盗门时，父母不来的兴奋已经消失殆尽。“你们这儿盖得跟迷宫似的。”安安一边换鞋一边说。
“还好吧，你没去过我一个阿姨家，那个小区跟旅游景点一样大。”周献说。
一进房间，能闻到一股香味，后来就闻不到了。餐厅与客厅贯通，两边各有一个露台，种着许多植物。安安在南边露台的摇椅上摇了几下。他们到客厅里看电视，电视机如教室里的投影幕一般大，但没什么好看的节目。安安又站起来时，注意到沙发上方挂着的巨型全家福。他刚才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周献与弟弟在中间，继父与母亲在两边。他们愉快地笑着，牙齿洁白得不太真实。周献看着比现在小几岁。
“你家水晶吊灯也太大了吧，是不是一蹦就会撞到头？”安安说。
“谁在这儿蹦啊？”周献端来自制咸柠七和刚烤好的曲奇饼。
安安接过饮料，放到玻璃茶几上。来的路上，他想到周四朗天来问他，为什么一个人一定要证明自己？他有种感觉，朗天不只是需要一个答案。他回答，因为人们感到恐惧。他想告诉周献的重点是，朗天很像在跟他没话找话。
安安决定晚点再说。
聊完二中打群架的事情后，周献又上了一轮零食。他将核桃、牛肉干和一种小蛋糕，仔细地摆进一个三层托盘里，从厨房端出来。另有几种，分门别类装在透明的玻璃罐中。“我们一会儿吃火锅。”周献说。但零食已经填了安安肚子的一半。他喝着饮料，忽然想到，液体会不会把吞进去的饼干泡涨开。
“我要跟你说个事情。”周献说，“我认识了一个人。”
周献露出羞涩的笑容，晃动着身体，他侧过身，想用头去够沙发，却怎么也碰不到。那条名叫“小不点”的泰迪犬，从它金碧辉煌的狗屋中踱步出来，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竟然还有让他难以启齿的事情？
周献将手机递过来，上面有张模糊的照片。一个男生，趴在桌上，脸的下半部分埋在交叉的小臂中。他抬着眼睛看向镜头，一条眉毛挑着，眼睛里在使坏。
“哪儿认识的？”安安问。
“一个熊猴群呀。”周献陡然换上故作可爱的声音，仿佛他的羞涩迅速地过了保质期。就是胖子和瘦子互相喜欢的QQ群，周献解释道，安安中等体型，算是狒狒。安安拒绝了周献将他拉入群的提议。那么，这个男生呢？他当然是猴子，一只在宿州念高三的猴子。他们只是互相有好感。周献这样定义他们关系的性质。
但到了下一个周末，他们又晃到妇幼保健院门口时，周献问：“他对我是不是真的有意思？”
什么意思？安安想。“你们还没见过吧。”
“他说我是他喜欢的那个类型。”
“那你呢？”
“我也喜欢他。”
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相互吸引——他们已经互发了某类照片，周献说得隐晦又直接；还有一种精神上的联系（周献的原话是：他真的很有意思！）他——他叫唐剑，称父母为饲养员，把高中说成鸟笼。他偷了全校的拖把，在教室后的空位搭了一个棚。他的班主任要打他，他说，小地方没素质的人才打人。他说一口普通话，声音很好听。
那么，周献对于唐剑呢？
“不知道。”周献说，“我也不知道。”
等到周一，周献就知道了。“我们在一起了。”短信中，周献这样说。他还给安安发了一个由符号拼成的笑脸表情。再过几天——在安安的感觉中，这些事情像连在一起的多米诺骨牌，周献说：“我要去见他了。我下周末就去见他。”
尽管安安有些受不了周献的样子，但还是相当负责任地问清楚了情况。出发时间，班车，唐剑的地址。出发那天，他们来回发过几次短信。周献经过一个县城，给他发了一头在等红绿灯的驴子。最后一条信息是：我看见他了。之后两天，悄无声息。整件事情开始让安安心烦意乱。他坐在房间书桌边，拉开窗子，外面是晴朗的春日，阳光裹着微风吹进来。他开始幻想与朗天有关的一切。
“他家在市中心有个门市部，卖手机的，二楼用来住人。他们平时就住那里。不过我们晚上睡的是他家的郊区别墅。他爸妈不回来住，就我们两个，房子很空，还挺吓人的。”
周献说的是唐剑的事情。星期三晚上，他们逃掉了晚自习。周献看上去不太一样了，拘束、扭捏又兴奋。安安问，“所以，网友见得怎么样？”
当然很好。周献说。唐剑来接他，他们去吃了肯德基，喝奶茶，逛小吃街。到了晚上，还带他去一个新建的广场放孔明灯。
“就是那种用细绳子拖着蜡烛的灯笼，点上了就能升到天空里。”
“我知道孔明灯是什么。”安安说，“你们在一起都说点什么？”
“什么都说。”周献说，“他有很多课外书。我就跟他说了你。我说我有个朋友也喜欢看书。”
安安语塞了片刻，问周献“那个”事情。
“做了好几次。”周献说。他还提到，唐剑房间窗户外，是一座水景公园。他打开窗户，让周献站在窗边，自己一件件地把衣服脱掉。“我冻死了。这才四月份好吗？”
“他爸妈呢？”安安赶紧转移话题。
“住门市部那边，不经常回来。”周献说，“不过第二天早上挺尴尬，他爸爸回来拿东西，我们在厨房里遇上了，他问唐剑我是谁。唐剑说，‘是我男朋友’，又对我说，‘你要叫爸爸’。”
“你怎么说？”
“我就听了他的话啊。”
“然后呢？”
“他爸爸扭头就走了。”周献说，“不过，他妈妈还挺好的。走得时候来送我，买了水和零食。”
安安不免联想到，爱情使人愚蠢。但愚蠢的还不止这些。周献开始减肥。“我不是想变瘦，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安安又学到一个新词语，优熊。优秀的熊，意思是除了肥肉，还有瘦肉。周献发来彩信，照片内容是健身房。除了这个，他还制定了初步的人生计划。他当然会离开这个小地方，但目光也不只放在上海。“要看唐剑考去哪里。”如果有机会，他们会出国。首选是荷兰瑞典，美国新西兰也可以考虑。安安怀疑，他连未来后院里种什么花都想好了。
但安安很快就停止了这些不太必要的鄙夷。他换了另一种看法：周献身上所散发出的精神抖擞的激情、生机勃勃的希望，都只是因为他的性欲得到了满足，与爱情无关。
果然，不到一个月，他们就分手了。原因很奇特，每一个环节都匪夷所思。唐剑不再回短信，电话也打不通。后来索性关了机。周献发了很多“令自己后悔”的短信（其中有一个比喻，他们就像癞蛤蟆和仙鹤）。“祝你未来一切都好。”最后一条短信里，周献这么说。第四天，他终于收到了唐剑的回信，他和父母吵架了，被锁在了房间里。后面跟着一句，“好的，随便你。我也没空陪小朋友玩。”
“你怎么能说这些？”安安谴责他。
“是的，我知道，我现在知道了。你看，我道歉了。”周献哭完第一轮，眼见要开始第二轮，“我要继续道歉吗？我要怎么说？他不接我电话了。”
“你是怎么想到要说分手的？”安安的语气软下来。
“我不想啊。”周献说，“我只是以为他玩腻了。”
就在安安以为这将变成历史时，唐剑来了皋城。这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他早上给我打电话，说来看我，已经上车了。”周献在电话中说。他们没有复合。尽管他承认，他依然每天说着晚安。周献去车站接唐剑，从安安的手机里消失了一下午。傍晚时，周献的电话又打进来，让他出去吃晚饭。“你是武安安吗？”安安拒绝后，一个陌生声音插进电话里。安安卡顿几秒，在脑海中寻找普通话。唐剑报上地址，那是一个周献曾跟他提过的昂贵餐厅。
“作业可以明天再做呀。”他听上去既咄咄逼人，又留有余地。
安安到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他乘电梯到商场顶楼，绕了两圈，几乎以为自己找错了地方时，看见那餐厅就在对面。服务员将他领到一个靠窗的位置，他一眼认出唐剑。他的头发比安安看过的照片要短一些，前额那一撮，硬硬地朝上刺着，在灯光下微微泛着白。安安猜，那是某种带颜色的发蜡。
周献介绍他们认识。他说安安以前在上海念书。显然唐剑知道这一点。他又告诉安安，唐剑的外婆是上海人。他扬扬眉毛，表情有些得意，好像他和唐剑组了队，而这一局唐剑胜。
安安毫不费力地看出了那份得意中伪装的部分。
“我外婆小时候就在教会小学念书。”唐剑说，“你知道沐恩堂在哪儿吗？黄浦区。”
“不太清楚，我住另外一个区。”安安说。其实他知道大概的距离，远得不能再远。“我想起来了，我去过人民广场，见过一个教堂。好像就叫这个名字。”
唐剑继续说，他外婆年轻时在蚌埠五河县插队，认识了他外公，留了下来。他在上海有几个姨姥姥、舅公，拆迁后，住到了闵行去。“我去过两次，感觉是农村了吧。”
“也不算。”安安说。
唐剑问他是不是没吃饭。但不是真的在提问。“服务员。”唐剑挺直身体，手扬在半空，像在做一个拉伸动作。
“我不太饿。”安安说。
“一会儿会饿的。”唐剑眯眼冲他笑笑，“拉面还是米饭？点吧。”
他又问周献要不要再加点儿什么。周献乖巧地笑着，说他已经吃撑了。
“真省钱。”唐剑拍拍他的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