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创部每日晨博】韦伯论西方古典文明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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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论西方古典文明的衰落
主讲人:叶笛
每日晨博第一期开始辣!本次将介绍马克斯·韦伯的一篇小论文《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原因》,文章探讨了古代西方(主要是罗马)为何从武德充沛最终走向衰败的原因。本次主题与东罗马及奥斯曼无关。

以马克斯·韦伯之见,西方古典文明衰败的祸根在罗马帝国走向鼎盛的同时便悄悄种下:随着帝国疆域的不断扩张,日益壮大的庄园经济逐渐将古典西方从一种沿海文明转变成了一种内陆农业文明,而像这样的经济下层建筑变化最终埋葬了古典西方文明。这显然是韦伯身为一位国民经济学(类似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的农业专家所做出的分析,但我们将看到,他所关注的问题不仅限于古代的经济生产领域,在他的分析中隐含着他对自身时代现实的关怀。

在分析的开始,韦伯首先阐明了这一重大变化发生的基盘——古典社会结构的三个特征:一、自给自足的城邦经济;二、国际贸易仅限于贵重物品;三、以奴隶制为基础的贫富分化。这三个特征是互相紧密联系的。首先,在罗马兴起之前的城邦时代,各个城邦依靠周边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交换经济实现了自给自足。城市从周边的农村获得农业产品,而农村从城市中获得各种手工制品。在这种经济形态下,城邦对外部进口的需要是微乎其微的。与我们的印象不同,虽然古代文献对城邦间的国际贸易多有着墨,但这种贸易实际在数量上微不足道,并且由于运费高昂,内容也仅限于有利可图的贵重品。这就是说,国际贸易的获益者只是少数消费得起和能够生产这些贵重品的富裕阶层。
上述这两点与第三点特征之间的联系,成为了韦伯分析的关键。在古典时代,城邦的自由经济和乡下的奴隶制经济是同时并存的。经济的进步需要以扩大劳动分工来达到,在自由经济中,这种扩大分工旨在将交换经济的范围扩大,也即将更大的地理范围和更多的人口纳入交换经济中。然而在非自由经济中,经济的进步依靠的是劳动力的累积,能调动的非自由劳动力越多,非自由经营越能专业化。在西方古典文明中,互相攻伐的战争使奴隶人口迅速增加,这使得古代经济中的非自由劳动比重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因此,依靠非自由劳动力自给自足的农村庄园日益壮大,而只有奴隶经营者才会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进行交换与为市场生产。作为结果,交换经济越来越只因奴隶主消费的提高而发展,奴隶主消费水平的提高又需要扩大奴隶生产的比例,这使得劳动人口中非自由部分的比重越来越高。

韦伯将这种发展与中世纪城市经济的发展相比较。中世纪的城市经济以为满足大众的需要而生产,随后由于和外地市场之间的贸易,这种基于劳动分工的交换经济日趋扩大。最终,利用雇佣自由劳动为外部市场的大众需求进行生产的经济模式也日趋发达,换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近代以来的繁荣和强盛。而古典时期的发展则正相反,庄园经济的生产由于奴隶的累积而日趋自给自足,交换经济则日益萎缩。
这种发展在罗马治下达到了顶点。自公元287年平民革命后,罗马共和国成为了一个自耕市民的征战国家。罗马的军队从自耕农的非长子中征召,通过对外战争获得拓殖的土地成为了这些没有继承权的非长子取得公民权的重要途径。但这一趋势在军事扩张延伸到海外后发生了变化,由于平民无心离开本土在海外拓殖,扩张的动力便来自于贵族阶层搜刮海外财富的贪欲。罗马平民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损失惨重,随着平民阶级的衰落,奴隶劳动取代小农经济的趋势变得无可逆转。最终,基于奴隶劳动的庄园经济(oikoi)成为了罗马经济发展的唯一动力。

接下来,韦伯分析了这种奴隶制庄园经济的特征,并展示了它的特征是如何与古典时期的社会上层建筑相互作用最终将古典文明导向衰落的。
大产一直以来就是最基本的财富形式,罗马的各种公共建设和货币经济的发展都以大地产主的投资为基础。大地产主一般而言住在城里,庄园则交给奴隶身的管事(villici)经营。在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庄园并不以谷物生产为主要盈利手段,因为古罗马的谷物供应由国家监管,所以粮食的潜在市场并不存在。大地主以将划为小份的土地租给失地的拓殖农子孙的方式保证谷物供应。庄园真正经营的是橄榄油、葡萄酒等高价产品的生产,所以直接经营的庄园实际上是个种植园。
由上可知,古罗马共和国晚期到帝国时期的庄园经济由拓殖农和奴隶这两部分劳动力组成。那么这两部分劳动力的状况具体如何呢?我们先来看看奴隶劳动方面。管事不同于一般奴隶,拥有自己的家事和部分财产,而居住在军营般的奴隶营中的奴隶则基本上没有繁衍后代的机会。这导致补充奴隶人口成为了庄园日常开销的一部分,下面我们将看到,奴隶市场资源的中断成为了古代西方文明发展的转折点。

德国人自豪地认为罗马由盛转衰的转捩点是其在公元9年的条顿堡(Teutoburg)战役中败于德国人的祖先。这部分得符合事实,因为虽然罗马帝国在之后图拉真的时代才达到顶峰,但这场战役的关键点在于罗马人从此开始停止了对外扩张的脚步。对外扩张的停止使得奴隶人口日益短缺,无法补充奴隶的庄园开始允许奴隶拥有自己的家庭和财产。由于奴隶以不再从市场上购得,奴隶主便也不再为维持奴隶劳动而进行投资。
简而言之,奴隶的地位从生产工具上升到了非自由的农民,而原先自由拓殖农的地位则下降了。最初地主主要从拓殖农处收取货币形式的地租,当奴隶的获得越发困难之时,地主便越来越依赖拓殖农的劳役。随着经济身份的变化,拓殖农的法律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拓殖农实际上成为了庄园的农奴。

这一变化如何发生?韦伯在此分析了罗马的行政管理,用以说明上述经济下层建筑的变化如何因上层建筑的性质而产生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的。罗马在共和末期与帝国早期的基础行政单位是“行政市”,其行政长官负责为国家收税与征兵。随着帝国向内陆扩展,农村的大庄园开始逃避被划入城市体制,帝国的乡间公地(saltus,territoria)则成了与城市平行的行政单位。在这些乡间行政单位,地主就是行政首脑的当然人选。罗马帝国依赖这样的乡间行政单位,因为它们为帝国提供兵员和租税。值得注意的是,罗马人是没有法律保障的迁移自由的,这也就是说,当庄园成为了一级行政单位,庄园中的拓殖农在法律上就不能离开庄园的土地。
随着地主成为了国家与拓殖农间的中间性权力,这种土地贵族的产生使得古典社会从自由人与非自由人的单纯社会划分变为了“身份等级制”的社会划分。这也就是说,封建制社会在罗马后期已经产生。
纪律严厉的奴隶生产是古代西方市场生产不可或缺的条件,由于奴隶营让位于小农舍,为市场的生产立刻就绝迹了。古代末期的庄园完全自给自足了,其结果就是城市中以自由劳动为主的工匠们更加不为社会所重。由于城市与庄园脱离了关系,城市便失去了经济的基础,古代城市由此没落。于此同时,国家也越来越依靠自然经济来满足国库的需要。国家垄断了越来越多有利可图的事业,这进一步阻碍了货币的流通。越发成为一个内陆统一国家的帝国,无法依靠货币维持巨大的行政开支,国家财政依赖自然经济之增长成为了必然。
国家对实物赋税的依赖使自由工匠成为了世袭奴工,军队也从征召的拓殖农变为了世袭的职业佣兵,因为地主为了自己的利益越来越不愿从庄园劳动力中为国家提供兵员。最终,国家开始从蛮族中征兵,并赠予土地作为回报,这便是“采邑(fief)”的雏形。

即便如此,帝国还是没有足够的货币以维持行政和兵源。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古典文明和中世纪文明在上层建筑中的重要区别。帝国显然可以像中世纪的君主一样,让地主自己武装自己的农奴们防守一段边境。但这完全不在帝国的考虑范围之内,因为没有任何封建地主的军队可以维持一个庞大的帝国的统一。所以帝国的瓦解实质上是一个不适应经济下层建筑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消失。

这一政治重大转变终于在查理曼大帝时期完成,帝国官僚和常备军消失了,同时整个西方文明都农村化了,随之消失的是古人的文化、艺术、科学。用韦伯的话说,“古代西方文明的发展走完了整整一个轮回”。而这一浩瀚的历史过程除了物质与文化的消亡外还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是广大非自由人口获得了属于人的权利,也为中世纪城市的自由生产和劳动分工提供了基础。韦伯把西方古典文明的沉沦比作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俄斯(Antaeus)每次被击倒都会从大地中获得再起的能量,变得更强。
在这篇韦伯早期著作中,韦伯的方法论初露端倪。也就是说,人的经济行为会因政治文化的关系而走向不同的轨道,可能一种更先进的生产方式由于政治文化原因,最终被扼杀,甚至导致文明的衰落。韦伯写作此文,除了分析古代文明外,还直指当时普鲁士的容克土地贵族。正是因为他们在政治文化上的保守使得德国错过了经济腾飞的时机,最终使德意志第二帝国于国际争霸中处于不利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