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复返于道的理想和实践
作者 酉山读易者
一、畜牧业是秦国的家族产业
说到商鞅变法，为了熟悉它的背景，我们免不了先来了解一下秦国的历史。秦国的祖先是创造法律的圣人皋陶（yáo），皋陶的儿子伯益担任虞官，这个官职的职责是管理山林沼泽，训练鸟兽的，因为辅佐大禹治水有功，伯益被帝舜赐姓为嬴，这便是秦国嬴姓的来源。
伯益的后人造父善于驾驶马车，在周穆王时期，徐偃王作乱，造父为周穆王驾马车一日千里，立下大功，被周穆王封在赵城，这便是后面赵国赵氏的来源。不过秦国不是造父的后人，而是伯益的另一个后人非子的后代，非子善于养马，在周孝王时期立了功，周孝王把秦地作为封邑赐给非子，这便是秦国的起点。
我们根据上面的介绍这里再强调一下知识点，秦国和赵国贵族是同一个祖先，也就是皋陶，他们的嬴姓来自皋陶的儿子伯益。伯益善于训练鸟兽，他的后人造父善于驾马车，非子善于养马，由此可见，嬴姓这个家族在畜牧业方面是有很深的渊源的，就像家族企业一样有着深远的传统。而畜牧业在古代，对农业和军工业都至关重要。
周孝王封非子于秦地，这是一个边远的地区，远离中原华夏文化圈，和西部的戎狄部落相邻。戎狄这些不开化的外族是游牧民族，主要以放牧为生，我们前面也说过，秦国善于畜牧业，那么他们和戎狄部落在生产、生活方式上是比较相近的。在一开始，秦国祖先和戎狄部落相处得还算和谐，戎狄也对秦国表示顺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秦国人甚至还沾染上了某些戎狄民族的习俗。也因为这个原因，中原文化圈觉得秦国人看起来和戎狄差不多了，很是看不起他们。
民族冲突在历史上是很频繁的，也是免不了的，戎狄是外族，他们势必要和华夏人争夺生存资源，爆发战争。而秦国人就夹在戎狄和中原华夏文化圈之间，首当其冲。在周厉王时期，戎狄部落叛乱，进攻华夏人，戎狄竟然把秦国人生活在犬丘的一个支系——大骆之族灭了族。更惨的还在后面，周宣王继位后，封秦国国君秦仲为西陲大夫，命令他讨伐西戎，秦仲奉命征讨，竟然被西戎杀死在战场上。
这两个事件让秦国人和戎狄部落毅然决裂，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虽然生产生活方式相似，而且习性也互相感染，但毕竟秦国人是华夏人，正统的炎黄子孙，是不可能和戎狄同流合污的。
秦国世系图
到了周幽王的末年，申侯勾结戎狄叛乱，杀死了周幽王。此时的秦国国君秦襄公拯救周朝王室，护送周平王到洛邑，被周平王封为诸侯，这是秦国人第一次名列于诸侯。
周平王迁都洛邑，开启了东周时代，西岐的故土这片关中最富饶的地方被戎狄占领，这是周王朝心中的隐痛。秦文公在位期间，从秦国立下基业的汧渭之会向东进攻，在岐山经过激烈的战斗，赶跑了戎狄，光复了周朝的圣地。秦国把岐东地区献给周王室，这个举动向周王朝表达了忠诚之心。另外，秦国把岐山附近没有搬走的周朝遗民纳入自己的统治，这为自己国家的振兴增加了力量。为什么呢？因为周人的祖先是被尊为农神的后稷，以农耕起家，周人一直都是擅长农业的家族。我们前面说过，秦国人善于畜牧业，而周人善于农业，现在秦国把岐山附近的周人纳入自己的统治，这让秦国同时擅长于畜牧业和农业，农牧合璧，大大提高了经济水平。
到了秦穆公时期，秦国迎来一个高峰。秦穆公雄才大略，他向东方发展，参与中原华夏诸国的事务，扩大秦国的影响力。但是此时东边的晋国非常强大，阻挡了秦国继续东进的步伐。于是秦穆公掉头向西开拓，让西边的戎狄部落向自己臣服。这一举措大大增加了秦国的版图，而且也是秦国数百年来对戎狄的总体胜利。
秦穆公之后，一直到春秋时期结束，秦国经历了康公到悼公七位国君，历时140多年，秦国向东发展的步伐都受到晋国的阻挡，秦国不得不采取联合楚国抵抗晋国的国策。当初正是秦穆公帮助晋文公回国继位，才导致了晋国长期称霸，秦国算是吞下了自己干预中原政治的苦果。
二、沉睡的秦国
春秋结束后，迎来了战国时代。战国初期，晋国、齐国、楚国都陷入衰落和平庸，而吴越两国正在打得你死我活。这对秦国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此时秦国国君是厉共公，但秦国朝中没什么精明能干的人才，厉共公也仅仅能维持住秦国稳定的局面，稍微向南边打开秦国的生存空间。
然而厉共公之后，秦国的躁公到献公这八位君主都比较平庸，这可以说是秦国在战国初期的一个沉闷的时代。
与秦国的平庸相对照的是，东边的中原各国开始变法维新。例如魏国任用李悝实行变法，鼓励生产，兴修水利，经济水平大幅度提高，任用吴起推进军事改革，增强了军事力量。赵国在赵烈侯的领导下也渐入佳境。后来吴起又到楚国受到任用，也实行了一系列的富国强兵政策。
当东方各国通过变法实现了国力的提升的时候，秦国仍然在沉睡之中。秦国的保守派旧势力拖累着秦国，让秦国无法迈开步伐。
到了在国外流离奔波了三十多年才回国的秦献公继位为国君，长期的流浪生活的磨练让秦献公目睹了东方各国改革所带来的富强，也深刻地理解自己国家落后的原因，他便开始在国内推行改革。但是改革很不彻底。
等到秦献公的儿子秦孝公继位后，他认识到父亲秦献公的改革是不彻底的，粗糙的，也是不专业的，主要原因就是专业人才的缺乏。
我们前面说过，秦国自从东周初期秦襄公时才被封为诸侯，与其他诸侯国并列，论发展程度比其他诸侯国晚了三百多年，而且秦国地方偏僻，其他各国的人才大部分不愿意去秦国，所以秦国人才极度匮乏。如果秦国要在这种情况下追上其他各国，必须要花大力气引进人才。
于是秦孝公颁布了求贤令，向天下的人才宣布，谁能让秦国强大起来，就给他高官厚禄。
三、商鞅入秦变法
商鞅在魏国看到了这个求贤令，于是商鞅就响应号召去了秦国。我们现在介绍一下商鞅的身世。商鞅是卫国国君的后人，诸侯的儿子叫公子，诸侯的孙子叫公孙，所以别人又叫他公孙鞅。后来秦孝公把商地封赐给他，所以他又被叫做“商君”或“商鞅”。商鞅是贵族后裔，小时候受过良好的教育，学问渊博，但到他这一代，他已经是没落贵族了，只好到魏国的国相公叔痤手下做了一个叫中庶子的官。几十年之前魏国的李悝、吴起曾经实行过变法，商鞅在魏国做官后，有机会学习李悝的思想和政策，学习吴起的军事思想。一方面商鞅从小就受过良好的教育，另一方面在魏国又系统地学习了李悝的法家思想，吴起的兵家思想。而且此时商鞅又拜著名的思想家尸佼为师。所以商鞅的学问越来越渊博深刻，为他以后的变法事业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商鞅为什么不在魏国实现自己的报负呢？因为魏国国君不重视他。魏国国相公叔痤知道商鞅很有才能，在去世前向魏惠王推荐了商鞅，并告诉他，如果不能任用商鞅，就杀了他。魏惠王没有把这个意见当回事，历史将会证明，魏惠王将会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然后公叔痤又把这些话告诉商鞅，让商鞅逃走。商鞅却冷静地说，如果魏惠王不能听从你的意见任用我，难道会听从你的意见杀了我吗？果然，公叔痤死后，魏惠王既没有任用他，也没有杀他。
商鞅继续安静地待在魏国，直到秦国的求贤令传到魏国，商鞅才打算动身离开魏国前往秦国。
到了秦国，商鞅先后用三皇时期的帝道、夏商周三代的王道还有法家的霸道来试探秦孝公，发现秦孝公最喜欢立竿见影就能实现国家富强的霸道，与自己多年所学的法家思想非常契合。两人一拍即合，谈了三天三夜，准备大干一场。
但是用一套新的理论来彻底变法这种事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秦孝公对此还是有顾虑的，而且涉及到改变祖宗旧制度的问题，肯定会遭到反对。所以，秦孝公组织了一场关于变法的大辩论。在这场大辩论中，反对派认为祖宗之法不能变，商鞅认为时代已经变了，所以治国的方法也要相应地变化。商鞅以他出众的口才，渊博的学识，把反对派驳得哑口无言。
在大辩论之后，秦孝公考虑到商鞅初来乍到，还只是客卿的身份，便亲自推行一次改革，出台了一个名叫《垦令》的新法令，法令主要由商鞅起草。这个法令的主要内容是，不仅在政策上而且在思想导向上鼓励农业、抑制商业，完善税收制度。这项改革的效果是，贵族和商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很多人表示反对。但农业得到了发展，不到三年，秦国的经济水平就搞上去了，占国家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很拥护这个政策。初次变法成功，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行政长官，领导秦国的改革运动。商鞅总算得到了施展平生抱负的机会。
登上左庶长的职位之后，商鞅放开手脚推行改革。秦孝公初次改革的良好效果表明法家思想非常适合秦国这片土地，商鞅便把自己平生所学的理论和在其他国家学到的经验运用到变法之中。秦孝公六年，商鞅先亲自实行第一次改革，在颁布法令之前，商鞅先向全国申明了自己赏罚必信、出令必从的坚决态度，他申明态度的方法就是大家并不陌生的“徙木立信”的故事。然后商鞅才颁布法令，这一次改革的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组织全民监督网络。全国百姓都以五家为一保，十保五十家为一什这样的单位组织起来，告发犯罪可以获得奖赏，不告发甚至故意窝藏犯罪会受到连坐的严厉惩罚。
第二方面，强制实行小家庭制，促进增产。一个家庭有两个以上儿子的，就必须分家，不然就要加倍征收赋税。这个政策把家庭解析到最小的程度，释放了多余的劳动力。
第三方面，改革爵位制度，崇尚军功。废除爵位世袭制度，设立新的爵位等级。收回贵族的爵位，取消他们的特权，重新分配爵位。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才能成为贵族。只要能在战场上杀敌立功，连普通的老百姓都能成为贵族。而以前的旧贵族如果没有军功，就变成了普通百姓。可想而知，这个政策一方面会受到普通百姓的热烈欢迎，另一方面也会受到旧贵族的坚决反对。设想一下，本来靠祖宗留下的家产就能过着优越的生活，现在必须靠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才能重新获得，这谁能受得了呢？
毫无意外的，法令遭到了数以千计的人的反对。甚至太子为了向商鞅挑衅，公然犯法。这时候商鞅压力非常大，他要么被反对派推翻，要么就战胜反对派，成败在此一举。商鞅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把太子的两个老师处以刑罚。反对派这才鸦雀无声。
商鞅的政策推行之后，秦国完全变了一个样。百姓富裕，路不拾遗，盗贼销声匿迹。而且国家军事能力大增，进攻魏国，夺回了之前被魏国占领的故土少梁。秦孝公十年，改革见了成效，商鞅被任命为大良造，这是当时秦国最高的官职，集政治军事大权于一身。担任大良造之后，商鞅又做了两件事，一是出兵占领了魏国的固阳。然后第二件事是，把国都从栎（yuè）阳搬到了咸阳。秦国的第一个都城是非子时期的秦地西犬丘，第二个都城是秦文公时期的汧渭之会，第三个都城是秦宪公时期汧渭之会稍微往东的平阳，第四个都城是秦德公时期的雍城，第五个都城是秦灵公时期的泾阳，第六个都城是秦献公时期的栎阳，每一次迁都都越来越靠近东边的中原华夏各国。到了秦孝公时期，商鞅再把都城迁到咸阳，咸阳地理位置良好，无论在经济、交通还是军事上都很有优势，自秦孝公之后一直到统一天下，秦国再也没有迁过都。
以上是商鞅第一次改革的情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秦孝公十一年，商鞅开始实行第二次改革。这次改革包含下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禁止大家庭，强行分户。上一次改革规定，不分户的就加倍征税，这只能在普通百姓中生效，而对有些富人没效果。现在是强行分户，任何人都不能例外。这样又进一步释放了劳动力，还增加了军队的兵员。
第二方面，是统一度量衡和货币制度，为行政的标准化管理奠定基础。
第三方面，把土地收归国家，重新分配土地，按人口来收税。给百姓分配的土地面积比旧制度大了一倍多，让民力极大程度地发挥出来，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为田开阡陌封疆”。有人认为，“开阡陌封疆”是准许土地买卖的意思，实际上是说不通的，因为秦国是抑制商业的过度发展的，怎么可能准许土地买卖呢？按照人口来收税，这个政策让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没了生存空间，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
第四方面，是推广郡县制。郡县制其实起源很早，它的得以推广得益于商鞅变法，这个政策对后世几千年的影响深远。秦国军事力量增强之后，占领的土地越来越多，郡县制为这些新占领的土地提供了理想的管理办法。
可以说，商鞅的第一次改革，着重于国内的变革。而第二次改革，已经有了天下的格局了，是冲着统一天下而去的。
第二次改革仍然受到旧势力的反对，第一次改革是太子犯法，太子的老师公子虔代受刑罚，这一次公子虔再次以身试法。商鞅仍然没有放过他，割掉了他的鼻子。
第二次改革之后，秦国越来越强大。秦孝公十九年，周天子封秦孝公为伯，确立了秦孝公的霸主地位。诸侯们纷纷派使者前来祝贺。此时秦国国内富裕，军事力量大增，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拓宽了疆土。在这些军事胜利中，最著名的是，秦孝公二十年，商鞅用阴谋诡计打败了魏国将领公子卬，迫使魏国割让河西地区给秦国。秦国打败魏国之后，商鞅被封在商、於之地，这便是他“商君”之号的由来。据说公子卬是商鞅以前的好朋友，商鞅用阴谋来赢得战争，虽然在军事上非常漂亮，然而商鞅的行为却受到当时人和后人的非议和指责。
四、商鞅殉道
秦孝公二十三年，商鞅变法已经实行十八年了。某一天，商鞅和有个叫赵良的人进行了一番谈话。赵良说，商鞅的变法得罪了很多人，最好急流勇退，从此低调地生活。殊不知，你商鞅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秦孝公的支持，如果哪一天秦孝公去世了呢？天下还有人帮你吗？商鞅对这些道理其实是很清楚的，他出门都带着很多保镖，怎么会不明白其中的危险性呢？但是商鞅并没有听从赵良的建议，可能他已经下定决心要为自己的理想献出生命吧。
五个月之后，秦孝公果然去世了。以前公然犯法的太子即位为秦惠文王。公子虔等人马上将商鞅逮捕，理由是商鞅位高权重，准备谋反。商鞅随后被处以车裂之刑。
商鞅虽然被处死，但是他的同党并没有遭到太多的株连，他的变法也并没有被废除。他被处死，更像是那些利益受损的集团被压抑久了要出一口恶气。商鞅变法并没有因为他的死而停止，大概是因为商鞅变法持续了将近二十年，既使得秦国变得强大富裕，秦国人都因此得到了利益，而且还培养了一批由改革而产生的坚定拥护新政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和旧势力的斗争，保证了商鞅变法在他死后的维持。
商鞅死后，还形成了一个叫商学派的法家思想分支。《商君书》这本书并不全是商鞅写的，里面有不少内容是商学派的作品。这个说法有一些证据来支持，比如文章里面有的地方称秦国国君为王，而实际上秦孝公并没有称王，秦国国君称王是从秦惠文王开始的。还有里面有些史实是在商鞅死后才发生的，这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总而言之，商鞅的法家思想成为此后秦国的主流思想，一直到秦国统一天下，建立秦朝都是如此。秦朝很快就灭亡了，但是此后几千年的中国都受到秦朝政治制度的深远影响。就好像商鞅死后，他的法家思想成为秦国的思想主流。秦朝灭亡，他的政治制度也影响了此后的中国。
战国文化是一种战争的、商业的、充满诈谋的、没有人情味的文化，其中的主流思想就是法家，法家的流行也和商鞅变法不无关系。秦国统一天下后，仍然惯性地使用这种文化，所以它很快就灭亡了，汉朝建立后，吸取了教训，开始用儒家和道家来弥补这种文化的缺陷。
商鞅的法家思想，可以让经济文化各方面落后于中原诸侯国的秦国迅速强大起来，随后使天下实现快速的统一和安定，这是法家思想优势的一面。但法家思想本身也是有伤害性的，它的严酷残忍让许多人成为变革的代价，它的权谋诡诈，让人不再相信人间的温情脉脉。就像药一样，生病的时候吃药可以快速让人恢复健康，但病好之后继续吃药，反而会让身体再次受到损害。所以说，治理天下，所使用的指导思想不能偏重于某一方面。未乱用道家，将乱用儒家，已乱用法家，这样的话就比较理想了。
酉山读易者论曰：
秦之先皋陶，刑法之祖也。此其苗裔用刑法以昌，并兼六国，混一海内，不亦宜乎？然按之《皋陶谟》，亦曰：天叙有典，天秩有礼，天命有德。天讨有罪，乃用五刑。刑之不可以废德也，明矣。秦有天下，因商君之法，不暇变革，二世而亡。及至汉兴，君臣思治术，其于刑律未尝遽弃也，而博通之士如陆贾、贾谊者，惩秦法之酷烈，多倡黄、老、周、孔之道焉。盖闻帝者尚道，王者尚儒，霸者尚法，圣贤之分，于是乎在。夫法以止乱也，岂可以替哉？若今之世，不唯有乱，犹有妖兴焉。苟非用法，将焉救之？虽然，不可止于法也。是故绝妖复法，以法复礼，以礼复义，以义复仁，以仁复德，以德复道，而后臻于至治。上古圣人复生，必不易此言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