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普法精神的全新尝试，明代《大诰》
额，由于最近几篇是给个文风比较严谨的号写的，所以姑且当长知识了。
中国古代自从汉武帝以来，一直都标榜的是儒家治国。实际上，中国社会从来都没有真正儒家治国过。儒家更多的只是教化民众，谁让孔子做的最好的就是老师呢？那么，中国古代到底靠什么治国呢？当然是治国最为成功的法家。推翻秦朝的都是秦朝自己的官吏，当然还是用秦法最为熟悉。所以，自汉朝之后，法依然是治国最重要的手段。而朱元璋就是重法治国的代表。
一、重刑的历史根据
据《周礼》记载，周公在平定管叔、蔡叔的叛乱之后，针对当时的具体形势，提出了对于国家要根据不同的时期，采用不同的治理方法。这也是乱世用重典的一个理论依据也是“刑罚世轻世重”的法律思想，体现了周初统治者“明德慎罚”的精神。朱元璋继承了周公“三国三典”思想中“刑乱国用重典”的主张，他运用这一理论总结前朝的统治经验，分析当下的时局。由于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乱，明王朝在建立之初，还是处在百废待兴的时期。这个时候，中原大地久经战乱。需要的是经济恢复，不但国内情况不好，北方边境也不安稳。北方蒙古的残余实力依然强大，东南沿海的倭寇也侵扰不断，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力量间的矛盾也在酝酿发展。封建专制统治的加强，封建赋役的恢复和负担的不均，已经引起民众的不满，而豪强地主又把赋役负担全都转嫁到农民身上，贪官污吏更是如狼似虎地欺压人民，这样就更加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各地不断爆发武装反抗斗争，统治形势极不乐观。
在中国历史上诸多形形色色的重刑主义者中，明太祖朱元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恢复社会生产，巩固朱明王朝的统治，朱元璋一方面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让久经战乱的人民获得了一个暂时的喘息机会，改善其生产、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他用严刑重法维护统治秩序，镇压反抗活动，严惩贪官污吏。他认为明初的局势与西汉初年以及唐初的情况不同，处于“乱世”之中，必须加大刑法的力度。所以朱元璋把加强封建法制，视为调整各种社会关系，恢复和巩固封建秩序的根本，他亲自参与制定了各种严酷的法律，并坚决地加以适用。在明初的基本法律《大明律》中，朱元璋的加重刑罚理念的思想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贯彻。
朱元璋认为，通过重刑的治理，等到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统治基础变地牢固，即局势从“乱世”转变成“平世”甚至“治世”之后，就应当相应地改变“重典治国”政策，转而采用“中典”甚至“轻典”加以治理。
出于“刑罚世重世轻”的考虑，随着洪武后期统治秩序的不断稳定，朱元璋开始有意识地对其法制进行修正。他多次对洪武七年（1375 年）律进行修改，在删改多条重刑条款的基础上，产生了用以垂范后世的洪武三十年（1397 年）《大明律》，他还一度废除了锦衣卫的“诏狱”，命令天下刑狱尽归法司处理。二十八年（1395 年）又废除一切严刑峻令，要求法司只能依据《大明律》和《大诰》审理案件，并且不许再使用肉刑。
二、“明刑弼教”
“明刑弼教”的思想源于《尚书.虞夏书.大禹谟》，原文是：“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后人将之概括为“明刑弼教”，本来意思是说通过刑罚的实施来辅助道德教化的实现，用刑罚打击严重违反教化的行为，从而使臣民“畏法守教”，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明刑弼教”相对于儒家传统的“德主刑辅”思想，更加突出了刑罚的作用，不利于封建统治者粉饰仁政，因而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南宋时期，为了强化封建国家的镇压职能，使统治者在处理德刑关系上有更大的灵活性，朱熹从礼法结合的意义上，对“明刑弼教”思想进行了新的阐发：第一，他虽然承认教化和刑罚有本末之分，但更强调了在治国中两者同等重要，指出要维护封建纲常，两者都不可偏废；第二，他强调了刑罚对教化的推动作用，反对只重教化不重刑罚的思想；第三，他认为在实施教化与刑罚时，二者的先后缓急要根据维护纲常的实际需要决定，不一定要拘泥于“先教后刑”的模式。通过他的阐发，“中国封建法制的指导思想沿着德主刑辅——礼法合一——明刑弼教的发展轨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明刑弼教”也就成为了统治者以促进教化为借口，无节制地滥施刑罚，推行重典政策的思想武器。
朱元璋为了解决明初司法实践与传统“德主刑辅”、“礼法合一”的司法指导思想严重背离的矛盾，为自己的“重典治国”政策找到理论根据，在朱熹相关学说的基础上，采用并改造了“明刑弼教”思想，尤其在四编《大诰》中，他对“明刑弼教”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都作了阐述。
首先，对于所要实行的教化的内容，他基本上沿袭了儒家的传统思想，以 “三纲五常”为主；
其次，他把“明刑弼教”的主要锋芒指向了官吏、豪富和无业游民三种人，他指出，官吏豪暴、豪强不法是治世的祸害，无业游民是妨害新王朝统治秩序稳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他有针对性地设立了许多重刑法令，对这三种人的违反教化的行为进行制裁；第三，在教化和刑罚的关系上，他认为两者在治国中各自具有独特的作用，并着重强调刑罚对推进教化的巨大作用。从而把教化和刑罚提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看作是统治者统治臣民的两个必不可少的基本手段。
此外，对朱熹阐发的“明刑弼教”思想，朱元璋还进行了两方面的改造。
其一，朱熹从儒家的“重人”和“施仁政”的立场出发，主张“明刑弼教”要严人伦之罪，宽财产之罪。而朱元璋对于一些比较轻微的违反人伦的犯罪，根据“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原则，减轻了刑罚，对于一切侵犯钱财的犯罪，他却加重了处罚。
其二，朱熹主张实行“明刑弼教”要依法办事，要在司法活动中贯彻“慎刑”的原则。而朱元璋常常法外用刑，大肆株连杀戮，用严刑峻法迫使臣民遵守礼教。
三、以法为教，注重刑罚的威慑性
朱元璋在制定出严刑重法之后，很重视对臣民进行宣传普及，以求让臣民们尽量知晓严刑峻罚的具体内容，从而出于畏惧不敢犯法。吴元年（1367 年）《大明律令》刚刚完成时，朱元璋怕“小民不能周知”，命令大理卿周祯等从律令里面选取了除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适用于民间的条款，“类聚成编，训释其义，颁之郡县，名曰《律令直解》”，朱元璋看到这本书后高兴地说：“吾民可以寡过矣”。为了更好地让臣民们知道我大明已经进入了法治社会，他给每户都发了小册子来进行普法宣传，他还把大诰发给官立学校，作为学生讲读的课程，在乡里则设置塾师教授《大诰》，在乡村节日民众聚会之处，还派专人讲说《大诰》，特别是罪囚若持有《大诰》，就可以减等处刑。等到《大明律诰》完成后，他又亲临午门对群臣阐明其制作《大明律诰》的作用。
除了对重刑的内容进行积极宣传普及外，朱元璋还采取其他措施加强刑罚对臣民的威慑作用。首先，洪武五年（1372 年）二月，朱元璋命令各府、州、县设立申明亭，把作奸犯科者的姓名、劣迹、制裁措施等情况张贴于亭上，公之于众，从而不仅对罪犯本人进行曝光，也让当地所有臣民产生儆戒。
其次，他对罪犯公开施加酷刑并有意让尽量多的臣民目睹受刑者之惨状，从而让视之者出于恐惧心理而不敢轻易犯法。《大诰》中对此有很多记载，洪武十九年（1386 年），刑部官吏胡宁、童伯骏等纵囚“说事过钱”，并收受贿赂，被发觉之后，朱元璋命令将他们实行严刑峻法。作为贫苦人家出身的朱元璋，当然知道这些贪官的可恨之处。在行刑的同时，他还叫上自己的政府部门高层全都来观看。告诉他们贪污到底是一件高风险的事情。常州府同知王复春，青州府知府陈希文下乡扰害官民，被枷项示众，“遍历九州之邑，已而复罪”，以儆戒其他官吏，让他们“毋蹈前非”。《大诰.伪钞第四十八》中载朱元璋对两浙和江东、西的造伪钞者捕获到官之后：“自京至于句容，其途九十里，所枭之尸相望”，刻意制造恐怖场景。朱元璋正是试图通过“使人视之而不敢犯”的措施来达到“杀一儆百”的威慑作用。
四、重刑为主，轻刑为辅
朱元璋在坚定地实行其“刑乱国用重典”和“明刑弼教”的主张，推行“重典治国”政策之外，为了集中力量打击严重危害统治的行为，也为了修饰自己的“仁君”形象，他比较注重用礼教感化的手段和一定程度的轻刑以及赎刑、赦免等手段来配合自己的重刑政策，体现了其宽猛相济、轻重结合的法律思想。
朱元璋在《明太祖实录》、《明史.刑法志》、《洪武御制全书》等官修史书里发表了大量的“恤刑”、“轻刑”的言论。如洪武四年（1371 年），有人不知情而留宿逃犯，事发被刑部问罪，朱元璋说：“刑者，圣人设防于天下耳，深文重法，仁者不为，故凡断狱，贵得其情，缘情而论罪，则刑当而民服”，下令刑部放人，并发给路费。朱元璋比较重视“礼教”的作用，他认为“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在和臣下讨论礼法关系时，他说：“现在用法律来束缚人民，还不如用德行。只有感化人民，让他们有教养，才是国家治理之本。”他把仁义比作养民的膏粱，刑罚比作惩恶的药石，认为“为政者若舍仁义而专务刑罚，是以药石毒民，非善治之道”。为了体现自己尊礼重义的“仁政”，他常常命令法司在审理涉及忠孝、仁义的案件时，有意“以礼屈法”，加以宽大处理。
由于朱元璋长期生活在贫苦的民间，他对官员及其不信任，所以采用加重刑罚的措施来惩处作奸犯科以及贪污的罪行。不过，这并不能阻止贪污，制度才是防止贪污最好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