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VI-iii.  Les Chouans de Charette (夏雷特的舒昂)

【提要：旺代和祖阿父军与巴黎公社】

1796年三月，夏雷特在南特被处决。为避免夏雷特的墓地日后成为反革命和保王党们的“朝圣地”，他的棺材被扔进群葬坑，和上千具革命期间被处决者的尸骨埋在一起。二十世纪，南特城市建设时在城北发掘出这个葬坑，其中三千多具尸骨被转移到附近的慈悲公墓掩埋。夏雷特的遗骸最可能也在其中。

夏雷特生前特立独行，死后也是一样。虽然和很多旺代军首领一样“死不见尸”，仍然留下不少独特的痕迹。除了他死后制作的“死亡面具”，被枪决时身后布满弹孔的门板【&死后成为南特第一大钉子户。见附注】，他的家人还从处决当日他所穿的外套上剪下了他的圣心胸徽。这枚珍贵的“纪念物”在夏雷特家代代相传。夏雷特的侄孙，和他同名的亚大纳削 夏雷特（Athanase Charles Marin de Charette de La Contrie,1796-1848）也见过这件曾叔父的遗物。

亚大纳削 夏雷特的父亲是夏雷特的二侄子夏雷特男爵，母亲是贝里公爵和英国“前妻”的二女儿（Chapt.XIV. iii）。1832年，夏雷特男爵积极支持贝里公爵夫人以“亨利五世”的名义反叛七月王朝，在旺代与政府军发生了一些小型冲突。贝里公爵夫人的计划失败后，夏雷特的二侄子和家人逃亡英国。夏雷特夫妇育有十个子女，全家都是顽固强硬的正统派。虽然之后获赦归国，夏雷特家的儿子们也不愿意为他们不承认的政府服务。夏雷特男爵的三个儿子前往罗马，加入教宗国祖阿父志愿军。夏雷特男爵的长子，亚大纳削 夏雷特很快成为这支部队的核心人物。

祖阿父志愿军训练有素骁勇善战，他们的意大利对手把他们叫做“好天主的恶魔”。志愿军的士兵多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等地。毫不夸张的说，祖阿父志愿军汇聚了全法国的青年“狂热分子”和“保王党/反革命”，还有不少夏雷特一样的“旺代人”后人：卡特利诺的孙子Henri de Cathelineau (1813-1891)；邦尚的外孙Fernand de Bouillé(1821-1870)，等等。甚至还有昔日“对手”：夏雷特的弟妹来自波旁别支Bourbon-Busset家，这家的几个兄弟都在夏雷特麾下，其中一人的儿子后来娶了坎科洛外孙的孙女。

1867年的门塔纳之战中，祖阿父志愿军的奋勇作战，打退了加里波第的红衫军的进攻，从而解除了罗马之围。当祖阿父志愿军经过罗马街道，两旁的军官纷纷脱帽欢呼：“Vive Pie IX, Vive la France, Vivent les zouaves！Vive la religion !”

此处不免让人揣测军中“旺代后人”们的感受：当他们听到最后那句曾频频在西部乡下田间地头和丛林沼泽中响起的他们祖辈的口号，回荡在永恒之城上空时……

1795年，夏雷特曾协助吕宋主教的代理神父召开Poiré-sur-Vie教会，重建起下普瓦图教区的秩序。七十二年后，他的侄孙将协助奠定整个天主教世界的秩序：门塔纳之战为罗马赢得的三年平静，庇护九世得以于1869年召开教会史上第二十次普世公会议，即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参与会议的主教总计七百四十四位，除欧洲之外还来自美洲，以及英国和爱尔兰——1545年托利腾大公会议之后，禁教法下的爱尔兰和英国的教会一直处于血雨腥风的“地下”状态——英语语言中有两个充满“时代感”的词条：“priest torturer”（神父拷问者）和“priest hunter”（神父猎手）。前者是伊丽莎白一世臭名昭著的“好仆人”Richard Topcliffe (1531–1604)的自封，此人虐杀他的猎物前热衷以各种“创新”的方式严刑拷问；后者是一批靠四处告密抓捕神父领取赏金谋生的“赏金猎人”——此时两地主教们近乎凯旋的进入罗马，展示他们非但没有被风暴摧毁，反而愈发繁盛——“英格兰牧首”威斯敏特大主教Henry Edward Manning (1808 – 1892)和都柏林大主教Paul Cullen(1803-1873)，都是会议中举足轻重的关键角色。

由于欧洲动荡的政治局势，这次大公会议只持续了一年，不过成果颇丰：期间颁布了一部教义宪章，并公布了一条信理。1870年七月十八日，梵蒂冈召开最后一轮公开会议。“最后一个加利根主义者”，此前积极参与会议讨论的巴黎大主教Georges Darboy（1813-1871）没有出席，但是随后致信教宗，表示愿意接受大公会议的一切决定。会议当日乌云滚滚风雨交加，不少窗户的玻璃被大风刮破。次日，普法两国正式开战。

与普鲁士宣战后，法国军队陆续撤出教宗国回国支援。时为上校的夏雷特部下有三千祖阿父志愿军士兵，仍留在罗马待命。当年九月，意大利军队借机再次进攻罗马。听到罗马守军打出的第一声炮响时，教宗要求军队停火。尽管祖阿父军坚持请愿，要求战斗到底。短暂的冲突中四十九个意大利士兵和十九个罗马士兵阵亡，其中十一名罗马士兵属于祖阿父志愿军。次日，夏雷特率部返回法国。

回国后的夏雷特立刻与拿破仑二世的将军协商，提出率祖阿夫军士兵加入法国军队，一同抗击外敌。但是作为一个坚定的正统派，夏雷特强调他与他的部队仍隶属于教宗庇护九世，而非拿破仑二世或帝国政府。正值缺乏人手“多多益善”之际，军方悄悄同意了他的提案，允许他们保持自己的旗号和军装，只是提出把部队的名字改成“西方志愿军”（Légion des volontaires de l'Ouest）。因为处境特殊，国家不为“西方志愿军”提供装备补给，一切都由志愿兵私人准备，他们的装备因此比其它法军士兵相对好些。

夏雷特在卢瓦内军团中的直属上司是第十七军的将军Louis-Gaston de Sonis（1825-1887）。这样的安排显而易见，因为Sonis也是个热心教友——年轻的Sonis曾受军内同事的影响加入共济会，九个月后怒斥对方是个陷阱摔门而去。随后Sonis加入了圣衣会的第三会，平时以虔敬著称。

Sonis和夏雷特的关系很好，他提出希望有一面庄重的军旗 。此前夏雷特曾委托圣母访亲女修会的修女，根据他记忆中曾叔父的胸徽图案，为祖阿父军缝制了一面军旗。Sonis欣然接受。两人达成共识，为避免受到Sonis部下一些没有信仰的士兵的嘲弄讥讽，他们只会在战斗开始前展开这面旗帜，“在没有人觉得想笑的时刻”。

1870年九月梅斯守军投降后，十万普鲁士军队西进巩固围攻巴黎的部队，封锁试图进援的法军。试图为巴黎解围的卢瓦内军团被迫放弃奥尔良后撤，另一方面的法军援军也接连失利。十二月二日，普军步步进逼的情况下，Sonis决定尝试重夺小镇Loigny。如果不能扭转战况，至少可以掩护撤退的主力部队。

战前对面的普鲁士将军指出他们的部队孤立无援，要求他们投降。回复：“先生，熄灭我的士兵们的火气不是我的工作，而是您的”。

其实面对严峻战况，不少法军士兵已经逃散。Sonis部下的士兵中，秩序和士气最高的是夏雷特指挥下的西方志愿军。战斗开始前，Sonis对西方志愿军第一营做最后的讲话：“——我的朋友们，两个团刚刚逃跑了，现在是你们向那些懦夫展示一个人能多么英勇的战斗的时候！ Vivent les Zouaves！”

随Sonis将军发起进攻的八百名士兵中，三百名是西方志愿军士兵。当日战况极其激烈，虽然祖阿父军骁勇顽强，一度动摇敌军战线，但因为缺乏支援，这次进攻最终没有成功。战争结束当晚，西方志愿军的十四个军官中返回营地的只有四人，一百九十八名士兵战死。战斗中首先负责举起圣心军旗的是Henri de Verthamon。de Verthamon倒下，Fernand de Bouillé（邦尚的外孙）接过军旗。随后，他的独子Jacques de Bouillé 从重伤的父亲手中接过旗帜。之后年轻人也中弹倒下，军旗先后由Jules de Traversay和Ferdinand Le Parmentier举起。最后从战场上带回这面散布鲜血和弹孔的旗帜的，是随军神父Doussot。

亲自率部冲锋的Sonis将军在战斗中受伤，留在零下二十度的战场上渡过一夜。只有残存的祖阿父的个别联队保持秩序。次日军队退往Poitiers，Sonis被抬到附近村里的堂区宅邸里手术。他对医生说：“奚随主意。作你必须做的。给我留下能骑马和服务我的国家的腿就够了”。他的一条腿被截肢。

Loigny发生的战斗日后很快成为保王派们的圣人传题材，同时理所当然的受到很多来自不同阵营的批评。一些人认为这次冲锋和损失毫无意义，进攻并没有动摇普军的阵线，只是展示了Sonis的牺牲精神和爱国情怀。Sonis本人的日记中则辩称，当时的情势让他无法后退，否则必定会引起军队主力溃逃，让普军趁胜追击造成更大损失；因此虽然明知必败，只有玉碎报国。况且他们的进攻虽然没有撕开敌军阵线，但确实争取到大部队撤退的时间，卢瓦内军团的炮兵也完好无损。

Sonis本人的笔记迟迟没有向公众发布，他的辩护者引用了这些观点。他们还提出Loigny战斗不利，也因为支持部队没有尽责——“这里出现的关键问题是：是什么让一些人成为英雄而另一些，用Sonis自己的话来说……‘败类，不配法国人之名’？”

夏雷特在Loigny之战中受伤被俘，很快设法逃了出来。次年一月中旬，祖阿父支援军在Auvours营地赢得一场小胜利。不过这些局部的小胜无法挽回已成定势的大局。一月二十六日，国防政府与德国协商“停战”，割让阿尔萨斯一带。一月二十八日两方签订协议，巴黎人对此深痛恶绝。不过即使外敌退去，法国国内也没有立刻恢复秩序。直到六月，迁往凡尔赛的国家政府才返回首都。彼时，他们将面对的是半城黑烟遍地废墟。以及尸堆成山。而制造出这番景象的，并不是1870年九月以来围城了五个月的德国军队。

西部的保王派声称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共和派之间，或至少是革命党之间的内斗”。 公社成员和“公社的朋友”们恐怕不会认同这个言论，附以“共和主义”和其它各种“主义”之间的区别的长篇大论。事实上，公社的促发原因和背后推动的意识形态成分很复杂，并不能以一个单独的形容词概括。不过无论如何，长期被称为“狂热分子”和“反革命”的保王党们都能坦然宣称，这次的“内战”和他们毫无关系；他们既没有“阴谋策划”，也没有实际参与。【侧批：有些人提出凡尔赛军的总指挥，后来当选三共总统的MacMahon将军是个君主制支持者。所以对公社的血腥镇压是保王党的锅。照这种逻辑，坎科洛将军也是个信教的保王党，1793和1795年两度出任旺代的共和军总指挥。1793年-1796年在旺代作战的深藏保王心的共和军主要军官至少还能数出七个（不算杜罗🤣）。旺代战争难道是保王党内斗？】

1789年革命以来，巴黎人将巷战的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时之间所向无敌：无论立场保守的查理十世还是自由派的路易菲利普一世，都在巴黎街垒面前落荒而逃夺路出城。解铃还须系铃人，“革命的继承人”们熟知应当如何“破招”：1793年和1795年，里昂和巴黎的“街头暴动”曾两度被“轻松”化解。Adolphe Thiers为首的凡尔赛政府态度强硬，坚决不对“城内叛党”作任何让步。

此时夏雷特等人已经返回布列塔尼，正在雷恩试图重整损失惨重的部队。凡尔赛政府召叫夏雷特，“邀请”他率部加入进巴黎“平乱”的凡尔赛军。夏雷特拒绝。并非支持公社的立场，而是单纯反对“用法国人的鲜血浇灌法国沟壕”。再者，祖阿父志愿军仍是属于庇护九世的部队，不受凡尔赛政府的辖制。

除了上述原因，还因为巴黎的公社报纸从四月初开始，连续登出的一系列“实况战报”：

“……保王党阴谋分子们正发动攻击。无视我们的温和态度，他们正发动攻击。不能再指望法国军队，他们和教宗的祖阿父兵和帝国警察一道进攻……今天早上夏雷特的舒昂，卡特利诺的旺代佬，特罗胥（Louis Jules Trochu, 1815-1896）的布列塔尼人在Valention宪兵的簇拥下，发射葡萄弹覆盖了宁静的讷伊（Neuilly）村庄，对我们的国家同志们发动起内战……”

——卡特利诺的孙子Henri de Cathelineau曾组织起一支小志愿军联队，叫做“卡特利诺的东征军”，从属于祖阿父志愿军为教宗国效力。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后，时年五十七岁的Henri de Cathelineau与夏雷特一样，率部加入法军对抗外敌。至于他是否曾加入凡尔赛军进入巴黎“平乱”，笔者请读者自行揣摩。

鉴于自己的部队尚远在西部，对方已经如此亢奋。如果真的出现，恐怕只会激化事态。基于种种原因，夏雷特等人决定不踏足巴黎。不过他们显然低估了对方的文学造诣。不久之后，另一个公社记者Elie Reclus为之前的新闻增添了许多生动的细节：

“……凡尔赛军队发出的两发炮响昭示着内战开始。走在最前面的是天主教志愿兵，教宗的祖阿父，布列塔尼保王党，特罗胥的最爱；紧随其后的是步兵，非洲猎兵等等；接着是警察和宪兵，仇恨巴黎也为巴黎所恨的波拿巴派中尉们。据说他们的指挥官是波拿巴派的de Vinoy男爵，正统派的夏雷特男爵和卡特利诺；据说他们在战斗中展开了一面白旗（波旁旗）；我们听到‘国王万岁’的喊声……凡尔赛军在讷伊展开如上所述的攻击后，我们看到夏雷特的祖阿父兵开炮轰击。他们埋伏在掩体后面，边用机枪扫射边喊‘国王万岁！’”

四月五日，公社的报纸再次刊出报导：“……凡尔赛的土匪们每天都在屠杀和枪决俘虏……这些渣滓，你们都知道他们：他们是宪兵和帝国官兵，还有高举着白旗喊着‘国王万岁’，向巴黎进军的夏雷特的保王党……”

Cluseret将军随后声称，四月十六日的讷伊防守战中，他的部队突破了三道防线，还俘获了一面祖阿父军的旗帜。这类言论令人好奇：如果巴黎的守军能够日行千里，冲破层层封锁直奔布列塔尼与敌人交战并大胜而归（同日返回！），何以无法突破此前德军的围城？

六月初，凡尔赛军彻底控制巴黎，大批公社成员和领导者外逃。逃亡途中被捕的Gaston Da Costa因为"颠覆政府、刺杀、非法逮捕和死亡威胁”（da Costa带头砸了Adolphe Thiers的家宅），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之后改为苦役。1904年，da Costa出版回忆录《La Commune vécue》，记录他在1870年的公社经历。其中直言：“为什么说谎？无论夏雷特的舒昂，还是卡特利诺的旺代人，或者特罗胥的布列塔尼人，虽然收到了凡尔赛政府的征调，但都没有出现在四月二日的事件中”。

除了新闻报道，交战双方在其他方面也争相展现革命接班人的素质，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才是1789年的真正传人。纵火是一项革命的传统技艺，公社将这个技术发扬到了巅峰。红旗下更涌现出一批不让须眉的革命女英雄，声称宁愿烧光巴黎也不留给“敌人”——市政厅、警视厅、司法宫、奥赛宫、荣军院、杜乐丽宫的大火烧了三天……圣母院里堆积的坐椅上浇满油料，万幸附近一个药局的实习生冒险冲进去，设法隔绝了这些点火源……这样的效率和成果，必定会让1794年杜罗纵队的士兵们倍感羞耻。 【侧批：1794年杜罗成天抱怨官兵素质不行，偷懒摸鱼烧光进度太慢。从1871年看其实他是对的。这些人认真烧起来确实能行军过处片瓦不留】

另一方也不甘下风。五月二十一日凡尔赛军进入巴黎，公社成员和他们的支持者们决心顽抗到底。长达一周的巷战在历史上留下“流血周”的名号，交战中大量市民与抵抗者一同被杀，战后众多参与公社反叛的民众被抓捕，上千被审判的市民中近半被处决。很多支持公社的学者声称，“流血周”的总遇害人数高达三万。目前学界的统计数字从四千、一万到两万众说纷纭。

有观察者指出，1789年以来发生在巴黎的几次主要城市动乱中，1792年、1830年、1832年和1848年对城市本身都没有造成重大破坏，拥塞道路的街垒很快被移除；每次冲突的伤亡人数从几百到上千不等，考虑到城市的总人口，并非特别惨重。而1871年的这场“内斗” ，无论伤亡人数还是对城市的毁坏程度，都留下了前所未有的记录。

这次“共和派内斗”还牵连了一小部分身份特殊的受害者。两军交战期间，公社处决了近五百“嫌疑分子”，其中就有关押在Mazas监狱的七十多个“人质”。遇难者中包括巴黎大主教Georges Darboy。

凡尔赛政府和公社对教会的态度都不友好，区别只在于程度高低。笔者相信这个说法不会遇到反驳：公社仇恨宗教。或至少是以罗马宗教为代表的“制度性宗教”。公社控制巴黎期间实行带有公社特色的“政教分离政策”，不外是1793年山岳党执政期间的翻版：关闭宗教学校和修会团体，教堂收归“公用”，逮捕教士和平信徒，等等。此外国民卫队还积极搜索各个教堂与修院的地下室，试图找出宗教人士进行“黑魔法”或某些罪恶勾当，引诱危害民众的证据。

至于Adolphe Thiers的凡尔赛政府，对罗马宗教的态度也只限于表面的礼貌。公社逮捕了巴黎大主教等七十四名人质，以此为条件提出与凡尔赛政府交换俘虏。尤其是公社运动的精神领导者Auguste Blanqui。Adolphe Thiers强硬的屡次拒绝，他认为放走Auguste Blanqui太过危险——这个态度并不令人意外。似乎这也算是“革命传统”：1793年的战争中，国民公会同样以“共和国不和反叛者沟通”为由，坚持拒绝与旺代军交换俘虏。

1871年五月，凡尔赛军攻进巴黎节节进逼之际，Mazas监狱的人质们和其它囚犯都被枪决。五月二十四日，Georges Darboy大主教和他的六个同伴在拉罗盖特监狱被处决。次日，阿尔克伊学院的五个道明会士和八个平信徒。五月二十六日，拉罗盖特监狱里五十二个囚犯被带往阿克索街85号（85 rue François Nicolas Benoît Haxo），一群情绪激动的民众和士兵扑上去把他们撕成了碎片。屠杀持续了近一个小时，开第一枪的是个年轻姑娘，击毙目标后冲向死者的尸体，试图用刀割下死者的舌头。

这里有一个奇妙的巧合：“阿克索街”得名于设计建立了贝尔福要塞的军事工程师François Nicolas Benoît Haxo（1774-1838），正是在旺代战死的阿克索将军的外甥；“85”则是现在旺代在全国大区中的编号——不禁让人想起，1794年一月的诺瓦木耶岛上，阿克索将军面对军事委员会的国民代表们作出的不成功抗议：“我们是士兵不是刽子手。我们不知道怎么屠杀放下武器的敌人……我代表军队恳请诸位，尊重居民的生命，和那些放下武器的保王派 ”。

从1794年一月到同年八月为止，诺瓦木耶岛上的处决总人数达到两千五百人，其中一千五百人死于共和军占领岛屿后头三天的集体枪决。像当时很多地方一样，如何处理堆积的尸体一度成为当地行政官的难题——如果1871年的（双方面的）革命接班人们从1793年的革命历史中学到过一些经验教训，或许是集体处决后应当尽快掩埋尸体。不要一股脑的扔进河流或海里，盲目乐观的寄希望于尸堆会顺流飘走，为流行疫病的爆发提供温床。

支持公社的历史学者为这些处决所作的常见辩护是，这些行为并非出自公社领导者的指令，而是一些孤立零散的自发性举动，加害者主体通常是情绪失控的民众。更加热忱的“公社之友”则会提出，枪决人质的行为虽然不符合公义，但拒绝交换俘虏的是凡尔赛临时政府；再说教会本来就居心叵测（特别强调其中有“几个耶稣会士”，就像“耶稣会”是个需要特别提及的存在）；另外这几十个死者与“流血周”死难者的数目相比根本微不足道——或许这些颇合情理的观点同样适用于为1793年战争的“旺代人”辩护？尽管从来没有一个白方历史学者胆敢公开发表类似的言论。【侧批：不得不说，其实以1793年的“革命标准”作衡量，公社的处决相对还是很人性的。至少是枪决，没有“为省火药用刺刀”】

二十世纪初，公社的支持者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外的一面墙上钉了一块硕大的纪念牌，并建起一组浮雕，用以纪念公社最后的抵抗者，以及“流血周”中死难的公社烈士和巴黎市民。这里很快成为全世界左派的朝圣地。

另一方面，几乎没有人提及阿克索街等地被枪决的囚犯。甚至是巴黎主教区。1871年遇难的Georges Darboy大主教是1848年巴黎动乱以来，第三个死于非命的巴黎大主教。和他同样在城市动乱中殉难的前任Affre大主教一样，Georges Darboy大主教生前也致力于改善堂区工人和穷困家庭的生活，在民间口碑很好。然而为免引起政治纠纷或引发任何冲突，巴黎主教区长期“不敢”公开纪念Darboy大主教。

2021年，阿克索街遇难者一百五十周年纪念之际，圣座宣其中五人为真福。同年五月二十九日，巴黎主教区组织了一场悼念活动，步行前往建在事发原址上的“人质之圣母”(Notre-Dame-des-Otages)小堂献追思弥撒。尽管巴黎大主教的演讲中丝毫没有提及政治，并强调追思弥撒和祈祷活动的对象是包括人质在内的“所有遇难者”。不巧的是，当日不远处拉雪兹神父公墓墙外的公社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刚结束。大批“公社的接班人”们摇着红旗呼啸而来，奋勇扑向这支有不少老人和孩子的“凡尔赛军”……无比真实的重现了当年阿克索街的场景【见附录】。

T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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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特大钉子户】（Chapt.XIV-iv）

1853年，南特市政打算扩建威亚姆广场。夏雷特男爵的妻子，贝里公爵的二女儿拒绝卖出夏雷特被处决时站的一小块土地，无论对方开出多么高的价钱。为保留这块地皮，夏雷特夫人让出了他们在广场边的其它地产。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南特市政和夏雷特家为这块字面意义上“巴掌大小”的地皮不断“谈判协商”，直到1880年才获得使用权。夏雷特家拒绝接受南特市政的“赔款”，要求在这个地方用瓷砖标记。

【2021年5月29日】这个视频油管可查“Procession catholique attaquée par des manifestants pour la Commune de Paris (29_05_2021)”。警告R18，内容过于惊悚。

如果看到有人试图砸苦架或者扯宗教旗帜，并不会惊悚到，毕竟“在法国每个人都享有渎神的权力”。惊悚的一个场面是：因为是主教区组织的活动，按照惯例老兵和军属团体也参加了。正式活动上老兵会佩戴军功和荣誉勋章并举出军旗。“反法西斯（antifas）斗士”们开始朝队伍砸垃圾肢体攻击时，有个青年斗士冲上去试图夺一个老举旗手的军旗……

评论区有人说之所以此人发起攻击，是因为军旗代表凡尔赛军……

这才是真正对得起圈A的公社接班人，从小到大坚决不看任何国家典礼（和新闻？）。除了红旗啥旗都不认，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自己国家的军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