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枯宁“否定之辩证法”与黑格尔左派

摘自《黑格尔左派批判分析》

[苏] В.А.马利宁 В.И.申卡鲁克

曾盛林 译  沈真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年青的巴枯宁是俄国最早的黑格尔派之一，而且不是单凭绝对唯心主义哲学(在他之前的黑格尔派都是如此)，而是凭他的思维方式，凭他对伟大思想家的辩证学说的实质的理解方式，才成为黑格尔派的。但是巴枯宁在三十年代下半叶就是一个特殊的黑格尔派，因为他比别人更快地成了“现实主义的黑格尔分子”。这种思想现实主义是青年巴枯宁的一个特点。甚至在他一心迷恋于黑格尔的逻辑学、陷入不可抑止的抽象幻想的时候，他都不断寻求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经验论思想的联系，寻求辩证法与生活的联系。巴枯宁与斯坦凯维奇(Станкевич)一样相信，应该追随的，不是黑格尔学说的词句，而是它的方法，了解辩证法的活的灵魂。巴枯宁在当时的三个文献中阐明了他对辩证法的理解，这三个文献是：黑格尔《中学讲演录》的俄文版《序言》、未完成的著作《论哲学》——其中第一部分发表在《祖国记事》杂志(一八四零年)，——和曾引起欧洲反响的《德国反动派》一文。

       在哲学史文献中，青年巴枯宁时而被作为费希特主义者，时而又被作为黑格尔主义者来评述。他向往费希特和黑格尔，这是无疑问的。遗憾的是，在研究著作中对他世界观中的唯物主义倾向反应太少。

       巴枯宁于一八三六年初次了解黑格尔哲学。自那以后，他钻研了《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法哲学》和其它著作，从而成了一名出色的黑格尔通。巴枯宁在黑格尔《中学讲演录》的《序言》中断定，思维这门学科最好通过研究黑格尔辩证法这个“哲学科学”来制定。这门科学的对象——它像非抽象的无限东西一样是抽象的有限东西，但一般是互为交融的——是思维的精神。对那些踏上人生之路的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经验的积累，而经验是通过思想的感受性和自主性获得的。只有依靠经验才能正确理解“在现实世界的多样性和有限性”中实现的观念。巴枯宁在他的另一本著作《论哲学》中，主张经验和思辩的、实验的和哲学的统一，认为这种统一要求是“无所不能的辩证法”的一个原则。这不是黑格尔本来的思想。巴枯宁可能是受赫尔岑的影响在谈论关于感性知识的意义，关于意识必须与被意识对象进行核对，并指出能动的理性所经过的三个认识阶段：自然知识阶段，这种知识通过经验获得，它赋予日常意识以精神食粮；具体科学的经验知识阶段，这种知识被巴枯宁称为理论经验主义；以及“在精神的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的无所不能”中表现的知识阶段。[1]

      1840年巴枯宁离开俄国，去寻找能更好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他曾与恩格斯和其他未来的欧洲名人(从克尔凯郭尔到梅特涅)一起，听过老年谢林关于启示哲学的课。作为一个黑格尔分子和民主主义者，他意识到反动派正力图把谢林的“启示哲学”当作一面思想旗帜。巴枯宁不赞同这样的看法，似乎“现代哲学不久已被它的最伟大的奠基人之一——谢林本人所克服”[2]。巴枯宁确信，只有在古典哲学(包括青年谢林在内)奠定的发展道路上，哲学知识才能继续进步。而老年谢林正在为反动派服务。巴枯宁在阿尔诺德•卢格的《德意志年鉴》上发表的《德意志反动派》一文(用笔名茹利•艾利扎尔)，分析了业已形成的局势[3]。巴枯宁在俄国的朋友，特别是别林斯基十分赞赏茹利•艾利扎尔那篇文章，却没有料到，这篇文章正是他们的朋友米舍里写的。

       巴枯宁来到德国之后，与黑格尔左派迅速取得联系，并建立了友好关系。马克思赞赏他的革命热情，已经看出巴枯宁是立足于革命的一位很有希望的活动家，尽管当然，当时还不能预测一切以后的情况。

       巴枯宁起初与赫斯最为接近。赫斯曾断言，正是他使巴枯宁具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但这是一种夸大的说法。并非一切都来自赫斯，赫斯很少知道别林斯基、赫尔岑、巴枯宁和他们在俄国的朋友们所特有的那种紧张的精神生活。赫斯喜欢吹嘘他自己的传教士式活动，例如他企图使人相信，正是由于他的影响，恩格斯才成了“最热心的共产主义者”[4]。

        奥•科尔纽再现了赫斯的说法，甚至断定《德国反动派》一文“就其基本倾向性而言是和赫斯的著作一致的”[5]。这种赞许是令人怀疑的，是建立在不准确的资料基础上的。如果科尔纽熟悉巴枯宁去“德国之前”的著作，特别是巴枯宁与别林斯基的通信，那么科尔纽就必然会得出另一种结论[6]。

      巴枯宁写《德国反动派》——他的一个书面宣言，他urbi et orbi（对世界）的一种宣战，——从这样一个论题开始，即自由虽是一个有魅力的字眼，对它却有各种各样的理解。例如，德国庸人对他们在朦胧的少年时代所响往的、符合他们的感伤主义幻想的那种自由比什么都崇拜；德国自由派以为自己比世上任何人高明，他们爱自己的自由，不过是任何时候都不会转化为革命的自由。

       民主政党正在争取真正的自由，也必将争得真正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只有当它战胜反动政党的反抗时才能获得。假如民主政党相信反动政党的善良意图或谎言，那它就是在搞自我欺骗。反动政党的存在并不是德国社会生活中的偶然现象，而是必然现象；反动政党一般是阻碍历史的辩证运动的。总之，巴枯宁阐明，历史并不赋予偶然性以任何意义。“历史是自由精神的一种自由的，同时又是必然的发展”[7]。表现这个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不是反动政党，而是民主政党，尽管民主政党还较薄弱，而且也应该承认这薄弱之点，民主政党也必须认清它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而困难之一，就在于民主主义敌人不仅在民主政党之外，而且在它之内。巴枯宁认为，把民主变为宗教便是前进运动的条件，这也暴露出他的观点的含糊性。这个论点是不正确的，然而以下论断却是正确的，即民主主义者不仅应成为志同道合者的政党，而且应成为实践的政党。民主政党目前还只由于否定现存东西而具有力量。它与生活还很少联系，它还没有群众基础。

       巴枯宁接着便跨上黑格尔这头神马，他感到自己在这头辨证法的神马上信心十足，并热情地宣扬可以称之为否定辩证法的东西。他断言，“否定东西的全部意义和全部不可战胜的力量就在于破坏肯定东西”。这是一种可见的、外在的肯定的东西，它将不可避免地被破坏。但是，否定东西本身“作为坏的，特殊的，不符合自己实质的存在”[8]，也要走向灭亡。所有这一切和以后的论断，都是黑格尔左派对黑格尔遗留下来的否定之否定论题的一种变异说法，但却是一种巧妙的变异说法，而且还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因此，否定东西的实质就在于破坏那业已过时了的肯定东西。接着，否定东西变成肯定东西，从“自由基础”上振作起来。巴枯宁解释道，这样的否定仍是“绝对自由得以贯通一切的生动源泉”[9]。由此可见，否定性是肯定的。巴枯宁猛烈抨击反动政党及其派别，即“纯粹的”或“狂热的反动派”和“反动妥协派”，前者如此不懂得历史的辩证法，以至看不到否定中的任何肯定，后者的理论观点很“不诚实”，他们并不绝对否定否定东西，但也不懂或掩盖否定东西的真正含义。

       这个真正的含义，只有用黑格尔体系及其主要的对立面斗争的思想原则才能理解，他写道：“对立及其内在发展是整个黑格尔体系的一个主要关键”[10]。其实，黑格尔正是依靠这些原则才得以“设定新的实际世界”[11]。黑格尔的错误在于，他以为这个世界应该服从于他所发现的那些设定，并按照这些设定加以安排。可是新世界决不是通过现成理论的简单运用而产生的！真实的情况是，现实通过对立，通过一分为二，通过对立面的斗争而存在和发展，他说：“肯定的东西被否定的东西所否定，相反，否定的东西被肯定的东西所否定”[12]。“在这个从来就有的肯定东西和否定东西的斗争中，否定占着优势；因此，这些对立面并不是意义相同的，尽管他们的相互作用是一切运动的条件”[13]，而对立具有极大的实践价值[14]。巴枯宁的基本思想在于，只有把否定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过程本身才能认识现实。因此，他断言“任何运动都是否定”[15]，“对立才真正是真理”，“为了把握真理，我们应该从整体上掌握对立”[16]等等，对黑格尔一些原理采取了变异说法。他还援引这样一点，说当代一些优秀思想家——施特劳斯、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无不都是否定者[17]。

       巴枯宁在他对辩证方法论的阐述中，注入了许多对黑格尔说来是不可思议的激情。他把“激烈地消灭肯定东西”的愿望归功于否定东西，哪怕这肯定东西(例如妥协)也试图“狡猾地戴上否定东西的假面具”。

       巴枯宁以他所固有的激情猛烈抨击妥协主义者，指责他们“实际非常无能”。中庸哲学不可抑制地向往个人的内在世界，可是对待象战争与革命这样当代的尖锐问题却相当冷漠。妥协主义者以为，似乎承认“对立的整体”是运动的源泉，号召人们保持谦逊的精神，就能推动世界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的进步。但这是一种幻想。实际上，“他们是取消了，或确切些说，企图取消后者的运动，后者的生命力，后者的灵魂”[18]。巴枯宁不能说明运动的灵魂和生命力何在，但是，有这个灵魂，这个灵魂存在着，他却毫不怀疑，不然的话，那就会背叛对自我运动的信仰。妥协主义者总是谈论内在世界及其自我完整性，巴枯宁却反驳道：“内在世界对个人本身来说可以具有无限的价值，可是对世界来说，内在世界只有视它在外部的表现程度才真正具有价值，而且只具有它所表现的那种价值”[19]。

       在这方面，我们不妨把巴枯宁的意见与马克思在博士论文时期的观点比较一下。马克思也指责“某些黑格尔分子”(当然是右派黑格尔分子)“错误地理解了我们的老师”，并断言“中庸是绝对精神的正常表现”[20]。这是马克思开始在《莱茵报》工作前写的。马克思投身于政治实践之后，就更加巩固了他反对任何“中庸和规矩”的意见。基于这一点，一九四三年他在巴黎首次与巴枯宁接近就很可理解了。

       巴枯宁断定，外在现实应该是研究的重要对象，这个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的时代是可悲的时代”，“国家目前正被最深刻的内在矛盾所分裂”，而人民，贫苦的阶级正处于事实上的奴隶地位[21]。然而尽管如此，巴枯宁还是认为有一定理由抱历史的乐观主义态度。他认为这理由就是否定辩证法：“精神这个老田鼠已经完成了它的地下工作”，这在实践上表现为人民“处处都陷入险恶的境地”，他们开始靠要求实际应用自己的权利”。巴枯宁指出，在法国和英国，群众正组成社会宗教联盟。巴枯宁号召黑格尔左派和一切反对卑污思想的人“相信永恒的精神”，这个精神“正在破坏和消灭”许多东西，但正是它同时也是“永恒地创造一切生活的源泉”。巴枯宁在结束他的《德国反动派》一文时用乐观主义语调写道：“破坏的激情同时也是创造的激情”[22]。

       一八四三年六月，巴枯宁在三期《瑞士共和政体拥护者》上发表了另一篇纲领性文章《共产主义》。它的基本思想是主张哲学和共产主义联合。巴枯宁写道：“哲学就其实质来说仅仅是理论的，它只在意识内部运动和发展。相反，共产主义在其现代形式上则仅仅是实践的，这就说明了这两种形式在相互对比中的优缺点”[23]。主张哲学和共产主义统一的思想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虽然巴枯宁不能说明真正的实践哲学应该怎样，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并不科学。诚然，共产主义不应该怎样，他已经知道。在《共产主义》一文中，他批判了魏特林(Weitling,Wilheim)对共产主义的解释。他在否定“庸俗共产主义”这一点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盟者。威•魏特林在他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中对于未来社会所作的生硬的细则规定遭到摒弃。魏特林所幻想的社会，单凭那里的人们事实上是“一群”追求自私的物质目的和物质利益、并且象魏特林本人一样不懂得社会生活的精神内容的“动物”这一点看，就不自由，不和谐。这些反对意见，不管黑格尔左派表示这些意见时是否有言外之意，实质是正确的。

       这时，巴枯宁的否定激情还没有形成为无政府主义理论——那是后来的事[24]。这种激情曾对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深刻印象。在1842—1844年期间，他们三人都很友好。一八四四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在巴黎会见巴枯宁。巴枯宁把十二月党人，把亚历山大(Александр)和尼古拉•图格涅夫(Никола Тургенев)兄弟介绍给马克思、恩格斯和燕妮•马克思与之相识，他们一起拜访俄国的政治侨民，常常进行长时间的谈话[25]。

       在《德法年鉴》上，巴枯宁采取与马克思相近的立场。《年鉴》第一期双合刊(可惜也是最后一期)就以发表马克思、卢格、费尔巴哈和巴枯宁的通信开始。关于德国社会改造的未来这一主要问题，卢格和费尔巴哈的情绪是悲观的，而巴枯宁与马克思一起却断定德国的一七***年也将到来，尽管它的到来“还较遥远”。他说服卢格和费尔巴哈“要有信心”，“不要绝望”。他写道，现在不是“束手无策，灰心绝望的时候。如果象你们这样的人都不相信德国的未来，不希望更多地为它工作，那谁将来相信，谁将来工作呢?”[26]无怪乎别林斯基读《德法年鉴》那样地爱不释手！他喜欢马克思和他的亲爱的“米舍里”的战斗立场，而且对他们的共同活动寄予很大期望，却没有料到后来竟如此分道扬镳。

*这里，译为“否定性的辩证法”更佳。——录入者注

[1]《巴枯宁论文和书信集》，莫斯科，1828-1876年，第2卷第321页。
[2]同上书，第3卷第140页。
[3]也许，本文的标题是由恩格斯的抨击性小册子《谢林和启示》的付标题(批判反动派扼杀自由哲学的最新企图)引起的。1842年初，巴枯宁在听取谢林关于启示哲学的讲课时认识了恩格斯，随即与他交上了朋友。П.М.莫伊谢耶夫(П.М.Моисеев)也指出了“《德国反动派》一文具有反谢林的观点”(П.М.莫伊谢耶夫：《巴枯宁哲学 批判与现时代》，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图书出版社1981年，第158页)。
[4]当然，T.奥伊则尔曼否定了这个意见，认为他站不住脚(T．N．奥伊则尔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第2版，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74年，第181页)。
[5]奥•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三联书店1963年，第1卷350—552，456页。
[6]巴枯宁是比赫斯更精通黑格尔哲学的人。赫斯很快就了解到，巴枯宁象恩格斯一样，决不会感到自己是一个怯弱的学生，于是赫斯便走向另一极端，开始散布关于巴枯宁是“俄国代言人”的无稽传说，力图和博尔克海姆一样，甚歪在这方面影响马克恩。
[8]同上书，第3卷第129页。
[9]同上书，第3卷第132页。
[10]同上书，第3卷第137页。
[11]Ibid.
[12]同上书，第3卷第139页。
[13]Ibid.
[14]同上书，第3卷第140页。
[15]同上书，第3卷第138页。
[16]同上书，第3卷第137页。
[17]同上书，第3卷第146页。
[18]同上书，第3卷第140页。
[19]同上书，第3卷第147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莫斯科，国家政治著作出版社1956年，第196页。
[21]《巴枯宁论文和书信集》，莫斯科，1828—1876年，第3卷第147页。
[22]同上书，第3卷第148页。
[23]同上书，第3卷第233页。
[24]奥•科尔纽写道，巴枯宁通过海尔维格认识了赫斯之后，“因而能够比较容易地掌握了赫斯的共产主义观点，而这种观点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是符合于巴枯宁本人的基本倾向的”(奥•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三联书店1963年，第1卷第483页)。实际上，巴枯宁那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也还没有成为思想流派，而他的“俄国的性格特点”对无政府主义，有着与费尔巴哈的“德国的性格特点”对人本主义，或赫斯的“欧洲的性格特点”对“行动哲学”一样的关系，——也就是没有什么关系。
[25]А.И.图格涅夫：《一个俄国人的日志》，莫斯科，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64。
[26]《马克思恩格斯文库》(MEGA)第1辑第1卷第1页。
[7]《巴枯宁论文和书信集》，莫斯科，1828—1876年，第3卷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