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下）（其一）

第二章
浪漫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的性质

　　对西斯蒙第的“理智”我们已经作了充分的研究。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他的“良心”。我们打算把说明他的观点（我们至今只是把它当作与理论问题有关的因素来研究）、说明他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他对社会的同情、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任务的理解等等归纳在一起。

一 对资本主义的感伤主义的批评

　　西斯蒙第开始写作的那个时代的特征是交换（按现代术语来说即货币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种发展在法国革命消灭了封建主义残余以后表现得特别明显。西斯蒙第毫不犹豫地指责交换的这种发展和加强，抨击“灾难性的竞争”，并吁请“政府保护居民摆脱竞争的后果”（第1卷第7篇第8章）等等。“迅速的交换败坏着人民的美德。老是想多卖些钱，就一定会使卖者抬高价格，进行欺骗；靠经常交换为生的人的处境愈困难，他就愈会情不自禁地去进行欺骗。”（第1卷第169页）要象我国民粹派那样抨击货币经济，就需要这样的天真！“……商业财富在经济制度中只是次要的；首先必须增加提供生活资料的领土的（territoriale——土地的）财富。这个以商业为生的人数众多的阶级，只有在土地产品存在的时候，才应该获得这种产品的一部分；它〈这个阶级〉只有在这种产品增多的条件下才应该增长。”（第1卷第322—323页）对工商业的增长超过农业的发展发出连篇累牍的怨言的尼·—逊先生，是否比这位宗法式的浪漫主义者前进一步呢？浪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这些怨言只是证明他们一点也不了解资本主义经济。能不能有工商业的发展不超过农业这种资本主义呢？其实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商品经济即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分工使原料加工业一个个脱离农业，而原料的采掘、加工和消费最初是结合在一个自然经济之内的。因此，资本主义随时随地都意味着：工商业的发展比农业迅速，工商业人口增加较快，工商业在整个社会经济制度中的比重和作用较大［注：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农业随时随地落后于商业和工业，始终从属于它们并受它们剥削，始终只是在较晚的时候才被它们引上资本主义生产的途径。］。不可能不是这样。尼·—逊先生却在重复这一类怨言，从而一再证明他的经济观点并不比肤浅的感伤的浪漫主义高明。“在美国引起大量破产现象的这种不合理的企业经营精神（esprit　d’entreprise）和各种商业过剩之所以能够存在，毫无疑问是由于银行数量的增加和骗人的信贷极易取代实际财产（fort-une　réelle）”（第2卷第111页），诸如此类的话，不胜枚举。西斯蒙第究竟为什么攻击货币经济（和资本主义）呢？他用什么来反对货币经济呢？用独立的小生产，即农村中的农民自然经济和城市中的手工业。关于前者，他在《论宗法式农业》一章（第1卷第3篇第3章《论宗法式的土地经营》。第3篇是论述“领土”财富即土地财富的）中说道：

　　“最初的土地所有者自己就是庄稼人，他们用自己的孩子和仆人的劳动来进行一切田间工作。没有一个社会组织［注：请注意，西斯蒙第（正如我国民粹派一样）一下子就把独立的农民经济变为“社会组织”。这是明显的偷换。是什么把各地的农民联结在一起呢？正是代替了封建联系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这一下子表明，他把商品经济制度中的一个要素变为空想，而对其他要素则不了解。参看尼·—逊先生的书第322页：《以农民占有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工业形式》。而农民占有生产工具，无论在历史上或在逻辑上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这一点尼·—逊先生却并不怀疑！］能够保证国内人数最多的阶级得到更多的幸福和具有更多的美德，能够保证所有的人得到更大的满足（opulence），保证社会制度更加巩固……在农夫是私有者（où　le　fermier　est　propriétaire）和产品完全（sans　partage）归从事一切田间工作的人所有的国家中，就是说，在农业是我们称之为宗法式农业的国家中，我们到处都看到农夫热爱他所住的房屋和他所耕种的土地的迹象……劳动本身对他是一种欢乐……在农业是宗法式农业的幸福国家中，每一块土地的特性都受到研究，并且这些知识一代代传下去……比较富裕的人所管理的大农场主经济也许能摆脱偏见和守旧习气。但是这些知识〈l’intelligence，即农业知识〉不会传给劳动者本人，而且也不会得到很好的应用……宗法式经济改善着担负一切农业工作的大部分国民的习俗和性格。私有制养成循规蹈矩、省吃俭用的习惯，经常的自足能铲除大吃（gourmandise）大喝的癖性……他〈农夫〉几乎只与自然进行交换，他比其他任何产业工人更少有理由不信任人们，更少有理由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来反对他们。”（第1卷第165—170页）“最初的农场主都是普通的庄稼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进行大部分的农业工作；他们根据自己家庭的力量操办自己的事业……他们仍旧是农民：自己犁地（tiennent　eux-mêmes　les　cornes　deleur　charrue）；自己在地里和马厩里照管牲畜；生活在新鲜空气中，习惯于经常的劳动和简单的饮食，这就造成了强壮的公民和勇敢的士兵。［注：请读者把司徒卢威先生在他的《评述》第17页上引证的那位19世纪末叶的“先进”政论家[52]的言论，同老祖母讲的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比较一下吧。］他们几乎从来不使用日工来共同劳动，而仅仅使用仆人（des　domestiques），这些人通常是从与自己一样的人中挑选的，对这些人他们平等相待，同桌进餐，饮同样的酒，穿同样的衣服。这样，农夫及其仆人就构成一个农民阶级，他们为同样的感情所鼓舞，分享同样的欢乐，受到同样的影响，以同样的纽带与祖国联系着。”（第1卷第221页）

　　你们看，这就是标榜一时的“人民生产”！不能说西斯蒙第不了解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必要性，他直截了当地说过（见下面），“他也是（和傅立叶、欧文、汤普逊、梅隆一样）希望实现联合的”（第2卷第365页）。不能说他拥护的正是私有制，恰恰相反，他认为重心是小经济（参看第2卷第355页）而不是小私有制。显然，小农经济的这种理想化在另外的历史条件和生活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形式。然而，无论是浪漫主义还是民粹主义都正是把小农经济捧上了天，这是不容置疑的。

　　西斯蒙第同样也把原始的手艺和行会理想化。

　　“一个农村鞋匠同时又是商人、工厂主和工人，不接到订货，他是一双鞋子也不做的”（第2卷第262页），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不知道需求就会遭到破产。“毫无疑问，无论从理论或实际方面来看，行会（corps　de　métier）的建立阻碍了而且一定会阻碍过剩人口的形成。同样毫无疑问，这种人口在目前是存在的，它是现代制度的必然结果。”（第1卷第431页）这一类话可以摘引很多，但是我们把西斯蒙第的实际处方留到以后再来分析。为了深入研究西斯蒙第的观点，我们在这里只谈上面这些。上面的议论可以概括如下：（1）斥责货币经济破坏了小生产者的有保障的生活和他们的相互接近（不管是手艺人接近消费者，还是农夫接近与他一样的农夫）；（2）颂扬小生产保证生产者的独立性和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

　　必须指出，这两种思想是民粹主义的重要财产［注：尼·—逊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也讲了一大堆自相矛盾的话，从中可以随便挑出一些彼此毫无联系的论点来。然而，毫无疑问，他是用“人民生产”这个含混不清的术语把农民经济理想化了。含混不清是进行任何改头换面的特别有利的环境。］，我们打算深入考察它们的内容。

　　浪漫派和民粹派对货币经济的批评可以归结为：认为货币经济产生了个人主义［注：参看尼·—逊的书第321页末尾及其他各页。］和对抗（竞争），使得生产者的生活没有保障，社会经济不稳固［注：同上，第335页。第184页：资本主义“消灭了稳固性”。以及其他许多地方。］。

　　先谈“个人主义”。他们通常把某一村社的农民的联合，或某一行业的手艺人（或手工业者）的联合，同破坏这些联系并以竞争代替这些联系的资本主义对立起来。这种议论重复着浪漫主义的典型错误：根据资本主义的矛盾而得出否定资本主义是社会组织的高级形式的结论。难道破坏中世纪村社、行会和劳动组合等等的联系的资本主义没有用别的联系代替这些联系吗？难道商品经济不已经是生产者之间的联系，不已经是市场所建立的联系吗？［注：“其实，社会、联合这样的字眼是可以用于一切社会的名称，既可以用于封建社会，也可以用于资产阶级社会——建筑在竞争上的联合。认为用联合这个词就可以驳倒竞争的作家怎么能站得住脚呢？”（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76页。——编者注））[53]作者极其尖锐地批评了对竞争的感伤主义的谴责，直接指出了竞争的进步方面，指出了它是推动“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的动力。］这种联系具有对抗性，充满波动和矛盾，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的存在。我们知道，正是矛盾的发展日益清楚地显露出这种联系的力量，迫使社会的各个分子和各个阶级力求联合起来，而这种联合已经不是一个村社或一个区域的狭隘范围内的联合，而是全国甚至各国某一阶级的一切代表的联合。只有浪漫主义者从自己的反动观点出发才会否认这些联系的存在及其比较深刻的意义，而这种联系是以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的共同性为基础，而不是以地区、职业、宗教等等的利益为基础的。如果说，这种议论使那位在资本主义造成的这些新联系尚处于萌芽状态时期就著书立说的西斯蒙第得到了浪漫主义者的称号，那么，我国民粹派自然更应该得到这样的评价了，因为现在只有十足的瞎子才会否认这些联系的重大意义。

　　所谓没有保障、不稳固等等，这又是我们谈到国外市场时评论过的陈词滥调。这种攻击也暴露出，这位浪漫主义者所胆怯地谴责的，正是科学理论认为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东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发展趋向，不可遏止的前进趋向，它不能停滞不前，或者说它不能用原有的规模来再生产经济过程。只有编造一些空幻的计划来把中世纪的联合（村社之类）扩大到整个社会去的空想家，才会漠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的“不稳固”正是巨大的进步因素，它加速社会的发展，把越来越多的居民群众卷入社会生活的漩涡，迫使他们考虑社会生活制度，迫使他们自己“缔造自己的幸福”。

　　尼·—逊先生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固”，交换不按比例的发展，工农业之间和生产消费之间均衡的破坏以及危机的反常性等等，无可争辩地证明他还完全持着浪漫主义的观点。因此，批评欧洲浪漫主义的每字每句也都能用来批评他的理论。下面就是证明。

　　“我们且听听布阿吉尔贝尔老头是怎样说的。

　　他说：‘各种商品的价格必须永远是成比例的，因为只有这种相互的协调，才能使它们……时时刻刻能……重新生产……财富无非是人和人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等的这种不断的交换，因此，如果不在因脱离比例价格而引起的交换的破坏中寻求贫困的原因，将是一种极大的谬误。’

　　我们也听听一位现代［注：写于1847年。］经济学家是怎样说的：

　　‘应当运用于生产的重要规律就是比例规律（the　law　of　pro-portion），只有它才能保持价值经常不变……等价物必须得到保证……一切国家在各个时代都企图用许多商业上的规定和限制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来实现这个比例规律。但是人性固有的利己心把这整个调节制度推翻了。比例生产（proportionale　produc-tion）就是真正的社会经济科学的实现。’（威·阿特金森《政治经济学原理》1840年伦敦版第170页和第195页）

　　特洛伊城已不存在！[54]人们一再迫切希望实现的这种供求之间的正确比例早就不存在了。它已经过时了；它只有在生产资料有限、交换是在极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的时候，才可能存在。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必然（musste）消失；根据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

　　谁象西斯蒙第那样想恢复生产的正确比例，同时又要保存现代的社会基础，谁就是反动者，因为要贯彻自己的主张，他们必定要竭力恢复旧时工业的其他条件。

　　是什么东西维持了生产的正确的或大致正确的比例呢？是支配供给并先于供给的需求；生产是紧随着消费的。大工业由于它所使用的工具的性质，不得不经常以愈来愈大的规模进行生产，它不能等待需求。生产走在需求前面，供给强制需求。

　　在现代社会中，在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工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

　　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希望在现代生产资料的条件下保持旧时的正确比例，这就意味着他既是反动者又是空想家。

　　或者是希望一种没有无政府状态的进步，那就必须放弃个人交换来保存生产力。”（《哲学的贫困》第46—4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8—109页。——编者注］

　　后一句话是作者与蒲鲁东论战时针对后者说的，因而也就说明他自己的观点既不同于西斯蒙第的观点，也不同于蒲鲁东的观点。当然，尼·—逊先生在自己所有的看法上，既不接近于前者，也不接近于后者。［注：虽然这还是一个大问题：为什么没有接近？是否只是由于这两位作家考虑到当前的经济制度及其在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便更广泛地提出了问题，而不把自己的眼界局限于一个仿佛可以为之编造一套特殊理论的国家。］但是，请探讨一下这段话的内容。上述引文的作者的基本论点，以及使他与前辈们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基本思想，究竟是什么呢？不容争辩，是他把资本主义的不稳固性（这一点是所有这三位作家都确认的）问题置于历史的基础上，并且认为这种不稳固性是一种进步的因素。换句话说，第一，他认为通过比例失调、危机等等而实现的这一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必然的发展，他说，生产资料（机器）的性质本身就引起无限扩大生产的趋向，并使供给经常先于需求。第二，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全社会范围内劳动的社会化、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和居民觉悟性的提高等等，是这一发展中的进步因素。这两点就是他同西斯蒙第和蒲鲁东不同的地方，而在指出“不稳固性”及其所造成的矛盾方面，在真诚希望消灭这些矛盾方面，西斯蒙第和蒲鲁东是同他一致的。不了解这种“不稳固性”是任何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的必然特征，使他们陷入了空想。不了解这种不稳固性本身具有的进步因素，使他们的理论成了反动的理论［注：这里是就哲学历史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术语的，它只是说明那些把过时的制度当作自己学说的标本的理论家犯了错误。它与这些理论家的个人品质和他们的纲领完全无关。任何人都知道，就通常意义而言，西斯蒙第和蒲鲁东都不是反动分子。我们所以要来解释这种起码的常识，是因为我们下面就会看见，民粹派先生们对此至今还未领会。］。

　　现在我们请民粹派先生们回答如下问题：尼·—逊先生是否同意科学理论对上述两点的看法呢？他是否承认不稳固性是这一制度和这一发展的特性呢？他是否承认这种不稳固性是进步因素呢？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的，相反，尼·—逊先生宣称资本主义的这种“不稳固性”不过是一种反常现象，是一种偏差等等，并且认为这种不稳固性是一种没落和倒退（参看上面的“消灭稳固性”），他把经济停滞本身理想化（请回想“历代的基石”和“万古神圣的基础”等等），实际上，破坏这种停滞正是“不稳固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因此，很明显，我们把他列为浪漫主义者是完全正确的，他的任何“引文”和“引证”都改变不了他本人的议论的这种性质。

　　稍后我们在谈到浪漫主义和民粹主义对农业人口因工业人口增加而减少的现象所采取的敌视态度时，还要谈论这种“不稳固性”，现在我们要引证的，是《政治经济学若干原理的批判》一文中专门分析对货币经济的感伤主义的攻击的一段话。

　　“这种特定的社会身分〈即卖者和买者的身分〉，决不是来自人的个性，而是来自以商品这个特定形式来生产产品的人们之间的交换关系。买者和卖者之间所表现的关系，不是纯粹的个人关系，因为他们两者发生关系，只是由于他们的个人劳动已被否定，即作为非个人劳动而成为货币。因此，把买者和卖者的这种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身分理解为人的个性的永恒的社会形式，是荒谬的，把他们当作个性的消灭而伤心，也同样是错误的。

　　从伊萨克·贝列拉先生的《关于工业和财政的讲义》1832年巴黎版中摘出的下面一段话表明，甚至在买卖中表现得十分肤浅的对抗形式已经如何深深地损伤了高尚的灵魂。就是这个伊萨克，这个‘动产信用公司’的创办人和经理，享有巴黎交易所之狼的臭名。这就表明这种对政治经济学的伤感的批评究竟有什么意义。贝列拉先生当时还是圣西门的信徒，他说：‘因为人们不论在劳动上或在消费上都是孤立的、彼此分离的，所以他们要彼此交换他们各自的产品。由于必须进行交换，就必须决定物品的相对价值。因而价值和交换的观念是密切联系的，两者在实际形式中表现了个人主义和对抗性……产品价值之所以能够确定，只是因为存在着买卖，换句话说，存在着社会不同成员之间的对抗性。只是在有买卖的地方，就是说，在每一个人被迫为获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物品而斗争的地方，人们才为价格和价值操心。’”（上述著作第6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5—86页。——编者注］

　　请问，贝列拉的感伤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仅仅讲到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个人主义、对抗性和斗争，他所说的正是我国民粹派用不同方式说的，而且我国民粹派所说的似乎是真理，因为“个人主义、对抗性和斗争”确实是交换和商品经济的必然属性。感伤主义表现在这里：这位一味斥责资本主义矛盾的圣西门主义者，只看见这些矛盾，而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交换也表明社会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因而它不仅使人们分开（这只对资本主义所破坏的中世纪联合来说才是正确的），而且使人们结合，使他们通过市场彼此发生关系。［注：在整个国家甚至全世界的范围内，用社会地位和社会利益的统一代替了地方性的、等级制的联盟。］正是由于一味“痛骂”（从空想主义观点出发）资本主义而造成的这种肤浅的了解，使得引文作者有理由把贝列拉的批评称为伤感的批评。

　　但是，早已被人遗忘的圣西门主义的早已被人遗忘的信徒贝列拉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把民粹主义的一位最新的“信徒”拿来谈谈不是更好吗？

　　“生产……丧失了人民性而具有个人的资本主义的性质。”（尼·—逊先生《论文集》第321—322页）

　　请看，这位改头换面的浪漫主义者是怎样议论的：“人民生产已成为个人生产。”因为作者想把“人民生产”理解为村社[55]，所以他指出生产的社会性在减弱，生产的社会形式在缩小。

　　果然是这样吗？“村社”仅仅使得（就假定使得；反正我们准备向作者作任何让步）同其他任何一个村社相隔绝的单个村社的生产有组织。生产的社会性只包括一个村社的成员。［注：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材料（布拉戈维申斯基《汇编》），在22个省的123个县中，村社的平均规模是53户，有男女323人。］而资本主义则造成了一个国家生产的社会性。“个人主义”就是社会关系的破坏，但是破坏这种联系的是市场，它用不是由村社、等级、职业、狭隘的手工艺区等等联系起来的许多个体之间的联系代替了这种联系。资本主义造成的联系表现为矛盾和对抗，因此，我国这位浪漫主义者不愿看到这种联系（虽然村社作为一种生产组织，也始终具有旧生产方式所固有的那些矛盾和对抗的形式）。空想主义的观点把他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变成了伤感主义的批评。

二 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性

　　把小生产理想化，向我们表明了浪漫主义和民粹主义批评的另一个特点，即这种批评的小资产阶级性。我们看到，法国和俄国的浪漫主义者都同样把小生产当作一种“社会组织”，一种“生产形态”，并把它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我们也看到，这种对立只不过说明他们的了解极端肤浅，这是人为地不正确地把商品经济的一种形式（大工业资本）分离出来加以斥责，而把同一商品经济的另一种形式（小生产）加以乌托邦式的理想化。19世纪初的欧洲浪漫主义者，以及19世纪末的俄国浪漫主义者的不幸就在于，他们臆想出一种独立于社会生产关系之外的抽象的小经济，而忽略了一个小小的情况，就是这种小经济实际上是处于商品生产的环境中，——无论19世纪20年代欧洲大陆的小经济，或者19世纪90年代俄国的农民经济，都是这样。因此，被浪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捧上天的小生产者，实际上是小资产者，他们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其他成员一样，也处在同样的矛盾关系中，同样用斗争来捍卫自己，这种斗争一方面不断地分离出少数大资产者，另一方面则把大多数人赶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实际上，正如大家看见和知道的，不处于这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小生产者是不存在的，这种中间地位必然决定了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即两重性、两面性，它倾向于斗争中幸运的少数，敌视“倒霉”的多数。商品经济愈向前发展，这些特质就表现得愈明显、愈突出，把小生产理想化只是反映了反动的小资产阶级观点，这一点就看得愈清楚。

　　不要误解《政治经济学若干原理的批判》的作者加在西斯蒙第身上的那些术语的意思。那些术语决不是说西斯蒙第维护落后的小资产者。西斯蒙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维护他们：他想站在一切劳动阶级的立场上，他表示同情这些阶级的一切代表，例如他对工厂立法感到高兴，他攻击资本主义并指出它的矛盾。总之，他的观点和现代民粹派的观点是完全一样的。

　　请问，究竟根据什么把他评定为小资产者呢？就是根据他不了解小生产（他把它理想化）和大资本（他攻击它）之间的联系，就是根据他没有看见他所偏爱的小生产者即农民实际上正在成为小资产者。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下面这个把不同作家的理论归结为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观点的说明：

　　“然而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巴扎罗夫和斯捷潘诺夫译本第179—180页）[56]

　　因此，民粹主义者极其可笑，他们以为指出小资产阶级性的目的只是想说些特别恶毒的话，他们以为这只是一种论战手法。他们的这种态度，说明他们不了解他们的论敌的总的见解，主要是不了解他们都“同意”的那种对资本主义的批评的原则本身，以及这种批评同伤感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批评的区别。他们极力回避关于后一种批评、关于这一种批评在西欧的存在以及它对科学批评的态度的问题，单是这种回避本身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为什么民粹派不想了解这种区别。［注：例如艾弗鲁西曾写了两篇关于西斯蒙第“怎样看资本主义的增长”的文章（《俄国财富》第7期第139页），但是，他仍然一点不了解西斯蒙第究竟是怎样看的。《俄国财富》的这位撰稿人没有看出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既然艾弗鲁西确实熟悉西斯蒙第，既然他熟悉这样评述西斯蒙第的最新理论的代表（我们下面会看到），既然他也想“赞同”这位新理论的代表，那么他的不了解完全是真正的不了解。这位民粹主义者也不可能在这位浪漫主义者身上看出在他自己身上没有看出来的东西。］

　　现在我们举例说明。1896年《俄国思想》[57]第5期的书评栏（第229页及以下各页）谈到，知识界中一个根本和绝对敌视民粹主义的“集团在最近出现了，并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评论家先生极其扼要地指出了这种敌视的原因和性质，我们不能不以感激的心情指出，他同时十分准确地叙述了敌视民粹主义的那种观点的实质［注：当然，这听起来很奇怪：称赞一个人准确地传达了别人的思想！！但是你们叫我怎么办呢？对于在《俄国财富》和旧《新言论》[58]上经常论战的克里文柯先生和沃龙佐夫先生来说，这样的论战的确是一种特殊的例外。］。评论家先生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不了解，有了关于阶级利益的观念等等，我们就必须否定“人民的理想”（“只是人民的，而不是民粹主义的”；同上，第229页），据说这种理想就是农民即大多数居民的福利、自由和觉悟。”

　　评论家先生说：“当然有人会象反对别人那样来反对我们，说一个农民作者的理想（这里指的是一个农民表述出来的愿望）是小资产阶级的，因而我国著作界至今还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和捍卫者。其实这完全是危言耸听，它除了能吓唬具有莫斯科河南岸的老板娘的世界观和心理的人以外，还能吓唬谁呢？……”

　　话说得真厉害！不过我们还是听下去：

　　“……无论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条件，还是有意采取的社会措施，它们的主要标准其实并不是经济范畴（何况这种范畴还是从不同于本国的、在另外情况下形成的条件中抄袭来的），而是大多数居民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幸福和福利。如果某种生活方式以及维持和发展这种生活方式的某些措施能导致这种幸福，那么，称它们为小资产阶级的也好，称它们为别的什么也好，问题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它们（这种生活方式和这些措施）本质上仍将是进步的，因而也将是在当时的条件和当时的状况下社会能够达到的最高理想。”（同上，第229—230页，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难道评论家先生没有发觉他自己在论战方酣时已经跳过了问题吗？

　　他声色俱厉地宣称，责备民粹主义具有小资产阶级性“完全是危言耸听”，但他拿不出任何东西来证明这种断言，只是提出如下一个令人十分惊异的论点：“标准……不是经济范畴，而是大多数人的幸福。”其实这就等于说：气候的标准不是气象观测，而是大多数人的感觉！请问，这些“经济范畴”不是居民，并且不是一般“居民”，而是在这一社会经济制度中占一定地位的特定居民集团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科学表述，又是什么呢？评论家先生把关于“大多数人的幸福”这个极其抽象的论点同“经济范畴”对立起来，不过是把上世纪末叶以来社会科学的全部发展一笔勾销，而返回到忽视一定社会关系及其发展的幼稚的唯理论的思辨上去了。他大笔一挥就勾销了渴望了解社会现象的人类思想界找了上百年才取得的全部成果！评论家先生以这种方式摆脱了一切科学成就后，就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他的确也直截了当地下结论说：“如果某种生活方式……能导致这种幸福，那么，不管把它称为什么，问题并不会因此而改变。”你看，怎么会这样呢！其实问题正在于这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作者自己也刚刚说过，另外有一些人，他们反对把农民经济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人民生产”或者随便别的什么），他们断言，这决不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而是最平常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国家中所有其他小生产的生活方式。从第一种见解中自然会得出结论说，“这种生活方式”（“人民生产”）能“导致幸福”，而从第二种见解中也自然会得出结论说，“这种生活方式”（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只能导致资本主义，它把“大多数居民”赶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使少数人变为农业的（或者工业的）资产阶级。评论家先生朝天放了一枪，而在枪声的掩盖下，认为正是第二种见解（被毫不容情地宣称为“完全是危言耸听”）所否定的东西已经得到了证实，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如果他想认真分析第二种见解，那他显然就应该证明下述二者之一：或者证明“小资产阶级”是一个不正确的科学范畴，没有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是可以设想的（民粹派先生们也是这样设想的，因此他们就完全回到西斯蒙第的观点上去了）；或者证明这个范畴不适用于俄国，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既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商品经济的统治，小生产者没有变成商品生产者，他们中间并未发生大多数人被赶出、少数人的“独立”得到巩固的上述过程。现在，我们看到，他把指出民粹主义具有小资产阶级性当作是想“欺负”民粹派先生们的一种无聊欲望，我们又读到上面“危言耸听”那句话，我们不禁想起一句有名的格言：“别那么想，基特·基特奇！谁能欺负您呢？只有您能欺负别人！”[59]

三 工业人口因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的问题

　　现在我们回头来谈西斯蒙第。他不仅把小资产阶级理想化，不仅浪漫主义式地不懂得在这一社会经济制度下“农民”如何变为小资产阶级，他还对农业人口因工业人口增加而减少的现象有十分典型的看法。大家知道，这种现象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在一切文明国家中可以看到，在俄国也可以看到［注：在改革后的时代欧俄城市人口的百分数增加了。我们在这里只是指出这一人所共知的特征，虽然它远没有把现象完全反映出来，没有把俄国不同于西欧的重要特点包括进去。这里不是分析这些特点（农民没有流动的自由，工业村和工厂村的存在，国内垦殖等等）的地方。］。

　　西斯蒙第是当时杰出的经济学家，他当然不能不看到这个事实。他公开确认这一事实，但完全不懂得它与资本主义发展（更广泛些说，与社会分工、与这一现象引起的商品经济的增长）的必然联系。他单纯地斥责这种现象是“制度”的某种缺点。

　　西斯蒙第指出英国农业的巨大进步后说：

　　“但是，在颂扬这些精耕细作的田地时，还应该看到耕种这些田地的居民；他们比法国耕种同样大小田地的居民少一半。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这是赢利；在我看来这是损失。”（第1卷第239页）

　　很明显，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这种现象是一种赢利（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对资本主义进行科学批评的观点也是如此），是因为他们以此表明了资产阶级的财富、商业和工业的增长。西斯蒙第急于斥责这种现象，却忘记想一想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他说：“据估计，法国和意大利有五分之四的人口属于农民阶级，有五分之四的国民吃本国的粮食，不管国外粮食的价格如何。”（第1卷第264页）特洛伊城已不存在！这句话对此完全适用。现在，不完全依赖粮食价格即不完全依赖世界资本主义粮食生产的国家（即使是农业占最大比重的国家）已经没有了。

　　“如果一个国家只能依靠每个人拿同样多的工资而进行更多的劳动来增加自己的商业人口，那么它就一定会害怕自己的工业人口增加起来。”（第1卷第322页）读者可以看到，这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善意劝告，因为在这里，“国家”这个概念是建立在把组成这个“国家”的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人为地抽象掉的基础上的。西斯蒙第和任何时候一样，只是用希望不存在矛盾的……天真愿望来回避这些矛盾。

　　“英国从事农业的只有770199户，从事商业和工业的有959632户，属于其他社会阶层的有413316户。在总共2143147户或10150615人中，有这样大一部分居民靠商业财富为生，真是可怕（effrayante）。幸亏法国还远没有这样多的工人依赖远方市场上的得失。”（第1卷第434页）在这里，西斯蒙第甚至忘记了这种“幸运”完全是由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造成的。

　　西斯蒙第在描述现代制度中他认为是“合乎心愿”的变化（这些变化下面再谈）时指出：“毫无疑问，结果〈按浪漫主义者的口味进行改造的结果〉是，不止一个单靠工业为生的国家势必要接连不断地关闭许多作坊，过分增加的城市人口就会迅速减少，而农村人口就会增加起来。”（第2卷第367页）

　　对资本主义的感伤主义批评的软弱无力和小资产者的绝望惆怅，在这个例子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西斯蒙第只悲叹［注：“这一思潮〈即以西斯蒙第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批评的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4页。——编者注）］事情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他对农村居民宗法式的愚钝和闭塞的乐园的毁灭感到的悲哀是如此深重，以至我们这位经济学家连产生现象的原因也不去分析了。因此，他忽略了工业人口的增加同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有必然的密切的联系。商品经济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发展，而这种分工也就是工业部门和原料加工业一个个脱离农业而独立，从而造成工业人口。因此，议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而不注意工业人口相对增加的规律，就是根本不了解这一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起来不断减少，因为在工业（狭义的工业）中，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的相对增加，是同可变资本的绝对增加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了［注：读者可以根据这点来判断尼·—逊先生的机智，他在《论文集》中明目张胆地把可变资本和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变为绝对减少，并由此得出国内市场“缩小”等等一大堆极其荒谬的结论。］；而在农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少；因此，只有在耕种新的土地时，可变资本才会增加［注：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条件，所以我们说，俄国的国内垦殖使工业人口增加较快的规律表现复杂化了。只要记起人口早已稠密的俄国中心地带（那里工业人口的增加与其说是依靠城市，不如说是依靠工厂村镇）和改革以后人口才稠密起来的新罗西亚（那里城市增长的速度可以和美国相比）之间的区别就够了。我们打算在另外一个地方更详细地来分析这个问题。］，但这又以非农业人口的更大增加为前提。”（第3卷第2部分第177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8页。——编者注］

　　在这一点上，最新理论的观点也是同怀着感伤的哀怨的浪漫主义截然相反的。了解现象的必然性，自然就会对它采取迥然不同的态度，就能估计到它的各个方面。我们所研究的现象也是资本主义制度最深刻最一般的矛盾之一。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市剥削乡村（这些是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到处都有的旅伴）是“商业财富”（西斯蒙第的用语）比“土地财富”（农业财富）占优势的必然产物。因此，城市比乡村占优势（无论在经济、政治、精神以及其他一切方面）是有了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一切国家（包括俄国在内）的共同的必然的现象，只有感伤的浪漫主义者才会为这种现象悲痛。与此相反，科学理论指出了大工业资本为这一矛盾带来的进步方面。“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die　geschich-tliche　Bewegungskraft　der　Gessllschaft）［注：参看对工业中心在居民智力发展方面的进步作用所作的同样非常清楚的评述——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05—507页。——编者注）。承认这种作用并不妨碍《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作者深刻了解表现在城乡分离上的矛盾。他那部反对杜林的论战性著作证明了这一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14—322页。——编者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2页。——编者注］如果城市的优势是必然的，那么，只有把居民吸引到城市去，才能削弱（正如历史所证明的，也确实在削弱）这种优势的片面性。如果城市必然使自己处于特权地位，使乡村处于从属的、不发达的、无助的、闭塞的状态，那么，只有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使农村居民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因此，最新理论在回答浪漫主义者的反动的怨言和牢骚时指出，正是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接近才创造了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

　　试问，我国民粹派经济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抱什么观点呢？毫无疑问，是感伤的浪漫主义观点。他们不仅不懂得在这一社会经济制度下工业人口增加的必然性，甚至象一只把脑袋藏在羽翼下的鸟一样，竭力不去看现象本身。彼·司徒卢威指出：尼·—逊先生在关于资本主义的议论中断定可变资本绝对减少，这是莫大的错误（《评述》第255页）；根据俄国工业人口百分数较小就把俄国与西方对立起来，而不注意这个百分数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增加，这是荒谬绝伦的［注：请读者记住，西斯蒙第在谈论有80％的农业人口的法国的“幸福”时，正是犯了这种错误，他认为这是某种“人民生产”的特点等等，而不是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表现。］（1893年《社会政治中央导报》[60]第1期）；他所指出的这些果然没有得到回答。民粹派经济学家们经常谈论俄国的特点，但是连我们在上面简略指出过的俄国工业人口形成的真正特点问题也没有提出来［注：参看沃尔金《沃龙佐夫先生著作中对民粹主义的论证》1896年圣彼得堡版第215—216页。］。民粹派在理论上对问题的看法就是如此。但是，事实上，民粹派在议论改革后农村中农民的状况时，并没有被理论上的怀疑所限制，他们也承认从农业中排挤出来的农民迁往城市和工厂区。在这里，他们仅限于为现象悲痛，正象西斯蒙第为它悲痛一样。［注：可是，我们应该公正地说，西斯蒙第看到了某些国家工业人口的增加，承认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在某些地方还说明他了解这种现象不仅是一种“反常状态”等等，而是居民生活条件的深刻变化，并且承认这种变化也有某些好处。他关于分工的害处的下述议论，至少表明他的见解比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见解要深刻得多，后者不去分析分工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和各个发展时期中所具有的一定形式，而去捏造一个一般的“进步公式”。

　　“虽然工厂工人的一切活动成为单调的操作，一定会妨害他们的发展（in-telligince），可是我们应该公正地说，根据优秀的法官（juges，专家）的观察，英国工场手工业的工人在觉悟、教育和道德方面都胜过农业工人（ouvriers　des　champs）。”（第1卷第397页）西斯蒙第还指出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Vi-vant　sans　cesse　ensemble，moins　épuisés　par　la　fatigue，et　pouvant　se　livrer　davantage　à　la　conversation，les　idées　ont　circulé　plus　rapi-dem　ententre　eux）（因为他们经常在一起，不那么劳累，彼此交谈机会较多，在他们中间思想传播较快。——编者注）。但是，他郁郁不乐地指出，aucun　attachement　à　I’ordre　ètabli（对于现行制度没有任何留恋。——编者注）。］改革后的俄国发生的居民群众生活条件的深刻改造过程（这个过程第一次破坏了农民的定居生活和固定在一地的现象，造成了他们的流动，并使农业工作者和非农业工作者、农村工作者和城市工作者接近起来［注：这一过程的形式对于欧俄中央地带和对于边疆地区也有所不同。到边疆地区去的主要是中部黑土地带省份的农业工人和一部分工业省份的非农业工人，他们在纯农业人口中传布自己的“手工业”知识并“培植”工业。从工业地区出来的非农业工人，一部分奔向俄国各地，大部分则去两个首都和大工业中心，而且这一工业潮流（如果能这样说的话）是如此强大，以至从中部黑土地带省份到工业省份（莫斯科省，雅罗斯拉夫尔省等）去的农业工人都不够了。见谢·亚·柯罗连科《自由雇佣劳动》。］）。无论是它的经济意义，还是（也许是更重要的）它的道德意义和教育意义，都完全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而仅仅成为感伤的浪漫主义抱怨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