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与自我认同

社会化。关于我们如何成为我们这一问题，有认为这是先天性的（nature），也有人认为是后天教养的（nurture）。

不过，如Shenk所述，“基因的行为方式及其产生的影响在它们与环境进行互动之前实际上不会发生”，很多时候，文化教养的影响要大于生理因素（譬如饥饿的时候没到点我们会选择忍一忍到饭点），且社会也会夸大或掩盖遗传和身体的差异（如生理性别的差异在权利、制度上就被夸大了）。

而后，表观遗传学出现，关注基因表现或抑制如何受到环境的影响。尽管基因对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很重要，可也无法否认重要他人的行为态度、所处的文化结构和制度的力量对我们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之所以是今天的这个样子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也只是“意外”，倘若当初没有某个事件的发生，我们也无法成为今天的自己。

社会化的过程，便是接受训练让行为举止变得合理的过程，通过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接触到不同人、群体与制度（统称为“社会化代理人”），我们学会了如何感知世界，如何与他人互动（如学会了要取得驾驶证）。

不过，当我们离开旧有的社会语境或角色，进入新社会语境或角色时，就必须进行再社会化，形塑一套新的准则、价值观和期待。这种新的情境往往是与外界隔离的、封闭的有着正式管理的（如监狱、军队、精神病院），会使得我们原先的社会化经验无法发挥作用，训练人形成新的社会化经验以适应新情境。如军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军队中需要舍弃个人的独特性（放弃原先的社会化经验），保持一致性并服从命令，因而在美国，让变性人或同性恋进入军队可能会因不利于价值观的一致而成为一个较为敏感的话题。

身份认同与自我。身份认同由我们在各种社会群体（种族、民族、宗教、性别等）的成员资格，我们展现给别人的特质，他人认为我们具有的特质组成，身份认同离不开自我或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也是社会化的重要结果。

自我是指将人与人区分开来的独有特质、行为和态度，自我是行动的主动性来源（自我引发行动），也是行为的被动型客体（他人行为的潜在客体）。拥有自我，同时也意味着有能力计划、观察、引导和回应自己的行为（反身性行为）。

自我通过主体与他人的互动而被区分开来，在互动中，还相应地获得了理解使用符号语言的能力、扮演他人角色的能力。

自我的出现首先是个体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学会将自己的身体与其他物理环境区分。在区分自己是独特的社会客体和物理客体的过程中，个体掌握了语言：先是将声音作为特定身体感觉或客体的符号（如“baba”的发音和“爸爸”的形象相联结），随后观察他人对待客体与对他人对自己的方式明白客体的意义、自身的意义（即镜中我，在想象他人眼中的自己的样子，解释他们对我们的反应以形成自我意识）。

而后，个体发展出角色采择的能力，即使用他人的观点和期望来指挥自己的行动：首先是嬉戏阶段，此阶段同一时间只能够采取一种他人的视角；随后是游戏阶段，这一阶段出现在儿童参与组织活动，明白游戏规则以及参与游戏的其他人的角色，在规则中，儿童学会了概化他者（意识到共同体或社会对他们的要求）。

当然，社会文化对自我的形塑也有影响，比如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身份认同不如群体身份认同重要，在文化中，要维护自身的公众形象避免给家庭、共同体抹黑。

社会制度与社会化。教育和大众传媒都对社会化有重要的作用。家庭化的“个人化”教育渐渐地过渡为学校的“非个人化”教育，在学校中，学生不仅学会了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还知道了社会上不同角色的要求，同时获知一些重要的社会价值观、政治观和经济管理。更微妙的是，在学校中，他们学会了该对未来有怎样的期许。在学校教育中，美国有一些家长倾向于“学习红衫”，即推迟一年让孩子上幼儿园以留出额外的时间促进孩子的社会、情感和智力发育。

在一些社会学家看来，学校教育不是为了给孩子们提供事实信息、发挥自身创造力，而是为了生产出消极被动、没有问题的随大流者，因为这样的人更容易融入现有的社会秩序。在顺从训练上，包括行为上的顺从（要与社会大多数人保持一致）、道德上的顺从（诚实、勇敢、善良等）、文化上的顺从（采用人们所认为的在社会中文化上可取的特质）。

大众传媒里，媒体常常教给我们主流的价值观、信念、迷思、刻板印象和趋势。如媒体常常强调个人成就的特点，强调性别差异：童话故事中男孩比女孩更经常扮演重要角色，男孩更容易被描摹为表现出“独立”、“有勇气”的行为，女生则更局限于被动和依赖的室内活动；即便是书中的性别平等，也是女性角色更加“男性化”而几乎没有男性角色的“女性特质”描绘；在媒体上，那人比女人更容易被描绘成权威专家。

社会化与阶层。社会阶级由占有相似的权力、特权和声望地位的人们组成，所处的阶级位置会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父母的阶级位置会影响到孩子的价值观和方向，影响孩子发展出的身份认同。例如，在美国，中产阶级相比于工人阶级更有可能促进孩子养成自主性、独立性和好奇心等价值观，而工薪阶层父母相对于中产阶级则更强调让自己的孩子服从权威。在目标设定上，工薪阶层父母认为职业的成功是让孩子服从权威，而中产阶级父母认为孩子的未来成功源于自信和积极主动。

社会性别。性别可以分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生理性别通常指一个人的生物属性，而社会性别则是指男性化或女性化。社会性别的提出提醒我们男女行为或经验上的差异并非完全由生物性差异所导致。

大多数孩子都在成长过程中发展出为性别群体贴标签的能力，在言语中确认自己是男孩还是女孩（不过一开始时男孩女孩只是一个特征还不具有太多的“概念”、“意义”），到5岁的时候，大多数孩子都会发展出相当多的性别刻板印象，并用这些性别刻板印象形成对他人的印象，如一个男孩可能认为新搬来的女孩只对那些“女孩”的东西感兴趣而不去接近女孩。在5-7岁之间，孩子的性别差异认识达到“刚性巅峰”，再过几年，对性别的态度又会变得灵活。

在美国，还有很多父母用性别刻板印象去观察婴儿，即便婴儿在很多方面都还未出现两性的分化，家长也会给婴儿穿戴上符合其生理性别的服饰（如女婴穿戴粉色饰品以显示其性别）。其次，父母还常常在互动中暗示了性别行为，且很多父母未能够意识到性别的社会化，往往将性别刻板印象的行为方式当成是生物性的“先天”。再而，父母的性别期待也对孩子有很大影响，性别指示对男孩有更大的约束力：女孩的游戏模式较少带有刻板印象（女孩可以玩男孩的玩具），但男孩子仍要保持强烈的男性气概（男孩玩女孩的玩具会遭到更多的嘲讽），即“女孩可以仍然是女孩，但男孩必须是男孩”。

玩具也在性别社会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女孩玩具”围绕着家庭、时尚和养育这些主题，而“男孩玩具”则强调行动和冒险，鼓励探索、竞争和攻击。

摘自《欢迎光临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