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军并不强，西路军为什么大败？当事人“陈张徐”均有反思

也就是说，马家军并没有那么强大，并非不可战胜。红军长期与优势敌军作战，胜多败少。可为什么会败给并无优势可言的马家军呢？

陈昌浩亲身经历了西路军的整个过程，是军政委员会主席，对西路军的重大行动有最后决定权。1937年9月30日和10月15日，陈昌浩先后向总部递交了2份报告。第一份报告很长，有6万多字，详细说明了红四方面军自北上甘南到失败的整个过程。此外，徐向前、李先念也是西路军的亲历者；张主席、陈云虽不是亲历者，但与西路军有重大关系。

我们来看看上述几位的分析，和大家一起评判。

先看看陈昌浩的观点：

陈昌浩在报告“总的结论”部分，专门说到原因与教训，在强调马家军的野蛮、凶残、兵力强大以及地理等客观因素后，认为西路军在主观上犯了“严重错误”：

一是在渡河之后，没有乘敌主力尚未集中之机，集中兵力打退马家军；二是没有把消灭马家军作为打通远方之基本条件（这一点非常重要）；三是在战术上没有集中兵力歼敌一部，犯了“分兵攻防、分兵进击”的严重错误；四是单纯防御，与敌人拚消耗，部队越打越少；五是分兵抢占要点，致使兵力更加分散，被敌人各个击破。

在最后的结论中，他认为西路军如果不犯上述“主要错误，是可以根本上打击二马，停止其进攻”的。实际上，上述都是西路军军事战略战术上的错误。

再看看张主席的观点：

张主席虽未参加西征，但与西路军始终如影相随。他在回忆录《我的回忆》中，用较长篇幅谈及西路军。对于败因，他没有直接分析，而是转述别人观点来证明自己。

一是红四方面军干部认为：是陈指挥错误，如张主席指挥，则不会败，反会胜；

二是朱德认为，西路军对付马步芳部，应当游刃有余，指挥有问题。陈昌浩勇猛有余，稳当不足，徐向前虽较稳当、但遇事太尊重政委的意见。

其他三位参与者的观点：

徐向前是西路军总指挥，负军事指挥之责。他在回忆录中，指出三个问题：一是任务飘忽不定，二是失去战场主动，三是指挥缺乏机断专行。

西路军余部于1938年5月初抵达星星峡时，是陈云组织接到新疆的。按他的说法，“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1983年1月5日，陈云在谈话中说到，失败“也不是因为张的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

1983年2月25日，应陈云的提议，李先念递交了一份《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文中说西路军对困难和敌人估计不足；在到达临泽、高台地区以前，总讲形势大好，“敌人已被我基本击溃”。对徐向前的不同意见，陈昌浩听不进去，严重轻敌。兵力使用过于分散，有的战役也没有打好。

（二）败因主要是轻敌

从上述几位及转述的观点看出：败因首先是轻敌，其次是内部意见不统一。

对于马家军的认知，西路军经历了两个极端：先是极度看不起它，后来（包括现在）对它又有些“神话”夸大。

有一个趣事：董振堂的红5军源自西北军，是宁都起义加入红军的。大概在1928年前后，西北军步兵曾把马家军骑兵打得落花流水。董振堂亲历过那些战斗，会不会把这些情况告诉西路军领导、并产生轻敌思想的一个因素？

红军之前也屡次打败过马家军，西路军过河之初也打败过马家军，难免产生了轻敌思想。例如：1936年11月3日，西路军过河之初的一条山战斗后，徐、陈在报告中就称马家军“战斗力极弱”。

西路军一路“形势大好”，即便是红9军古浪失利后，徐向前提出要“好好估计形势”时，陈昌浩却认为“马家军已经被我们基本击溃，有什么可顾虑的”？

反观马家军，虽然装备差，但作战凶悍顽强，加之骑兵机动性优势，尤其在“保地盘”的驱使下，敢于拼命，战术也相当灵活。1936年11月初，马家军在武威召开军事会议，总指挥马元海坦言自己的兵力装备比不过红军，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尾追”。认为要发挥骑兵特长，每天将红军殿后部队截取一部，从武威到嘉峪关就会有很大战果。后来的作战中，马家军采用的基本就是这些战术。

应当说，马元海把双方的长处和短处都看透了，并充分利用了地形，以其之长，克红军之短。对此，西路军判断不足，初期严重轻敌了。

西路军的任务，无论是打通远方还是建立根据地，前提都必须打败马家军。但因为轻敌，从排兵布阵到战术运用，就有些漫不经心，古浪失利就是典型的例子。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没有有效歼灭敌人，逐步被马家军拖入被动。后来不轻敌了，可实力已经大损。后期陈昌浩又背上包袱，优柔寡断，作战（尤其是倪家营突围东返）不够坚决，直至最终失败。至于失败的责任，下文再为您详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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