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学文献|傅敬民、张开植：翻译的社会性与社会的翻译性

本文转载自：翻译学研究

        翻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如何系统科学地探索其间的关系，无论是社会学还是翻译研究，目前都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任何翻译都发生于特定的社会，受制于特定社会，服务于特定社会，因而，翻译必然具有社会性。然而，翻译并非单向地依赖于社会、受制于社会，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也不同程度地有赖于翻译，即社会也具有翻译性。本文探讨了翻译社会性和社会翻译性的具体呈现形态，认为翻译的社会性体现于翻译产品、翻译过程、翻译功能、翻译价值；社会的翻译性则主要体现于人际沟通交往、知识话语生产与传播、社会发展与进步、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是翻译的社会性还是社会的翻译性，其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因素。基于翻译的社会性和社会的翻译性，翻译研究与社会学应该进一步加强视域融合，建构相应的社会学翻译研究这一交叉领域，并在此基础上针对翻译与社会的关联问题展开更为系统全面的研究。

0.引言

翻译研究，无论过去处于前学科状态还是目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都未能享有学术的核心地位。它总是游离于其他学科的学术研究边缘，若即若离地彰显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尤其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来自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从学理上审视翻译与语言、文化、历史以及社会的关系，揭示翻译如何影响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变革与社会变迁，旨在开辟充满荆棘的学科独立发展之路。其中率先开启翻译研究学科独立征程的基础学科是语言学，“实际上，现代意义的翻译研究正是始于积极运用各种语言学理论的成果，从而形成了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 ”（黄国文2004）。“回顾翻译理论史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现代人对语言的本质和结构有深切的了解之前，根本就没有理论可言。”（陈德鸿、张南峰2000：257）即使今日，语言学仍然是翻译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柱之一。

毋庸置疑，近年来人们对于语言学视角的翻译研究有一些片面的质疑，有些研究学派，为了标榜自身研究的重要性，盲目地认为语言学已经无力解释发展中的翻译问题。事实上，语言符号是翻译的基础，符号性是翻译的首要属性。脱离了语言，翻译无所依归。因此，“虽然语言学的翻译研究目前似乎将其一度占据的中心位置让给了文化角度的翻译研究，但其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性是取代不了的。”（黄国文2004）许钧也持类似的观点：“将翻译活动严格地局限于语言活动的认识是片面的，但翻译活动的具体转换，是以符号的转换为手段的。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活动首先体现在符号的转换层面。”（许钧2003：72）即便注重文化翻译研究的学者也一再指出：“在当今各种交流手段中，语言始终是第一位的，而翻译首先就是通过语言的媒介将意义从一种语言转变为另一种语言的技艺。”（王宁2009：27）更何况，语言学本身并未停滞不前，而是在吸收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同时不断纵横发展自身，仍然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借鉴与滋养。语言学领域的一些学者，也持续地将语言学最新研究成果运用于翻译研究，为翻译研究注入新鲜活力。

继语言学翻译研究之后的文化翻译研究，或者说翻译研究的 “文化转向”，无疑极大地提升了翻译研究的学术影响力，也使得人们更深入地认识翻译及翻译研究的本质。“从文化的角度来讨论全球化时代的翻译问题已经成为当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一个热门话题，不仅传统的翻译研究学者开始关注全球化时代的翻译及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而且翻译研究领域之外的学者也开始格外重视翻译问题。”（王宁2009：239）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一方面是来自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对翻译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源自语言学派翻译研究自身对于文化问题的关注，是翻译研究与语言学、文化研究等诸多学科的 “共谋 ”互赢而产生的一种研究转向。

有学者认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从内部研究转向外部研究。这样的划分显然失之偏颇。无论是语言学翻译研究还是文化翻译研究，其实都涉及到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只是文化翻译研究注重于翻译的文化层面，而语言学翻译研究则更为注重于翻译的语言问题。就此而言，文化翻译研究只是将翻译中的文化属性凸显为焦点问题，从文化层面审视翻译产品、翻译过程及翻译功能。尽管也有一些学者出于争夺话语权的目的把翻译研究作为文化研究的次级系统，认为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的拥抱促使原本边缘化的翻译研究焕发活力，但文化翻译研究显然无法也无力替代其他学科对翻译的研究，也无法遮蔽翻译研究坚持走自己的学科发展之路。

显然，翻译的问题并非只是语言和文化问题。翻译的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并不能揭示翻译的全部问题，当然也谈不上解决翻译的所有问题。“翻译，作为一种复杂的活动，涉及面广，若仅仅局限在一个领域对之进行研究，无法揭示其性质及活动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翻译研究必定具有综合性。”（许钧2003：56）但综合并非意味着齐头并进。不同时期有不同的

研究热点，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流理论。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或文化研究转向，既源自不同时期凸显的现实问题，也受不同时期的强势或主流研究趋势的影响。而且，即使是某某研究转向，并不是某个视角的翻译研究彻底地与其他视角的翻译研究决裂，并不意味着某种转向对翻译研究的“一统天下”。翻译研究发展的历史表明，即便在语言学翻译研究时期，主体问题、文化问题、历史问题、社会问题也都有所探讨；在文化翻译研究时期，其他学科的翻译研究也都在积极地开展。“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并不能代表翻译研究的全部，它只是当代翻译学或翻译研究中的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倾向或潮流。”（王宁2009：252）这是对翻译研究的客观认识。

在文化翻译研究趋向理性之后，翻译研究迎来了多元化发展时期。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将其触须伸入翻译，结合自身的学科需要探索翻译。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自21世纪以来，有关翻译技术的研究逐渐成为翻译研究热点之一。甚至也有学者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技术转向。的确，现代意义上的翻译，如果遮蔽其中所涉及的翻译技术问题，显然是不合理的。无论人们对翻译技术抱有怎样的抵触情绪，翻译技术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嵌入了翻译领域，在翻译实践、翻译教育乃至翻译理论研究中呈现出技术的影响力。与翻译技术问题同样成为当下翻译研究热点的还有翻译历史问题、翻译伦理问题、翻译社会问题、翻译政治问题、翻译教育问题和翻译传播问题，等等。

以上所有问题予以具体论述，非本文宗旨。本文旨在结合当下社会学翻译研究发展状况，着重探讨翻译与社会之间的关联，进而为社会学翻译研究探索相关的学理基础。

1.关于翻译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认知

2007年，由米歇拉·沃尔夫（Michaela Wolf）与亚历山大拉·福卡瑞（Alexandra Fukari）合编的论文集《构建一门翻译社会学》（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在引言中，作者指出：“任何翻译，无论是翻译行为还是翻译产品，都必然镶嵌于社会语境。一方面，翻译行为的不同阶段毫无疑问都由属于特定社会系统的个体实现；另一方面，翻译现象也必然牵涉社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操控翻译材料的选择、翻译及流传，进而操控了翻译本身所采用的策略 ”（Wolf ＆Fukari 2007）。在某种程度上，该论文集是社会翻译研究的里程碑式的成果。2014年，谢尔盖·图勒涅夫（Sergey Tyulenev）出版了《翻译与社会》（Translation and Society），对翻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王洪涛（2017：6）曾对该书做过一番评述，认为该书“全面探讨翻译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以及各种翻译研究的社会学模式，代表了西方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

如果简单地认为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缘于文化翻译研究的式微，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实际上，翻译的社会问题或者社会的翻译问题，这类讨论从古至今从未停止过；社会学翻译研究或者社会翻译学，这种研究路径也并不新鲜。早在1972年，在霍尔姆斯（James S. Holmes）那篇著名的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中，就已经提出了建构“社会-翻译研究”，认为这一研究是翻译研究中一个合理存在的领域。（谢天振2008：210）其他的国外学者，如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图里（Gideon Toury）、赫曼斯（Theo Hermans）、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尼南贾娜（Tejaswini Niranjana）、福柯（Michel Foucault）、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都运用了社会学的相关理论来研究翻译。我国运用社会学进行翻译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大致起于21世纪初，主要的成果大都集中体现于王洪涛（2017）主编的《社会翻译学研究：理论、视角与方法》。

然而，就当下全球范围的社会学视角翻译研究而言，其研究对象、理论与方法的借鉴都很有限，基本上集中于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惯习和文化资本理论，鲁曼（Niklas Luhmann）的系统理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哈贝马斯的沟通交往理论等。而且，从事社会学翻译研究的人，大部分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社会学学习，因而对于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掌握往往是通过第二手资料甚至第三手资料，对于相关的概念及理论话语断章取义的现象比较普遍。其结果，导致相关研究貌似学术性很强，但其中的概念体系混乱、理论逻辑断裂，不免遭到社会学专业人士的抵触。

因此，从事社会学翻译研究，需要较为系统地掌握社会学和翻译研究两个领域的知识体系，至少对于所借鉴的理论与方法有较为系统的了解，尽量杜绝断章取义碎片化地应用相关概念和理论。任何理论体系都有其较为完备的概念体系，任意地截取其中的概念必然导致学理的断裂，从而导致自身论述的逻辑混乱。需要注意的是，对其他概念或理论的借鉴，都不是简单地挪用或者套用。社会学翻译研究并不等于社会学＋翻译学。我们不能凭借跨学科、学科交叉等名义，武断地抹杀任何学科存在的现实性和科学理据。任何学科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在特定的社会发展历程中，特定学术群体基于特定的理论视野和共享价值、为了特定的目的建构相应的学科。尽管学科具有社会性、主体性和功能性，其中最为基础的是社会性。显然，社会并非自然而然地划分出不同学科，其中必然渗透着人为因素。这里的人为因素既包含个体也涉及群体。但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都受制于社会的制约。至于学科的理论视野、共享价值观及学科建构之目的，无疑也无法脱离特定社会语境而无中生有。而且，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反思其社会性，从社会的视角关注自身与社会关系。其中的区别在于各自都会基于学科自身的特性呈现出不同的视角和旨趣。

翻译研究关注翻译与社会的关系，正如上文所述，由来已久。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翻译与社会关系的认知较为片面，往往只是关注翻译的社会性，而对于社会的翻译性则认识不足。这就导致人们只是一味地强调社会对于翻译的影响，却遮蔽了翻译对于社会的巨大作用，从而制约了社会翻译研究的发展。实际上，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文化翻译研究、社会学翻译研究的蓬勃发展，促使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翻译与社会的关系是互为依存的。也就是说，翻译具有社会性，社会也具有翻译性。

2.翻译的社会性

翻译的社会性并非指翻译如何呈现社会形态，而是指翻译如何受制于社会并作用于社会。显然，在翻译研究的发展历程中，有关社会对于翻译的制约性及作用，不同的学术流派都有所论述，多元系统理论、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翻译目的论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论及了翻译与社会之间的某种关系，比如翻译发生于特定的社会条件，翻译的有效性取决于翻译在目的语世界中的位置以及译文读者的接受程度，“翻译在外来文化建构的民族认同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Venuti 2009: 19）我国著名翻译研究学者如吕俊、许钧等也很早就关注到翻译的社会性，认为 “翻译活动时刻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介入、干预和制约。从当代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翻译的社会性已经引起翻译学者的高度注意，我们相信，对翻译的社会性加以系统研究的成果将为我们深刻认识翻译的本质提供有益的帮助 ”（许钧2003：70）。而且，在论述翻译的价值时，许钧将 “翻译的社会价值”放在了其他四种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历史价值）之前，指出：“翻译的社会价值，是由翻译活动的社会性所决定的，主要体现在它对社会交流与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而翻译对于社会的推动作用，首先在于其交际性，其次在于对民族精神和国人思维的影响，再次在于对社会重大政治运动和变革实践的直接影响。（许钧2003：380-383）

从社会学视角而言，探讨翻译的社会性，必须将翻译视为社会事实，基于社会事实展开研究构成社会学的基本视角。一切事物都发生于社会，都具有相应的社会性。就此而言，任何与翻译有关的事实都属于社会事实，发生于社会、服务于社会、流传于社会。但是，如果社会学翻译研究仅局限于翻译作为社会事实的认识，显然无法彰显其认识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毕竟，任何学科都是社会事实。因此，认识翻译的社会性，必须深入探讨其具体的层面，从翻译有别于其他社会事实的视角出发，探讨其社会性。

对于翻译社会性的具体化，许钧曾从人际交往、人际关系、翻译发展、语言特征等多个方面进行过论述。（许钧2003：69-70）图勒涅夫从开展社会学翻译研究的应然性出发，认为翻译本来（intrinsically）就是社会活动（social activity）。（Tyulenev 2014: ５）一方面，翻译实践及理论化都发生于社会语境，另一方面，译者本身就是被社会建构的，成长于社会，在社会化进程中建构世界观、伦理观和审美价值观。

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对于我们认识翻译的社会性无疑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概括起来，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翻译的社会性：翻译是发生于特定社会语境中的人类交际活动；翻译是以具有社会性的译者为主体的社会行为；翻译的传播与接受受制于目的语文化社会状况；翻译策略受制于特定社会条件社会化话语事件；翻译是反映语言交往中抵抗与融合的社会现象；翻译是存在于社会系统并具有自洽逻辑的系统。也就是说，翻译的社会性体现于以下六个维度：翻译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翻译的传播与接受、译者的翻译行为、译者运用的翻译策略、翻译中的各种冲突和翻译作为一种系统。而这六个维度，如果从研究的有效性视角出发，则可以聚焦于以下四个层面：翻译产品的社会性、翻译过程的社会性、翻译功能的社会性及翻译价值的社会性。毋庸置疑，对四个层面的考察并不能孤立地展开，而是要充分地认识到，翻译产品、翻译过程、翻译功能及翻译价值构成有机的整体，其中既包含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也涉及相应的类比、类推关系，更隐含着相互之间的内在理路。

翻译产品的社会性体现于两个方面：作为译文的社会性及作为语言符号的社会性。而且，译文的社会性主要体现于其生成过程及传播接受过程中。译文的社会性和语言符号的社会性都以物理形态受制于社会并作用于社会，但翻译产品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它的物理属性，而在于它的关系属性，即翻译文本与原文文本、翻译文本译者与原文文本作者、翻译文本读者与原文文本读者之间所构成的复杂关系。正是翻译产品的关系属性构成其最为基本的社会性。

显然，翻译产品必然需要经由翻译过程才称其为产品。因此，翻译产品的社会性在某种程度上蕴含于翻译过程的社会性。但是，翻译产品与翻译过程又不能完全地等而视之。毋庸置疑，翻译产品与翻译过程互为因果：翻译产品既是翻译过程之果，也是翻译过程之因。翻译产品的产生，无疑经由了相应的翻译过程，是翻译过程的产物。然后，翻译的传播与接受过程，却不能脱离了翻译产品这一要因。然而，翻译产品的语言符号和翻译文本又具有社会属性，翻译过程的社会性则主要体现于翻译主体，即译者的社会性。而译者的社会性又主要体现于来自规范的制约以及社会结构化。译者如何实施其翻译过程，不只是局限于其主观意愿，一定受制于社会规范，并由此与社会的相关系统联系在一起。

无论翻译产品还是翻译过程，其社会性都有赖于其功能的发挥。如果翻译产品不具有社会功能，如果翻译过程不以实现社会功能为目的，那么，翻译产品和翻译过程的社会性就不可能呈现为正功能，甚至有可能产生反功能。诚然，当我们考察翻译功能社会性之际，也不能只是一味地关注其正功能或反功能，同时还要关注其显功能和潜功能。这是默顿（Robert King Merton）在探讨系统时一再告诫的，他认为：“首先，某事件对某系统或其他系统也许不仅具有正功能，而且具有反功能。其次，无论是正功能还是反功能，有些功能后果被系统主体认识到并确认，因而是显性的；另一些后果则没有被确认和认识，因而是潜在的”。（乔纳森·特纳2001：25）

翻译功能之所以能够发挥，首先基于翻译产品和翻译过程具有相应的社会价值。对于翻译价值的社会性，就一般的认识而言，至少涉及以下五个方面：翻译反映社会制约机制、翻译引进异域社会文化、翻译构成社会斗争场域、翻译催生社会概念范畴和翻译强化他者社会意识。限于篇幅，在此不予展开。但需要特别指出，对翻译价值社会性的认识，不能只是局限于目的语社会价值，同样要关注翻译在源语社会的价值所在，如输出符合源语价值观的文化产品、服务源语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等。

3.社会的翻译性

对于翻译与社会的关系，人们普遍存在一个误区，总是以为只是翻译具有社会性，而对于社会同样具有翻译性缺乏充分的认识。事实上，任何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都无法离开翻译，具体至少体现为以下四个维度：人际沟通交往、知识话语生产与传播、社会发展与进步、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社会是群体性的，群体的交往是社会存在的基本形态。如何交往？基于什么进行交往？我们可以简单地回答，基于人际互动进行交往。那么，人际互动又基于什么呢？而这正是哈贝马斯着力回应的社会学问题。在哈贝马斯看来，任何人类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其先决条件就在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沟通。也就是说，社会的存在有赖于社会成员的交往，而交往则以沟通为基础。凡是有交往行为的地方，必有沟通行为；反之，凡是沟通行为受阻和被歪曲的地方，便不会有合理的交往。实际上，交往沟通即语言符号的对话，其中包括语内沟通、语际沟通、语符沟通。雅克布逊（Roman Jakobson）将各种交往沟通都归类于翻译。布迪厄同样把整个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当作是一种象征性的交往活动，“一种通过语言作为中介而进行的社会互动。在这个意义上说，整个社会也就是一种通过语言进行象征性交换的市场”。（高宣扬2005：300）如果我们可以就此确定，无论交往沟通还是象征性交换都离不开语言符号的使用，而语言符号的运用即为翻译，尽管它可能是一种广义的翻译，那么，在一切交往沟通中，翻译无处不在，社会翻译性的第一个维度即人际沟通交往。

传统中，人们往往将翻译只是视为一个交往沟通或者象征交换的简单手段，却忽视了翻译对于人类知识话语与传播的作用。而且，即使将翻译作为人类知识相互沟通的手段，也往往局限于将翻译视为被动地将一种语言承载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予以再现，从而忽视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创造。比如，人们在谈论莎士比亚戏剧时，忽略了莎士比亚所书写的语言与现代英语的不同，以为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现代英语莎士比亚戏剧就是莎士比亚戏剧原貌。那么，在古英语翻译为现代英语之际，莎士比亚所使用的语言符号是否能够全部进入现代英语？其中失去了什么？其中误解了什么？莎士比亚本人所要传达的知识经由翻译已然发生了哪些变异？而为了将古代的莎士比亚为现代人所知，我们除了翻译之外又能做点什么？所以，刘禾（2008：1、27、33、2）认为，“严格地讲，旨在跨越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所能做的仅仅是翻译而已”。而翻译的问题，“当词语、范畴或者话语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旅行’时，究竟会发生什么？”“当欧洲语言被翻译成非欧洲语言时，究竟有什么事情在发生？”其中的关键在于“使用谁的术语，为了哪种语言的使用者，而且以什么样的知识权威或思想权威的名义，人们才在形形色色的文化之间从事翻译活动呢？”。我们应该看到，尽管这一连串的问题将翻译几近逼进困境，却无法掩饰这一客观事实：借助翻译，不同社会、不同文化、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才得以重新获得生命并传播。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概念“宗教”（religion）为例，其翻译“在各种语言符号之中沉淀了国家、社会、文化及其利益、权力等多层关系”，同时也呈现出“对中国人神圣心态的解释与一种价值意义的重构”。（李向平、张建民2021：88-89）也许有人认为，科技知识具有普世意义，因此可以轻而易举地将相关信息准确地转换进入目的语世界。但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即使最周密的数学研究也必然发生于特定语境（linguistic context），如果不借助日常语言，最纯粹的数学语言也不可能构成完全自足的沟通交流系统。

社会的翻译性不仅体现于社会交往互动和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同样体现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翻译在其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西方世界屡次大的《圣经》翻译活动，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国自东汉以降的佛经汉译、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这些都导致译入语社会发生巨大变迁。季羡林曾经指出：“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许钧1998：5）文化发展于进步只是社会的一个面向，社会发展与进步还体现于科技交流、思想引入、制度完善、商贸往来等方面。以中国近代发展史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无疑影响巨大。而传播的主要手段自然在于翻译。最近，王宁撰文认为，“翻译在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 ‘全球化’，以及将中国的文化和人文思想推向世界的进程中扮演了或将继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王宁2021）诚然，谈论社会的翻译性，不能一味地强调翻译助益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应该看到翻译对于社会发展的负面作用。对此，许钧（2009：200）早已指出：“人们期望翻译能起到双向的沟通作用，有助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丰富，但历史上却不乏对出发语文化加以曲解，甚至当作‘文化战利品’随意宰割的翻译事实；人们期待翻译为目的语语言与文化引入新鲜的血液，带来新的思想，催育或丰富目的语文化，可历史上却往往出现过分‘归化’的翻译潮流，其结果是不时地造成目的语语言和文化的‘溶血’；人们期待翻译不同文化的对话创造条件，却不无痛苦地发现在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的对话中，翻译有时竟充当着强势文化侵略弱势文化的帮凶角色，沦为某种殖民的工具。”即便不是 “殖民的工具”，翻译活动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和影响作用也是十分复杂且多层次的，有时很难简单地判定为正面或负面影响，如有学者（刘瑾玉、王克非2020：65）对《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的百年汉译史考察后发现，早期严复等人的译文“始终关心的是‘国’的问题，而非‘富’的理论”，“被传教士刻意曲解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再经过中国启蒙思想家先入为主式的阐释，早已面目全非”。其中翻译活动对社会发展，或者更具体地说，对社会某一领域、某一方面发展的影响以及各方面影响的综合评价需要有针对性地加以探讨。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于社会的翻译性应该更为深入地认识。

最近，任东升（2021）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撰文指出：“翻译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合法性维护、管理规范、政策实施和形象塑造四种治理功能。”对社会翻译性的考察，不能单纯地拘泥于国家与地区性社会，也应该拓展到国际社会、全球化社会。如果从全球化视野出发，翻译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即构成社会翻译性的另一维度。所谓全球化世界，必然是由一个个不同的社会组成大社会。全球化治理的关键在于相互沟通、互理解，这些都离不开翻译。相对于某个国家或地区性社会，全球化社会差异性更大，所产生的问题更加具有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相应地，翻译问题也更为突出，进而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社会的翻译属性更为强烈。尤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多种发展模式合作竞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亟待和平共存，世界格局多极化进程加速，这些都需要有效的翻译作为保障，如李正栓（2021）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多语出版，使国际社会了解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思想，促进了相互理解和沟通，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能促进（我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4.结语

社会学翻译研究方兴未艾。充分认识翻译社会性和社会翻译性，无疑对于有效地开展社会学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毋庸置疑，无论是社会学还是翻译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各自关注到翻译与社会的密切关系。但是，长期以来，社会学和翻译研究都只是各行其是地从自身立场审视其中的关系，尽管不乏颇具启示性的真知灼见，但其中的局限和隔膜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对于翻译与社会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显然还缺乏系统深入的认识，或者说，社会学领域和翻译研究领域都分别体现出对其中关系认识的不足。这对于社会学和翻译研究都不利。展望未来，翻译研究与社会学应该进一步加强视域融合，充分认识翻译的社会性和社会的翻译性，基于翻译的社会问题及社会的翻译问题展开学科交叉研究，系统全面地推动社会学翻译研究的理论建构，为解决翻译与社会的关联问题提供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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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

傅敬民，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上海翻译》主编，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

张开植，博士生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视听翻译。

特别说明：

本文发表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第120-127页，本次推送获作者授权，引用请以期刊版为准。特此说明，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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