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庄子始终观念的辨析到对其生死观的探索

《庄子》中引入始终、大小等时间空间的概念辨析都是为了说明道这一能指，但由于道是无限的，而人是有限的，有限的人无法认识无限的道，故不可能直接说明道是什么，只能不断地言说道不是什么，道不是时间上的始终，不是空间上的大小，或者间接的通过寓言故事告诉你，间接的用隐喻和转喻言说道（是万物之始，是一切的根据），语言作为桎梏将进入符号系统的人束缚住，使得真理总是半说着，一切想要说全真理的努力最终都会在真理周围做着圆周运动或者直接偏离了真理。

可以说在尝试言说道而不得的努力中，庄子写出了《庄子》一书，其中的智慧使得作为后世的我们受益匪浅，尤其是庄子的时间观，对今天深受线性进步的时间观影响的我们有着重大启示，此文将从始终这一对时间能指的辨析中一窥庄子的循环的时间观，并由此展开对现代性的思考。

当庄子妻死，惠子质问他何以非但不哭却鼓盆而歌时，庄子解释道: “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 然察其始而本无生; 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 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至乐》)

这里可以看到庄子时间观与生死观的汇合点，生命是一个循环，正如四时一样自然而然，从无生无形无气到无生无形无气，在循环中不断的变化着，从死到死这样的循环是一个隐喻，它与自然的循环有着相同的结构，在这样的一个共时性的结构中，人不断地重复的或有差异的经历他的生命，在不同的际遇下化为不同的形态，君子不器，每个生命都有着活好这一过程的顽强的渴望，想要平整而干净的走过这一生，生命为从死到死的共时性系统增添了历时性，使得平面的循环有了厚度，成为一个丰富的空间，不可将其拍平，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总是无法完全把握一个活生生的人，揭示了将存在存在者化的不可能这一真理，也说明每个人都在因其存在增添这个共时的僵死的系统的历时性和活力。

事实上，道是超脱于始终时间的，正因如此，道作为这个共时性的循环系统的构成性例外维持着这个系统，道是维持循环运动的第一因，是生命，是万物之母，人的始终、四时的始终在道的作用下一个接着一个，每一个终都是始，形上中永恒的道支撑着形下的一次次的循环重新开始、完成一个周期之后再来一次。

从这里我们可以一瞥以庄子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时间观，这种时间观打破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时间不是外在于作为主体的人的客体，不是某种均质的不为意识所改变的、机械的科学的某种抽象存在，而是天地万物莫不在时的当场构成中呈现自身，物在时中，人亦在时中，时不离空，空不离时，时无法脱离具体境域而成为万物变化的客观尺度。

进一步论述可以将时间划分为测度时间与标度时间，如果对标度时间进一步还原可以得到原发时间。与西方发展出的抽象的、单向线性的“测度时间”观念不同，中国古代的主流时间观活跃在提示时机、时势的“标度时间”经验中，“时”是随境域、因缘所生成的“时域”，而非抽象的、数学化的“时刻点”，“时”的运动方式不是单向线性，而是呈现出螺旋演进的周期性。吴国盛认为，“测度时间”出于“标度时间”经验，是“标度时间”经验脱离具体境遇后被精确计量的结果，但通过测量而获得的数值体系被当作时间的本质以后，标度时间的原初目的（即把握时机）也就被遮蔽了。

其实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标度时间”经验，还是肇始于西方、现已影响世界的“测度时间”观念，都是人类理性的创造，都还有更为原初的时间体验作为创制时间体系的基础。先于时间测量活动、“前—概念表象”的时间体验本身，被张祥龙先生称为“原发天时”或者“原发时间”：“所谓‘原发’是指这时间不可还原为任何‘什么’，比如一种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一种物质的循环运动，而是出自时间体验自身的循环构合或发生”，原发时间的体验“一定是过去、现在、将来相互预存着的当场呈现”而原初时间对应的正是道的时间。

在实践中生活在道的时间中的人是真人，真人从符号与观念的人化世界中跳脱出来，从而能够与原初的自然浑然共在。常人以非本真的方式存在于世，因为常人生活在“物”的世界中，对于“物”的记忆构成了“过去”，对于“物”的注意构成了“当下”，对于“物”的期待构成了“将来”。真人没有关于物的知以及因对物的好恶所生的欲与情。真人不固着于过去之记忆，因为无所可记，真人之“记”乃是对“物化”这一缘构本性的领会，故真人“其寝无梦”、“过而弗悔”；真人也不期望未来，因为无所可期，真人之“期待”方式是“虚待”（虚而待物），即对尚未到来之“时”的可能性报以最大的敞开态度，故真人“不谟士”、“其觉无忧”、“不求其所终”；无所“记”之“过去”与无所“期”之“未来”共同交媾生出的“当下”自然也是不断地化生与流通着的时境，真人（或者至人、圣人、神人等）对于发生着的“物化”进程只是如镜照物般地“应而不藏”：“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王》）钟泰先生的解释是：“‘不将’，则已去者不随之去。‘不迎’，则未来者不逆其来。‘不藏’，则现在者亦不与之俱住。”

但事实上，作为一个进入符号系统的人，本真存在就已然不可能了，being和exsistence之间是有缝隙、断裂的，所以真人也许只是一个理想形象，就像在儒家中，圣人是一个理想形象，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却仍然要虚设于符号中，想象中的偶像。或许有人会反驳，儒家中孔子难道不是圣人吗，这难道不说明了儒家之中圣人是存在的吗，但这些都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的回溯性建构的，假如有人问孔子，您是圣人吗，孔子一定会虚心地说我怎么可能是圣人呢。我们认为谁是圣人只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赋予了他灵，我们就是那个灵。

真人不执着于能指，他深刻地认识到能指是不断转喻滑动的，没有什么永恒，我们难以抓住，故他不会对各种符号产生情感波动，但又保有敞开的姿态，遗忘是真人的行动，在忘记众多无关紧要的能指后找到真正重要的，并为之负责。

已经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我已经没时间了，先写到这里，关于对今人的启示后面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