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吴德义

       明建文帝削藩， 是引起朱棣发动所谓"靖难之役"的直接原因。至于削藩情况，清官修《明史》 非常肯定地认为除湘王柏焚死外，其余四王都被废为庶人。如是，被削废的共五王。《明史》卷四《恭闵帝纪》：“洪武三十一年⋯⋯八月，周王橚有罪，废为庶人。又云：“建文元年⋯⋯夏四月， 湘王柏自焚死。齐王榑 、代王桂有罪，废为庶人⋯⋯六月，岷王楩有罪，废为庶人，徙漳州。”《明史》的相关诸王传记又对上述说法加以强调。不仅如此，其《成祖纪》二又称：“永乐元年春正月⋯⋯辛卯⋯⋯复周王橚、齐王榑 、代王桂 、岷王楩旧封。”这是以永乐年间复四王封爵之事，与所宣称的建文时废四王为庶人的说法相呼应 。

    《明史》的上述说法，非空穴来风，原有所本，本于明初官书。永乐时修《奉天靖难记》， 谓建文帝遣曹国公李景隆，将周王“拘至京师，削爵为庶人，迁人云南⋯⋯未几罪代王；已而罪湘王，逼其阖宫焚死；又籍齐王困于京师；又诬岷王，流于漳州。时诸王坐废”卷一。宣德时所修的《太宗实录》卷一也宣称“遂遣曹国公李景隆率兵至河南，围王城，执王府僚属，驱迫王及世子阖宫皆至京师，削王爵为庶人⋯⋯代王桂、湘王柏、齐王榑、岷王楩降为庶人，流漳州。”《太宗实录》卷十六又谓：“永乐元年春正月⋯⋯辛卯⋯⋯以复周王橚、齐王榑、代王桂、岷王楩旧封诏告中外。”可见，明初的官修史书明确地指证建文帝削废五王。

       由此可知，清官修《明史》的相关说法，源于明初官修史书。其说似乎圆满自足，并无什么可启人疑窦之处。其实不然，参以《明史》与明初官修史书与此相关部分的内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可暴露此说之破绽。

    《明史》卷四《恭闵帝纪》载有建文帝发出的讨王诏：“诏曰：‘邦家不造，骨肉周亲屡谋僭逆。去年周庶人橚僭为不轨，辞连燕、齐、湘三王。朕以亲亲故，止正橚罪 。今年齐王榑谋逆，又与棣、柏同谋，柏伏罪自焚死，榑已废为庶人。朕以棣于亲最近，未忍穷治其事。”建文帝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诏书中明确交代湘王柏焚死，周王橚与齐王榑废为庶人，而不及代王桂、岷王楩 。若之前果有废代王、岷王之事，朱棣不可能不拿来作为攻击的借口，而建文帝也应不至于任其攻击而不予回击，放弃辩护的机会。此条诏令，明中期后私修史书屡有记录而明初官修史书却不载，其不欲为建文帝辩护故尔。因官书不载，故幸而未遭篡改。清官修《明 史》此一诏令的史源无疑来自于明代私修史书。不同的史料来源，造成官修《明史》既以废四王为说，而具体的史实又不能与之相契合。这说明《明史》在处理不同来源的史料时，未作仔细梳理，融其为一炉。

       即便是明初官修史书，于废周、齐二王，指证明确，未留人置喙的空间；代、岷二王未废，却在在有蛛丝马迹露出。《太宗实录》卷九上：“四年，五月⋯⋯癸巳⋯⋯ 建文君善其言，乃遗庆城郡主度江，至军门白其事。郡主，上之从姊也⋯⋯上问周、齐二王安在，郡主言周王虽召还还，未复爵，齐王仍被拘囚。”若此前四王均被废为庶人遭拘囚，朱棣为何只向庆城公主打听周、齐二王的情况，而不及于代、岷二王呢？未免不符合情理。即使依《实录》所言，朱棣与周王为同母兄弟，血缘上更亲近一些，而齐、代、岷王则均为异母兄弟，为何只询及齐王而忽略代、岷二王呢？朱棣似无故意厚此薄彼的必要，况且此时并非表达亲疏的好时机呢！朱棣夺取皇位后的系列言行，亦间接证明代、岷二王未废。《明太宗实录》卷九下：“四年六月⋯⋯己巳，复周王橚、齐王榑爵。”复爵无代、岷二王。同卷又载“七月⋯⋯壬辰，遣书召代王桂”，未言复其爵位。《太宗实录》卷十七，载永乐元年二月，朱棣赐书训诫代王，曰：“吾弟纵恣暴戾如此，独不记建文时拘囚困苦之辱耶？”只言拘囚，而不言废黜，若果废之，燕王应无讳避之由。《太宗实录》卷十三记洪武三十五年都督陈质伏诛，其罪就有“劫制代王”条，可为印证。至于岷王楩未废，另还有朱棣的一封赐书可证。《明太宗实录》卷十下“洪武三十五年秋七月，癸卯⋯⋯赐书岷王楩曰：‘今遗都督袁宇赴云南，整肃兵备，镇抚一方，凡事可与计议而行。’ ”此可作为岷王居于封地，未尝流漳州之明证。

       由此可见，建文时的削藩情况，应是：湘王柏焚死，周王橚、齐王榑废为庶人，代王桂、岷王楩未遭废黜。而清修《明史》受明初官方史书的误导，谓建文帝削废五王。《明史》馆中，并非所有人对此错误都无察觉 。史家杨椿曾与同僚写信，称“建文中废为庶人者，惟周、齐二王，湘王柏自焚，谥为戾而不革其王爵”，并指出永乐元年以周、齐、代、岷四王复爵封诏告中外“盖以愚天下，甚建文帝之恶”(《孟临堂文钞》卷二十《与明史馆纂修吴子瑞书》），不可谓无识。但遗憾的是，《明史》未按杨椿的意见进行修改。不仅乾隆四年刊刻的武英殿本《明史》如此，后来又经修改的《四库》本《明史》亦复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