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英雄—无限弃绝骑士—信仰骑士”

对新海诚新作天气之子所能做出的一种可能的精神分析式的解读是这样的,它将男主角最终的选择视为一个伦理的选择——男主角在紧要关头选择了自己的欲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为了拯救阳菜,他不惜牺牲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说去,主人公的选择不就是一个向大他者发出的挑战吗?——它旨在对实证性的社会秩序进行一种彻底的悬置)。然而或许在此我们应当反其道而行之,重提克尔凯郭尔有关伦理的至关重要的洞见:如果伦理本身就是一种诱惑的话,那情况又会如何呢?男主角为了阳菜而牺牲,但他又该以怎样的姿态来面对自己的这种牺牲呢?
现在,我们有必要追随克尔凯郭尔的脚步,考察悲剧英雄—无限弃绝骑士—信仰骑士这一三元组:悲剧英雄为了原质而牺牲自己;无限弃绝骑士则进一步确认了这种牺牲——牺牲这一姿态在此由为他者存在转变为自为的;最后,信仰骑士弃绝牺牲的姿态本身,用齐泽克的话说,“他牺牲了这种牺牲”。这一三元组正是典型黑格尔式的三元组,在其中,伦理在无限弃绝的中介下被扬弃为信仰。

参照这个三元组对电影中的情节做出定位并不困难:男主的选择不就正是为了原质的牺牲吗?难道他在影片的结尾没有再度对这种牺牲做出确认吗?然而,在此辩证过程的第三环缺失了——男主角不愿意牺牲自己的牺牲,他需要通过这种牺牲享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天气之子中男女主角之间的恋情就完美地映证了那句臭名昭著的话“女人是男人的征兆”。在阳菜的身上,帆高对自身的反思被加倍了——对于帆高来说,只有当他采取阳菜的视角时,他才能将自己的牺牲视为“有意义”的,才能“确认自己的牺牲”(难怪电影在前半段要反复来强调阳菜成为晴女代价)。这难道不正是菲勒斯\石祖所起到的作用吗?菲勒斯将主体从驱力式的“恶无限”中拯救出来,从而给予了他欲望的可能。

对于帆高来说,阳菜的存在让他得以回避了自己牺牲的僵局,而这一僵局恰恰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真正的伦理主体需要面对的。在面对“拯救阳菜还是拯救东京”的选择面前,真正伦理的态度所对应的应当是不存在的第三个选项:既失去阳菜也失去东京。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结局:帆高最终还是没有选择将阳菜带回地面,在如注的大雨中再度睁开眼睛时,他发现自己已被警察逮捕,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失去了有关阳菜的记忆,唯一剩下的只有那枚戒指——那块“头骨”,真正无法磨灭的惰性剩余物,小客体……

再让我们回到辩证三元组的问题中去,这个缺失的第三环恰恰是辩证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否定之否定”——它的不在场使得整部电影都成为了一次淫荡的违越的尝试。同样,男主对警视厅(它可以被当做是对对抗治安秩序的隐喻)的违抗不也正是如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此联想到中世纪的狂欢仪式:在一年中的某一天,城市中的女人们走上街头,她们被允许去行使那些平常只有男性公民才能够行使的权利。尽管原有的社会秩序在这一天中都被悬置了起来,但是在狂欢之后,一切立即回归正常……正如影片向我们展现的那样,东京的雨最终还是没有停下,主人公的生活也随之回到了日常。
最后我们来到了影片的结局,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天气之子的结局与新海诚早期的作品大相径庭。在其中,新海诚对不可能恋情的忠诚(物必须被禁止,唯有如此现象才是可能的)转变为了对其背后潜藏可能性的肯定。这两者之间的对立不正是康德与斯宾诺莎之间的对立吗?然而,必须要注意的是,这种肯定性的伦理学恰恰就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最为盛行的一种意识形态。想想耐克的那句著名广告标语,“尽管去做”——如果我们能让天气之子这部影片向它的观众说话的话,或许它也同样会说:“尽管去爱,像帆高那样,坚持的爱情,为此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沿着这种斯宾诺莎—德勒兹式的思路,我们甚至还能做出更进一步解读,比方说将被水淹没的东京视为一种解域化,一种无深度的平滑平面……)、

现在我们能回到有关新海诚的母题——新海诚与后俄狄浦斯期——那里去,天气之子向我们展现了除了驱力(秒速五厘米)与禁令(云之彼端)以外的第三个选项——它以超我的享乐律令代替父亲禁止的律令。不幸的是,精神分析并不能很有效地对这种替换做出回应。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处在一个倒错的世纪,一个绝对肯定的世纪同时也是一个绝对否定的世纪。现在,面对这种挑战,我们所应当做的或许正是去完成缺失的第三环,即至关重要的“否定之否定”——这也就是说,在进行真正激进的行动之前,首先重新用否定性的反思以构想出一片全新的场域——而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这片场域都将是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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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伦勃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