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西嘉到执政前夜：读布罗厄斯《拿破仑：命运战士》第一部分
方源野（别鹤）/撰
布罗厄斯的拿破仑三部曲，是所有拿破仑传记里前几位的水平，无论洞察力还是文采，与路德维希、安德鲁罗伯茨、格尼费等人的拿传不相上下，与汪平《李世民时代》堪为互补线索。《成为拿破仑》是它的第一卷《拿破仑：命运战士》，第一卷的第一部分则从科西嘉到执政的前夜，解析了其人生素质的青年炼金石：科西嘉的“卢梭自然”、意大利的“古罗马记忆”、法国大革命的“第三等级高卢民族”和“百科全书”、埃及东方的“万物有灵”。
引言
作者指出拿破仑的精神内核之一是卢梭，卢梭倡导的“不属于弱者的正当义愤，而是那些一心想要成为主人的人们的公然反抗”。这是拿破仑一生对自由的理解，和治国的纲领：“只要有才华，一个人就能平步青云”。所以，“他所有的忠实的追随者都与他一道发迹了”，“他的那些伟大改革就是他行使权力的产物”，拿破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现了欧洲自恺撒之后，从未出现的自由平等。
但要达到这种成就，又需要三种登峰造极的素质，作者指出，一是“善于掩饰他在旧制度下养成的蔑视和自夸”，二是“在激情与谨慎之间平静地进行一场惊险的搏斗”，三是“能抓住出现在他身边的每一次机会”。所以后文能够看到：拿破仑能够把每一种力量转化为有建设性的利益盟友，不会让任何一个派系感觉到无路可退；他又充满了自制力和善于倾听的开放精神，恺撒和奥古斯都在他身上的比重超过亚历山大的狂热；他还能一次次化腐朽为神奇，别人看来是灭顶之灾，在他那里却常常变成天赐良机。
这三种素质，在他身上发展为纵横捭阖的外交家、开明的执政与改革者、算无遗策的军事统帅。
第一章 边缘处的生活
作者指出，有两个科西嘉：一是边境高地区域，是游牧化、游民化的无产阶级，一是低洼地带的沿海城市卫戍区，实质是自耕农发展为的中产阶层，这是拿破仑的家庭环境，其家人甚至有一部分是共济会会员。
这种环境，同时受到两方面的挤压：一是法国殖民者在波旁封建的专权压迫下，把成本不断向下转嫁，卫戍区相当于拉美革命之前作为西班牙二等公民的克里奥尔贵族，拿破仑也类似于玻利瓦尔青年的境遇。二是高地区域，作为小型雅各宾党所裹挟的无产群众基础，这是后来法国大革命被撕裂为左右内讧的模型。
在这种夹缝中，拿破仑的心灵归属是一个他想象出来的科西嘉，是并不存在的，“与现实无关的理想故乡”。在成长教育中，拿破仑又深受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尤其是“百科全书派”和浪漫主义的影响：一是以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和恺撒《高卢战纪》为典范的古罗马黄金时代，一是深受“赫耳墨斯—炼金术”启发的歌德，一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后来的岁月中，拿破仑不知不觉在这三方面发展为他性格中的三根支柱：一是他包罗万象的读书笔记，形成的渊博知识，并以恺撒为导师，走恺撒之路，超越各个阶级与派系，形成“波拿巴主义”，这是他在古罗马的故乡——意大利战争中第一次治国的理念；一是同时超越中世纪的政教合一与法国大革命雅各宾的血腥乌托邦，从“万物有灵”的本质将“天赋人权”的社会治理与“人可通神”的领袖潜能，合二为一，这是他在赫耳墨斯的发源地——埃及战争中第一次形成的观念；一是调和新旧，将法国大革命的积极价值最大保留与联合，同时摒弃雅各宾党的暴虐清洗与热月党的无能腐败，并将这一火种在国内与“奥西恩史诗—凯尔特学会”进行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淬炼，再传播到国界之外，对腐朽的采邑王室与黑暗的宗教法庭所代表的整个中世纪欧洲，进行摧枯拉朽的革命解放。
而这一切，还需要一个习惯，这就是他在军校形成，并在思想上通过研读恺撒而沉淀为习惯的，“钢铁般的自律精神”。
但天才从来多磨难，由于吕西安和保利的矛盾冲突，拿破仑全家被卷入他一直深恶痛绝的“雅各宾式党争”，被高地流民逐出了科西嘉岛，变成了一贫如洗的难民，在波诡云谲的法国重新开始。他心中理想的科西嘉精神原型，也自然移情、投射到更加靠谱的实体中——意大利，埃及，法兰西，传播思想的法兰西扩张，约瑟芬。
第二章 法国：危险之地
法国大革命不仅是封建王权与“人民”的斗争，更是“第一二等级的日耳曼—法兰克异族”与“第三等级的罗马—高卢民族”之间，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同时，也充满了革命阵营之间的疯狂战争与审判，从吉伦特，到雅各宾，到热月党，从中央辐射到地方。拿破仑经历的土伦和马赛，尤为集中爆发。
在起步时期，拿破仑表现出了五个惊人的素质：一是军事指挥崭露头角：在土伦包围战，抵抗英国和王党的关键战役中，他对细节的把握，对全局的洞察，对先后顺序的远见，和身先士卒的勇气。二是在腥风血雨、冤案遍地的局势中，他敢于顶住上级压力，为同僚辩护和担当。三是他节制手下人，不要过分杀戮。四是他没有出于私仇的报复习惯。五是他在各个地区都有人脉的经营布局——这与他的军事才华一起，在热月党斗倒雅各宾党之后的牵连中，救了他一命；这也是他被德西蕾抛弃后，能够在伤痛中复原而找到约瑟芬的根源；这也是他从土伦开始，就一路结交死忠，并得到巴拉斯庇护的根源。
这五点素质，也由他最初的三种领袖人格发展而来：第一点是军事家方面，第二、三、四点是政治家和学者方面，第五点是经营家和外交家方面。
在命运玩笑的颠簸中，拿破仑抓住了两个关键的破冰时机：一是葡月王党黑云压城的武装进攻，他以明显的劣势兵力，运用炮战集中歼灭了王党的强大火力，一举挽救共和，并得到了要借助于共和体制而自肥的热月党的大力庇护；二是在测绘局的细心研究，做好了卓越的意大利战争计划书，得到了卡尔诺的支持，从而得到了第一桶金——意大利军团统帅权。
第三章 征服意大利
作者指出，意大利军团是历史人才的大整合。拿破仑并不喜欢唯唯诺诺的部下，而是促成三类人才“归顺”和“混编”：一是以军事家的眼光，安排好“旧制度下的各个专业技能”；二是以政治家和学者的眼光，安排好“第一手的革命经验”；三是以经营家和外交家的眼光，安排好“年轻人的干劲”。这是他在意大利建国，和后来在法国执政时的“参政院”雏形。
同时，拿破仑改革军团，在师下设旅，旅中分团，整个军团则以炮兵、骑兵、步兵的三兵种结合。经过蒙特诺特、洛迪、米兰、阿迪杰河、阿科拉、曼图亚多次战役，他基本完成了在计划书中的战略构想：突破阿尔卑斯山，从皮埃蒙特击败奥地利军，掌控意大利北部，并与莱茵军团在多瑙河会师，或者帮助莱茵军团分解南部压力。
从土伦，到葡月，到意大利，再到后来的埃及，如此年轻就实现如此战绩的，世界史上，恐怕也只有从雁门退突厥，到直取长安，再西剪薛举、北逐刘武周、东擒王世充窦建德、再平刘黑闼的李世民，能够媲美。且不说二人执政之后，更加辉煌的对外武功。
在这个过程中，拿破仑从战场上发掘出天赋内心的能量：自觉凡事皆有可能；世界的本来面目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也没有什么是安全可靠的，这一切，先须经过这样那样的战斗。
而这又是拿破仑对热月政客们的巧妙掩饰：在赫赫战功之下，他最大的成就，是蒙贝洛宫展现的经国之才。他一边拿着恺撒《高卢战纪》，一边像恺撒那样经营高卢，把高卢人民从原有的凯尔特部落奴隶制中解放，提高凯尔特的民社地位，整合高卢和罗马共同的“墨丘利—维纳斯多神教”，把高卢作为第一个稳固的基本盘和将来与元老院寡头决战的兵源。这也如同李世民，在秦王府、天策府和文学馆，就提前定下了，登基后实现贞观之治的纲领。
第四章 奇萨尔皮尼共和国
拿破仑对法国人民和热月政客交出的答卷是：对奥地利的辉煌胜利；意大利无产流寇抵抗的溃败；夺回与掠夺的艺术珍品；缓解经济危机的巨额钱财；从不自吹自擂，却请吹鼓手对他美化的版画宣传。拿破仑利用胜利，展现了他作为军人和外交家的形象，同时又掩盖了他的第三种角色：基于伦巴第沃土的意大利新国家创建者。
作者指出，拿破仑创立的奇萨尔皮尼共和国，是他的政治理想，在现实中的首次实现。
立法方面：拿破仑设置两院，下院是100人左右的民选代表，有权批准上院，上院是60人左右的元老院，与下院制衡，避免雅各宾那样窃取单一的立法权；两院的宪法来源，由公民投票表决。这是后来拿破仑执政法国后，《民法典》的前身。
行政方面：拿破仑如唐朝“三省六部”一样，设置内务部、司法部、财政部、外交部、警务部、陆军部；同时，仿照法国三色旗，设置红绿白三色国旗。这是后来拿破仑执政法国后，“参政院”——作者认为这是拿破仑最高杰作——的前奏。他把各个阵营划为三类：一是镇压：公开的敌对武装——如尚未投降的波旁王党、反法联盟等；一是支持：认同独立的宪法，有贵族化空间的人：拿破仑认为这是自耕农，发展成的有钱的地主或牧师，最容易得到普通大众的支持；一是限制：容易走上雅各宾暴虐道路的空想知识分子。局势稍稳之后，他又把“镇压”对象，尽力变为“归顺、混编”的阵营。作者指出，这是拿破仑一以贯之的核心方针：“归顺”——被动接受、不反对的人和势力；“混编”——把从前各个敌对的阵营，集中在一起，在新的政治框架下共同工作，拿破仑居中仲裁，由此奠定革新的大框架。用拿破仑自己的话来说：“我开辟了一条大路，每个人都能找到空间”。
司法和财政方面：拿破仑废除封建特权、地区特权、个人特权，并进行现代化的财政改革。
作者认为，拿破仑的改革，得到了各种进步人士的团结支持，凝聚了法国大革命的核心精神，并在后来的执政和对外战争中，扩展为时代精神。
这也当然体现为拿破仑后来的，比武功更加辉煌的一系列文治业绩：落实于民法典、全民公投、政教分离、后期宪法补充条例的立宪代议制等，大军所到之处，废除农奴制、宗教裁判所等中世纪枷锁。
所以，在意大利之战和意大利之治中，拿破仑已成熟了后来作为法兰西第一执政和民选“英白拉多”的基本素质：在大部队的胜利中，他像早期的殖民探险家、武装商团一样，同时运用销售、硬件、场地、后勤、招商、引资；在以新旧手段进行的外交中，他把反压迫的利益，与尊重专业，联系到一起；在从乱世操纵立法与行政中，他懂得了依赖什么人，和对什么人绥靖；在自我宣传、重绘版图中，他树立了胜利与和平的人设，提供了战利品的实惠，又进行了掩护：他为塑造法兰西民族所需要的权力；同时，他又忠于热月的巴拉斯和雅各宾党的群众基础，又巧妙参与果月事件打击了王党复辟，又通过意大利情报而结识了外交奸雄塔列朗。
他只差一个补丁：更深远的精神力量。这需要埃及来完成。
第五章 更广泛的教训：妄自尊大
作为“精神罗马人”，拿破仑东征埃及的公告，拾起西庇阿的衣钵，把英国定位成迦太基那样荒淫的财阀寡头。
东征的第一战，他又以世俗革命的手段，覆灭了马耳他的圣约翰骑士团。
到达他精神导师恺撒和心中英雄亚历山大的荣光之地——埃及亚历山大港，他宣布：把埃及人（包含埃及科普特人，希腊基督徒，奥斯曼土耳其教徒，阿拉伯人等），从马穆鲁克的暴虐统治下解放出来，恢复奥斯曼土耳其和原宗教的所谓“公平公正”，还加上法国革命的自由激励。而同时，他又要达到另一个目的：保护法国贸易，进军印度，打乱反法联盟的金主爸爸——英国财阀政权的贸易线。这是他后来“大陆封锁政策”的起源。
在艰苦的长途跋涉，经过陌生地带后，他打赢了金字塔之战，战胜强悍的马穆鲁克突厥骑兵。在这一阶段，在他宣称金字塔四十个世纪的注视中，在他注目于“宇宙中的一切受命运支配”的航海中，他被古埃及的万物有灵论和沃尔内记载“埃及—叙利亚”的著作，悄然改变，这是他如此执着于埃及考古，带上群英荟萃的科考队伍，最终形成埃及之旅最大成果——《埃及记述》——的心理根源。
但现实远非如此的理想化。埃及有6万尚未就业的无产阶级，靠寺院救济，而后者又受原教旨教士的影响。拿破仑把这些教士提拔起来，把他们的宗教理念与法国革命做了缝合，又用奥斯曼土耳其官僚挤开了马穆鲁克官僚，与教士做了人事上的混合，并像在意大利一样推行作者认为的“18世纪最开明的改革”。岂料，这正是他错误的开始，也预示着他后来在西班牙废除宗教法庭所导致的反噬。
首先，法国革命的宗教哲学理念，固然反对闪米特宗教的中世纪政教合一，但也在自然神论、唯物无神论之间摇摆。前者类似于埃及、印度、希腊、罗马、波斯、玛雅、华夏的“万物有灵论”，能够争取原来被一神教裹挟的群众。但后者由于雅各宾的激进迫害而变得教条化，让同一批宗教信徒感到恐惧。拿破仑缺乏处理它的时间，未能约束“雅各宾”因素，比如在丧葬习俗上就造成了侵犯，这是第一重矛盾。
而在群众基础不牢固的情况下，拿破仑模仿亚历山大和恺撒，称朱庇特为诸神之主，召唤古埃及亡灵，同时又自称先知，并由于奥斯曼官僚挤压了教士空间，三方面触犯了教士利益，所以教士忘恩负义，鼓动被裹挟的无产阶级，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又趁火打劫与英国联合，从中反水，拿破仑的两个盟友——教士、奥斯曼土耳其——反过来夹击拿破仑，贝都因游牧部落也趁机杀掠。这是第二重矛盾。
在阿布基尔湾海战，覆灭于纳尔逊，“东方号”与大量财宝葬于海底后，拿破仑打赢了同一地点的陆战，于是改变战略，东穿沙漠绝境，进军叙利亚，号召“非土耳其人联合起来，抵抗土耳其压迫”。虽然功败垂成，但为埃及的治理与考古赢得了时间。拿破仑及其大军，更加坚定了两个信念：他的治理必须依托于自耕农、中产、小资等有产阶层的支持，并把自己塑造为平等法治和开放秩序的唯一保护力量；大家应该进一步凝聚于“向黑暗的全球输出法国大革命”这个文化纽带，从革命混沌，走向民族主义，再走向普世秩序。这预示着他返回法国之后一系列行动的本质。
作者认为，拿破仑东征埃及的收获是：在探险队中，全国人才进一步磨合；与东征方案的外交支持者塔列朗的进一步合作，这是接下来塔列朗与西哀士，联合拿破仑重现“三头同盟”的基石；在这个阶段，他享有后来在法国也没有的大权独揽，进一步明确了他治国的四个车轮——法治秩序，税收常规，专家行政，有产阶层。
同时，作者又指出拿破仑在埃及失去了自控力，变成了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的“东方僭主”，陷入了冲动狂热。幸好他在回国的过程中，及时从亚历山大，重新转变为“恺撒—屋大维”的自制。这种自我主宰，为他下一个阶段，从雾月走向第一执政，从全民公投“英白拉多—法兰西人民的皇帝”冲向“奥斯特里茨”，埋下了必然性的基础。
恢复自制的拿破仑，一方面把埃及远征的失败之处，转移到了考古硕果，吸引了民众注意力，一方面又利用其国内同僚未能保住意大利和面临新威胁的局面，同时不受任何人的要挟，不拉帮结派，以静制动，以弱示人。于是，有利的局势自己走向了他。热月政客们“困扰于过去，厌恶当前，畏惧未来”，又与所有派系和群众，一致受到雅各宾恐怖卷土重来、反法联盟王党入侵的，左右两极的压力。从中，两面派动摇显现，被联合排斥的腐败者用出局换取了自身安全。温和、兼容、中间派路线，由高效行政权和军事能力来掌握，成了众望所归的大气候，这便是“恺撒主义—拿破仑观念”的天赐良机——尽管当时在表面上，孤身回国的拿破仑，到了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人生最危险的时刻，一如恺撒在阿莱西亚和卢比孔河。
凡人与伟人的区别，就在于此：能否高瞻远瞩，洞察到危机表面下，化腐朽为神奇的能量与人力不可阻挡的大势。此时的拿破仑，与恺撒跨过卢比孔河的孤注一掷，有着相似的内心。他从古埃及找回的万物有灵的精神力量，带来的莫大勇气，超越了理性之局限。他只需要这一力量：
——“命运之神指引着我所有的行动”。
这也是梅列日科夫斯基指出的，拿破仑“亚特兰蒂斯之人”的精神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