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殿产于何处？（where to limifolia）

●事先声明：

本文仅出于个人兴趣的翻译，原文为M.B.Bayer 2011年发布于Haworthia Updates上第二卷第三章论文内容（原文链接：https://haworthiaupdates.org/2011/10/26/chapter-3-where-to-h-limifolia-3/）。由于已经过去多年，文章中的有些内容也落后于当前研究，且本人翻译水平较低，带有习惯性的修辞手法及对专有名词的理解能力不强，带有较大的主观色彩，故不开放转载。翻译这篇的目的仅仅是因为我不想每次看这篇文章都要通过谷歌浏览器的网站转译（真的好烂），并方便部分英语水平尚且不足的爱好者浏览及分享知识给更多硬叶爱好者，我翻译内容仅针对全文中我感兴趣的部分，所以植物养护学术派的人高抬贵手不要吹毛求疵。如有侵权行为请告知。

我对H.limifolia的初印象源于我已故的叔叔弗朗克·贝尔（Frank Bayer）从祖鲁兰德（Zululand）当地带回的植物，他当时投身于祖鲁兰德及纳塔尔（Natal）北部地区的疟疾防控。在我们暂住于新汉诺威的1950至1954年间，他将这株植物送给了我父亲。我一直很喜欢十二卷属（Haworthia）的植物，但我仅是观赏它，而我母亲才是照顾它的人。我从未真正关心过这株植物的原产地，只记得叔叔说过他在路边停下车吃午饭，他的祖鲁助手带着植物回到车上。我原以为他说的地点是“恩坎德拉附近（near Nkandhla）”，而我父亲后来怀疑他记的可能是 “农戈马（Nongoma）”，也可能是纳塔尔，因为我记得我叔叔在那段时间驻扎在弗雷黑德（Vryheid），距离纳塔尔及比万河大坝（Bivane Dam）仅一小段路，本文稍后会介绍。

直到大学毕业后，我的兴趣才进一步高涨。而这时，这株植物已经分成两株直径23厘米的巨大植株。我在西德拉农学院工作时尝试更多地了解这个物种并记录我拥有的植物，但它显然与我所知的任何图片都不相同。而且叶子表面肯定与马洛斯（Marloth）在1908年对 H.limifolia的最初描述不符（见图1）。他描绘的物种应该只是来自“德拉瓜湾西部（west of Delagoa Bay）”，让我们想象一下当其切换到“鲸湾港东部（east of Walvis Bay）”的情况。从十二卷属植物被分类为一个物种的方式来看，我的植物与H.limifolia截然不同。然而没有人确定马洛斯的植物原产于何处，或者定下什么应该成为典型品种的地理起源或范围的规定。这是尚未解决的分类学问题，布鲁米特（Brummit）的论文可能会说明原因。

1962年，一位同事出于好意陪我一起去寻找该物种。我们从赫鲁赫鲁韦（Hluhluwe）和摩库兹保护区（Mkuzi Game Reserve）出发，进行了一次非常冒险的旅行。其间参观了一个已知有该植物生长的地方。另一次是当我们直接进入草原时，警察叫住了我们并询问我们为何出现在此。现在回想起来令我困惑的是在我后来对大型的H. limifolia var. gigantea（图2,3，我们从未发现过）的记录是我在赫鲁赫鲁韦保护区以北的恩格巴（Ngeba）收集的。我完全不记得有见到过这种植物。我和朋友在旅途中遭受的最大困难是语言不通，而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于我完全不了解野采所需要的事前准备。在这场准备不足的旅程中，我们驱车一直向北行驶到斯泰吉（Stegi，现在的伊西特基，isiteki），在那我遇到了基斯上尉（Capt.D.R.Keith）。我们在乌布鲁兹河（Umbuluzi River）上的布鲁杰牧场（Blue Jay Ranch）发现并收集了植株。基斯上尉种植着一种以他名字命名的植物var.keithii（图4，注：图5为德森（J.W.Dodson）栽培的一株植物，作为var.keithii的一个原产地模式标本，似乎与史密斯（G.G.Smith）记载的插图有很大差别，植物的叶子比图示短得多）。我又一次没有正确记录该品种的原产地——我的笔记上写着“帕拉塔农场（Palata Farm）”。它位于斯泰吉东南约12公里处，而拉维尔斯顿农场（farm Ravelston）则要更远一些。基斯上尉还种植了斯泰吉东南部的H.ubomboensis（后命名为H.limifolia var.ubomboensis，图6,7）。这可能是其他带疣点种群中的无性系植株，因为来自该地区的几个干燥标本都保存在PRE植物标本馆中。

多年来，我将H.limifolia尘封于历史中，因为自然保护局宣称他们是大自然唯一正统的守护者。尽管如此，我仍在爱好者们手中看到了一些H.limifolia，例如：

a.布鲁恩斯·海利特（Bruyns-Haylett）收集的产于莫赞河（Mozaan River）的植物（图8），为我对var.gigantea的记录做了图示说明。

b.弗朗克·斯泰纳（Frank Stayner）收集的产于巴伯顿（Barberton）的植物（图9）。

c.在我的品种记录中提到的一种来自戈尔（Gollel）的植物（参见图10，由鲁克斯先生（Mr. Roux）命名）。

d.托尼·普利夫人（Mrs.Tony Pooley）当时在恩杜慕（Ndumu）给我寄来的侧芽，我确信她说这些侧芽来自于恩杜慕入口处，随后在个人交流中被驳倒。

e. 纳塔尔省里士满附近（near Richmond, Natal）的梅尔恩·胡尔梅夫人（Mrs.Mairne Hulme）花园中的一株植物（图11）。其叶色极其深绿，叶子上有独特的波浪状的凸起。就与周围叶片表面的颜色及纹理的差别而言，这些凸起毫无疑问不是疣点。因此，我们有证据表明马洛斯所说的“非疣点”确有此物。在我的Haworthia Revisited (1999) 中，我举例说明了一种来自乌布鲁兹峡谷（Umbuluzi gorge）的植物，它也可以被视为“非疣点”的植株。

据报告，在劳斯堡（Louwsburg）所采集到的植物有着与var.gigantea相像的疣点而非我们常见的疣线。这些植物已被普遍认作var.gigantea，但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具有较厚的近乎直立的叶子，因此整个植株也显得更为直立。

有一次，我还从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的某人处再次收集到了斯威士兰东北部戈巴（Goba in the north-east of Swaziland）的一株植物及其他一些没有任何史料的奇怪植物。在大约1980年，我又去了一次朋戈拉（Pongola）地区，在小镇以西约20公里处，丹尼斯·德科（Denis DeKok）向我展示了他的H.limifolia。其种疣点密集，发白，叶子环绕形成一个封闭状的近乎圆形的植株（图12）。

一种史无记录的植物也从内尔斯普雷特以东的马莱兰（near Malelane east of Nelspruit）地区慢慢进入大众视野。科马蒂普特(Komatipoort)和赫克托斯普雷特（Hectorspruit）也引进了同样的植株。我于1996年在比勒陀利亚国家植物园（Pretoria National Botanic garden）看到了它们（由霍德斯普雷特（Hoedspruit）引进），显然我是蒙受了“收藏者之友”的好意收到了这些自美国寄来的植物。这个种群仍然于野外幸存并为自然保护组织所知晓。该植物被史密斯（G.F.Smith）和克劳奇（N.Crouch）于2001发表命名为H.limifolia var.arcana（图13,14和15）。据传，靠近巴伯顿的种群已被药商收购灭绝。

我从美国的彼得·阿隆索（Peter Alonso）那收到了来自本贝尼（Bumbeni）的约翰·拉夫劳斯（John Lavranos）所收藏的植物，产地为“位于莱邦博山脉的南端”（on the southern end of the Lebombo mountain，图16）。

这是一种非常漂亮的植物，带有醒目的白色条纹。从约翰·拉夫劳斯的个人通信中可以看出，该植物种群现已灭绝，据说他曾在巴伯顿附近获得的另一株植物也是如此。

重回本贝尼…

令人兴奋的是，在1971年5月31日收集的植物仍在生长，这证明这一爱好可以为保护自然物种做出真正意义上的贡献！这株植物是在莱邦博山南部尽头（on the southern end of the Lebombo Hills）的一个叫做本贝尼的地方的附近得到的，范围大约300英里，形成了莫桑比克（Mozambique）和南非（斯威士兰，S.Africa (Swaziland)）之间的边界，并向南延伸到纳塔尔。它在多岩地区的朝东斜坡上生长。那里气候温暖，冬天晚上偶尔有轻微霜冻。在1971年这种植物十分常见，然而现在已经销声匿迹，大概是因为药用目的的商业大规模采集而非出于爱好的个人采摘，因为这种植物极受非洲传统医学的重视。恐怕你的植物现在是一个真正的博物馆标本，它的外形似乎不太讨喜。在当时它被当作var.keithii，而它们变化很大。它们唯一的共同点是体型很大，而且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侧芽。曾经（直到60年代中期）能够在非洲药店购买到这种植物。但在过去的30多年间，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它们被采摘后用于医药贸易。

1.莱邦博山的南端，靠近本贝尼处的区域由酸性的流纹岩组成，这里的土壤是少量的石英砂和腐殖质的混合物。

2.野生植株均为单个生长。我们没有发现分支或侧芽。我的收藏编号指的是一些无性繁殖植株，其都在有限的区域内生长。

3.我只在1956年于巴伯顿以东再次获得了该物种，但怀疑它是否在后续栽培中存活下来。

重回巴伯顿…

*“巴伯顿产地的limifolia就像你描述的那样。它是我在1956年6月10日在巴伯顿前往哈夫洛克矿（Havelock Mine）的途中收集到。我记得当时找到了一大群，在随后的几年里，我搜索数次，但再也没有找到过。毕竟，自1956年以来，这些山丘已经被过度放牧并常常烧毁开荒”。

查尔斯·克雷格（Charles Craib）（在植物文献中写道）在弗雷黑德东北部的帕丽斯（比万河）大坝（Paris (Bivane) Dam）附近的马松戈洛洛山脉以东（east of the Mashongololo mountains）得到了该种植物（图17,18）。克劳奇等人在1999年记录了三个“小种群”的位置，其中两个在姆库兹保护区（Mkhuze game reserve），通过吉奥夫·尼科尔斯（Geoff Nichols）可得知位于比万河大坝的第三个小种群的位置。

范妮·文特（Fanie Venter）在巴伯顿附近（三姐妹山，Three Sisters）发现了一种有趣的植物，其表面光滑、呈灰绿色（图19），非常像var.ubomboensis。但是叶片看上去更加苍白，体型更大——也产生更多的走茎苗，而不像var.ubomboensis那样靠近母体的侧芽。

目前关于H.limifolia最令人不安的消息是它被认为是高度濒危。克劳奇和史密斯在1999年的报告中说道，每年通过德班市场交易的H.limifolia的数量令人难以置信——估计有479 000株。尽管他们将康尼亚（Kanyayo）、伊娜达（Inanda）和埃斯波夫（Espofu）等地作为这些植物的来源，但似乎没有尝试过在野外寻找植物种群的位置，所以他们文章标题中的“恢复贡献”仅限于保护区内的“三个小种群”。考虑到要彻底搜索其他地区的后勤问题，这并不出乎我的意料，而且存在的更大问题可能是在政治和社会分裂的地区自由活动受限。事实上，在限定的路线上开展搜索工作而不是根据地形进行搜索基本徒劳无功。同时纳塔尔省夸祖鲁（Kwazulu Natal）的大部分地区也没有传统的土地所有权结构形式。

克劳奇等人（1999）认为，该物种的地方局限性和其不显眼的特性可能导致植物标本馆收集的植物数量不足且不具有代表性，这与当地人每年采摘的植物数量形成反差。事实上，从不适合制作标本馆标本的多肉植物的一般标准来看，该物种在标本馆中有着较好的收藏——并且比其他许多十二卷物种更好。可能只是H.limifolia远离传统的盛产多肉地区，爱好者们并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令人好奇的是，该物种在收集中的表现极差，尤其是在标签归档方面。我从来不觉得它是一个容易种植的物种，尽管我已经用我最初的gigantea繁殖了许多，并且仍保有一个从原始植株中生长出来的侧芽。一些古老的limifolia收藏品被当作H.pumila或H.minima的变种。同样地，产自德拉肯斯堡（Drakensberg）的绫锦芦荟（Aloe aristata）植物也曾被认作有亲缘关系，并被赋予了H.natalensis的未刊名。

如果像这样的被认为是极度濒危的物种，那么公开已知种群的地点显然不明智。然而，无论是否属实，实际上我认为这适得其反，违背了科学的基本伦理——不保密。申请采集植物许可证的批准获得较难，许多采集者忽略了整个过程，结果导致那些对植物感兴趣并且确实能够在野外找到它们的人的信息没有被提供给需要的地方。位置记录是保密的，或许应该更多地讨论这种保密的价值。一方面，它没有阻止人们寻找植物，另一方面却是隐藏了新信息。它忽视了一件事，即有动力的个人对我们了解关于植物种群的知识做出了巨大贡献，它还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植物仅在自然保护区中才被认知的事实。

自然保护组织以“不干涉”的形式对植物采集许可证进行极其严格的控制。鼓励个人或任何对自然感兴趣的人追求任何兴趣的情况几乎不存在。放开限制反而能取得好的结果，而且限制过严到一定程度会侵犯宪法赋予的个人权利。因此，结果导致可能在现有自然保护区之外，似乎没有明显的来定位和评估H.limifolia的保护状况的情报。我在1962年对赫鲁赫鲁韦/乌姆福洛济（Umfolozi）走廊中的物种报告毋庸置疑，尽管该地区现在已被纳入扩大后的综合保护区范围。然而讽刺的是，虽然采集许可几乎不被授予，但野外采集的植物却充斥在医药市场。这可说不通。四十年来任何人都几乎没有合法手段采集到H.limifolia，而现在它们似乎仅被认为只生长在自然保护区内！这种严控措施取得了任何成就吗？更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开展一项教育工作，以强调可持续发展活动的价值以及在栽培中保持一个翔实记录和管理的遗传材料库的可取性。因此，保护可以被视为对人的保护，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劝阻他们远离自然。自然保护局作为一个没有人情味的公共机构十分霸道，反之，当个体能与此类组织中的个人打交道，并基于共同利益发言时，它就会显得比较人性化。

目前已知地H. limifolia大致产地大概有这些。

普马兰加（Mpumalanga）

赫克托斯普雷特（Hectorspruit，图13,14,15）

卡普梅登（Kaapmuiden）

巴伯顿（Barberton，图9,19,39,40,41,42,44,45,46,47）

斯威士兰（Swaziland）

阿伯科恩瑞夫特（Abercorn Drift）

戈巴（Goba）

伊西特基（斯泰吉）（Isiteki (Stegi)，图4,5,7,37,38)

布鲁杰牧场（Blue Jay Ranch，图20）

赫拉蒂库卢（Hlatikulu）

乌邦博（Ubombo，图21,22）

维米岭（Vimy Ridge）

纳塔尔省夸祖鲁（Kwazulu Natal）

马松戈洛洛山脉及周边地区（Mashongololo Mts. and environs）

保罗彼得斯堡东部至乌姆德赖（德拉伊姆）（E.Paulpietersburg–Omdraai (Draaiom)）

戈尔西部（W.Gollel，图10）

朋戈拉西部（W.Pongola，图8,12,48,49,50）

朋戈拉附近（Near Pongola）

朋戈拉东部（E.Pongola）

马古德（Magud，图23,34,36）

索姆凯勒山，姆图巴图巴西部（Somkhele Mt, W. Mtubatuba）

科兹湾（Kozi Bay）

恩杜慕（Ndumu）

姆库兹（Mkhuze）

伊萨拉（Ithala）

本贝尼（Bumbeni）

赫鲁赫鲁韦（Hluhluwe）

农戈马？（Nongoma？图2,3）

有了这些信息，我开始联系有相关人员，看看是否可以着手核实这些种群的存在并通过Aloe（1999）的报告作为基础，尽管不太可能增补已知的记录。我对最后引用的这篇论文持批评态度，我认为作者甚至没有负责的去寻找过该物种在野外的位置，如果仅就上述引用的地点而言，这些地点都在该物种的常见范围内。我对它们的兴趣还源于担心对该物种在野外可能遭受灭绝的风险，需要进行异地保护和建立某些品种的基因库。过往经验并未使我相信异地保护真实可行——并且我认为也不会在未来成功，除非特别重视在任何收容的植物中识别遗传元素并保证连续性的重要性。这也适用于诸如植物园之类的机构，按我对他们的了解，这些机构进行的植物收容工作与个人的联系过于紧密，但管理层人员对濒危物种的保护没有太多热情，很难制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

杰夫·尼科尔斯（Geoff Nichols）提供了他在医药贸易和其他所知的植物方面的经验。夸祖鲁纳塔尔省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皮特·古德曼博士（Dr Pete Goodman）和罗伯·斯科特·肖博士（Dr Rob Scott Shaw）也乐意提供有关姆库兹、帕丽斯大坝和伊萨拉的已知种群的位置信息。同样地，默文·洛特（Mervyn Lotter）和普马兰加保护局的格哈德·斯特里多姆（Gerhard Strydom）也在洛维德进行了合作。令人惊讶的是，在姆图巴图巴生活的埃罗尔·哈里森（Errol Harrison）于1956年在赫鲁赫鲁韦附近采集了“索姆赫勒西部（West of Somkhele）”的标本。

与我上述的关于保护态度的内容相反的是，埃泽姆韦洛（Ezemvelo）和普马兰加当局批准了我的植物采集许可证，使我能够自由开展工作。但我事务缠身（诸如家人支持、巴伯顿的住宿条件以及参与纳塔尔的50周年的校友会），不得已离开。

我和我的妻子达芙妮（Daphne）在彼得马里茨堡（Pietermaritzburg）的夸祖鲁纳塔尔省野生动物保护区的伊丽莎白女王公园总部开始了我们人生的十二卷篇章。在这里，罗伯·斯科特·肖博士详细介绍了他们在那里种植的唯一一种H.limifolia的野外方位。这是从偷猎者手中没收的卢夫斯堡（Louwsberg）北部的伊萨拉保护区的走私货物的一部分。其中有些植株是在彼得马里茨堡公园露养的，它们开花并结了籽（图24,25）。布里奇特·丘吉（Brigette Church）成功地带大了种子。我获得了从母株上采摘种子的允许，但回想起来，我居然没有请求分享幼苗。世界上再找不到其他与var.gigantea相像的植物了，并且我应该更多的考虑栽培过程中幼苗的变异性。

在德班时，杰夫·尼科尔斯带我参观了他们的市立的布里奇维尔苗圃（Bridgevale Nursery）。马克·吉尔默（Mark Gillmer）是保育员，他对在当地药草市场购买的植物的培育繁殖做出了出色贡献。这些植物与伊萨拉产地的植物非常相似，我获得了六个植株（图26,27,28,29,30,31）。其中只有一个（图31）可能真正与我最初的H.limifolia有相关性，薄叶上同样分布着细小的同色疣点，并且具有生长到同等尺寸的潜力。然而，叶子较之我的更厚更直立。我得出结论，就像上面提到的卢夫斯堡（紧邻伊萨拉南部）的植物一样，var.gigantea 可能原产于该地区，但我所看到的证据仍不充足。

我们从德班前往姆图巴图巴会见埃罗尔·哈里森，他告诉我们索姆赫勒地区现在已大规模城市化，原生植物种群可能已经灭绝。因此，我们没有在那或在现在范围更大的赫鲁赫鲁韦保护区（Hluhluwe game reserve）进行H.limifolia的搜索工作，其实应该去试试。埃罗尔带我们去了菲达（Phinda），遗憾的是，这个预留资源地不在我们想去的地点范围内。然而幸运的是，我们在住处见到了普马拉加农场（Pumalanga Game Ranch）的主人曼尼·范·鲁恩夫妇（Mr and Mrs Mannie van Rooyen）。他们热情地带我们去了一个与扩大后的姆库兹保护区接壤的地方。我们在那很轻易地发现了H.limifolia，但只有大约20株独立个体，算上侧芽总共有大约30个。附近有一座古老的废墟，他们告诉我们废墟名是本贝尼（Bumbeni，名字源于“bumba”，意思是泥），而这条小溪是建筑用泥的来源。因此，这看起来是约翰·拉夫劳斯30多年前得到植物的地方（参见图32,33及图16）。

我和达芙妮从普马拉加出发前往姆库兹，在那我们幸运地找到了向导甘贝先生（Mr M.Gumbe），他当即带领我们在夜间（因此没有照片）进行了一次野外探索，在因克斯瓦拉山（Inxwala Hill）上寻找植物。这些植物可与本贝尼的植物相媲美。因克斯瓦拉是Aloe(1999)文章中提到的姆库兹地区之一。我们从姆库兹前往朋戈拉，在那我们又遇见了愿意帮助我们的人。尽管我们坚信该地区存在许多野生种群，但实际上并未发现。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呢？根据我与开普敦一些地主的经验来看，那里生长着许多十二卷属植物，但人们根本不认识那些小型的神秘植物。即使我们在1962年初次旅行时遇见了当地的祖鲁人，但他们通常都不认识这些植物。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开普敦省，那里很少有农民或工人知道关于田间生长的植物的事情。就连植物学家都混淆了绫锦芦荟和H.limifolia的区别，那普通人犯更严重的错误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就是朋戈拉目前的情况，我认为这只是见闻鄙陋而非愚昧无知，这使我们对植物濒危的看法产生了动摇。我将无知分作两种，即：什么时候应该知道，什么时候不应该知道。

约翰·布朗霍斯特（Johan Bronkhorst）称从朋戈拉向西到帕卡米萨（Pakamisa）和卢夫斯堡的道路沿图有H.limifolia生长（图23）。我们在一个可能有H.limifolia生长的农场停了下来，我们联系了农场主，他又把我们介绍给了他的工头。他带我们到他家，他家里有一个装满泥土的坏桶，种植着“乌马蒂巴拉（umathithibala）”——当地的俗名。（译者注：Umathithibala/Mathithibala都是当地民间迷信的一种束缚性爱情魔咒，由H.limifolia及其他多种植物混合制成，配比不固定，当地巫医拥有最高解释权，他们相信使用后可以让一个人在你面前永远保持过度的尊重及打心底的敬畏，表现为小心翼翼、欲言又止，像一只被雨淋湿的鸡仔一般哆哆嗦嗦。可以用在处于热恋中而表现出强烈占有欲的情侣或者你想控制的讨厌的上司或同僚身上，亦或者是其他的约束性的法术仪式中。）桶里的植物包括松之雪（H.attenuata）、雾凇（H.attenuata var.clariperla）、松之霜（H.radula）和两个鲨鱼掌属（Gasteria）物种。我必须解释一下，在普马兰加也有一些记载不明，除了院内假山上的两个单独的H.limifolia，另一个巨大的容器里种满了雾凇（更好的说法是与其相像，稍后详细说明）。

之后然后我们沿着帕卡米萨公路进行搜寻，那里的地貌看起来像是会有H.limifolia生长的样子，但考虑到土地所有权和申请准入允许的角度而言，我们根本没有进去的机会——获得所有权后再探索该地区将花费过多时间。回到朋戈拉后，我们很幸运地遇见了凯西·卡梅隆（Kathy Cameron），她是一位充满活力的退休教师，负责管理信息中心。她让我们联系了两个人，第一个是当地的草药师，在镇上的人行道上出售她的商品。而后我们找到了一位向导，他愿意带我们去植物生长的乡镇。在尼克逊（Ncotshane）村，我们又一次看到一个花盆，里面种有六株H.limifolia，由至少三个不同的带种荚植株组成。我们得到允许采集三个侧芽。当我们询问这些植物从何而来，有人指向了附近的山丘。我们带着怀疑去山上寻找，果不其然，在这种不太可能为原产地的山上什么也没找到。尼克逊可以算作“朋戈拉北部（north of Pongola）”，我相信在此外的其他山丘上一定有H.limifolia的存在。

经由凯西·卡梅隆，我们还联系到了马古德的雷诺尔德·斯蒂坎普（Rynold Steenkamp）和罗玲·斯蒂坎普（Rolene Steenkamp）。罗玲热情地带领我们到了她在朋戈拉西部帕卡米萨附近的格罗德雷农场（farm Grootdraai）里发现植物的地方。在那，我们在一片青草丛生和树木繁茂的岩石中发现了10株植物（图34,35,36）。罗玲说此处的种群数量远远少于她记忆中的样子，而且周围的植物似乎对H. limifolia来说太有竞争性了。时间有限，我们离开朋戈拉时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我们前往伊西特基时也获得马布达农场（Mabuda farm）主——乔纳森·庞斯（Jonathan Pons）和海伦·庞斯（Helen Pons）的帮助。我们最初尝试独自探索帕拉塔/拉维尔斯顿地区。这段路经过悬崖，但遗憾的是没有足够的距离进行搜索。植被错综复杂地生长，形成了一个难以穿过的灌木丛，而这种公共区域也存在土地所有权和进入许可的问题。帕拉塔和拉维尔斯顿农场已被英国政府征用，交予斯威士兰国家信托机构独立管理，所以我们在那里的搜查只是草草看看，并无法评估var.ubomboensis的生长情况。后来乔纳森·庞斯为我从附近地区采集了两株植物（图37,38）。奇怪的是，前者侧面看着像var. keithii，而图38的叶表面看着与var.kaithii相似。

我们从伊西特基前往巴伯顿，在那里我们遇到了普马兰加公园委员会（Mpumalanga Parks Board）的默文·洛特。他带我们去看了var.arcana的位置，遗憾的是，它被一扇锁着的门围起来了。然而，问题不大，因为这些植物资料记载翔实，并且有足够的栽培株来确保异地保护（实际上它们是在布里奇沃特苗圃（Bridgewater nursery）种植的，我在那里得到了一个无性系植株作为我自己的收藏）。然后我们去了卡普梅登，最后去了布达克斯农场（farm Boondoks）。我们被允许进行简单游览，在一次徒劳的探索后，默文在大约2平方米的区域内发现了一个仅有84个植株的种群（图39,40）。这片地区已被焚烧过，植物被严重烧焦。它们似乎更喜欢生长于狭窄的岩石缝隙间，草被稀疏，因此需要极大的火情才能杀死它们。很难看出植物的原有样貌，我只能猜测其与var.arcana类似。

在巴伯顿时，我们遇到了罗娜·米尔斯坦 （Rhona Milstein），她一直都住在巴伯顿，对与该地区有关的所有事物都了如指掌。她带我们到附近的山坡，尽管人们认为H.limifolia已经被采摘没了，但幸好并非如此，我们在一块小区域内再次发现了许多植物，它们位于碎裂的岩石和稀疏的草被中（图41），这些植物也是被严重烧伤的。我们在哈夫洛克路旁（Havelock Road）山地保护区的梅矿场（May Mine）和土地所有者尼科·奥斯图森先生（Mr Nico Oosthuizen）一起再次看到了这些植物。这些植物集中在一块150m×10m的区域内，但同样生长于多岩石的区域（图42,43），并且同样被烧过。有趣的是，在罗娜的花园中发现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生有许多走茎苗的雾凇（H.attenuata cf var.clariperla）。

我们的下一次野采是在三姐妹山找到范妮·文特（13700，图19）收藏的植株。我们再次被三姐妹酒店的所有者约翰·鲁克斯（John Roux）和伯纳黛特·鲁克斯 (Bernadette Roux) 的热情帮助所震撼。他们尽心竭力地向我们描述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植物，并在我们沿着曲折崎岖的道路行驶到附近的姐妹峰（三座山峰，有着令人生畏的陡坡，我们无法步行前往）时保持电话沟通。我们在比描述中的更近的地方发现了这些植物，而且它们集中在在一个非常小的区域内。这几乎全是高山植物，火灾会导致一大片植物死亡，只有在岩石更少、植被稀疏的小型“避难所”中才能幸存下来（图44, 45）。从这里我们可以俯瞰布达克斯，还发现了该地区西南部的一个可能生有H.limifolia的山坡。下山时我们去了那里，再走了很长一段路后，在0.5平方米的区域内发现了极少的种群。我将这个种群地点称为“曼德斯大坝（Manders Dam）”。它可能起源于单一植株，布达克斯处的植物也可能如此。这些植物生长在被挖掘出来的白蚁丘的老土里，严重烧焦（图46,47）。我认为火本身对该物种没有危害，他们被烧伤的程度不该被认为比他们在该地区的其他任何地方更严重或次数更少。一般而言，如果燃料负荷高到足以对植物的生存构成威胁，那么它们无论如何都会受到除光照外的不利的生长条件的威胁。

周围有奇怪的花序，但很明显没有种子。不巧的话，火灾可能会吓住传粉昆虫的到来，也会烧尽花序和种子。这是一个季节性因素，种子产生需要数年时间。可以推测，由于该物种确实很容易通过侧芽繁殖，因此种群来自无性繁殖。若是如此，它们很可能无法结种，因为植物通常无法自交。

丢下许多还没去过的可能存有H.limifolia的地方离开巴伯顿令我十分难过。因此，前往弗雷黑德的旅程也令人感到沮丧。巴德普拉斯（Badplaas）、奥斯普拉森（Osplaason，（普马兰加公园委员会的格哈德·斯特里多姆报道了它存在于那里））到洛希尔（Lochiel）、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和彼得·雷蒂夫（Piet Retief）地区肯定有该物种的种群。在弗雷黑德，我们被带到了比万河大坝，时间紧迫，我们实际上只找到了一个种群（图48,49,50），周围是可能存有H.limifolia的区域。我们去了农戈马，在那里我们被介绍给当地的一位巫医，他向我们展示了“Umathithibala”。这是一个装有来自恩戈梅森林（Ngome Forest）地区的绫锦芦荟的容器，同样也有一株松之雪。巫医解释了使用“umathithibala”可以用来缓解紧张局势和解除具有危险意图的入侵者的武装。在朋戈拉，我们带着三种芦荟，即大树芦荟（bainesii）、穗花芦荟（sessiliflora）及科马提芦荟（komatiensis），它们可种在家里，以用来平心静气。因此，这些植物的用途不直接用于药物治疗，而是作为巫术的某种媒介。按乔纳森·庞斯的说法，这种植物在斯威士兰的名字是“西多多巴拉（sidodobala）”，他们用它来规避闪电，或者像祖鲁人那样简单地使用。此外，它也被认为能用来提高牲畜的繁殖能力，出于这个目的，它被种植在牧场的栅栏边上。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在伊萨拉，不过我不打算去那里参观，因为我们对彼得马里茨堡公园植物很熟悉。我们遇到了经理罗伯布洛克先生（Mr Rob Blok），并看到了办公室内假山上的植物。假山上有两株我认为不应该种在那里的植物。一个是芦荟（异域风情），另一个是松之雪。后者可能能与H.limifolia进行杂交。我们看到的植物是绫锦芦荟，据说生在在保护区内。由于最初偷猎植物的地点在保护区内一个犄角旮旯，于是我问是否能去看看并拍摄一张照片。如果没有刺的话，这些标本在颜色和大小上与H.limifolia非常相似，因为它出现在朋戈拉地区的更大范围中。我们去过的地方肯定是错过了芦荟可能存在的地点，反而看到了一些与位于帕丽斯大坝的植株非常相似的H.limifolia。它给我们留下一种H.limifolia在伊萨拉非常普遍的影响，至少在弗雷黑德和朋戈拉之间肯定也如此。

结论

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因为得知H.limifolia这一物种极度濒危，所以想确保异地基因库的搭建。我们为此在授权许可范围内收集它们，这些植物将随着它们的增殖而在适当的时候以编号进行分配。第二个目的是尝试将已知地点的知识从Aloe (1999) 中给出的印象扩展到Haworthia Revisited (1999)中引用的记录以及RSA植物标本馆中的记录中。第三个目的是推导出某种可能会对植物保护造成威胁的因素。第四个目的是对已知和未知植物的分类给出新的意见。因此：

1. 我现在拥有20株植物，其中有12株可以通过播种繁殖获得新的个体，希望能尽可能多得完成这一举措。

2.文中所引用的记录地点仍然存在，而且基本上得到了证实。这些新的收集到的植株中至少有五种可以认为来自于新的地区。因此，如果有人认为这是瞎忙活的结果，那就意味着尚有更多的种群位置仍然未知。

3.火灾威胁论是错误的，甚至“药草”贸易论也是如此。这个物种在药用方面或神话传说中并无独特的作用。威胁生存对任何生物来说都十分常见，而且更适用于其他动物和植物物种——指生活在地面的种群。使用烧火来为牲畜放牧开荒提供条件或仅是为清除可能窝藏害虫、蛇和人类入侵者的植被造成了环境大面积退化。

4. 对植物的分类，至少就十二卷属而言，现在已到了接近荒谬的地步。有许多想要成为分类学家的人都有他们的私人版本，包括什么是物种，如何解释旧的名称，可以实现什么样的名称更改，以及可以拟定什么样的新名称。正如史蒂文斯（Stevens，2002）所说，植物学已经被命名法所取代。任何分类学工作的同行测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命名规则的遵守，拉丁名拟定的可行性，以及文献和标本引用的规范。布鲁米特（Brummit，2002）还写道，双名法实际上并不起作用。在过去的40年里，这一点在十二卷属上已经表现的很明显了，尽管很大程度上作者要背锅。

我对H.limifolia的态度是基于我对物种定义的看法。这是一个有机的动态系统，在形态和遗传在时间和空间上是连续的。对于十二卷属而言，我发现地理元素对于理解分类学元素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尽管var.arcana（在没有任何种群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它是var.limifolia）和var.gigantea（也没有真正的种群来源）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但上述所有记录之间似乎有着千丝万缕地联系。var.striata可以指代任何一个朋戈拉的种群，白色的条纹（连续的同色条纹出现在在var.limifolia上）经常出现，就像在var.gigantea中一样，有细小分散的疣点。striata这个名字很有可能起源于约翰·拉夫劳斯在本贝尼采集的植物，这些植物被引入园艺栽培。并无证据表明我在布鲁恩斯·海利特那拍摄的莫扎恩（Mozaan）的植株曾被扩繁和传播过。我只是在约翰·皮尔比姆（John Pilbeam）写文章（1983年）时向他建议，据我所见，“striata”作为一个品种名是合理的。在我看来，莫扎恩产地植株更接近我的var.gigantea，而不是本贝尼（和姆库兹）的白色条纹变种。因此var.gigantea可适用于斯威士兰南边尽处已知的物种，而striata的名称适用于具有白色疣线或叶片上具有凸起的白色条带的特定形态和品种。

var.ubomboensis没有被认为是以种群为基础的集合，var.keithii也是如此。但显而易见，在巴伯顿三姐妹山的F.Venter 13700和MBB7145中，还有一个同样的光滑无纹的离散种群。后者绝对是基于种群角度的种，被引用的两个种群被认为是分散的两个。与var.ubomboensis在良好的栽培条件下呈光滑的黄绿色不同，巴伯顿产地的植株呈现一种蓝绿色，其名为glaucophylla，如下：

Haworthia limifolia var. glaucophylla (Asphodelaceae: Alooideae) – var. nov.

Type: Mpumalanga, 2531(Barberton): Three Sisters (CB); F.Venter 13700 (Holo. NBG)

与var.ubomboensis非常相似，但呈蓝绿色，两者地理位置离散。

在原产地为淡黄棕色，植株很少超过3厘米直径，有8-12片6厘米长的叶子。表面光滑，偶有一些圆形或棒状疣点（线）。增殖缓慢。在栽培中非常高产，走茎苗较多，植株可达12厘米直径，有25-45片叶子，颜色为蓝绿色，因此得名。与典型种不同的是没有凸起的横纹，与var.ubomboensis不同的是颜色更蓝，地理位置离散。

对var.arcana的描述说法迥然。在原生植物中，叶子表面被描述为波纹状，但通常缺乏明显的疣点，如在典型的品种中。而这是不对的。典型的品种被命名为limifolia，意思是锉刀状的，因为在叶子上有这些凸起的波浪状横脊，而不是离散的疣点。我所见到的var.arcana脊线通常是破碎的，转为单个的较大的疣点（线、段）。这与var.gigantea中许多细小分散的疣点是完全不同的，var.gigantea根本没有横脊的现象。我在大范围的朋戈拉地区采集的许多植物标本中，既有连续的横贯叶片的疣线，也有叶片上长疣点的植物。在这些植物中，叶片通常直立、弯曲、近直立或展开。至于开花时间——史密斯和克劳奇指出，与其他变种相比，var.arcana通常在冬季中后期开花。而这是不对的。伊丽莎白女王公园和德班的植株在春天之前就已经开花了，在我们9月下旬访问时花已经开完。同样，我们在旅行中看到的所有开花现象都是在我们访问之前结束的。我们在一些地点看到了晚花现象，并在乔利沃特（Draaiwater）和比万河大坝收集了种子。

这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即我们似乎需要一个关于如何描述分类群的规定。与其他十二卷属分类群一样，在var.arcana中，对花的描述很多，而这在整个亚属的花的结构和变异性方面毫无价值。它有助于详细阐述分类的依据，使其具有一种有效性，而这种有效性仅源于一个事实，即为了实际的交流和理解，分类单元值得通过名称加以识别。此外，它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即这种精细的细节增强了分类单元的可信度和有效性，而它只不过是延长了描述。同样，不要使用意义抽象的种加词（即var.arcana——神奇的，秘密的）。为什么不一个描述性的种加词，如olivacea，以突出这一变种可以在种植中获得非凡的颜色？还有两件事。var.arcana的分布图被命名为“分布范围”，显示其面积约为2600平方公里。而事实上，有一个已知的种群占据大约0.25公顷。有人认为它与黑王寿（H.koelmanniorum）有着更多的关联，这是一种装模做样一知半解的说法，因为var.arcana在地理位置上是已知的最接近于格罗布莱斯达尔（Groblersdal）和洛斯科普大坝（Loskop Dam）上的黑王寿的limifolia变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