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读经典】资本到底是推动繁荣的动力，还是制造贫困的元凶？

《国富论》第二篇第五章

论资本的各种用途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有这么一部分商人是不生产产品的，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中国古代有“行商”“座商”之分，这里的“行商”就是这一类不生产产品的商人，他们扮演的角色类似于搬运工，他们把产品扩散销售到世界各个角落，卖给需要的人。

对于这些商人来说，取得产品的所有权是首要任务。不像生产商，当产品被生产出来的那一刻起，生产商就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产品的所有权，这几乎是全世界法律对保护生产劳动的共同认识。而在商品社会中获取所有权更普遍的方式，就是“购买”。

大家注意，这里的购买和我们通常所说的购买是不一样的。通常我们讲购买，更多的是一种消费行为，就是购买产品后再消耗产品以满足自身的需求。比如，我买面包然后吃掉，来满足我对填饱肚子的需要。

这里讲的购买，是买进后再卖掉，为了获得利润。这种购买行为，称为“销售”，这一类商人呢称为“经销商”。

很显然，经销商的利润是从一买一卖中变出来的，所以一切经销商生存的基础就是“低买高卖”。

不难发现，就一件产品而言，不管买卖多少次，其实都是同一件产品。刚才我们讲了，经销商的利润全在于“低买高卖”，那么同一件产品怎么才能产生两种不同的价格，而买方又欣然接受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每天也都在经历着，试想一下，假如你在梵净山游玩，在山顶上，口渴了想要买一瓶水，这瓶水的价格一定会高出山脚下超市许多。因为经销商投入了劳动将这瓶水运输到了山顶，使它具有了在山顶上的稀缺性，所以价格就会高出许多。我们发现，哪怕就是最容易得到的产品，只要在某一个区域形成稀缺性，那就能产出利润。善于观察的你发现了你周围的稀缺性了吗？

这里要注意，并不是所有投入的劳动都能提升产品的价格，就刚刚的例子来说，假如我在山脚下把矿泉水从A超市搬运到B超市，同样也是投入了劳动，但它的价格还是不会发生变化。所以稀缺性是决定价格的一个主要因素。

通过刚才的例子，我们发现，经销商的利润其实就是来自买家要获得这个产品所要投入的自己劳动的消耗，或者是经销商做到了买家无法实现的行动，比如把产品从山脚下运到山顶。

还是刚才的例子，我们看一瓶水的价格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但对于国家来说，它的总价值也跟着增加了吗？显然不是的。

不管资本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增值，虽然都可以维持生产性劳动（弹幕，生产性劳动视频链接），但由于资本用途的不同，同等数量的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差异非常大，最终对一个国家的总的年产物增长的贡献也是天壤之别。

亚当斯密认为，资本有四种不同用途，或者说有四种投资方法。

第一，用以获取天然产物。主要通过直接对土地、矿井、江河等投入劳动，产出初级产品，给下一步生产或消费提供原料。我们用农业来代表这一类。

第二，用以制造产品。主要通过制造商对初级产品投入劳动，生产出特定产品。我们用制造业来代表这一类。

第三，用以运输天然产物或制造品，从有剩余的地方运往缺乏的地方。主要通过批发商将大量产品分散到需要的地方。我们用批发业来代表这一类。

第四，用以分散到消费者手中。主要通过零售商将产品最终分散到需要的个人手中。我们用零售业来代表这一类。

这四种投资方法相互联系、相互支持，少了任何一种，其他形态都不能存在和发展，所以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它们是缺一不可的。

一、农业投资是基础，也最重要

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农业生产其实就是提供这个“米”的，不管是吃饭的米，还是制造业生产用的“米”。所以，斯密认为农业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最大。农民是生产性劳动者，牲畜也是生产性劳动者。在农业上，自然也和人一起劳动。农业最重要的任务，是通过劳动，引导自然界产出人类需要的产物，我更愿意把改造自然，换成引导自然比较恰当。比如，通过对农田的劳动使土地产出粮食。工人挖矿、渔民捕鱼也都是同样的原理。

与用以农业生产不同，在制造业上，自然没做什么，人做了一切，也可想象成，农业是从无到有的生产，而制造业只是将圆变成方。所以，在各种资本用途中，农业投资最有利于社会。

今天就我们国家来说，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更是具有重中之重的作用。

（一）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如果将国民经济比作一座高楼大厦，那么农业就是这座大厦的基石。你看：

农业生产为我们提供了吃的、穿的；（1.提供衣食之源）

为制造业生产提供了各种原材料；（2.提供工业原料）

所以说它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一条普遍性的经济规律。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条规律都是普遍适用的。这是由农业自身的性质决定的，不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的下降而改变。除非哪天，人类的科技能把石头、泥沙、水加工成面包、牛奶，农业基础地位才会动摇。

农业的重要性对我们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1.技术装备与劳动生产率水平比较低，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抗灾害能力差（1998年发生在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涝灾害以及华北的旱灾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2.我们生产的粮食基本够养活所有人，但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

3.耕地少、人口多，农业资源人均占有量在世界上属于低水平，这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农业的发展。

观察我们经济发展的历程，呈也能得出这样一个现象：

农业发展顺利，增长速度快，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就快；

反之，农业生产出现倒退，就会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损害.

二、四种资本的游动性特点

这里讲的游动性，并不是指资本的流动性，那是另外一个概念。这里指的游动性，是说某一种行业是否会把劳动力固定在某地。

首先，农业和零售业资本的游动性最差，基本不会离开所投资的土地和商铺。所以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很少能够到远方去见世面。

批发业的资本流动性最大，却似乎不固定或停留在什么地方，而且也没有必要固定或停留。因为要贱买贵卖，他们往往周游各地。这也是为什么商人通常见多识广的原因。

制造业的资本，当然要停留在制造场所。但在什么地方制造，好像就没有必要。有时，制造的场所，不仅离材料出产地很远，而且离销售地也很远。意大利西西里最时髦的服装用的是中国产的丝绸；西班牙的羊毛拿到英国织成毛衣，又回到西班牙销售。

三、国家资本的选择

你看哈，作为一个个人，是没有足够的资本投资到所有领域的。那像个人一样，一个国家往往也没有足够资本，既把全部土地种起来，又把所有原料加工起来，还把所有商品运到远方卖掉。就是说不可能把所有资本平均的、足量的投入到四种行业里面。对于国家而言，我们可以把批发和零售行业用出口来替换，因为出口就是把我的商品卖给你，只不过这里的我和你都是以一个国家的视野来看的。

刚才我们说农业对于一国来说最重要，所以，国家资本首推投在农业，其次是制造业，最后是出口。举个栗子，当年的的美国还是英属美洲殖民地，几乎把所有的资本都投在农业上，很迅速地日趋于富强。那里，除了一些简单的家庭制造业和粗糙制造业，就没有像样的制造业。至于出口贸易，则大部分由住在英国的商人投资经营。甚至有些省份，特别是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经营零售生意的店铺和栈房多为居住在母国的商人所有。

世纪争论

我们知道资本投入，能够带来“可预期”的利润收益，所以它是一种“自利”选择。从广义上来说，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这同样是“自利”行为，所以资本投入本身的动机，并不应该受到指责。

但是，这个动机的结果是好是坏？却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资本投入“推动”了社会生活的繁荣向上，所以它的结果是“好”的。你看那些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比较发达，社会生活比较富足。

另一种观点认为，资本投入的结果，必然产生贫困。就是说，它所带来的繁荣，是以一部分人的贫困生活为代价的。并且，如果想要不间断地持续地维持这种繁荣，必须把越来越多的人们推入到极度贫困之中。因此，它最终将导致最坏的结果。至少前半部分的论断，“资本的繁荣，是以一部分人的贫困生活为代价”，美丽国的贫富差距就是最好的证明。

《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斯密本人在1790年去世。至少在这时候，资本主义才刚刚起步，处于发展阶段。就是说，斯密能够做的，仅仅是从他的理论基础来“推导”结果，他不可能以“现实状况”加以验证。

斯密的理论基础是，“财富即是产品”，或者说“财富即是劳动”。能够促进生产的资本投入，必然带来的是产品的增长，所以它当然是“财富”的增长。

三种事业（农业，制造业，出口贸易），都会吸引大量的资本投入，因为这种投入能够带来“可预期”的利润收益。就是说，它必定带来的是投资人的财富增长。

对某一个投资人来说，他关心的是自己的财富能不能增长更多。由于竞争的出现，他还要关心自己投入的资金能不能安全收回。

而对一个国家来说，某个人是亏是赚，并不需要特别在意。就“王国”（比如英国）来说，它在意的只是“国库”是不是有钱。国家的强盛来自“国力”的提升，而“国力”就是物资和人力资源丰富充盈。

许多个人的大量的资本投入，就算一部分人破产了，但整体结果依然是“物质财富”的必然增长。就是说，国家能够从这种大量的不断增多的资本投入中，获取自身国力的增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针见血的指出了资本都是带血的这样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