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思维，看 罗兰巴特『恋人絮语』
我在这里说的恋人状态，并不是狭义上，人作为情欲对象的主体。它涵盖了人在社会中秩序感和安全感的缺失不全 — 张勇进
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的痴言絮语、少年维特的信件、霍顿迷途困兽般的反抗。我们看见作者利用文学的虚妄，将这些人原始的情欲定位于一种恋人状态，这些此语言行为、青涩的怪诞、昙花一现的生命都成了文学。它们夭亡、苦楚、迷惘、仿若迷途的羔羊一般任人宰割。
现在我们就来提出一个可能，当恋人状态与个人社会化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时，是否存在一种方式将人从恋人状态解救出来。就像人从自然的桎梏上解放出来一样，他们既能回归于理性，又能保证住忧郁的情感，两者相互依存，但互不侵扰。
文学将恋人状态与社会化的关系，搁置于现实生活之上，它在人类情感和社会化的命运普遍性创造折中。
但现实却是充满着动荡和血腥。人被母亲的乳房甩开时，坠落于无序状态，自然并没有很好的赋予他们接纳自己无序状态的方式。情偶成了坠落中人唯一的救命稻草，为此他们从进入自然（社会）中始，便产生寻找某人为特定情偶的动机。但这一动机只能在随后的自然摧残中随着自然摧残的阈值增高而日益旺盛。
留给恋人们的路径，除了与日俱增的孤独感，还有寻觅不得的失落感。他中的很多人要么怀抱着恋人状态早早牺牲在社会化的路上，要么磕破掉内心参差不齐的欲望层级。成为一个麻木的行尸走肉，将社会化全面在自己身上落实。
注意，我在这里说的恋人状态，并不是狭义上，人作为情欲对象的主体。它涵盖了人在社会中秩序感和安全感的缺失不全，为此这里的恋人状态，是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沮丧，一种将自己隔绝于世界之外的私密情感。他们很难舒心平稳地度过生活，整个世界都在谋害他们，售票员让人的等待、汽车发出的狂躁鸣笛、饭店人群的喧闹、都是捅向他们的匕首。
萨特在恶心中说道：“世界没有我照样很充实，它存在于一块玻璃后面：世界就在一个玻璃缸里，虽说近在咫尺，可是看得见却摸不着，它跟我隔离，是用另外一种材料构成，我身不由己、不停坠落，没有晕眩，没有云雾，我却清晰明确自己在坠落，仿佛是吸毒一样。”
显然这和恋人维特不能独自忍受生活一样，其他恋人也不能独自忍受生活。在维特不停地写信索爱时，他们也在自然（社会）中找到一个安宁之所。这种寻找从社会个人心理层面更像是一种自救，如果我们把它简单地定义为爱的本能未免显得过于轻率了。
在这里，爱的本能是一种结果，但并不是唯一的结果，它还能导向一个人不停的产生自毁的行为。也就是说除了爱欲，去平衡这种狂乱，人还能通过其他途径暂停内心的迷狂。
性虐待者、赌徒、酒鬼、谋杀犯，这类人往往是都是迷狂后的僭越者，他们用激进的方式停止迷狂，比起恋人们梦寐构建纯洁神圣的庙堂他们更加擅长毁灭。沉沦是他们的选择，自救这项艰难苦楚的行为是僭越者惧怕而同时嘲讽的行为。他们既惧怕苦苦追寻后不得其所的失落感，又拒斥将爱人当做使命信仰的崇高行为。他们当中人大多刻薄自私，他们既不奢求爱，同时又不愿意交出爱。唯有在毁灭中发泄内心的迷狂来营造活下去的可能，这就是除了恋人以外的另外一种迷途羔羊——僭越者。
所以，用爱的本能来定义恋人状态是一种轻率的行为，在这里我慎重的把它定义为自救。真诚善良的人成为了恋人，却又不可幸免的失落于情感投射的失败。
就像人类社会的许多冲突一样，恋人们也在情感对象的冲突中不幸遇难。精神早夭和肉体早夭间往往找不到折中。但无论是那种方式践行在某个恋人中，都不可避免的指向，他们成为受害者的身份。
既然，我们看穿了这一荒诞的现实，那么解救恋人成了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这样一条漫长且毫无方向的道路，该用什么丈量。就让我在这里提出一些假设来引出我的答案。
我们必须建立足够的社群文化来使人类社会走向光明。而不是随着文明的衰落持续沉沦。
引出这个答案之前，我先说一下恋人的状态的缓冲地带，假设人在被甩出母亲乳房的同时，存在着另外一处温暖的庇护所来依存。那么是否会阻止使恋人成了器皿之外的结果。
假设维特在一个足够健全的社群中，这是一个不以牺牲个人精神为前提，他在这个社群中缓缓长大，顺利的滑到自然（社会）中。而这个社会不是巴尔扎克的巴黎，更不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它存在于卢梭式的社会契约中。除了组成部分更大，并没有其他吞噬个人的行为，它和小社群一样的健全和完整。
那么就不存在恋人需要通过独立的情感投射来巩固自己的个人的行为，因为这时的恋人不需要通过将情感主体依托旁人来寻求庇护。他就是他自己的情感主体，在神圣和崇高中缓步前行。想想，这样一个没有眼红的妒忌、强者的霸凌的社群，还会有一个自然人成为维特再递出一份又一份的求救信吗？
显然这个问题谁都不能持以肯定回复，因为谁都不能否认自己所在的自然存在部分不健全与病态的成分，但之所以人人忍受大多都是一个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暂时性妥协罢了。
现在，当语言脉络进行到这里，解救恋人不仅成了一个将迷乱中的个体唤醒的事情。它是关乎人类个体如何健康发展的问题，是一个人类社会起始处就发问的问题。即：全人类是否存在幸福的可能。
现在，当我说我们要提倡康德所说的人人启蒙。究根结底是在纸上空谈，并未给出一个纲领性的意见。因为与其说良好的社群，毋宁说是良好的社会，而什么是良好的社会，这个问题在人类内部似乎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
所以我暂停我无休止的畅想，留下一个晦暗但并不全无希望的答案在这里。解救恋人，是无法做到的。没有一个恋人能被解救，就像没有一个人能被启蒙一样。
显然人类的自我意识都不能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现代社会人的同质化仅仅框定在一个表征的体现上，对于理智和公序的界定，随着环境演变能出无数种结果。
倘若将解救恋人这项伟大的举动，寄希望于自然的变化而逐步跟进，会让这一举动丧失崇高性，丢失掉原有的意义。环境的变化是由所有社会分子共同推进，在意识形态层面更需要一种自上而下的秩序来修正。理想主义的色彩在这里显现端倪，因为我们都明确的深谙一个道理，人类即不能凭借个人改变世界，更无法凭借个人改造社会。它需要通过漫长的统一才能达到实现。
发达工业社会之所以可以取得成就，在于它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贡献于每一个人，但在贡献的同时每个人又成了发达工业社会中的牺牲品。所以少年维特只能在保留意识的时候走向肉体毁灭。
这一看似复杂的哲学思考，并不因为人人不可理解，只要细想个人在社会中选择放弃过什么，又或者拼命抗拒过什么，答案自然明确。
社会化的过程和恋人状态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无法修正的。贾宝玉不能在保持恋人状态的同时参加科举考试，而维特更不能在递出一份份信的时候成为一名华尔街精英。他们忧郁的气质阻碍了他们在自然（社会）中发展的可能。
谁要忧郁天真，谁就要面临饿死的风险。因为一切社会化都需要泯灭天真的代价，“巴黎，现在就让我们拼一下”拉斯迪涅如此说道，而在这个青年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巴尔扎克已经让他彻底绝望。“大家都在杀人，在世界上，现在杀人，过去也杀人，血像瀑布一样地流，像香槟一样地流，为了这，有人在神殿里被戴上桂冠，以后又被称作人类的恩主”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拉斯柯尔尼科这样凶煞的发问。
而今天，这些青年的思绪已经从特殊走向普遍。他们不仅是巴黎街头、俄国贫民窟中狂乱的指责、特殊个体的内心冲突。它已经早早走进了发达工业社会中的绝大多数青年人心中。这样一只巨大手，盖住了所有的光，让恋人状态成了一股飓风，刮到每一个善良、天真善于思辨的青年心里。
狂乱，这个我在文中提到数次的词，让我们再次审视的评价一下。一群人把无法和自己正常协作的人定义为狂乱，人群占比更大的人成了审判者。而人数少的那部分人成了被审判者。
两者之中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已经走完那段青春忧郁的阶段，或者准确来说前者的仗已经大过了，而他们具体的输赢则在他们是否审判恋人状态中彰显。
与其说是自然（社会）在系统的谋杀维特们，毋宁说，是一群被自然驯化的维特们同自然合谋用一种极权的残忍来更进一步的迫害年轻的维特们。
在自然更迭中出现一个永恒轮回的意识，即主流迫害个体。个人的精神被自然以压倒性的力量所战胜。当永恒轮回出现时，也就我们说的迷狂的开始。
问题就在这里，既然是永恒轮回，那么就意味着，既存在永远的规训又存在永远的维特。两者之间的较量，无休无止更无法调和。现在让我们回到问题中—— 解救恋人。
解救何物，狂乱的人，器皿之外的人，一个彻头彻尾的局外人，一头凶猛沮丧的荒原狼。
如何解救？
我们已经承认了无休止的轮回，等于我们承认了在乌托邦尚未确立之前。是无法做到拒绝恋人状态统治心灵的迷狂，更不能阻止谁走向恋人状态。这样一个恒定的人类难题就摆在我们面前。就像一面所有人无法推到的墙、潜伏在人类社会中随时异变的怪物，既不能立即找出来将它推倒、杀死，又不能将它隔绝起来。
前不能毁灭，后不能消失。既不能瞻前顾后又不能左右逢源。如同一个囚徒被困在无形之物之中，要么疯癫要么死亡。
所以，解救恋人最后只能回归到个人，即，对于目下生存着的每一个恋人来说，接受自己的恋人状态，就已经足够了。
因为接受就意味着承认自己与旁人不同的狂乱。在情欲和痴妄的共同作用下，恋人是在不由自主的寻找庇护所。就像一个掉在河里本能用手扑腾的人一样。
情偶的确立是在自我救赎的渴望上确立的，告别蒙昧的恋人，会明白在这种迷狂并非情欲的驱使，不过是应急行为下寻找的应激措施。要想要救赎恋人就该摆脱蒙昧制造的虚假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