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地区元代遗址的几个问题
西安地区元代遗址的几个问题
《考古与文物》 1999年03期 辛玉璞（西安市党校）
一 安西王府的选址与越制
安西王府的地址为什么不选在安西城内而选在城东北与沪河之间？一般看法是：第一代安西王忙哥剌是元世祖忽必烈正后所生第三子（长兄早亡），权位仅次于二兄金真太子，故王府规模宏大，城内难于容纳。果真如此吗？将之与明第一代秦王、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子、权位仅次于长兄朱标太子的朱標的秦王府选址加以比较，就会看出其原委。
实测安西王府遗址周长为2.28公里①，实测原安西城（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皇庆元年，即1312年改名奉元城）东北隅的明秦王府“砖城"（内城，即今新城）周长为2.16公里，二者不相上下。修“砖城"时，将原东城墙向东移到高处，将原北城墙向北移到唐长安城第二道坡（即今龙首原南坡）上，形成今日西安城区的规模，使面积比原先增加了四分之一。城墙居高处，有利于军事防守；面积增加后，在“砖城"外又加筑"箫墙"（外城），其周长为“九里三分''②，约合4.65公里，这一规模比安西王府的规模要大得多。如果忙哥剌有意将安西王府建在城内的话，为何不可以扩大城区，反被东城墙与北城墙束住手脚而改建王府于城外？可见，选址在城东北与沪河之间绝非城中难于容纳而另有原因。它极可能是：
第一，留恋蒙古旧俗，选择优美环境。蒙古人起源草原，以“逐水草迁徙"为俗，以蓝天旷野为美。忙哥剌，特别是他的蒙古军队初入中原，自然留恋旧俗。王府建在大城之内，城城相套，门深似海，远不如建在沪河之滨。这儿本为唐代皇家禁苑，东距沪河约2公里，北与名为“草滩"的渭河河滨相连，一望无际。王府“周围有川湖泉水不少”，与草原相似，而且沪河水质上乘，府西北有曾供唐高宗李治饮用的御井（在今大明宫乡井上村），府东南隔沪河有供武则天饮用的神峪寺沟内的甘泉（在今瀟桥区纺织城办事处东），自然环境十分优美，足供安西王及蒙古人酒地花天，“游猎为乐”气
第二，集中蒙古势力，防范汉人。元代奉行民族压迫与歧视政策。蒙汉界线分明，等级森严，民族感情淡薄。蒙古族居少数，从根本上讲，是釆取以“点"治"面"的统治方法。若王府建在城内，必与汉人混杂，关系不睦，且对保守军政机密与决定对付汉人之大事造成诸多不便。王府建在城外，从王相将军到守卫士卒，清一色的蒙古人，王府就是一个“蒙古城"、“蒙古国”，是集中大西北蒙古力量、凝聚蒙古人心之核心所在，对防范汉人，对王府自身的安全都是十分有利的。
第三，有利于军事防守。王府距原安西城约4公里，铁骑一发即到；王府城墙高大，“上面筑有墙垛''④，是一座坚固的城池。与安西城东西为椅角之势，从军事防守上讲，比王府建在城内，只有一个城池更为有利。
王府越制缘于诸王生活腐败与争夺皇权。其表现为：
第一，名称。
蒙元大汗、皇帝的“宫帐"、“宫廷"、“行宫"称“翰耳垛”，如成吉思汗就有四大翰耳垛。六盘山开城行宫（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城南20公里的开城梁）为其中之一。《甘肃新通志•舆地志》就是这样称呼的。翰耳垛虽有“宫殿”、“城廓”的意思，但绝非凡宫殿、城廓都可称为翰耳垛的。特别是忽必烈遵用汉法，建立元朝，明皇宫与王府之别后，翰耳垛的等级含义就更加明确与森严了。至元九年（1272年），忙哥剌被为安西王，出镇长安。至元十年（1273年），“诏安西王益封秦王……其王府在长安者为安西，在六盘者为开城，皆听为宫邸。"⑥于是，安西王府与开城王府相继落成，均取名“翰耳垛”。开城原有成吉思汗“行宫"，沿袭旧名，称“翰耳垛”还情有可原，但安西王府为新建王府，与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行宫”毫无关系，且皇帝诏书明称王府为“宫邸"，安西王府还要取名“翰耳垛”，这分明是越制了。
第二，宫殿。
安西王府宫殿早毁，形制华丽如何？没有考古实物作证。《马可波罗行记》说：“宫甚壮丽……其壮丽之甚，布置之佳，罕有与比”气马可波罗在元朝京城居住，对皇宫的“壮丽"当有所了解。他出京游历，其他蒙古王府的“壮丽"也在考察之列。《游记》是他归国后写成的，他一定将安西王府宫殿与皇宫及其他王府宫殿作过对比才发出如上赞叹的。“罕有与比"可以证明其“壮丽"已居诸王宫殿之首，接近皇宫。至元十二年（1275年），马可波罗看到安西王府，时值忙哥刺在位，他的腐败和不臣之心还不厉害。第二代安西王翰难答袭位后，扩充军队，屯积粮草，成为安西王实力最雄厚的时期，其腐败和不臣之心已达极点，终于在元成宗铁穆耳大德十一年（1307年）与元武宗海山争夺皇位失败被诛。翰难答在位时处处与元成宗为难，要饷要粮，皇帝不得不大量赐予。如元贞元年（1295年）一月，一次就赐“钞二十万锭"气元贞二年（1296年），他又让安西王相铁赤、脱铁木耳上书皇帝要求设置安西王相府，成宗无奈何地说：“去岁阿（翰）难答当面陈，朕以世祖定制谕之。今复奏请，岂欲以四川、京兆悉为彼有耶？赋税、军站皆朝廷所司，今姑从汝请，置王相府，惟行王傅事。”®可见，翰难答已经控制了大西北与四川的一部分，把封地变成了与元朝廷对抗、争衡的独立王国。其宫殿之“壮丽"程度自然大大超过马可波罗看到的景况。说安西王宫殿“壮丽视皇居”®,毫不过份。
第三，城角。
安西王府遗址四角均呈半圆形®,证明城墙四角也是半圆形。这在元代属于罕见。单以形状论，无可厚非；但以如此设计的主观动机和军事攻守的实际效用论，安西王暗藏不轨之心亦可窥见。这点下文详细论述。
二 半圆形城角
今西安城东南、东北、西北三个城角都是方形，为什么只有西南角是半圆形呢？这得看看从奉元（安西）城到西安城的演变。
安西城保持金代长安城的规模，对于城墙四角的地上部分进行改造，即仿照安西王府半圆形城角，将城的四个角也改为半圆形。明初扩建西安城时，西南半圆形城角未动，向东、向北延伸城墙。这样，半圆形的东南角、东北角和西北角被拆除，按照汉族传统的建筑形式，恢复了方形城角。
有人问：元代末年，曾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的李好文绘制的“奉元城图"⑪的四个城角为什么都是方形？他亲眼看到奉元城角的形状，能否说半圆形城角是后来改筑的？其实，与一切历史地理著作的插图一样，这幅图是画大不画小，画粗不画细的示意图，也就是说，只画岀奉元城墙和城内官署及主要建筑物的轮廓和位置，而不是必须标明细节的建筑施工图。
为什么要改为半圆形？现今最流行的说法是：半圆形象征蒙古人祖祖辈辈居住的圆形蒙古包。这种推测虽有一定道理，但疑点不少。第一，元朝是蒙古人做皇帝的王朝，如果要在建筑风格上体现蒙古族的统治地位的话，那么大都城墙的四个角也应是半圆形，它比安西（奉元）城更具代表性。但是，本世纪50年代还存在的元大都城墙残垣的两个城角都是方形。第二，北方游牧民族契丹、女真、蒙古原都是住帐蓬的，或者说都是住“蒙古包''的。如果在城角的形状上要体现其民族风格的话，那么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历经辽、金、元三朝的、在考古学上最有代表性的古“丰州城”的四个城角为什么都是方形？第三，山西省长城外有一座明代修筑的古城，为什么也是半圆形城角？可见，此说不妥。笔者认为：单从形状上讲，半圆形城角确是一种建筑风格，但安西王为什么要把城角修成半圆却是从军事角度考虑的。笔者曾上西安城西南角考察，发现半圆城角与方形城角相比，其优点有二：第一，守城者在半圆圈内（垛口内）奔跑方便，大型武器移动方便，不拐弯。第二，半圆形城角向外突出，面积大，容纳人数多，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墩台，与紧靠城角的北墩台、东墩台配合，守城者可满弓下射西面与南面城根的任何部位，对敌人杀伤力强。而且半圆形弧度均匀，箭射较远处的城河时，可照顾到各个方位，对敌人杀伤力大，于守护城池极为有利。这与现代军事学上的“环形防御”是同一原理。安西城是控制大西北、西南的军事重镇，安西王要对付汉族的反抗；安西王有夺位不臣之心，搞独立王国，又要防范元朝廷的讨伐。所以，改建长安城时，对城池的防卫功能定有别具心裁之处。已往的攻城攻击点大都在城门或城门附近，所以凡城池都有坚固高大的城门楼，而对远离城门楼的城角的防卫设施不大注意。兵法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聪明的军事家和军事指挥者往往避实击虚，从城角进行突破。改筑半圆形城角极可能是为了防范敌人从城角的突袭。
三 滹沱村寨
元朝建立后，大批蒙古人内迁“天府之国"的关中，特别是西北重镇的西安地区成为最理想的迁徙地。这些蒙古人被安置在广大农村，住进定居的蒙古村寨，与汉人杂居。蒙古村寨的名称因地而异。在坡原上的称“挞子X”，如今富平县底店乡的“达家坡",原名即“靶子坡"；在水边的称“潭沱”®。西安地区渭河以南、秦岭以北，当年河流纵横（“八水绕长安"中的六水就在这里）、草泽遍布，滹沱村寨最集中，留存至今的还有13个。
元朝政府建立渾沱村寨，一方面是为了安置蒙古移民，使他们脱离苦寒贫瘠的草原沙漠生活；另一方面还有增强蒙古族对汉族统治力量的目的。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协助军政当局防范镇压汉人。农村以十户为一甲。甲长基本上由蒙古人担任。渾沱村民依仗利兵壮马，与甲长们一起共同防范汉人。如有军事行动，即协助驻军对汉人进行镇压。第二，拱卫王府和省（路）城。这从王府和省（路）城周围潭沱村寨的地形与村寨的布局就看得很清楚。第三，协助当局控制交通要道。元在主要交通线上设置“站赤"（驿传）。大站由“驿令”、小站由“提领"掌管，上归朝廷通政院和中书兵部双重领导。在有些地方（特别是关口）还驻守军队。有几个滹沱村寨扼控交通要道，军事性质十分明显，有的就是军寨。现分述于下：
1.滹沱寨。位于安西王府北约3公里处，今属西安市未央区谭家乡。南依龙首原根，北望渭河，东临沪河，汉唐漕渠从村西北经过，今西安市东北郊雨水仍在村外汇积。元代水多草盛之貌足可想见。村子很大，相传蒙古人曾在此结寨，可与《马可波罗行记》的记载相印证。主要任务是保卫安西王府，也是拱卫省（路）城的军寨。
2.马滹沱。位于西安城西北的龙首原上，西距汉长安城东城河不远，四周开阔。今属西安市未央区未央宫乡。因马姓人家住此而冠以“马”字。龙首原自汉唐以来，均为城北制高点，唐代羽林军大本营就设在这里。马津沱是拱卫省（路）城的据点之一。
3.雷家滹沱（今名雷寨）。位于汉长安城宣平门内西南侧，离东城河不远。汉城废后，这里曾为唐代禁苑。元代池沼不少草木茂盛。因雷姓人家最早迁入而冠以“雷家”。今属西安市未央区汉城乡。与马源沱一起从西北方向拱卫省（路）城。
4.沙滹沱。位于城南唐代清明渠渠道旁，村外是古濡河河床，细沙丰厚，所以冠以,'沙"字。今属西安市雁塔区长延堡乡。子午古道穿村而过进入省（路）城，为城南重要防区。
5.金滹沱。位于城东南曲江池西南1公里的小盆地内，土肥地美，草壮粮丰，象金盆一样，特冠以“金”字。地处城南第一道防线少陵原北缘，以此为据点便于控制少陵原。
6.滹沱道。位于城东门户、第一高地白鹿原北坡的沟道中，离四季流水的神峪寺沟顶不远。沟道中有道路上通白鹿原，下通瀟桥与省（路）城，是个小关隘，所以后加“道"字。今属西安市瀟桥区狄寨乡。元代这里草深树密，适于放牧，是控制白鹿原的据点之一。后以五行说的“金生水”而改名金渾沱。
以上为安西王府与省（路）城附近，即今西安市郊区的潭沱。
7.军滹沱。位于剪子河（即子午峪河）入渦河的夹角处。关中通陕南、四川最著名的古道子午道从村北福河南岸经过。冠以“军”字，证明确是保护子午古道的军寨。今属长安县黄良乡。村子建在高处，突起称“崛”。四周有城墙，城上用土坯、砖石筑起的掩蔽设施称“垛"。为使其形象化，后来便写作“堀垛”，即墙高垛坚的村子。“堀垛"又与“津沱"近音，所以，人们仍读作“窟沱村”。
8.滹沱。位于瀰河支流兰桥河南、桐峪河东的夹角地带，距蓝田县城不远，今属大寨乡。为草滩与淤积平原，水足草茂，宜于畜牧。关中通商洛和东南各省的交通要道古蓝关道通过村边，护路作用很明显。
9.滹沱寨。位于骆峪口外约1公里处的秦岭脚下，今属周至县骆峪乡。村东为骆峪河（今沙河）。村子在高梁上。关中通陕南、四川的又一条古道骆峪道从村边经过。另有山根的“西寨"与东北不远的“东寨"，三寨成鼎足之势，地处峪口，以“寨”相称，表明与军事有关，或者是当年骆峪关隘的一部分。
10.滹沱寨。位于汉灵秋渠（今清水河）南、马黄渠西、眉坞岭⑬北0.5公里处，今属周至县青化乡。今上下海沱寨，是一大村。村西南依翠柏茂密的青化坡，村西一马平川，直通眉县横渠镇，村东坡上坦荡开阔，与古哑柏镇相连。民国时，村中古庙楼上高书“滹沱寨”楼额，世传为元代军寨。以此为据点可驰骋东西，控制安西（奉元）城通西府的（渭）河南官道眉坞岭。
11.滹沱。位于玉山（秦岭蓝田段之称）下瀬河支流流峪河峪口与桐峪河之间。河滩、山坡宜于放牧。今属蓝田县玉山镇。
12.滹沱。位于洋河西岸的草沼沙土地带。河渠纵横，大野茫茫。今属户县秦渡镇。
13.滹沱。位于古涝河河道旁，浮陂之水从村南流入河道。今属户县光明乡，距县城北关不远。本世纪50年代末，村民为书写方便，结合方言读音将之改为没有什么含义的“扶托”。
以上为今西安市县区的滹沱。
少数滹沱村寨处在众多的汉族村庄的包围之中，滹沱村寨豪右之家役使大量汉族奴仆，蒙汉八九十年的接触.促进了蒙人的汉化和封建化，使他们了解和获得了从事农耕的知识，同时，蒙古文化、骑射本领、畜牧技能也丰富了汉族的文明。
明洪武二年（1369年）三月，大将徐达带兵入陕，奉元城元军守将遁逃，蒙古人从滹沱村寨中消声匿迹，汉人继而迁入。
四 滹沱寺
元世祖忽必烈将佛教的一支喇嘛教奉为国教，尊西藏高僧八思巴（亦作“发思巴”、“拔思发"）为“国师，授以王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3朝廷设宣政院，路（省）府州县有僧官或和尚头目专门管理僧众。元又以职业分臣民为十级孔僧人名列第三，在百姓中地位最高。所以佛教，特别是喇嘛教最为兴旺，争当僧尼的人很多。西安地区喇嘛寺（庙）当不在少，今长安县祥峪乡独有以"津沱"命名的寺院遗址，当年就是有名的喇嘛寺。
滹沱寺位于洋河支流高冠河与祥峪河的环抱中。南与佛教名山东圭峰山衔接，西隔高冠河与佛教胜地草堂寺相望。二水在寺北交汇。寺内被当地村民称“培塔”的地方，高出四周2—3米，是最后保存下来的大殿殿基。“培塔”与东圭峰山脚下有几个石塔，是潭沱寺喇嘛、和尚的灵塔。塔座为八角形，高约2米，今还有一塔座遗留在乱瓦堆中。这些喇嘛、和尚塔为终南山麻石雕凿，大小形状与今保存完好的洋峪口丰德寺（律宗尼寺）明代比丘尼塔相似，初步判断为元、明时期的遗物。
滹沱寺何时断了香火？史无记载。但从古树与喇嘛、和尚塔今人眼见，塔基、瓦砾现存可知，寺毁时间不长。从1951年本地土地改革时这里只有冯、刘二姓“七家半人"、“培塔”东边现有清末修建的一间龙王庙看，村民是清末民初迁来的；结合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陕甘回民起义（西安俗称“跑回回”），“回回"在西安周围大烧佛教寺院的历史分析，极可能滹沱寺在这时被烧。
今日滹沱寺己成为50余户农民居住的自然村，但风景幽雅不减当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