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干科学家黄大年——用生命在全力地奔波
“我的父母属于那一代历经了诸多磨难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对国家还是儿女,以吃苦耐劳、兢兢业业、只讲奉献不图回报的优秀品质著称于世;以为国家培养和献出自己的优秀儿女为荣。”1958年8月28日,黄大年出生在广西南宁市地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均系地质学教师。母亲想方设法从图书馆找来各种书籍资料,父亲把他抱在膝上,一本一本讲给他听。耳濡目染下,黄大年终生都对地质领域饱含热情,成为了他往后为科研奔波一生的不竭动力。

青年时期,大年辗转求学,1975年,通过招考进入广西第六地质队成为了一名航空物探操作员,自此爱上地球物理领域。操作员的工作十分危险,一次故障带走了大年的某位同事,也给大年的额头留下伤疤,但这次事故却没有浇灭他任何一点对地质领域的好奇与热爱。1977年,在改开时期高考恢复的第一年,大年便顺利考入长春地质学院(后并入吉林大学)应用地球物理系,这是全家人梦寐以求的、新中国第一所地质专科学校。大年非常努力,大学期间,他立志“做一名优秀的地球物理学家,把地球变成透明的!”随后完成了本硕连读并于1991年留任副教授。据同学张贵宾,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回忆,黄大年对学习的态度认真刻苦,《吉米多维奇数学分析习题集》是人手一本的课外题集,许多同学都只做了一部分,但大年自己全部“啃”了下来。“他遇到难题就钻进去,搞不清楚就问到底。”
1992年,学校决定将黄大年这位人才送去英国深造。黄大年获得了“中英友好奖学金项目”的全额资助。朋友林君回忆起当年的场景,黄大年作为30位交流生中唯一的地质学研究者,对朋友们挥着手,坚定地诉说自己的理想:“我一定会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带回来,研制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地球物探仪器!”
1996年,其以第一的成绩获得英国利兹大学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在热烈的

掌声中,黄大年刷新了中国人的地质科研历史,次年于英国剑桥ARKeX航空地球物理公司开始了长达12年的研究与生活,期间得到了公司优渥的待遇并娶妻成家。但与科研热情保持惊人一致的,是黄大年对祖国大地的热爱。
2009年,即12年后,我国启动了为全力推进科研进步的“千人计划”。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高平把消息带给了黄大年,黄大年知道,出国深造十余年的梦想已经到来,他要回去报效祖国了。这是使命。
高平在客厅里对大年说:“国内比不了国外的条件,会遇到你本来没必要受的苦。”
“你知道的,物质条件对我一点儿意义都没有。”黄大年的态度非常坚决。“早就该回去为国家做点儿事情了。”
其实黄大年在英国并非毫无挂念,相反地,十几年来的家庭与工作生活让他名利双收的同时,也收获了众多宝贵的情谊。他即将回国的消息传开后,科技公司的负责人约他谈话。“你对现状有什么不满意吗?”“放弃研发部主任这个职位会很可惜,而且您的离开必须要签署保密协议,不允许使用在公司中的研究成果”。
黄大年只有一个回答:“我想回我的祖国去工作和生活。”随后,保证自己会递交辞职报告、签署保密协议。这也为后续他带领团队攻关自研技术埋下了伏笔。黄大年的麾下是一支300人的科学精英团队,他们的技术可以精确探测海洋、陆地复杂环境下的地球深处,勘探油气与矿产资源,同时也可以应用于潜艇攻防与侦查技术,未来前途无量。
他带领下的同事们一众堵在走廊,劝说他:“我们在这里会有更多成果!”其中一位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提名的科学家走来,沉默地与他握手,紧接着,所有的同事都以同样的方式与大年郑重告别。
2009年12月24日,黄大年回到长春,回到了母校吉林大学,签约成为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并开始了他从零起步、为国自研的生涯。
彼时,中国正面临着因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的长远难题,地下矿资源的勘探刻不容缓,但我国在探测水平落后欧美国家近30年,深探装备领域长期依赖进口。因此,在涵盖8个项目49个课题、集中118家机构、16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规模最大的项目——地球深部探测专项(SinoProbe)中被追加了第九个项目——“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黄大年依靠吉林大学与“千人计划”的资源,毅然担任该项目的负责人,并着手组织起一张设备、人才、管理、资源等多面一体的科研网,并提出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超越巨人”的崭新研究思路,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弥补地质科研技术的空白与滞后。
2010年2月,“863”十二五主题项目找上了他——“航空重力梯度仪”,一项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就像在飞机上安装“千里眼”,可以透视出地表下几百米深度内一辆卡车大小的目标。它不受地形限制,可以将勘探技术的工作效率提升几百倍。早在90年代,这项技术就已经在英美等发达国家进行军事层面的铺开,国外许多成功探明的深海大型油田、盆地边缘大型油气田等实验项目中,这项技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我国由于技术、人才与管理体制的落后,在技术封锁下举步维艰,正处于“从零到一”的关键瓶颈期,急迫又无奈。
黄大年在英国曾参与过这项技术的军转民阶段研究,具备比其他人更广更深的技术视野。大年毅然接下了该项目的牵头工作。
他不仅想追回中国技术落后的30年,还要实现弯道超车,跻身地质技术强国的行列。2010年,大年为自己的“移动技术平台探测中心”项目招揽人才,这是世界科技强国竭力追求的核心技术。他拓展了原本在英国的地质科学研究方向,规划了“海陆空”三栖的探测平台研究——海上有无人船,水下有无人潜航器,空中有无人飞机。随后,他在吉林大学设立了新兴交叉学科学部,着手组建他的人才团队。
随后6年,黄大年开始了团队攻克各项技术的研究生涯。 “地壳一号”万米科学钻一举创下了地下6000米钻探的亚洲纪录;“重载荷智能化物探专用无人直升机研制”项目组织研发和集成智能化无人机搭载平台和相关减震稳定平台,攻关多项核心技术,航空重力梯度仪的数据获取的能力和精度,与国际的研发速度相比至少缩短了十年……
期间,黄大年对大大小小各项科研工作严格要求,一度传出了“不食人间烟火”、“不懂人情世故”的“名声”。开项目论证会时,无论何人在场,他的发言从不寒暄客气,只面对问题,一针见血;参加项目评审,他严格要求数据引用、指标参数,连PPT里有错别字都要一一纠正。
最严重的一次,黄大年发了火。按照计划,深探项目第九分项要召开月度项目课题组长视频答辩会。这是关键阶段的一场会议,9点50分,离开会还有10分钟,要求提前上交的材料还没收齐,多个视频会场的人也没到齐。心急如焚的大年气愤地大吼一句:“人浮于事!”一气之下把手机屏幕摔得粉碎。
“我们拿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怎么就能如此草草做事呢?”
后来,董树文评价道:“别看大年平时乐呵呵,急脾气上来很犟的,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再后来,黄大年将严格要求从口头落到了制度上,他提出“滚动中淘汰”的管理模式,项目下发的科研经费,若没有达到成果预期,就必须收回,这一决定形成了国内前所未有的科研倒逼机制。而大年自己则在众人面前做出了榜样。深探专项有数不清的会议,而大年在各个项目间来回奔波,行程满满。大多数会议都是临时通知,令项目成员们猝不及防,可黄大年十次里有九次会按时出现,董树文评价他,是出勤率最高的核心专家组成员。
高平回忆说,没见过黄大年精神疲惫的样子。
2016年,黄大年团队领导的巨大项目进入最后的专家答辩阶段。“这个项目,可是凝结了我们团队6年的心血。”
经大年两个半小时的轻松答辩,专家组验收结束后给出结论:项目成果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这是国内同类项目评审中的最高评价。由此,中国重型探测装备技术研发实现了弯道超车,完成了跨代飞跃!
随后,大年又开始从战略高度提出研发我国大深度、大面积、高效率的快速移动探测系统和综合地球物理资料处理解释系统,为项目争取到了3亿元的科研经费。完成了突破封锁,持平国际的科研重任后,所有的学生都知道,老师正要迎来他科研生涯的巅峰。
地球深部探测专项首席科学家董树文感慨他的科研热情。
助手于平根本说不出黄老师同时在参与多少个科研项目。
同事王献昌吐槽他是在拿生命做科研。
学生乔中坤评价他就像家中的长辈。
学生马国庆夸赞黄老师的讲课能力。
“拼命黄郎”、“大黄牛”是大家给他起的绰号,也是对他为中国地质科研奔波一生的敬重。
某天,秘书王郁涵与妹妹黄玲正在整理房间。妹妹拉开了抽屉,又关上,出门叫来王郁涵。“给你看样东西”。
三个抽屉又被拉开了,里头是满满的肝胆治疗药物,是黄大年半夜起来才会吃、而现在再也不用吃的遗物。惊讶的秘书也不由得想起某次黄老师晕倒后对她的叮嘱——
“不许跟别人说”。
其实所有人对黄大年的身体情况都早有预料。在吉林大学“留学人员助推吉林省无人机产业发展行动计划”的启动仪式上,黄大年因为连续熬夜而右眼角发炎,他自己竟然用牙签挑破肿块,结果引发了严重感染。原本应该推迟的活动,他坚持要求按原计划进行。眼角裹着厚厚的纱布,他的启动仪式圆满成功。
刘秋国是秘书从网约车平台上为大年找的专人司机。黄大年出差,总是订最晚的航班,半夜的活多了起来,让司机痛苦不堪。大年迟到晚到航班的情况屡见不鲜。2015年10月某天,刘师傅正要给秘书拨电话,要催催黄大年,就看到大年拎着皮箱匆匆赶来。一瞬间,大年的身子就像突然被抽走了魂一样要往前倒,司机赶忙把皮箱丢下,扶住了他。没几秒,大年又恢复过来。“没事了,走吧”司机还想劝他,他回复说:“这个会特别重要,你必须拉我去机场。”
最忙的时候,2016年4月,黄大年为了给学生做报告,在长春前往北京、南宁的出差旅程中又插空赶回了长春,当天再次启航;再回长春,又去了天津,中途又为了给学生做报告赶回长春,当天再赶赴河南……
同年6月某天,坐在外屋的秘书王郁涵听见507里传出“嘭”的一声。急忙推开门的她看见黄大年躺在地上,赶紧找出大年早早叮嘱她准备的速效救心丸。大年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不许跟别人说。”
同年11月,黄大年在北京飞往成都的航班上再次晕倒。急救车载着黄大年一路开进成都第七人民医院急诊大楼,大年手里还抱着他的笔记本电脑。一会儿,他醒了,又对旁边的同志说:“我可能不行了。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回到长春,黄大年被强制要求做体检。他一面叮嘱助手不要告诉其他人,一面又火急火燎地赶去北京出差,连报告都没出。
再后来,报告显示“疑似胆管肿瘤”。助手于平看着报告,又悲又怨,想起来黄老师总挂在嘴边的话:“我是活一天,就赚一天”。
黄老师早就猜到了。
黄大年入院第二天,他的手腕埋着针,胳膊颤颤巍巍,边打点滴边给排着队的学生们讲问题。“等你们学成,再汇聚起来,就是未来中国科技的生力军。”他多年来指导的研究生中,共有14人获得省部级奖励,8人获得国家奖学金,3人获得“李四光奖”。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因病逝世,享年58岁。
曾经的秘书王郁涵以为黄老师走后,大家也都散了。结果,所有人都决心要一起接过黄大年的科研事业,继续为中国地质领域深耕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随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向黄大年同志学习 ”的活动热潮,大年的事迹报告与人物传记来回宣讲,并永久载入了中国共产党员网页中,以供后人浏览学习。
(大部分内容来自文章《报告文学:大地之子黄大年》,中国共产党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