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指发生于1997年的一次世界性金融风波，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不久这场风暴波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中国等地，泰国、印尼、韩国等国的货币大幅贬值，同时造成亚洲大部分主要股市的大幅下跌。冲击亚洲各国外贸企业，造成亚洲许多大型企业的倒闭，工人失业，社会经济萧条，打破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亚洲一些经济大国的经济开始萧条，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乱。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是受此金融风暴波及最严重的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中国香港地区也被波及，中国大陆地区和中国台湾地区则几乎不受影响。爆发原因：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新、马、泰、日、韩等国都为外向型经济的国家，他们对世界市场的依附很大，亚洲经济的动摇难免会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况。以泰国为例，泰铢在国际市场上是否要买卖不由政府来主宰，而泰国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量，面对金融家的炒作时该国经济不堪一击。而经济决定政治，所以泰国政局也就动荡了。国内学者的分析：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1997年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997年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997年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211.47点，28日下跌1621.80点，跌破9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时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1997年11月中旬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008 : 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737.60 : 1。韩元危机也冲击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二）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制定的对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1998年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1998年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000 : 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第三阶段：趁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跌至6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一个月后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 : 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券交易。1998年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到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触发因素：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经济因素：1949年新中国成立预示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危机感陡然上升。它通过强大的经济后盾在亚太地区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韩国、日本、台湾直至东南亚都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庸，这给亚洲一些国家飞速发展带来经济支持。七十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

（三）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条件。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内在因素：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中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①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②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③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世界因素：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中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中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中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

（四）中国影响：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承受巨大的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由于中国实行比较谨慎的金融政策和前几年采取的一系列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在危机中未受到直接冲击，金融和经济继续保持稳定。为缓解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的积极政策：（1）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有关国家的援助，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安排的框架内并通过双边渠道，向泰国等国提供总额超过40亿美元的援助，向印尼等国提供进出口信贷和紧急无偿药品援助。（2）中国政府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从维护本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发，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承受巨大压力，付出很大代价，此举对亚洲乃至世界金融、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3）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同时中国政府采取努力扩大内需（教育、医疗和地产），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保持国内经济的健康和稳定增长，对缓解亚洲经济紧张形势、带动亚洲经济复苏发挥重要作用。（4）中国与有关各方协调配合，积极参与和推动地区和国际金融合作。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加强国际合作以制止危机蔓延、改革和完善国际金融体制、尊重有关国家和地区为克服金融危机的自主选择三项主张，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在1998年12月举行的第二次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和东盟”中国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中进一步强调：“东亚国家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与调整，当务之急是加强对短期流动资本的调控和监管，主张东亚国家就金融改革等宏观问题进行交流，建议开展副财长和央行副行长级对话，并根据需要适时成立专家小组，深入研究对短期流动资本进行调控的具体途径等。”中方的建议得到各方积极响应。香港金融保卫战：1997年香港回归伊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7月中旬至1998年8月国际金融炒家三度狙击港元，在汇市、股市和期指市场同时采取行动。他们利用金融期货手段，用3个月或6个月的港元期货合约买入港元，然后迅速抛空，致使港币利率急升，恒生指数暴跌，从中获取暴利。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猖狂进攻，香港特区政府决定予以反击。1998年8月香港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在股票和期货市场投入庞大资金，准备与之一决雌雄。28日是香港股市8月份恒生期货指数的结算日，特区政府与炒家爆发大决战。特区政府顶住国际金融炒家空前的抛售压力，毅然全数买进，独立支撑托盘，最终挽救股市，有力地捍卫港元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保障香港经济安全与稳定。

（五）香港金融保卫战是经济实力的较量，在保卫战爆发前夕香港不仅自身拥有82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且身后还有中央政府128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两者相加超过日本的2080亿美元，居当年世界第一位。截至1997年12月底香港的外汇储备为928亿美元，全球第三，仅次于日本和中国内地。世界影响：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后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1997年夏亚洲爆发罕见的金融危机，在素有“金融强盗”之称的美国金融投机商等一帮国际炒家的持续猛攻之下自泰国始，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汇市和股市一路狂泻、一蹶不振。香港庆祝回归的喜庆气氛尚未消散，亚洲金融风暴便已黑云压城。在请示中央政府后特区政府果断决策，入市干预，经过几轮“肉搏战”后国际炒家弹尽粮绝、落荒而逃，香港取得最终胜利，保住几十年的发展成果。而为了帮助亚洲国家摆脱金融危机，中国履行自己的诺言不对人民币实行贬值，并通过国际机构和双边援助来支持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充分展现负责任的大国风范。发生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反思。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许多新的课题，提出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则和组织形式的问题。学者们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思考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解脱本世纪初货币制度改革以后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各国形成的货币供应体制和企业之间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债务衍生机制带来的几个世纪性的经济难题，包括：企业债务重负，银行坏账丛生，金融和债务危机频繁；社会货币供应过多，银行业务过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政府税收困难，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相伴；通货膨胀缠绕着社会经济，泡沫经济时有发生，经济波动频繁，经济增长经常受阻；

（六）企业资金不足带来经营困难，提高破产和倒闭率；企业兼并活动频繁，降低企业的稳定性，增加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不平等的国际货币关系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重负，并造成许许多多国际经济问题，以上问题最深层的原因是货币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产生的新机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有的学者提出的思路是：建立一种权威性的企业交易结算的中介系统——国家企业交易中介结算系统，解脱企业之间的债务链，消除企业和银行坏账产生的基础，以避免债务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并减少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危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在这个创新过程中还会产生国家税收和财政支出方式的创新，减少财政赤字的发生。同时还会产生企业制度的创新，减少企业的破产倒闭和兼并现象，增强企业的稳定性。并且还将对国际结算方式进行创新，对国际货币的使用进行改革。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的治理，而是对纸币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的修正，是对货币供应和流通体制的创新，是金融体制的重大变革，并且这种变革带来经济运行机制的诸多方面的调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尽管在各国有其具体的内在因素，如经济持续过热、经济泡沫膨胀、引进外资的盲目性（短期外债过量）、银行体系的不健全、银企勾结和企业的大量负债等，危机也有其外在原因，如国际炒家的“恶劣”行径，但是人们还应进一步追根求源，找到危机生成的本质因素，即现代金融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刘诗白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固有的内容，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更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可见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危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存在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的货币信用机制，一旦金融活动失控，货币及资本借贷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以金融活动高度发达为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是高风险经济，包孕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又一重大特征，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超国界发展的最高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之间商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各国在经济上更加互相依存，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知识国际间的频繁流动，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表现得更加鲜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当代资源在世界新配置和经济落后国家与地区跃进式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国际信贷、投资大爆炸式地发展，其固有矛盾深化，金融危机必然会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环节爆发。

（七）综上所述，现代市场经济不仅存在着导源于商品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危机，而且存在着金融信贷行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过度与资本市场投机过度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这种市场运行机制的危机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使之激化，金融危机不只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正由于此，在当前中国的体制转型中人们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搞好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要花大力气健全金融体制，大力增强对内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指出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刘诗白则进一步指出深层次的原因，即现代货币信用机制导致危机的爆发，只要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货币信用机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只不过它只是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国家，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如此，但是可以通过健全金融体制来防范金融危机，刘诗白又给人们指出一条防范金融危机之路。为了加强金融市场的稳定，防止国际投机者攻击本国货币，亚洲各国互相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旨在金融市场动荡时从其他国家借入外汇维持本币币值的稳定。吸取教训：1997年7月开始发生于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韩国等东亚国家的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巨大破坏，这些国家的经济在1998呈现负增长，而在1997年之前增长率超过5%。这些国家曾消灭大量贫困，是“亚洲奇迹”的一部分，然而却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其原因何在？金融市场信息的弱化是导致这场危机的关键因素。亚洲危机：金融系统在经济中扮演关键的角色，这是因为当它正常运行时可以将拥有富余储蓄的人的资金导向需要资金进行生产性投资的人。金融系统圆满完成这项工作的主要障碍是信息不对称，即金融合约的其中一方与另一方得到的信息存在差异，这会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从不对称信息的角度理解金融危机，可以次金融危机定义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不对称信息问题严重恶化，使金融市场无法有效地将资金导向那些拥有最佳生产性投资机会的人，在此用不对称信息分析来解释东亚金融危机。这一分析强调危机是由一些基本因素决定的，特别是金融体系中的问题，这与Corsetti、Pesenti和Roubini（1998）、Goldstein（1998）和Krugman（1998）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八）然而这一分析并没有否定由Radelet和Sachs（1998）提出的非流动性和多元平衡也在其中起一定作用的观点，但是这里的分析重点研究东亚金融危机造成经济活动严重衰退的机制，这是超越其他论文的地方。对绝大多数危机尤其是东亚金融危机，促使不对称信息问题恶化并导致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是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特别是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与以前的金融危机一样，例如进行过类似分析的1982年智利金融危机和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金融自由化导致由资本流入支持的借款猛增是危机过程的开始。一旦放松利率封顶和借款类型的限制，借款急剧增加，正如Corsetti、Pesenti和Roubini（1998），Goldstein（1998），世界银行（1998）和Kamin（1999）提到的：亚洲危机国家信用扩张速度远远超过GDP增长速度。借款激增问题并不是借贷的扩张，而是扩张得太快，以致造成过大风险以及相应的未来的贷款损失。在东亚金融自由化后发生承担过度风险问题，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当面对金融自由化后新的贷款机会时金融机构的管理者缺乏有效的风险管理经验，而且随着信贷的迅速增加，金融机构无法迅速增加必须的管理力量（如受过良好训练的贷款员、风险估算系统等）来有效监控这些新的贷款；承担过度风险的第二个原因是规章/监管体系不健全，即使不存在明确的针对银行系统的政府金融安全体系，也很明显存在内部隐含的安全体系，从而导致道德风险问题。存款人和那些贷款给东亚银行的外国贷款者知道政府很可能会出面保护他们，所以没有监督银行的动力，这样导致这些机构承担过度风险并主动地寻找新的贷款机会。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那些东亚国家在金融法规和监管方面十分欠缺，当金融自由化带来新的冒险机会的时候这些规章/监管弱化的体系无法控制由政府保护体系造成的道德风险，并形成承担过度风险的局面。因信贷快速膨胀，银行监管者的资源局限性，从而使这一问题变得更严重。因为银行开展新业务，业务的发展速度很快，所以银行监管单位同样无法迅速增加监管力量（受过良好训练的检查人员和信息系统）来跟上其增加的监管责任。资本流入使这一问题进一步恶化，一旦实行金融自由化，因为能获得高收益并能得到政府性安全体系的保护，国外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这种政府性安全体系由新兴市场国家政府或像IMF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提供。这样资本流入会促进信贷激增，导致部分银行承担过度风险。这正是东亚国家的情况，从1993年到1996年间每年的资本流入量为500到1000亿美元，Folkens-Landau发现：有大量私人净资本流入的亚太地区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体系也有可观的膨胀。

（九）金融自由化之后信贷激增的结果是巨额贷款损失和随之而来的银行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对东亚国家来说未偿还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上升到15%到35%，银行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是使这些国家陷入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在像东亚国家那样的新兴市场国家中银行业的问题导致金融危机有两条途径：（1）银行机构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会导致银行限制贷款范围以改善资本充足率，或者甚至会直接导致全面的银行危机，这种危机使许多银行无力偿付债务，从而直接削减银行体系贷款的能力；（2）银行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会促使货币危机，因为中央银行很难在面临投机袭击的时候捍卫其汇率。因为利率的提高会对银行资产负债表造成损害，所以任何提高利率来维持本国货币汇率的措施都会进一步打击银行体系。因为资金到期日不一致以及在经济衰退时会增加信贷风险，所以会对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造成负面影响。这样当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遭到投机性袭击时如果中央银行将利率提高到足以捍卫汇率的水平的话，其银行系统就会崩溃。当投资者认识到一国脆弱的银行体系使中央银行不太可能成功捍卫本国汇率的时候，在卖空此国货币的预期利润的吸引下他们会更加积极地袭击货币，所以在银行体系脆弱的情况下货币投机性袭击很可能得逞。很多因素会激发这种袭击行为，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就是其中一种因素，可见银行体系状况的恶化是造成货币危机的关键因素。因为债务合约的两个关键特性，货币危机和贬值会在新兴市场国家引发全面的金融危机。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债务合约的期限很短，而且经常是用外汇计价的。债务合约的这些特性造成三种机制，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危机通过这三种机制，使信贷市场的不对称信息问题更加严重，从而促使金融危机的爆发。第一种机制是货币贬值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上带来的直接影响，当本币贬值时以外币计价的债务合约会加重国内企业的债务负担。另一方面因为资产主要以本币计值，公司资产不会同时增加，结果贬值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状况恶化和净资产减少。而这会加重逆向选择问题，因为有效抵押的缩水会降低对贷款人的保护。而且净值的减少将增加道德风险，企业有承担更大风险的动力，因为如果贷款增加它们，将损失的东西就更少了。因为贷款者面临更高的损失风险，信贷便会降低，于是投资和经济活动下降。和1995年墨西哥的情况一样，外汇危机导致的贬值对资产负债状况的损害也是东亚经济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印度尼西亚的货币贬值75%，外汇计价债务的卢比价值是原来的四倍，所以这种机制就特别明显。如果一家企业有大量外债，在这种冲击下即使原来的资产负债状况很好，也会陷入破产境地。

（十）第二种联系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机制是贬值可能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因为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曾经历过高且不稳定的通胀，它们的中央银行并不是值得信赖的通胀斗士，这样投机性袭击后汇率的大幅下降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会导致现实或预期通胀的迅速增加。墨西哥在1994年外汇危机之后其通胀率在1995年上升到50%，在印度尼西亚这个遭受打击最重的东亚国家已经看到类似的情况。货币危机之后预期通胀率的上升将使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因为它将导致利率的上升。短期债务与利率上升的交互作用将大幅增加企业利息支出，从而恶化企业现金流量头寸，并进一步损害资产负债状况。于是不对称信息问题更严重，信贷和经济活动都大幅下降。第三种货币危机引发金融危机的机制是本币的贬值导致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状况进一步恶化，触发大面积的银行业危机。在新兴市场国家发生贬值时银行有许多以价值大幅增加的外币计价的债务，另一方面企业和家庭部门的问题意味着它们无法偿还贷款，这也会造成银行资产负债表资产方的贷款损失。结果是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受到资产和负债两方面的挤压，银行的净值随之减少。银行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许多外币计价债务期限很短，所以债务的突然大幅增加会造成银行的流动性问题，因为这些债务很快需要归还，进一步恶化的银行资产负债状况和被削弱的资本基础导致银行削减信贷。在极端情况下资产状况恶化导致的金融危机迫使许多银行关门，从而直接限制银行体系创造信贷的能力。因为银行是信贷市场上克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重要角色并且是许多企业的唯一信贷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银行十分特殊，所以一旦银行信贷崩溃，经济崩溃随之而来。从这一不对称信息分析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东亚金融危机是一个系统性崩溃，此崩溃是由金融和非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恶化，加重不对称信息问题而造成的，其结果是金融市场无法将资金导向有生产性投资机会的人那里，造成对这些国家经济的破坏性影响。教训：上述关于东亚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成因的不对称信息分析可被用来总结出几个教训，以防范此类危机再次发生以及在发生危机时该做些什么。从危机中总结的第一个教训是应该通过政府合理的干预使金融系统恢复稳定，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这需要国际最后贷款者。第二个教训是国际最后贷款机构必须制定合适的贷款条件，来避免形成造成金融不稳定的过度道德风险。第三个教训是虽然资本流动与危机有关，但这只是现象，而不是造成危机的根源，所以外汇管制对于防范今后的危机不大可能奏效。第四个教训是钉住汇率制对新兴市场国家十分危险，它使金融危机更易发生。

（十一）金融危机发生时金融系统的信息失灵导致经济的灾难性后果，为复苏经济，金融系统需要重新启动，以便完成将资金导向生产性投资的工作。在工业化国家中中央银行可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或进行最后贷款来完成，不对称信息观点认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央银行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为应付发生在这些国家的金融危机，就需要在国际上存在一个最终贷款人。然而即使存在这样一个最终贷款人，最终贷款人的行为也会引起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从而增大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国际最终贷款人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道德风险问题，就可能把情况搞得更糟。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体系有自己的制度特征，这就使得中央银行很难推动经济从金融危机中复苏。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债务以外币计值，而且他们过去有过不稳定的高通货膨胀，债务合约的期限都很短，而扩张性货币政策又会引起预期通货膨胀迅速攀升。作为其制度特征的结果之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央银行在面临金融危机时无法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推动经济复苏。设想一下，在一个具有上述制度结构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里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很容易引起高通胀预期，和本币急剧贬值。本币贬值导致公司和银行的财务状况恶化，因为他们债务很大部分是以外币计值，由此债务负担加重，净值下降。而且高通胀预期会使利率上升，因为贷款人补偿其购买力的损失。利率上升引起利息支出增加，而同时居民和公司的现金流入都下降，这又使居民和公司的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银行业潜在的贷款损失也增大。在一个具有上述制度结构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最终结果是居民、公司和银行的财务状况都受到损害，所以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财务状况恶化，并使金融危机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更加复杂化。由于类似的原因，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央银行作为最终贷款人的举措，可能不会如工业化国家那样成功。当联储进行最终贷款人的操作时，比如1987年股市崩溃时市场情绪并不认为这会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然而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却并不是这样。给定以往的通货膨胀记录，中央银行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向金融体系贷款，扩大国内信用量，可能引发对通货膨胀失控的担心。如果通货膨胀预期上升，将导致利率提高、本币贬值、现金流和财务状况恶化，这一切都使得从危机中复苏更加困难。

（十二）在一个具有上述制度结构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里最终贷款人角色的作用很有限，因为中央银行的贷款是一柄双刃剑。上述观点认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央银行只有很有限的能力从金融危机中解救他们的国家，事实上经济的迅速恢复需要国外的援助，因为从国外获得的流动性不像本国当局供给的那样会导致不利的后果。国外援助不会导致通货膨胀，从而不会通过现金流损害财务状况，这有助于本币币值稳定，改善财务状况。既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需要最终贷款人，而后者又不能产生于国内，只能由国外提供，这就为国际最终贷款人的存在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十年危机：1997年的那场金融风暴把笙歌一片的东南亚带向一个万户萧疏的时代，今天当这个仍然带着伤痕的巨人坚强地站起来的时候已经懂得人们并渐渐学会从全球化的角度，审视中国的金融产业和日益国际化的资本市场。金融安全不只是维系着一个国家的繁荣与强盛，离开强有力的金融体系的支撑，即使是那些看上去固若金汤的产业帝国，其足下也不过是一片暗流涌动的沙丘。2007年的初春不论以何种姿态，回望1997年东南亚爆发的金融危机，都显得意味深长。1997年危机引发全球资本市场的动荡，其波及之广、速度之快、破坏之深令全球为之震惊。证券制度还未发育成熟甚至有关运行规则还未确定时又出台期货和衍生品市场，这一切导致各种市场、机制、制度工具不能不带有不同程度的夹生性。日渐融入全球化的中国金融市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建设，中国在金融领域取得无可争辩的成就，这其中就包括银行、股市、期货和衍生品在内的金融工具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另一方面由于发展时间较短、经验不足等原因，金融市场也存在很多问题，甚至潜伏着诸种危机，中航油、国储铜事件无疑给中国人敲响警钟。如何维护中国的金融安全？在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后人警示：金融的开放和全球化，并不必然带来1997年那样的深重危机，导致金融灭顶之灾的恰恰是缺乏开放的制度设计，并在资本市场国际化的道路上裹足不前。市场风险：①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亚洲人民资产大为缩水；②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亚洲国家的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由于银行倒闭，金融业崩溃，导致经济瘫痪。经济衰退激化国内的矛盾。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社会动荡、人心涣散、秩序混乱。

（十三）③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国家政权不再稳定，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社会动荡、经济萧条，导致人们对政府信任度下降。在野党、反对党纷纷指责执政党，于是泰国的政府被推翻，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府被推翻，日本桥本龙太郎下台，俄罗斯一年之内换了六届总理。政治不稳定破坏亚洲经济增长的良好环境，此前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就在于政治经济环境稳定，后来由于金融危机破坏这种稳定，引发社会波动，差点危及到各国的国家安全。1997年亚洲各国采取很多措施来补救导致金融危机的缺陷以及危机所造成的破坏，银行冲销坏账，重组资本结构，强化审慎控制。企业对资产负债状况进行重新整理，金融危机前的过度投资被逐一清理。更为审慎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占据主导地位，外汇储备日益上升，取代以往严重依赖海外短期资金流入的局面。但是不能把金融开放视之为“洪水猛兽”，不能据此而锁国，恰恰相反，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因为开放而衰退，只有因为封闭而落后的例子，这已为人类的历史所证明。那么为何开放体系的整体风险低于封闭的体系呢？因为开放体系中有一整套健全的市场经济制度，有利于促进经济主体间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宏观和微观主体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亚洲四小龙成功的经验表明对外开放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亚洲金融危机出现的原因并不在东南亚经济开放上，而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国内资本市场不合理、金融产品结构不合理，为国际金融危机商业炒作提供可乘之机。先天不足：人们看到一方面许多东亚国家的信贷市场畸形发展，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国内信贷额与GDP之比均高达115%-200%；另一方面其资本市场又不成熟或发育不全，致使企业过度依赖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而银行又过于依恃政府的“主导”与担保，导致银行信贷过度扩张，银行不良债权或坏账过大，如韩国、泰国的银行不良资产占到其GDP的34%-40%。与此同时东亚银行制度的不成熟性还表现在金融监管不力、法规不健全上，许多东盟国家的中央银行并没有随着不良债权增大而增加贷款损失准备金，菲律宾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三年间银行贷款增大38%，而贷款损失准备金在贷款总额中的比重却从3.5%减到1.5%，比重最高的马来西亚也只有2%。这么孱弱的金融体系一旦风吹草动，如国际收支锐减，便造成人心浮动，国内资金外送和外资迅速撤离，金融风暴随之即来。

（十四）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史来看它们从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到衍生品市场大约经历200年的历程，如纽约证券交易所是200年前由24名商人在曼哈顿南段一棵梧桐树下签订一份定期交换各州政府发行的债券协议开始的，过了25年才成立纽约证券交易所理事会。1863年成立纽约证券交易所，之后又发展起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及期货市场，战后又发展衍生品市场。证券制度还未发育成熟甚至有关运行规则还未确定时又出台期货和衍生品市场，这一切导致各种市场、机制、制度工具不能不带有不同程度的夹生性。正是由于这些制度性弱点构成“赶超型”经济所固有的先天性不足，同时后天又过度利用境外短期资金，而不是先贸易、后投资；先实业后金融；先关税，后非关税；先经常项目，后资本项目。过度、过滥、妄用金融手段势必招致风险，如泰国在本地银行累积巨额不良债权、经常项目连年逆差的情况下过早放开资本项目，结果给国际短期游资大开方便之门，因此自身的脆弱风险最大。由此看来金融危机不在开放本身上，正如防范危机的根本措施，不再货币之内而在货币之外一样。新加坡是小型开放型经济国家，极易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因此亚洲金融风暴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极有可能对其经济产生灾难性的打击。然而在整个东亚经济一片萧条时新加坡相对而言未受太大的影响，虽然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也遭受冲击，但整个经济发展状况良好。1998年经济增长率为正值，但不高，到1999年就上升到5.4%。那么为何新加坡能经受住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呢？这是因为新加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特别是一个良好的银行系统和监管体系。新加坡银行的资本状况达到国际水平，尽管多年来提取大量的准备金，但它们的资金充足率仍从1996年的16%上升到1998年的18.3%，1998年新加坡银行甚至获得14.5亿新加坡元的利润，尽管这比1997年的水平下降40%。因为银行在当地的资产仅占其全球资产的不到20%，因此新加坡没有发生银行系统危机的可能。银行的贷款大部分面向国内，国内的贷款企业由于具有良好的资产负债情况，因此能很好地抵御金融风暴造成的资产价格和国内需求的负面冲击。完善宏观：新加坡的经验表明东南亚金融危机并不是改革开放的结果，而是经济环境、经济政策、经济手段的夹生性所致，只要处理好开放进程中政策之间、体制之间的协调问题，进一步经济开放并不会导致金融危机。

（十五）因此不能因为东南亚地区发生金融危机就认为因金融开放放慢而得到好处，因此进一步放慢，这种倾向是不对的。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资本项目总是不放开，对整个经济发展是十分不利的。中国之所以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基本上没有受到明显的冲击，主要的原因不是中国的金融体制放慢开放所致，而是1994年以来中国的外债结构比较合理。中国在稳定货币和规范金融市场等宏观经济管理方面取得进步，通过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和外汇体制等一系列的改革，增强抗风险能力，所以在亚洲金融危机十年后应通过推进经济开放特别是金融领域的开放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再从开放的实践看中国的金融开放也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截至2004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近370亿美元。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到2005年底中国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63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对GDP的贡献率超过40%。资本的流动增加就业、扩大税收，更重要的是促进中国市场化进程、制度化改革步伐。因此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对金融全球化怀有恐惧心理，更何况入世5年过渡期后金融业还有5年左右的保护期。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金融业是幼稚产业，它可以有一个保护期。应该充分利用这5年时间加快金融业改革，迅速培育起金融市场，增强中国金融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完全可以在5年后与全球金融机构在同一个平台上展开竞争。由此看来汲取东南亚金融危机教训，在完全融入经济全球化之前建立健全的微观金融竞争体制、完善市场性宏观金融调控机制就显得刻不容缓。从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的现状看很难说中国已经做好准备，更不用说作好资本市场开放的准备。金融全球化要求商业银行向“流程银行”转变，垂直的报告路线和矩阵式的管理，对中资银行经营体制将带来重大冲击和挑战。中资银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国家政策的保护，市场竞争的观念并没有多大改观，与外资银行竞争的优势并没有形成。中国银行业的现状是垄断特征仍明显，四大国有银行仍未商业化，仍未摆脱经济体制转型所担负的沉重历史包袱，仍未形成有效的内外部激励约束机制。金融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留给调整和改革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应该有紧迫感。入世5年后在改革国有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机制上取得突破，同时对民营资本开放金融领域，在外资大举进入前形成包括民营、国有等多种所有制相互竞争的市场格局，以强健的国内金融机构去迎接入世5年后的竞争。同时应当加速金融市场改革，允许人民币稳步升值。应当肯定人民币具备稳定的国际国内条件，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并不是说不动，人民币汇率仍将在一定范围内波动，这才是正常的。

（十六）从经济学来说价格信号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如果强行将人民币保持在一个数值上不变，它就不能反映外汇市场的变化，不能反映国内要素市场的变化，可以说丧失反映市场信号的功能，失去资本配置的功能，在开放的国际社会中等于放弃一种强有力的宏观调节手段。因此人民币作为价格信号，它的走势取决于国际收支状况和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变是绝对的，有涨有落才是自然法则，才是正常的。特别是在中国经济走向一个新的制度平台时还原它的宏观经济调节的杠杆作用非常重要，这是因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5年后外贸和外资的总量、流向和结构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对市场外汇的供求基础产生深刻影响。如果灵活性不够，不能通过人民币调节外汇市场，那将是不利的。由此看来入世5年后人民币具备稳定的条件，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利用人民币反映外汇市场和国际收支的状况，逐步回归它的价格信号功能，从而发挥人民币调节宏观经济的杠杆作用。解决双高：必须指出高储蓄率、高投资率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但不能靠无限度地牺牲当前消费而获得经济增长。中国的储蓄率高达46%，投资率高达40%左右。政府拥有的财富比家庭的财富更多，而政府持有资产所得到的收入变成投资，而不是消费。从经济学角度说这种高投资率下的经济增长速度已是极限，为维持GDP的增长，就必须不断提高投资率，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经济可以承受如此之高的投资率。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反映中国资金配置体系的粗糙以及货币政策的低效，一旦中国经济陷入低迷，可能会再度产生庞大的银行坏账，使中国缺乏强劲资本市场的脆弱金融体系面临巨大压力。因此汲取东南亚金融危机教训，如何解决过度储蓄和过度投资的问题呢？首先转变政府职能，政府退出要素市场。政府应通过提供公共品提高经济效率，通过向弱势群体实行倾斜的收入再分配，从而增进公平。其次利用财政和分红政策，压缩企业的利润，限制它们在产能过剩领域的再投资，再次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对7140个居民家庭进行调查，其结论是：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96。相比之下印度的基尼系数为0.33，美国为0.41，巴西为0.54。如果高收入者的收入是合法收入，应该鼓励创富，但问题是部分高收入的获得是由分配体制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借助于权力和垄断、违法违规和不平等竞争手段而获得的。这种收入差距既不体现效率原则，又严重损害社会公平。从经济学上说它直接导致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增加交易费用，降低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不利于扩大内需，影响社会稳定。

（十七）长此以往社会的产出会从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移至边界之内，最后整个国家处于低效率。最后必须解决与医疗保健、教育和住房相关的支出过度不确定的问题，日益上升的医疗成本已成为中国人一大担忧，医疗支出已经占到居民家庭消费总额的11.8%，高于交通或教育支出所占的比例。同时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刚建立不久，资金可持续性仍然面临挑战，对社保体系信心不足是家庭储蓄高企、不愿消费的原因之一。信心不足，消费何来？汲取东南亚金融危机教训，关键之关键是一定要符合国际规范，国际规范是金融业的生命，是必由之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第二风暴：东南亚金融市场经过7、8月的震荡后进入9月后金融形势开始回稳，9月中旬世行会议在香港召开，与会者就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以及防范措施，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整个形势似乎走向好转，甚至向来谨严的菲律宾总统拉莫斯也说：他相信菲律宾的货币金融风暴将会很快“烟消云散”，而且这一天的到来将比人们所预想的还来得快。但到了9月下旬情况又开始发生异变，先是国际信贷评级机构将马来西亚及菲律宾的金融级别向下调低，人们开始质疑东南亚的经济状况，感到情况并不妙，货币仍然疲弱。1997年9月26日印尼盾与美元的比价达到历史最低点：3125兑1美元。1997年9月27日印尼盾一度再创新低，早盘时曾跌至1美元兑3.2015林吉特的历来最低水平，过后稍微回稳，东南亚市场闭市时1美元可换3.1950林吉特。接着东南亚各市场惊慌地抛售他们本国的货币，购买美元以作美元补仓。1997年9月30日林吉特、印尼盾及菲律宾比索跌至新低，其中林吉特跌幅最大，林吉特在亚洲交易结束之前曾跌至纪录低位的3.25，是日收市报3.245。1997年10月1日东南亚货币市场经历悲惨的一天，印尼盾、菲律宾比索及马来西亚元跌至纪录低位，通常不易波动的新加坡元也跌至39个月来的低位。泰铢收市时兑美元比7月2日时下跌约40%，林吉特在交易早段引人注目地下跌，不足两小时已跌超过4%，后来林吉特跌至3.4080，后市报3.3550，这是自1973年林吉特浮动以来兑美元的最低价位。林吉特下跌再次对地区其它货币造成冲击，纷纷下跌，印尼盾跌至历史低位3.445左右。到10月3日也就是泰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三个月后印尼盾跌了53%，是世界货币历史上贬值第二严重的货币，仅次于当年贬值63%的土耳其里拉，在这一天世界贬值最厉害的五种货币还有泰铢跌32.69%、林吉特跌25.01%和菲比索5.27%。亚洲货币中三个月的跌幅为：港币0.12%，印度卢比0.73%，韩元2.71%，台币2.8%，日元4.86%，新加坡元6.71%。此后在亚洲及全球卷起新一轮的金融飓风。

金融自由化

（一）金融自由化亦称金融深化，是美国学者萧在《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中倡导的一种理论。萧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使经济得到发展，就应重视金融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发挥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放弃他们所奉行的‘金融压制’政策，实行‘金融深化’或‘金融自由化’。”这就要求国家放弃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过分的行政干预，放开利率和汇率，让其充分反映资金和外汇的实际供求情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如此整个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便能大量吸收储蓄存款，并以适当的放款利率来满足经济各部门对资金的需求。这样金融体系本身可以得到扩展，并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金融自由化能够扩大金融中介作用，降低国家对外债和外援的依赖，汇率由市场决定会使黑市活动消失。金融管制放松后民间金融机构也能合理发展，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之间会出现良性循环的局面。金融压制：金融压制是美国学者麦金农在《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 中倡导的一种理论，他认为：“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健全的金融体系能有效地动员社会储蓄，并将其投入到生产中去，因此它对经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的增加和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增长，对金融业的发展又有着刺激作用，这种良性循环对经济、金融发展都至关重要。造成金融压制的原因之一是金融市场落后，尤其是资本市场发育不健全。”基本介绍：他们严密地论证金融深化与储蓄、就业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深刻地指出“金融抑制”的危害，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欠发达是因为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因此主张发展中国家以金融自由化的方式实现金融深化，促进经济增长。金融自由化就是针对金融抑制这种现象，减少政府干预，确立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金融自由化也称“金融深化”，是“金融抑制”的对称。金融自由化理论主张改革金融制度，改革政府对金融的过度干预，放松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限制，增强国内的筹资功能以改变对外资的过度依赖，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使之市场化。从而使利率能反映资金供求，汇率能反映外汇供求，促进国内储蓄率的提高，最终达到抑制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发展进程：两次理论革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理论经历两次划时代的革命：第一次理论革命是指二战后至80年代初期一批西方经济学家如罗纳德·麦金农（1973）、爱德华·肖（1973）、约翰·格利（1960）、雷蒙德·戈德史密斯（1969）等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欠发达性”出发，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市场不完全、资本市场严重扭曲和患有政府对金融的“综合干预症”而影响经济发展的状况，因此他们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进行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的主要方面“利率自由化”、“合业经营”、“业务范围自由化”、“金融机构准入自由”、“资本自由流动”都有引发金融脆弱性的可能；

（二）第二次理论革命是指以罗纳德·麦金农（1993）、马克威尔·弗莱（1988）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在总结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实践的基础上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次序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方法及金融自由化是有先后次的，如果金融自由化按照一定的次序进行，就一定能够保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稳健性。金融自由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正确处理经济与金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经济发展迟缓：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迟缓的原因归结为“资本匮乏”，认为发展中国家若要实现经济发展，要么提高储蓄率，要么引进外资，加速资本形成。在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中资本积累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以提出“二元经济结构论”而闻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也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提高资本形成率。”但是这些学界权威的理论一旦用于解释实践，似乎又显得有些力不从心。1973年发展经济家麦金农和肖同时提出一个开创性的观点，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不仅在于资本的稀缺，更重要的是金融市场的扭曲造成资本利用效率低下，从而抑制经济增长。1973年麦金农和肖同时出版《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著作，建立起一套关于“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的理论。观点：麦金农和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被人为地分割开来，相互隔绝，是不完全的市场。当大量的中小企业扩大规模、改进技术、更新设备而需要资本时由于无法进入金融市场融资，只能“自力更生”，依靠内源融资。与此同时由于政府执行错误的金融政策，人为地压低名义利率，或者由于高的通货膨胀，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导致实际利率太低，甚至为负数。对储蓄者而言由于低利率缺乏吸引力，居民不愿将剩余资金存入金融体系，金融市场出现需求远远大干供给的情况，政府被迫以“配给”的方式提供信贷。在信贷配给制下资金几乎是无偿使用，有时实际利率甚至为负。结果造成资金使用粗放、投资效益低下、产出水平低，国民收入扣除用于消费的部分后所剩不多，储蓄率下降。另一方面低利率又阻碍新增收入向投资的转化，经济发展所需的新投资来源不足，储蓄和投资的缺口进一步拉大，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矛盾更加尖锐，经济停滞不前。而糟糕的经济状况反过来又使储蓄资源萎缩，形成资金紧缺，迫使政府当局对利率实行更加严厉的管制，从而形成恶性循环，麦金农和肖将这种人为压低利率造成金融体系和经济效率低下的现象称之为“金融抑制”。

（三）针对发展中国家所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现象，麦金农和肖进而提出他的“金融深化”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放松政府部门对金融体系的管制，尤其是对利率的管制，使实际利率提高，以充分反映资金供求状况。这样投资者就不得不考虑融资成本，充分权衡投资成本和预期收益，从而使资金配置效率大为提高。而且高利率鼓励人们储蓄，从而提供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顺畅渠道。正如肖所说：“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的实质是放松利率，使之反映储蓄的稀缺性和刺激储蓄。”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特别是麦金农和肖的以金融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深化理论提出以后立即引起经济理论界对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问题的广泛关注，并成为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并在整个80年代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实践的主要理论依据。金融深化论是与当时在西方发达国家逐渐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理论相适应的，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在金融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中的反映。但由于在这一金融深化理论指导下所进行的拉美金融自由化改革暴露出许多问题，而在理论上遭到很多的批评。后凯恩斯主义学派主要从有效需求的观点对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进行反驳，他们认为：不是储蓄决定投资，而是投资决定储蓄。过高的实际利率将抑制投资，从而抑制储蓄。投资的减少通过乘数作用，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率。针对麦金农和肖理论中所存在的不足，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包括麦金农和肖本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完善，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在这一方面做出主要贡献的经济学者有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卡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马西森、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弗莱等，他们对金融深化理论的贡献主要集中地体现在他们各自所建立的数学模型和研究方法上，特别是将麦金农和肖的静态分析发展成为动态分析，其代表性理论模型主要有卡普马西森模型、弗莱的开放经济金融发展模型和加尔比斯的两部门模型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论证金融自由化的必要性，丰富和发展金融自由化思想，使得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实用性更加具体。金融发展：金融自由化促进金融发展，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加剧金融脆弱性，金融脆弱性引发的危机促使经济衰退，这是金融自由化的二重性。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金融自由化的收益大于风险，所以应当赞同金融自由化。在实践上由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压力，金融自由化又是一个不得不走的过程，因此必须推进金融自由化。而最优的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安排将减低其脆弱的一面，增大其收益的一面，所以金融自由化又要讲究方式,这一切同样适用于中国的金融市场化实践。

（四）两种观点：利大于弊：（1）金融自由化无疑增强金融市场的竞争性，提高世界金融市场的效率，促进世界银行业的发展。金融自由化对所有的金融市场参与者无论是借款者，还是贷款人，都既形成压力，也提供机会，使他们有可能、也有必要降低成本或提高收益。（2）人们普遍认为在金融自由化的条件下金融信息更具公开性，能够更为准确、迅速地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亦即资金的稀缺程度，形成更为有效的价格信号体系。尤为重要的是金融自由化减少产品间、银行间的资金流动障碍，从而使资源配置更为接近最优化。（3）金融自由化为金融企业提供更多的盈利机会，一方面金融自由化极大地推动金融资本的形成，为金融企业提供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分业管理制度的逐步解除为金融企业（尤其是商业银行）提供更灵活的经营手段。（4）金融自由化尤其是分业管理制度的逐步解除为商业银行在盈利性与安全性之间的平衡选择提供条件和手段，分业管理制度的建立原本着眼于商业银行的安全性，然而在传统的分业管理制度下由于商业银行一方面囿于经营手段的匮乏，另一方面却面对国内外同业的竞争，安全性并未真正得到保障，银行破产倒闭现象依旧层出不穷。在分业管理制度逐步解除之后商业银行的经营手段大量增加，从而有可能将高风险高收益的产品与低风险低收益的产品合理地搭配起来，使商业银行从原有的两难局面中解脱出来。（5）金融自由化推动世界性的金融一体化，随着各国日益敞开本国金融市场的大门，资本流动的速度不断加快。如果不考虑时区划分，世界性金融市场应当说已经初具雏形，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使资源配置能够在世界范围得到改善。弊大于利：（1）金融自由化在某些方面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却在其他方面也有其降低金融市场效率的作用，例如金融市场的一体化、数不胜数的金融创新、大量金融机构的出现降低金融市场的透明度。银行客户面对极端复杂的衍生工具，只能听从银行的建议，从而使银行对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下降。此外金融市场容量的扩张给银行带一来机会，同时也减弱银行降低成本、增加效益的压力。（2）银行致力于金融创新的动力明显下降，在实行严厉金融管制的条件下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被迫不断推出新的金融产品，以便绕开金融管制，增强自身竞争实力。而在金融自由化已成气候的今天当世界各国普遍实行利率、汇率自由化，分业管理的藩篱已基本拆除，金融创新的必要性也就不再那么突出。近些年来金融创新的势头减缓，传统业务的比重逐渐回升，便是根源于此。

（五）（3）最为明显的是、也是最少争议的是金融自由化加大客户和金融业自身的风险，利率和汇率管制的解除导致市场波动幅度剧增。解除分业管理制度实行商业银行全能化之后商业银行大量涉足高风险的业务领域，风险资产明显增多，资本流动障碍的削减以及各国金融市场的日益对外开放加快资本的国际流动。虽然从理论上讲更为顺畅的资本流动有助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在“半完善”市场条件下游资的冲击有时也会造成巨大危害。（4）在金融自由化之后银行之间、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以及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单一企业财务危机冲击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危险加大。（5）由于银行客户面对极端复杂的衍生工具时茫然不知所措，只能听从银行的建议，由此而生的银行员工诈骗案件频频出现。而与此同时在竞争加剧的条件下为了追求效益，银行普遍出现忽视风险追求利润的倾向，放松客户审查，客户违约率不断上升，银行遭到诈骗的事件也屡见不鲜。（6）在实行金融自由化之后尽管商业银行获得更多的赢利机会，但垄断地位的丧失和竞争的加剧却又导致商业银行利润率出现下降苗头，上述情况都表明金融自由化绝非有利无害。金融自由化在增强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往往在其他方面又具有降低金融市场效率的作用，在提供提高安全性的金融工具的同时又是增加风险的因素，切不可把金融自由化理想化。即使是在金融体系相当完善的西方国家里金融自由化也是权衡利害之后的抉择，有时甚至是不得已而为之。以取消金融分业管理为例，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的Big Bang和1995年美国旨在取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里奇法案的主要背景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在世界各国金融市场日益开放的条件下采取分业管理的国家银行业受到外资金融机构严重冲击，因而取消分业管理加强本国银行实力的呼声日益高涨。事实上金融自由化之后金融风险加大的现象早已引起金融界，尤其是各国中央银行以及国际清算银行的高度重视，加强金融监管、强化商业银行风险自律的呼声极为高涨，然而迄今却迟迟未见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和风险管理手段出台。这一方面表明金融自由化以后（尤其是实行商业银行全能化以后）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也反映各国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投鼠忌器、踟蹰不决的态度。就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而言不充分利用金融自由化之后所出现的宽松经营环境提高收益率，无视金融自由化后出现的机遇，一味退守传统业务，就有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之中败下阵来。

（六）而对于中央银行来说一味加强监管则有可能使金融自由化的成果付之东流，不仅对金融业、而且对国民经济（尤其是对外经济）将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而不愿骤然采取过于严厉的措施。处于两难窘境之中的各国中央银行都在试图探索出一条两全之策，但又一时难以有所突破。虽然从逻辑上讲金融自由化和强化金融监管并不冲突，但在实际运作中确实极难掌握。经过利害权衡，迄今为止在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之间产生不协调时相当一些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采取优先自由化、适当放松监管的态度，把控制金融风险的担子放在金融机构自己身上。总而言之决不可将金融自由化理想化，把它假设成为在发达国家就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灵丹妙药。事实上在任何时间、任何金融体系中金融体系改革必然是利弊交织，决策者所能指望的只能是利大于弊，而不是一个有百利而无一弊的选择，十余年来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并行的全球性金融自由化进程也证明这一论点。无论是在金融市场较发达的国家，还是在金融市场较不发达的国家，只有用积极的、审慎的态度客观地评估每一项具体措施的利弊，权衡利害，大胆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才是根本出路。金融抑制：所谓金融抑制就是指政府通过对金融活动和金融体系的过多干预抑制金融体系的发展，而金融体系的发展滞后又阻碍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金融抑制和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这些手段包括政府所采取的使金融价格发生扭曲的利率、汇率等在内的金融政策和金融工具。信息简介：美国经济学家格利和爱德华·肖认为经济的发展是金融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金融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罗纳德·麦金农和肖在批判传统货币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论证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辨证关系，他们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提出金融抑制，其理论核心是每个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资本市场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如何影响该市场运作的，把实际货币余额和物质资本的关系视作是互补的，即实际货币余额的增加将导致投资和总产出的增加。低的或负的实际存贷款利率使实际货币余额很低，为了使政策对货币体系的实际规模有实质性的影响，私人部门对实际存贷款利率的反应必须是敏感的。在金融抑制下因为存款的实际收益很低，所以储蓄很低。由于银行不能根据风险程度决定利率，低的实际贷款利率吸引那些低收益和低风险项目，对生产性项目或高风险项目来说要么得不到贷款，要么借助于信贷配给。而银行只能选择安全项目，从而使风险降低。对于生产企业来说很难得到银行信贷，只好求助于非正式或场外市场，这样非正式的信贷市场就会产生。

（七）形式：金融抑制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等人针对发展中国家实际提出的，它解释发展中国家金融业因抑制而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现象，其所描述的金融抑制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名义利率限制：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对贷款和存款的名义利率进行控制，时而采取规定上限的形式，时而又采用规定某一百分比的形式，这种低的或负的及不确定的实际存款利率压制社会对金融中介机构实际债权存量的需求。同时这些措施使间接融资表层化，限制这一金融过程提供用于投资的储蓄的能力，存在贷款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时只能依靠信贷配额来消除对中介机构贷款的过高要求。中介机构的贷款利率水平往往偏低，某些利率还为特殊类别的借款人带来净补贴收益。高准备要求：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里商业银行将存款的很大一部分作为不生息的准备金放在中央银行，贷款组合中另有很大一部分由中央当局直接指定。同样储蓄银行将存款的一部分作为不生息的准备金，还有一部分投放于低收益的住房债券。外汇汇率高估：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持本币的稳定，往往将本币价值盯住一种坚挺的硬通货。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情况却无法同拥有硬通货的发达国家相比，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本币价值的高估。由于这种高估，汇率无法真实反映本币价值，国内商品的出口受到很大限制。于是政府便采取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等措施，鼓励国内企业扩大出口。而且这种出口往往也只是限定在政府规定的具有出口权的企业之中，更多的没有出口自主权的企业则得不到这种补贴，只能将出口商品交给有出口自主权的企业，企业无法在同一水平上竞争。政府通过干预限制外源融资：在金融抑制下政府对于外源融资进行控制，由政府决定外源融资的对象。麦金农说：“银行信贷仍然是某些飞地的一个金融附属物，甚至政府往来账户上的普通赤字也常常预先占用存款银行的有限放款资源，而经济中其他部门的融资则必须由放款人、当铺老板和合作社的不足资金来满足。”特别的信贷机构：发展中国家还通过一些特别的信贷机构进行金融抑制，中央银行掌握这一非常重要的资源，将廉价的信贷资源导引至不同的特别银行机构，这些银行机构依次以非均衡的低利率将资金用于促进出口、对小农户的信贷和政府想补贴的工业项目，如此等等。于是这些银行机构就承担部分政府的功能，中央银行的信贷也可以直接流向财政部，以弥补政府的预算赤字。消极作用：资本市场效率降低：任何加剧“金融抑制” 的措施都会降低已被限制的由银行导向的资本市场效率，这种代价将特别大。因为如果减少总需求而产生商品和劳务的总供给瓶颈，这种需求下降就是自我打击的。

（八）如果相对于总供给的商品和劳务总需求被减少，价格水平只会下降（或停止上升）。价格不能真实反映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价格也不能起到刺激供给、限制需求的作用。经济增长达不到最佳水平：麦金农强调：“不管怎样，金融抑制看来极其可能阻碍最初的经济增长。因为通过提高储蓄倾向和资本形成的质量，货币改革能够刺激实际产量增长，这个观点已得到确认，反过来一个增长经济中的高增长率对储蓄倾向和获得货币资产的倾向的积极影响也是需要肯定的。”虽然麦金农的理论特别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且认为凯恩斯理论没有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实际，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否定凯恩斯理论的全部。凯恩斯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合意水平的前提条件是，投资等于储蓄。但在发展中国家中由于出现金融抑制，使储蓄很难达到最佳水平，金融动员起来的储蓄也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导致投资不能等于储蓄的结局，最后经济也就达不到合意的增长水平，金融抑制影响经济增长。限制银行体系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抑制论者主张：银行体系应该扩大，其边界是直到持有货币的实际收益加上提供银行服务的边际成本等于新投资的边际收益时为止。并认为这个金融天堂就在J点，也就是最优货币化点。一个有效的银行体系可以将私人储蓄引向高收益的投资，然而在金融抑制下银行体系的扩展受到限制，根本达不到理论上的边界，货币实际收益与服务的边际成本往往大于新投资的边际收益，银行业本身出现缺陷，更无法引导私人储蓄向高收益的领域进行投资。加剧经济上的分化：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重要金融现象是汇率抑制，即高估本币价值。其结果是本国商品出口缺乏国际竞争力，限制本国商品的出口。由于当局是通过金融抑制手段来支持出口贸易，低价从农民手中收购农副产品，但在出口时又给出口商以补贴，或者从有利于制造业产品这个角度来改变商品贸易条件，榨取其他地方（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强制性储蓄，且无须做出补偿。另一方面内源融资使收入分配有利于城市中已拥有许多财富的富人，这样使贫困的那部分受剥夺而更加贫困，使富裕的人在分配中受益而更加富裕，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在这里得不到体现。融资形式受到限制：一个企业或个人的内部积累毕竟有限，于是外源融资就成了一种被大家趋之若鹜的权力，争取到外源融资的权力就相当于拥有一种稀有的金融资源，就相当于争取到发展权。但是金融抑制下对外源融资，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的外源融资是采取限制措施的，只有一些政府认为极为重要的大企业才有外源融资的权力。限制外源融资的后果是：阻止大批企业进行获得最佳生产技术的连续投资。

（九）对策思路：金融抑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呆滞的经济又限制资金的积累和对金融业发展的需求，制约着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因此中国的对策很明了，即是加快国内金融业的市场化，以适应当前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加快利率的市场化步伐：市场化可能还有一定的困难，但这并不影响加快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利率市场化可以从以下几个层次进行：首先将农村信用社的存贷款利率全面放开，因为农信社已通过多年的利率浮动，积累一定经验，放开后农信社可根据其信贷资金的供给情况与客户协商利率。其次扩大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浮动幅度，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对象主要是城市中小企业，而叫喊资金紧张的也正是这部分企业，尤其是效益较差的中小企业。扩大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浮动幅度可以将信贷资金配置到效益较好的中小企业，减少对效益较差企业的贷款规模。再次适当扩大其他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浮动幅度，为了逐步适应利率市场化，对各商业银行的贷款浮动权也要逐步扩大，增强其贷款过程中的灵活性，最后等关系理顺后全面实现利率的市场化。提高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水平：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业市场化开放步伐较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水平不能适应。以国际收支中的资本项目为例，中国缺乏监管资本流动的监管机制，监管方法落后，监管预见性不够，一旦出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征兆，如果不进行管制，似乎还没有更有效的手段。所以金融监管部门必须尽快掌握与熟悉WTO规则，学习发达国家的监管经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监管策略，为金融业全面实现市场化做好准备。以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对待所有机构：中国划分金融机构往往以所有制性质为标准，如人们常提的4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及农村信用社等。而且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也是采取一系列有区别的政策措施，如债转股、不良资产剥离以及较早实行的储蓄保值补贴等都是尽可能地向国有金融倾斜，严重影响非国有金融的发展，也不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WTO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国民待遇原则，讲的是要对外资企业给予与内资企业相同的待遇，事实上中国对不同的内资金融机构都采取不同的待遇。要加快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必须按公司法，统一要求金融机构。减少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政策性业务负担：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对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政策性业务进行分离，但并不彻底，部分商业性金融机构仍然承担着大量的政策性业务。以商业银行为例，农业银行仍要负担扶贫贷款，而且在其业务中占比不小，农业银行所形成的不良资产中绝大部分都是由这部分扶贫贷款引起的。另外政府还将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偏好的意志，通过金融部门进行体现。如对4大国有商业银行对国有大型企业的债务进行债转股等，当然日常工作中还难免要求商业银行加大对国有企业的贷款等。深化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必须彻底分离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政策性业务，使商业性金融机构真正按商业化原则经营。

梅加瓦蒂·苏加诺

（一）巴哈鲁丁·优素福·哈比比是印度尼西亚第三任总统，1936年出生于印尼南苏拉威西巴雷，在万隆工业学院毕业后前往联邦德国亚深技术学院深造，1965年获得工程学博士学位。哈比比在联邦德国的飞机制造厂工作多年，在航空技术方面有丰富的经验。1973年应印尼总统苏哈托之邀回印尼，担任总统的科学技术顾问，是印尼航空工业与科学技术专家。1982年被印尼政府授予玛哈普特拉·阿迪帕拉达纳勋章，1983年被美国《航空和太空工艺周刊》评选为在航空与太空工艺方面最有功绩的知名科学家之一，曾获得过西班牙颁发的航空大十字勋章、荷兰授予的荷兰皇室大十字骑士勋章、意大利授予的大十字骑士勋章。1986年被美国国家工程学会选为三位亚洲工程技术专家之一，并被美国国民工程学院吸收为院士。哈比比与苏哈托关系十分密切，是苏哈托挑选的副总统。在反对势力的压力下哈比比表示他不会任职到2000年，目前的政府是过渡性的，并宣布在6个月到一年时间内举行大选。哈比比称他目前的任务是推动改革的车轮，然后退位。1998年5月21日印尼总统苏哈托宣布辞职，按宪法规定由副总统哈比比继任印尼总统。2019年9月11日18时05分印尼前总统巴哈鲁丁·优素福·哈比比逝世，享年83周岁，印尼政府已经号召政府部门下半旗致哀，一直到14号。瓦希德（1940年9月7日一2009年12月30日）是伊斯兰教士联合会主席，1999年-2001年期间担任印度尼西亚总统。瓦希德出生于1940年9月7日，他在1984年成为伊斯兰教士联合会主席，并在1999年成立民族复兴党（PKB）。同年他参与总统竞选，成功击败前总统苏加诺的女儿梅加瓦蒂，当选为印尼第四位总统。瓦希德在其执政的20个月期间频繁出国访问，足迹遍及五大洲，印尼人指责他疏于治理国家。他不断地改组内阁，以图扩充自己的势力，得罪议会中的大部分政党，特别是得罪他的最大政治盟友民主斗争党以及过去同他私交甚笃的印尼民主斗争党领袖、副总统梅加瓦蒂，导致瓦希德的执政基础遭到严重削弱。2001年其政敌以“两门”（“布洛门”、“文莱门”）贪污丑闻对他进行指控，尽管“两门”被证实是“莫须有”之罪，印尼最高检察院已撤消指控，但这些人依然要对他实施“弹劾”。然而瓦希德以强硬姿态一再表示“决不辞职”，一定要干到2004年任期届满。这使到各执政党组成的国会同瓦希德处于严重对立状态，而当初力劝瓦希德当总统、现在成为反瓦急先锋的人协主席莱士表明：瓦希德如果不出席会议，意味着自动停职。

（二）瓦希德过去曾多次顺利度过危机，例如苏哈托执政时企图把他赶下伊斯兰教士联合会主席的位子，他仍能设法过关。但瓦希德这次面对的不是一个独裁者，而是国内大部分政治势力，包括国会内的第一、第二、第三大党、曾同他“情同兄妹”的副总统梅加瓦蒂以及掌握枪杆子的军警部队。同年印尼人协特别会议591名议员一致通过罢免瓦希德的决议，同时任命梅加瓦蒂为印尼第五任总统的决议。2009年12月30日印尼前总统瓦希德在医院逝世，享年69岁瓦希德曾向媒体承认自己有华人血统，其本家族祖上系福建的回教长老陈金汉，于1417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随船队前往印尼爪哇岛，并于泗水定居。梅加瓦蒂·苏加诺是印度尼西亚第五任总统（2001-2004），梅加瓦蒂的父亲是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领导人、前总统苏加诺，她的母亲是苏加诺的第二任妻子法塔玛瓦蒂。她是家中第二个孩子和长女，自小在总统行宫长大。在苏加诺同其第二任妻子离异后，梅加瓦蒂的生活就由保姆照料。在子女们的眼里，苏加诺是个非常有魅力的人。梅加瓦蒂的弟弟说：“我们天天同父亲一起用早餐和午餐，这是我们最宝贵的时光，他在用餐时常常问起每个人在学校里的学习情况。”苏加诺有时候还同梅加瓦蒂和她的哥哥讨论“更严肃的问题”，并在出访时带上梅加瓦蒂。一次，在贝尔格莱德参加不结盟运动会议时，14岁的梅加瓦蒂当着各国元首的面大声抱怨，蓝色的多瑙河实际上是“深褐色”的，在座的元首们闻言哈哈大笑。1965年10月，17岁的梅加瓦蒂遭遇了生活的重大变故。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陆军“将领委员会”发动颠覆苏加诺政府的政变。1967年2月22日，苏加诺被迫宣布将总统权力交给苏哈托。3月12日，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选定苏哈托为代总统，第二年3月27日，被正式任命为总统。同一天，苏加诺被临时人民协商特别会议撤销总统职权，并遭软禁，后于1970年在凄凉的晚景中去世。梅加瓦蒂在1965年高中毕业后进入万隆帕查查兰大学农业学院学习，两年后由于父亲被迫下台，她也中止学业。1970年她进入印度尼西亚大学攻读心理学，两年后又因感情不顺而黯然离开学校。1987年梅加瓦蒂被选为印尼民主党中雅加达区支部主席，同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93年和1996年她两次当选印尼民主党总主席，后因受苏哈托的排斥、打击而退出该党。1998年10月梅加瓦蒂创立印尼民主斗争党并任总主席，1999年6月她领导的民主斗争党在大选中获胜，同年10月她当选副总统。

（三）2001年7月23日印尼人民协商会议特别会议通过罢免总统瓦希德的决议，同时任命梅加瓦蒂为印尼第5任总统，总统任期至2004年，梅加瓦蒂成为印尼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印尼民主斗争党由原印尼民主党分裂出来的人士组成，1998年10月正式成立，系民族主义政党，印尼世俗政治力量代表。坚持以“潘查希拉”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弘扬民族精神，反对宗教和种族歧视。1999年6月印尼举行三十多年来第一次自由、民主的全国大选，共有48个政党参加，苏加诺女儿梅加瓦蒂领导的民主斗争党获33.76%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一大党。2009年5月9日晚印度尼西亚选举委员会宣布总统苏西洛领导的印尼民主党获得20.85%选票，成为国会第一大党。选举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尔哈菲兹安沙利说：“由副总统优素福卡拉领导的前第一大党专业集团在此次选举中退居第二位，获得14.45%的选票；由前总统梅加瓦蒂领导的印尼民主斗争党居第三位，获得14.04%的选票。”2001年7月当梅加瓦蒂宣誓就任为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任女总统时人们不约而同地想到她的父亲、印尼首任总统苏加诺，受家庭浓厚的政治气氛的影响，特别是父亲苏加诺的影响，梅加瓦蒂自小就对政治非常感兴趣。苏加诺对这个家中的长女也是宠爱有加，出访时也时常带上梅加瓦蒂。不幸的是1965年17岁的梅加瓦蒂遭遇生活的重大变故，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陆军“将领委员会”发动政变，颠覆苏加诺政府，苏加诺下台并遭软禁，直至去世。在此后的20年间梅加瓦蒂被剥夺从政权利，然而梅加瓦蒂并没有就此放弃和远离政坛的念头，1987年梅加瓦蒂当选为民主斗争党国会议员，从而打破此前苏加诺家族成员不能参加任何政治团体的禁忌。此后梅加瓦蒂的声望日增，在仕途中不断“攻城略地”，一步步向总统宝座靠拢。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后梅加瓦蒂最终如愿以偿，在当选为印尼第五任总统的第二天梅加瓦蒂就拜谒父亲苏加诺的陵墓，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梅加瓦蒂总统执政以来坚持审慎渐进的改革措施，致力于缓和党派矛盾，平息地方分裂运动和宗教种族冲突，有步骤地推行地方自治，局势逐渐走向稳定。2002年8月人协年会顺利召开，通过《“四五”宪法》第四个修正案，就总统直选等重大议题达成共识，为2004年大选奠定重要政治基础。10月12日巴厘岛发生重大爆炸事件，印尼政府采取一系列反恐措施，受到国际社会肯定。12月9日政府与亚齐独立运动组织就停止敌对行动签署协议，亚齐紧张局势进一步缓和。

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

（一）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简称苏西洛，是印度尼西亚第六任总统。1949年9月9日生于印尼东爪哇巴芝丹的一个穷苦穆斯林家庭，中学毕业后苏西洛进入军官学院，1973年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并选择职业军人的人生道路。在部队服役期间苏西洛多次到美国接受短期培训，美国堪萨斯州莱文沃思堡的指挥参谋学院是他曾经学习过的地方。苏西洛以他的机智、能干、勤奋和稳重而深受上级的肯定，并在苏哈托时代升至三星将军，1995年他曾率印尼军队参加波黑维和行动。1999年10月苏西洛出任印尼矿业和能源部长，2000年8月出任印尼政治、社会和安全事务统筹部长。2001年6月苏西洛因拒绝执行瓦希德在雅加达等地实行紧急状态的指示而被免职，当年7月在梅加瓦蒂上台组阁时苏西洛作为无党派人士和专家进入内阁，出任政治、社会和安全事务统筹部长。2004年初苏西洛准备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身份竞选总统，并于3月11日宣布从内阁辞职。同年10月印度尼西亚全国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9月20日举行的印尼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结果，苏西洛当选印尼自1945年独立以来的第六任总统，10月20日宣誓就职。印尼首都雅加达警方在2010年2月3日宣布禁止抗议民众将水牛牵到街头，印尼民众表示此举表明印尼政府根本无力应付民众的抗议声浪。雅加达警方在3日宣布的这项禁令，还适用于所有动物。此前雅加达市民走上街头，抗议印尼总统苏西洛未能妥善处理腐败问题，示威人群将一头水牛牵到街头，并将苏西洛的名字喷在水牛身上，并牵着这头牛在雅加达主要大街上到处招摇，警方后来强制驱离这头水牛。苏西洛对抗议民众将他与水牛对比并没有激怒，他只是表示这样不道德，他在2日对记者说：“他们（抗议民众）说我像一头又大、又蠢、又慢的水牛，这样做很不道德。”印尼总统发言人承认是苏西洛要求警方发布这项禁令的，并否认这项禁令违反民主原则，他说：“民众仍然有自由抗议示威的权利，但一定要做到尊重社会公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在16日警告：“印尼腐败现象呈上升势头，以至牵涉国会议员，威胁经济增长。”印尼独立67周年前夕苏西洛在国会讲话中说：“反腐败斗争的战鼓不应停息，应该完全根除腐败。我必须承认现在仍有不少腐败分子，甚至在政府、国会、地方议员和执法人员中。”按照路透社的说法称苏西洛定于2014年结束第二个5年任期放缓反腐斗争进度，受到批评。另一方面一系列腐败丑闻打击苏西洛所属的民主党，伤及这一执政党的选情。

（二）印尼人普遍认为腐败阻碍经济发展，苏西洛在讲话中说：“打击腐败首先要同反腐机构惩治腐败委员会、最高法院、警方和总检察长办公室合作，政府必须为投资人提供安全的法律环境，为投资和基础设施发展消除障碍。”作为世界第四人口大国，印尼尽管腐败严重，却成为投资人中意的新兴市场，缘由是资源丰富、国内市场广阔、中产阶层人数增加、财政体系相对稳定以及公共债务水平低。在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印尼经济上一季度增长6.4%，超过预期。印尼总统苏西洛签署2014年第12号总统决定书，正式废除1967年第6号通告，把“支那”改称“中华”。1967年第6号通告是印尼前总统苏哈多时代的产物，该通告把对中国和中国人、华人的称呼由TIONGKOK和TIONGHOA改成cina（支那），包含对中国与华人的国格与人格的歧视与侮辱。苏西洛总统在决定书中提到把“中华”改为“支那”已使华裔公民在社交上受到歧视性影响，使用“支那”术语也被认为是违背宪法精神，因为印尼民族创始人在1945年宪法第26条中已选择使用“中华”术语，这些历史因素成为苏西洛总统废除1967年第6号通告的思考基础。苏西洛签署的决定书还规定今后在政府机构不可再使用“支那”术语，而应使用“中华”术语，印尼政府也同时规定把“Republik Rakyat China”的称呼改为“Republik Rakyat Tiongkok”。许多华裔人士对此表示40多年来对中国和华人带有歧视的不公正称呼将一去不复还，这是印尼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友好情谊的体现，这一决策将使印尼2000万华人同胞欢欣鼓舞，是印尼民主政治进步的重要体现。苏西洛是一位有威信、能力和远见的领袖，苏西洛办事果断、为人温和，他没有旧政权时代的不良记录，在民主改革阶段口碑较好，被誉为“清廉先生”。出身军界的“清廉先生”d苏西洛被誉为“思想将军”和军中开明派，在军中的职务不断得到提升，惩治大量的贪腐官员，还大义灭亲地将自己的亲家也送入监狱，博得印尼民众的好感。成立于2002年9月的印尼民主党由2004年国会选举中大约7%的得票率一跃获得今天超过20%的得票率离不开其创始人苏西洛的个人魅力和他领导的政府的出色成绩，印度尼西亚大学政治分析员法克里对新华社记者说：“不管哪个党最终在国会选举中获胜，我认为苏西洛都将获得连任，与他的竞争者们相比时苏西洛的声望更高。”

（三）苏西洛多才多艺，会用钢琴、风琴和吉他三种乐器演奏，他通过这些歌曲抒发自己的爱国之情，并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热爱祖国，为印尼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苏西洛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东爪哇巴齐丹的一个军官家庭，1973年毕业于印度尼西亚军事学院，毕业后1975年随印尼军队入侵东帝汶，至此多次到东帝汶执行过指挥任务。苏西洛1980年代曾留学美国，在韦伯斯特大学学习商业管理并获文学硕士学位。1995年—1996年在波斯尼亚任印尼首席军事观察员，之后晋升为首都雅加达和南苏门答腊岛主管领土事务的将领。1997年被任命为武装力量社会与政治事务参谋长，2000年4月1日退役，并获四星级上将军衔，之后加入瓦希德总统领导的政府并任矿业部长。之后任安全及政治事务首席部长，任安全与政治事务首席部长之时的首要任务是清除军队对政治的干预。一年后的2001年他与瓦希德总统发生冲突，面对被弹劾的危险时瓦希德请苏西洛宣布实施紧急状态，苏西洛拒绝照做，随即丢官。巴厘岛爆炸案后梅加瓦蒂总统重新任命为政治及安全事务统筹部长，苏西洛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是在2002年10月巴厘岛爆炸案后他出任印尼首席安全部长，负责领导印尼的反恐行动，追剿恐怖分子，至此获得印尼国内和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巴厘岛爆炸案发生一周年时发表的讲话，被视为所有印尼领导人在这一敏感问题上发表的措辞最强硬的讲话，2004年3月由于与梅加瓦蒂和其丈夫的争执而辞职，2004年印尼总统大选因其正直的个性和精彩的电视演讲成为梅加瓦蒂强有力的竞争者。2004年10月4日印尼选举委员会宣布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并于2004年10月20日正式就职。苏西洛使印尼长期动荡的政治局面得到稳定，经济踏上复苏的轨道。反腐倡廉取得初步成效，贫困人口逐步减少。2008年印尼经济增长超过6%，贫困指数从2007年的17.75%减少到15.4%。面对当前的世界金融海啸时印尼政府采取多项积极措施，稳定金融市场和扶助实体经济，把危机的影响降到最小。成功地缓和国内安全局势，解决亚齐特区和马鲁古地区的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