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牺牲的晚年:一位替子还房贷的父亲,选择去做环卫工
凌晨两点半,张时玉从床上爬了起来。他关掉手机闹铃,从床头拿起一个两升的太空杯“咕咚咕咚”灌了几口凉白开,试图甩掉困意。 在这个80多平米的出租屋里,所有生活物品都以实用性和必要性存在——客厅,只有几个马扎凳和一张折叠式矮饭桌,两间卧室则满满当当塞进四张上下铺。 63岁的张时玉和7位工友同住,屋里气体浑浊,混杂着汗脚和香烟的味道。害怕吵到别人休息,从上铺下来时他很小心,也不开灯,顺着手机屏幕的光摸到了洗手间,接一捧冷水胡乱在脸上揉了一把。 他所居住的这个小区已有20来年房龄,没有电梯,租金便宜是为数不多的优点:每人每月只要200元,水电费平摊。狭窄楼道里电线杂乱拉扯着,张时玉每下一层楼都咳嗽一声,让声控灯亮起来。
张时玉和工友租住的单元楼
他下楼速度很快,到了一楼单元口,又熟练清点起作业工具。扫把有大有小,手套、毛巾、小铲、镊子、喷壶一样不少。他从左车把上取下一件黄色反光上衣套在身上,蹬起三轮车就往外走。 城市的夜色并不沉闷。一路上,张时玉经过了4个夜市摊。对饮猜拳的中年人、光膀子露纹身的年轻人,乌泱泱的食客挤在摊位喊叫、飙脏话,花生壳、毛豆皮和沾满油污的餐巾纸散落一地。 有醉酒者站在路边枯萎的法国梧桐前撒尿、吐酒,末了,就用尽全力将一口痰液喷吐到路中间。张时玉厌恶这场面,
“大家喝得越起劲,我们越辛苦”。
上了年纪,2.8公里的路程他骑了24分钟,终于,在3点30分上班前按时赶到了作业区。早上6点,在清扫车的协助下,他和同事们已打扫完一段1.7公里的主干道、1公里次干道、一座小型广场和一个菜市场门前。 这是张时玉做环卫工的第五年,蓝色一次性口罩遮不住男人脸上的疲惫。这份工作每个月赚回两三千元的工资,他大多转给儿子还房贷,“很累,可为了给儿子挣钱,有什么办法呢?”
贫穷的乡村与三次未果的恋爱
赚钱,是张时玉维持日常生活秩序最重要的命题。
他的老家在华北平原的一个小县城——这里之前是国家级贫困县,而他居住的村子曾是最穷的村庄之一。如果不外出打工,村民仅靠种田的年收入很难超过1万元。 村里没有企业,最大的实体店是一间小卖部,货架上商品少得可怜。村子是南北走向,多为丘陵,百余户村民生活在一道山沟里,一些基础生活用品都得去5公里外的乡上买。 山坡上除了零星的柏树外,大多数地方被荆条覆盖。村里少有成片的土地,那些分布在半山腰的口粮田,也是东一块、西一块的,像旧衣服上的补丁。 山脚水库无法引流到山上浇灌,村民几乎是靠天吃饭。经济条件不好,很少有外村女性愿意嫁来这里。本村女孩外嫁出去,也经常被说是“高攀了”。
贫穷困住村民的生活,也困住了张时玉儿子的婚姻。
儿子张伟华出生于1985年,女儿张伟芳小四岁。他宠爱这一双儿女,在奉行棍棒教育的农村,孩子们淘气他也不舍得动手。 村里的孩子,通常有三条谋生之路。最好是读书考出去,学习不好的话早早学个技术也能养活自己,再不济就跟着大人去打工。 张时玉一心想让孩子靠读书出人头地,但他们成绩都不尽人意,上完初中就辍学了。他试图给儿女多找些出路,女儿在被罩厂工作几年后结婚嫁人,儿子的工作则“麻烦不断”。 先是送张伟华去饭店学厨师,因为无聊半途而废了。后来,又出钱让他去考B2货车驾照,跑长途时挣了些钱,但一次疲劳驾驶翻车“留下心理阴影”,张伟华再也不碰货车了,27岁的时候干脆辞掉了货车司机一职。 其实张伟华的外在条件不算差,身高一米八,中等身材,看起来精干,性格外向健谈。村民对他的评价是老实孝顺。同村的年轻人大都想着出去打工,张伟华更喜欢待在家里。 他想着,离父母近些,有事能照顾到。村里有人说他,“人很好,就是懒了点儿。”老家附近的女孩,没有因顾家孝顺的评价高看他,说他窝在家里能有啥出息。 张伟华谈过两个外村的女朋友都没成功,对方都说,“家人给介绍了条件更好的对象”。在张家生活的乡村,男性一旦被贴上“光棍”标签,歧视和流言也随之而来:贫穷,要不就是身体有疾病。
通往张时玉老家的一段路
在发小介绍下,张伟华总算找到一份夜店保安的工作。 工作内容倒不难,只是日夜颠倒。每天吃完晚饭,他就开着从朋友手里买的二手大众帕萨特去40公里外的市区上班。穿着黑西装白衬衫,手拿对讲机寻巡场,如果有人打架就上前拉开,他要识别出故意砸场子的人并将其带出店外,直至凌晨3点下班回家。 原本,张伟华对月薪3000元的生活挺满足。但当第三个女朋友提出“在市里买房就结婚”的要求时,他知道这段感情也要结束了,
“如果不是买彩票中奖,在市里买房都不敢想。”
“借钱也会买的!”
张伟华29岁时,已经有过十几次的相亲经验——三段恋爱告吹后,父亲张时玉不再允许他自己谈对象,而是通过长辈眼里更靠谱的媒婆介绍。 一开始,他觉得自己有年龄优势,对女方的要求颇高:“年龄不能太大”“二婚的不行”“不要求在县城买房,市里就更不用说了”。 按这个标准找,没有一个女孩想和他相亲。 后来媒婆看不下去了,劝张伟华父母:“条件再降降,咱就是村里一个没上过学的人,就别挑了。”张伟华松了口,“大10岁也可以”“离婚带娃也不嫌弃”“除了倒插门什么都能谈”。 这次,媒婆找到了好几位符合条件的女性。对方无一例外都提出一个问题:“在市里买房了吗?” “都没稳定工作,为什么去城里当‘房奴’呢?”张伟华好几次直勾勾地回话,他的“诚实”没给自己加分,倒是被贴上了抠门标签,更没女孩想和他接触了。
张伟华所居住的村庄
当时,算上张伟华在内,村里有四五个年轻人没成家,大家的情况都是市里没房。早些年,张时玉靠着打工和种地攒了20来万,在村里给儿子盖了新房。他没想到,这种房子放到后来的乡村婚恋市场上价值得不到承认。 眼看市里的房子已成为儿子相亲结婚成功与否的重要砝码,张家向媒婆打下保票:“借钱也会买的!” 确认了买房意愿后,张伟华的相亲之路变顺了些。 30岁时,媒婆给他介绍了乡上另一个村的王艳。两家相隔只有6公里,王艳离异,有个4岁的女儿。和其他相亲对象一样,她唯一的要求就在市里买房。 张家全部存款只有10万元,张时玉犯了愁。 他跑到亲戚们家里东拼西借,硬是凑满了25万元首付款。2015年的夏天,张伟华和王艳领证,又借了3万多元在老家办完婚礼。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婚礼之前,王艳让张家把25万元以彩礼形式先给到自己,等婚后拿这笔钱去买房。她的想法直接明了:
必须得有个东西去约束
(婚姻)
,房子是最好的选择。
“毕竟,他花那么多钱,做什么事之前,总得考虑下成本问题。”她并非村里第一个这么做的女性,在当地的婚恋市场,这被视为待嫁女性对自己未来婚姻相对普遍且直接的“自保手段”。
等不了的房价,还不起的月供
婚礼结束不到一个月,到市区买房成了张家小两口的头等大事。 第一次走进售楼部的时候,王艳觉得“自己像是城里人了”。穿西装的男销售给他们端来了咖啡、薄荷糖,张口就是“哥”“嫂子”“咱家”“您”,听者倍感愉悦。 在硕大的沙盘上,销售对着一堆楼房模型凭空讲解。张伟华夫妇看的那个小区刚刚才打好地基,一上来销售员就面露难色,不好意思,20层以下卖完了。紧接着,又领小两口到建筑工地外围,对着半空比划,呐,就那个位置,采光好、很通风。
这一切,都让张伟华觉得,“怎么像是搞诈骗的”。
也是从第一次看房起,两人知道了什么期房,什么是现房。后来,夫妻俩又转悠了好几个项目,只有少数盖起了主体。 2015年11月,市里房子均价大约6400元。张伟华夫妇手里的25万能买100平米的房子,首付30%也才19.2万,可挑选地段很多,而且都在市里较好的区域。 之后的一个多月里,两人越看越多,挑花了眼,还是没下定决心出手。 买房的事儿拖到了2016年初,他俩最初看上的那套三室一厅,已经涨到每平米8500元,光是首付金额就已经超过手里全部的钱。 房市行情大好,售楼部人员的耐心讲解消失了,咖啡也不给了,只甩下一句,春节一过就涨价,谁也没办法。 接下来的一年里,张伟华受到的冲击更大了。广告页所有房子均价都涨了两三千元,几乎一天一个价,等到2016年年底,那套原本每平米单价6千多元的房子已经飙升到1.5万元。他们彻底买不起了。 市里好地段的房子落了空,两人只能退到郊区去看。 距市中心32公里外的一个县级市,几年前升级成了区。位置相对偏远,但这片儿的房子也被裹挟在上涨的行情中,从5600元一路跑到8000元。 张伟华上班的地方距该区30多公里,离老家也才40来公里,路程上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夫妻俩也想过,要不在老家县城买一套算了,每平米才3600元。但王艳最后还是坚持,“那个区再落后也是市区,我们这再方便也是县城农村。” 最终,他们购入一套两室两厅的毛坯现房,安家城里。 房子带来了一连串的密集数字:89平米,在第19层,每平米单价8800元,总房款接近80万,首付23.4万余元,其余全部贷款,贷款30年,月供2700多元。 首付的钱,是从张伟华妻子卡上打过去的,房贷在张伟华名下,房产本上落下夫妻两人的名字。
但这套城里的房子并未给他们带来理想中的城市生活,反而很快成为全家人的心病。
2017年3月21日房本办下来,独立还贷两个月之后,张伟华负担不起了。 每月3000元的工资,他要支付自己、妻子和两个孩子的开支。需要装修时,他手里甚至连1万元都拿不出来。 这套举全家之力购买的“市里的房子”没有花里胡哨的装饰,墙面是白色,地板也是白色,唯一有设计感的地方,就是电视墙上手绘的一幅“荷塘月色”。 父母还欠着十几万元的债。为了能让家里好过一点,张时玉只好频频在乡里和县里的工地上找活儿干,张伟华的母亲则在家里多养了几头猪。
张伟华购买房子的小区
搬进新居后,更多的问题接二连三地涌来。 张伟华发现,需要花钱的地方远超预想。和村里的生活相比,这里的水、天然气、物业费用全都是额外开支。
更意外的是,在村里平房撒欢习惯了的两个孩子,搬进了钢筋水泥的高层楼房,也经历了艰难的适应期。
这里没有熟悉要好的小伙伴,出门谁也不认识,在小区里玩耍时,有好事的小孩私下叫他们“土鳖”。王艳不敢上前辩驳,她担心自己“连普通话都说不好,一张嘴不是更土鳖吗?” “终归说起来还是没钱,在那边生活压力太大了。”两人思来想去,最终还是决定等孩子们上初中前,再把全家户口迁到市区生活。 于是,在城里崭新、现代化、梦想中的新家只待了短短两个月,张伟华一家还是搬回了村庄。
父与子
儿子又失业了。 2018年7月初,张伟华上班的夜店被查封。他手上没有过硬的技术,又不想去干体力活,很难找到相对挣钱的工作。 兜兜转转半个月后,他应聘到市里一家保安公司,分到一个中档小区做夜班保安,每天晚上8点上班,次日早晨8点下班,月工资3800元,扣完社保,只能剩下3100多元。 新工作的待遇,依然只能勉强糊口。他转而求助父亲张时玉,偶尔也从妹妹那儿借一些。 看着儿子的生活一团糟,张时玉把他叫来,做了一个影响了自己晚年生活的决定。
“以后你负责养老婆孩子,我想办法挣钱还房贷。”
张时玉说。 前半生躬身泥土的父亲,一头扎入城市街道出卖劳力,张伟华心里是有过自责的,他怪自己没本事。他对成功的构想混沌又复杂,总觉得拼搏之路是独木桥,是赌博,是不能出一次错误的残酷游戏。而他自己不是不想拼搏,只是家里没背景没钱,试错成本太高。 刚开始,收到父亲转来的钱,张伟华会不好意思,没多久又接受了。从事实层面来看,有了父亲帮助,张伟华的日子才没那么拮据。 有时张伟华觉得这套市里的房,让全家人的生活变得鸡犬不宁。每月固定的房贷,就像一条无形但沉重的绳索,拉拽着所有人的命运。
很多环卫工都会携带大容量的瓶子或水杯
母亲李桂芳,是那种最普通的乡下女人,不善言谈,一辈子兢兢业业做农活,对家里任何大事不做决定。她知道家里和以前不太一样了,“我们家原本在村里不算穷,只是买了房后,生活确实差了很多。” 但在李桂芳眼里,丈夫替孩子还房贷,没什么大不了的。她甚至没有埋怨过和丈夫数以年计的分离,总觉得两人心还是在一处,全都是为了孩子。 张时玉打工赚的钱,除了留下每月房租200元,吃饭300元,其他都给儿子了。这是她眼里丈夫最大的优点。 家里两个男人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更不赌博。这么多年,老张也没和她红过脸,更不用说动手了。李桂芳说自己很满足了。 可环卫工作,却彻底将张时玉绑住了。他没有任何假期,不仅“五一”“十一”休不了,连中秋春节也不能歇。近五年的时间里,他只回去了两三次参加葬礼,其余时间都在城里扫大街。 今年,张伟华想去学做卤味,准备在市里小区附近开个卤味店。儿子想找到在社会谋生的方式,张时玉心里是赞成的,因为他有自己的难处,环卫公司今年出了新规定,年龄最多不能超过65岁——也就是说,他还能替儿子还两年房贷。 至于以后怎么办,他没想过,他觉得自己尽力了,也认命了。 他几乎没有责怪过张伟华,只是偶尔话锋一转,倒出几句内心更深的想法,
“养儿防老呀,我们现在不管,人家以后不管我们怎么办。有钱了,才是爹。”
每天清扫一个标准的足球场
正式成为环卫工人的2018年,张时玉已经58岁。 他通过熟人介绍,以劳务公司三方派遣方式去了市里某区的环卫大队。公司在招聘环卫工时,年龄要求在18周岁到60周岁。 尽管张时玉当时没超龄,但公司不再给他缴纳社保。负责人没有解释太多,只说:“入职时,男的40周岁以下,女的35周岁,才给缴社保。” 他被分到的大队共有一千多名环卫工。这些工友大多和张时玉差不多年纪,每天除了清扫街道垃圾,还要收集和清运数百吨的生活垃圾,以及几十个垃圾转运站和公厕的保洁工作,维持着一座城市的干净和体面。
夜间作业的环卫工
队里分清扫股、清运股、清掏股、机扫股等部门,张时玉在清扫股。大家都是三班倒,各自负责自己的区域。还得不定时上凌晨班,凌晨班从3:30分到6点,6人一组。 以前在家里干农活时,张时玉觉得挺累,可做环卫工后,他发现这份工作的劳动强度,一点不比农活清闲。即便有清扫车加入,张时玉和同事每天的作业面积至少得六、七千平方米,相当于每天要清扫出一个标准的足球场(7140平方米)。 按照相关部委对环卫工人的劳动定额,每个环卫工人每天清扫面积是4000平米左右。但包括张时玉在内,很少有环卫工知道劳动定额的事。他们只有一个朴素的逻辑——靠体力挣钱。 刚入职时,张时玉每月底薪是1650元,加上早餐补贴和奖金等,能挣到2300元左右。 但这奖金不好拿,要想拿,就得做到“以克论净”。具体就是,环卫工作清扫完毕后,会有检测人员或检测车,对作业道路随机划出一平方米区域,然后将区域内尘土进行收集称重,每平米灰尘不能超过10克。 如果每次抽查都合格,员工每月能多500元奖金,超过规定克数的话,每次罚100元。 为了不被罚款,张时玉需要特别仔细,不敢有一丝卫生死角。他被处罚过两三次,其余时候都能拿到奖金。 在城里的生活固定重复,和他身上的外套一样单调,基本只穿橙色的环卫服。早餐有补助,会吃得好一点。午餐和晚餐,几乎都是最便宜的馒头、大饼和白菜豆腐。
他遇到的一次最揪心的事,是差点被裁员。
按照公司规定,超过60岁就不符合工作规定了,但用人单位卡死这个年龄的话,无法维持正常运营。公司的管理者想出的办法是“顶岗”,让超龄环卫工顶替未超龄的环卫工干活。 张时玉过了60岁,开始顶着一位50来岁环卫工的位置干活。那人已经在公司十几年,以前也兢兢业业扫大街,自从家里拆迁后,就回家歇着收房租了。每月工资发下来,他会转给张时玉,只为给自己留个社保。
正在清扫作业的环卫工
在顶岗的位置上,张时玉经常怕彻底失业,处处表现卖力。疫情期间,他主动要求加任务,不仅扫大街,还负责辖区内果皮箱、公厕、垃圾转运站的消杀。他还去方舱和隔离医院搞消杀,每天背着几十公斤的消毒液到处穿梭,累得直不起腰。
他用身体的苦累去换钱。
最多的一个月挣了6000多元,这才让儿子未在疫情期间发生断供情况。这是他最开心的事。 “呼啦呼啦”扫了两个半小时后,张时玉和同事终于完成了工作。回程时,天很亮了,路上行人还不多。 当他正留心有无卫生死角时,一个醉酒的中年人又开始在路边狂吐。短短十几秒,秽物便淌在干净的马路边,仿佛一张皱巴巴的地图被丢到地上。 “真他娘的!”张时玉飙出了脏话。 再次清理完毕,张时玉骑车回到小区。他在门口早餐摊前买了两根油条、一碗加了白糖的豆腐脑,只用了两三分钟快速吃完。 这一次,他从桌子上抽了一沓餐巾纸,对着脑门和嘴巴擦了擦,然后直接丢在地上。起身离开时,几团纸沾在鞋底,他使劲把一只脚在地上摩擦,碎纸屑留在了地面。 这会儿,他不再顾忌什么卫生死角,径直上了楼。 早上6点50分,其他工友还没起床,此起彼伏的呼噜声铺满整个房间。他爬上了床,小声嘟囔了一句:“真想回家睡一觉,可现在还不沾(行)呀!” 坦白一下我的功利心
本文讲述了作者的朋友在媒体行业工作的职业幻灭感和对功利心的矛盾。作者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养家糊口是最重要的,而对自己工作的耻感反而是内心光明的表现。作者坦承自己也有功利心,但更希望将写作作为终身事业,并珍惜自己的名声。文章还提到了一些朋友的例子,展示了不同人对功利心的态度和选择。
• 作者认为养家糊口是最重要的,对自己工作的耻感反而是内心光明的表现
• 作者坦承自己有功利心,但更希望将写作作为终身事业,并珍惜自己的名声
• 文章提到了一些朋友的例子,展示了不同人对功利心的态度和选择
我有一位朋友,90后,211大学毕业,如今在某内陆省份地级市报社工作。他被视为单位里的头号笔杆子,深得市领导和社领导信赖,重头社论和市里重要会议的稿子基本都由他执笔。
昨天我正在散步,他发语言来说聊几句。聊过之后,就催生了这篇文章。
他说自己很苦恼,长期以来的职业幻灭感让他抑郁。尽管市领导和社领导都很赏识他,但每写完一篇稿子,职业幻灭感都萦绕不去。因为他觉得自己写的那些“大文章”,不仅仅是套话,而且在不断推翻自己,大部分稿子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至于新闻理想,从业以来就没见过这玩意儿。
他还说:“我羞于看自己写过的稿子,可是每一篇都留下了我的名字,白纸黑字,如果十年后、二十年后再翻出来,我该羞耻到什么地步?”
我问他:“你工作是为了什么?”
他说一开始是挺喜欢媒体这一行,现在是养家糊口呀,上有老下有小。我说那不就行了吗?这已经足够了,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家里没矿,养家糊口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份工作安安稳稳,抱着“打好这份工”的心态干下去,没什么丢人的。而且,你对自己的工作有耻感,恰恰说明内心的光明啊。你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是清醒的表现,也是责任感的表现。
当然,这事儿有个阈值问题,有人阈值高一点,有人阈值低一点,每个人的判断和承受力是不一样的。我还有不少朋友也干这个,慢慢就觉得实在受不了,觉得违背了自己的理想和良知,于是选择离开。但不管是离开,还是为了养家糊口而安安稳稳留下,只要不去刻意害别人,不一心把所谓“大文章”当成往上爬的敲门砖,不会不择手段,在当下就已足够。毕竟,大多数人并不具备改变一个行业的能力。
朋友又问:“一边有职业幻灭感,一边又打着养家糊口的名义继续干下去,难道不是太功利了吗?”我说是个人都有功利心,无非多还是少的问题,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存在的功利心是正常的。
跟朋友聊完,我想到了自己。很多人经常会说,叶老师你能写,其实有很多路子赚钱呀。我确实知道很多路子,我写过专栏、出过书,还做过媒体,如何寻找更好的切入点、什么样的书更畅销、什么样的文章可能会爆款、什么传播方式最有效,我并不是不知道。
如果嫌写书写专栏太慢太难(毕竟我也能力有限),线下有更多路子,跟部门应酬,跟企业打交道,拿各种经费,只要长袖善舞,这都不是问题。实在逼急了,还有吃相最难看的那种,比如弄个公号捏造世界上的各种谣言,标题里放几个感叹号,点燃某些人的情绪,隔三差五弄个十万加,收入更高。
不这样做,不是某些人理解的“清高”或“假清高”,我其实没这么高尚。我老实交代,自己也有很功利的一面:我深知自己别无所长,只有写作这样一个爱好与特长,所以我更希望将之作为终身事业,起码也是个终身爱好。既然是终身,所以更要爱惜自己的名声。
有些东西写了,可能一下子赚了不少钱,但可能就失去了朋友和人脉,大家还会惊诧:原来叶克飞是这样一个人。任何行当都不可能尽如人意,每个人都要做许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但行业之间确实有所差别。假如是公司职员,做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工作当然也很苦闷,但它只是一时之荣辱,可写作者却会留下名字,白纸黑字跟一辈子。
写作不是一件易事,这不是指写作本身,它对我来说真的不难。但在中国社会,
它难在如何寻找平衡,如何保护自己又对得起自己,这是每一个真正的写作者(请注意,是“真正”)必须面对的问题。
但不管有多难,干干净净踏踏实实地写作,是我个人的心愿。肯定有人会说这样很傻,可如果一个人想沉下心来做一点事情反而成了过错,那么错的未必是个人。将一切交给时间,既是面对世界的方法,也是个人努力的见证。
说到功利,人都有功利的一面,无非有人更爱名,有人更爱利,有人啥都想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取舍,以我为例,我更爱惜的是名,
当然,不是要有多么出名,而是要维护自己的名声。
我看重的还有人生价值的呈现,所以我人生中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从毕业开始,17年的职场生涯都在一个单位里度过,安安稳稳、按部就班。许多人会羡慕这种职场生涯,收入不错,又有稳定平台,安安稳稳,工作也不是特别累,就这样干半辈子,然后退休,拿一份还不错的体制内退休金,多么顺遂。但我确实很后悔,因为我错过了中国媒体最兴旺的时代,对写作者最好的时代,也是唯一“英雄莫问出处”的时代。
我并不是不适应自己的工作,相反它很容易适应,因为非常安逸。但正因为没有压力,我浪费了人生最好的光阴。
当然,这种心态也是功利的,因为我更渴望有一个发挥自己特长的空间。所以我非常感谢微博刚刚兴起的那段时光。虽然我不是什么大V,也没怎么真正去玩微博,但也通过微博认识了很多朋友,并得到一些机会,算是抓住了媒体辉煌期的尾巴。当然,这个尾巴早已结束。
人生容不得假设,后悔无济于事。但后悔确实给了我不少动力,让我可以坚持高强度的写作和阅读。
虽然功利心人人都有,但我一向不喜欢功利心太重的人。在职场上,我们常常可以见到一些人对收入非常在意,对一些蝇头小利特别紧张,一说到钱可能就要跟人翻脸、极其计较。媒体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人,比如为了收入去抢别人的采访,去抢车马费。
有些人会说,在乎钱有什么不好,人家也是为了养家糊口,然后搬出那句“你没穷过,你不知道”。
“你没穷过,你不知道”这个说法非常没有逻辑,因为稍有人生经验的人都应该明白,人的气度和格局,跟贫富确实存在一定关系,但它不是绝对的。有些人并不是特别富裕,但非常大气,有些人并没有经济压力,但还是特别小气,这种情况并不在少数。
我有一个朋友,为人洒脱豁达,乐于助人,自己能挣钱,但不算大富大贵,自己小日子过着,还经常做善事。这种性格可以从他的父母那里找到痕迹——他不止一次提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父母在自身很拮据的情况下,仍冒着极大风险救助右派家孩子的经历。这段曾经见诸于报刊和书中的经历,不但曾让他受益,也造就了他的性格。
留意生活中的每个人就会发现,有些人生于物质匮乏年代,家境也不好,但活得洒脱,精神气质极佳,丝毫不见为物质紧张的匮乏感。也有一些人,家里条件明明不错,可却总有一种严重匮乏感,甚至因此影响了人生选择和人际关系。究其原因,是父母对物质的过分看重,刻意灌输的金钱观念,还有过分节俭的思维方式,使之难以摆脱匮乏感,功利心过重,反而忽视了人生中更需要追寻的东西。
对于许多行业来说,功利心不会带来太大影响,甚至只有正向影响,但在一些需要潜心静气、不计得失、沉下来做事的行当,过重的功利心就会带来负面影响。比如可能因为得不到好处就半途而废,或者在团队里面成为不稳定因素。功利心过重的人,往往需要马上看到效果。比如读书觉得一般文学书籍没有用,官场小说和心灵鸡汤更有用,因为他要求“马上见效”。做事也一样,今天要挣一千,明天要挣三千,每天都要有收益有效果,抱着这种心态,更不可能沉下心去完成好的作品。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许多朋友都是功利心没那么强的人,或者说,他们的功利目标和一般人不太一样。
比如我的朋友俞瑾,就令许多人羡慕,因为她做了许多人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她毕业后有一份稳定的教师工作,放弃了,之后去了百度,当时正是互联网企业最兴旺的时期,拿到百度的机会,薪水当然很不错,但她也放弃了。几年前,她一个女孩子,骑着一辆小摩托从北京出发,横跨欧亚大陆,一直开到芬兰,之后过海到波罗的海三国,然后进入波兰、德国和捷克等国家。这真是一个创举,她没有团队,没有什么太多的包装,纯粹就是自己想尝试。
她做得更棒的一件事,是去年出发,直到前几天回到北京的“459天国内摩旅”。她写了一段让我非常感动的话:“前216天,每个人还被口罩绑定着,那是一段不能放声大笑的时间,沿途所见的多是人间疾苦。那段时间下了高速是没有路的,高速上又是没有出口的。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明知麻烦还要出来?我说我想看看,也想被骂。”
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体验与观察。就是这样,她和男友开着一辆三轮摩托走了459天。更可贵的是,这类摩旅其实很有噱头,如果开直播,肯定会有很多人关注并打赏,还可以变成新闻事件。但她并没有这样做,全程没开直播,只是坚持自己写一些文章。这显然是抛弃了某些过多的功利心,正如她所写的那样:
“如果能融入这个时代,眼睛里能揉得进沙子,每天能面对一群键盘侠直播,我根本不可能离开北京,不可能辞去不差的工作,选择流浪。”
其实她不是适应不了这个社会,一个能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人,适应能力比一般人高太多,她只是不愿意适应。很多人会混淆“适应不了”和“不愿适应”,认为人生只有一种选择模式,只能趋利。其实前者是被动的,后者是主动的。
同样,我还有不少朋友,其实在体制内原本有空间,但因为各种原因,比如看不惯某些事情,或是职业幻灭感,就此选择离开。这种行为会被很多人视为傻,甚至被批为“不负责任”,因为如果留在体制内,有一份体面工作,起码在孩子上学等事情上都会有一些便利。但实际上,他们不是不能适应,只是不愿意继续适应下去而已。
或许这种人在现实中确实显得很傻,但如果在一个社会里,连这种人都消失了,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你希望我们的社会里只剩下那些每天刷着抖音,骂遍各个国家,骂完后再看看虚假养生段子和各种谣言的老人吗?你希望社会只剩下那些像稽查队一样审判每一部电影是否“纯洁”、动不动就要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年轻人吗?你希望社会只剩下那些每天在酒桌上搂着别人喊着“兄弟,这事儿包在我身上”的油腻中年人吗?
如果一个社会只剩下这些人的话,那每个人都会变得非常危险。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老人在抖音里骂的人可能就是你,中年人在酒桌上想设计的人可能也是你,年轻人想网暴想打倒的人可能还是你。甚至你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仅仅是一张照片,就会变成网暴对象,这样的事情还少吗?
所以,我还是喜欢那些不太功利的人。当然,这个想法也挺功利,因为我觉得这种人起码没那么危险,不会做不择手段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