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命维新：嘉道之际的思想、政治与财政——评罗威廉《言利》

《言利：包世臣与19世纪的改革》

[美]罗威廉（William T. Rowe）著，许存健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罗威廉是久负盛名的汉学家、城市史家，他对中国城市汉口、麻城所做的精微研究曾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激发了关于中华帝国晚期市民社会、公共空间、城市自治、商业发展、文化传统等重要议题广泛的重新讨论。在中国城市史研究工作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后，罗威廉的学术视野开始逐渐转移至晚清士绅精英与社会状况，试图通过对乾嘉以降士绅精英心态、思想、经历、行为的细致考察，揭示出当时社会面临的内部压力与推动革新的内在动力。这样的旨趣在其对陈宏谋的相关研究中已有显现。 2019年出版的新著《言利：包世臣与19世纪的改革》（以下均简称《言利》）是这一学术转向下的又一力作。按照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的说法，这本书是他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尽管从篇幅来看，这是一本实实在在的“小书”，但倘若考虑到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在范式、观念、视角上的显著变化以及罗威廉自身学术脉络的演进，那么，它依然会在方法、观点上带给我们许多新鲜的启发。这本书总体上并没有跳出“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潮流，但在“找寻现代性”的道路上走得更加谨慎。总之，只有将这本“小书”置于大的学术背景下加以认识，它的价值与不足之处才能得到恰当而充分的理解。 《言利》一书将晚清士绅包世臣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时段聚焦于“康乾盛世”与“近代中国”之间的嘉道之际。通过考察包世臣的生平经历和思想世界，展现转型前夜清王朝面临的多重危局和经世士大夫所做的救世努力。全书虽然规模不大，但结构清晰，逻辑严密。前言部分除了简单交代关于嘉道时代和包世臣的研究状况外，主要讨论的是“盛世”终结后社会面临的种种困境和嘉庆帝的维新举措，以及在士大夫群体中出现的经世思想与实践。第二部分即全书第一章，主要介绍包世臣的生平经历与思想渊源，第三部分为最后五章，以包世臣的“言利”话语为核心脉络，依次介绍了包世臣在政治、农业、漕运、盐政、货币等制度层面的改革思想。书中征引的原始史料主要来自《包世臣全集》，较少采用直接引用的方式，大多为作者根据需要在理解基础上进行灵活翻译。这样的处理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另一方面，罗威廉对中文古典文献的熟稔由此可见一斑。 这本书看似是围绕包世臣所做的人物个案研究，但作者显然在“小切口”背后有着更大的时代关怀，希望透视外部势力进入以前，19世纪早期中国社会的思想、政治与财政。中国史学界对包世臣已有多方面的深入研究，而罗威廉只是将包世臣视为一位合适的时代观察者，他在前言中称19世纪为“帝制时期的一个转折点，拯救帝制衰落的集体努力时期”。自称他的研究目的是“探究19世纪早期中国危机的复杂性”。这种“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研究路径以及将社会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熔于一炉的宏大手法可以与其所处的学术环境和近年来的学术思考联系起来。《言利》讨论的具体问题当然十分重要。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作品对“包世臣故事”的讲述及解读既凝结了罗威廉自身在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观念、视角上的反思与突破，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史学转向以来在中国史研究上新的开拓与局限。

一、 范式、观念与视角：方法论的启迪

“范式”一词是由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提出。他在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

“（有些成就）共同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他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凡是共有这两个特征的成就，我此后便称之为范式”。

库恩是在研究科学史时提出这一概念，并运用“范式”理论解释科学革命的产生机制。他认为作为基础规则的范式具有优先性，比“从其中明白地抽象出来的任何一组规则更优先、更具约束性、更加完备”。根据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序言中的说法，“范式”概念及理论的提出部分来自社会科学家的启发。事实上，这一概念的影响力在数十年间早已由自然科学扩展至人文社会科学，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库恩的著作在中国出版以来，中国史学界对“范式”的争论和运用从未停息。尽管不同学者对范式的理解有所差异，但“学者均认可范式关系到学科的整体认识……未对这一概念本身的有效性提出质疑。” 在人文学界几乎出现了人人争言“范式”的局面，但至今尚未对“范式”概念有一个清晰、完整、统一的界定。马敏教授将“范式”理解为“某一科学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基本认同并在研究中加以遵循学术基础和原则体系。”这一看法较为允当。以此而论，在海内外近四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确存在一个“范式转移”的问题，并且海外中国史研究在方法论的革新上往往更具前瞻性和引领性。这一过程至少包括了从“革命范式”到“现代化范式”、从“单一的政治史范式”到“全面的社会史范式”、从“地区史范式”到“全球史范式”等互相联系的几个方面。范式转换背后是史家观念的革新和视角的变化。有学者总结了21世纪三种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日益成为新趋势的历史观，即更趋精细的历史观、长程的历史观和内部取向的历史观。这些新观念是在中外史家长期的具体研究实践中孕育、成熟，又指导、促动着史学研究工作的深入展开。随着“范式”和观念的更革，海外中国史研究在视角上经历了从单纯的“眼光向下”到更复杂的多重审视的演进。范式、观念、视角三者在互动中共同推动史学认识走向更丰富、深邃的境界。

罗威廉选择以包世臣作为《言利》一书的研究对象，实际上透露出他在中国史研究实践中一贯的问题关怀和对于史学范式长久的思考。而他在对包世臣相关文本的叙述与解读过程中所采用的处理方式则反映了他对既有史学观念的挑战和反思。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长期受“冲击-反应”模式的影响，该模式背后的观念是“中国停滞论”《言利》的中文版序言中，罗威廉谈到他初次接触包世臣是在撰写汉口的学位论文时，最引起他注意的是包世臣的“创新政策”。在研究包世臣之前，他考察的另一人物是活跃于乾隆时期的正统精英陈宏谋。陈、包二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对社会现状存在不满，希望用自己的社会构想除弊济时。包世臣重视“言利”最终也是为了“救世”，“言利”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可以摆脱黄仁宇先生所谓伦理治国的困境，实现国家富强。正如王笛评论的那样，罗威廉是“停滞论”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他对汉口、麻城两座城市的研究试图发掘中国前近代社会固有的自治和革命传统，对陈宏谋和包世臣的关注则是尝试找寻中国社会内部的革新动力。总而言之，罗威廉以上几部重要作品所构建的中国史研究脉络始终贯穿着他对中华帝国晚期社会的基本认识，基本遵循的是“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理论路径。有国内学者将罗威廉参与甚至代表的一种史学潮流称之为“在中国寻找现代性”，并对此颇不以为然。当然，在中国史学界内部也有持类似研究取向的学者将罗威廉引为同道。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柯文出版了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这本书在对三种传统西方中心的历史观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观念。柯文对应用这种新观念的代表性成果进行了梳理，并指出：“这种取向不是单一的，也不代表某种单一的、连贯的‘取向’，尽管如此，它却体现了大约1970年以来在美国史家中特别明显的一组趋势”在《言利》中，罗威廉一方面在考察包世臣各方面改革思想的过程中揭示出了嘉道之际面临的严重危机，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社会在西方力量进入之前已经开始了江河日下的衰败进程，社会结构也处于变动而非停滞的状态。另一方面，罗威廉认为包世臣在他的作品中“提出了重构国家机器的详细蓝图”。尽管他的一些想法不具有实践上的可行性，但这些构想的出现及部分付诸实践的努力表明帝国晚期的中国社会已经具有了向近代社会过渡的某些倾向。罗威廉认为包世臣的经世思想开启了19世纪后期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言利》结语部分的最后一句话相当耐人寻味，罗威廉指出“他参加了晚清的改革，同时参与了另一个不自觉的进程，即如何将大清塑造成中国”。实际上肯定了包世臣对晚清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在讨论盐政改革的一章里，他直接提出“让我们跳出‘二元历史观’，特别是摒弃西方发展与亚洲停滞、西方冲击与亚洲回应的研究模式。”

事实上，《言利》一书在范式上的真正创新之处不仅在于跳出“西方中心论”的陈旧史观，更在于对“在中国发现历史”这一新潮观念的积极反思和审慎运用，力图“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即从传统内部的发展逻辑而非西方话语和标准理解嘉道之际的社会变动和精英意识。这一点集中体现在罗威廉对包世臣经世思想在价值层面的评价上。他肯定了包世臣在漕运、盐政改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认为包世臣在类似的经济改革中具有强烈的市场意识。但他同时认为包世臣对“逐利”的尊重甚至鼓励最终是为了保证王朝的财政稳定以寻求“富强”。对于将包世臣的“言利”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相提并论的说法，罗威廉认为“这种观点有些夸大其词”。，在前言最后，他借用冯天瑜先生的观点，认为包世臣无论是实质还是风格都属于“前现代”。其实，自柯文提出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传入中国以来，国内学者围绕它所做的理论反思相当细致全面，或许相关讨论还将持续下去。=但鲜有学者在研究实践中尝试批判性运用这一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言利》具有先行的方法论价值。此外，罗威廉在《言利》中力图以宏阔的文明比较眼光考察全球视野中的嘉道之际和以包世臣为中心将思想史、政治史、经济社会史有机融合起来的整体研究方法也颇具启发性。

二、近代前夜：嘉道之际的危机与变革

清朝康熙、乾隆年间向来以“盛世”之名著称，尽管有学者主张应更慎重地考虑康乾时期的历史地位问题。但从诸多层面来看，它的确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而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文明的入侵，中国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国之中国”日益成为“世界之中国”。有学者将这一过程生动地概括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穿过历史的三峡”等。对这一过程的性质、动力、方向等具体问题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方式，但无论如何，这一过程本身无疑是重要的。相较“康乾盛世”、“转型时代”——至少在罗威廉写作《言利》时——嘉道之际的历史尚鲜少引起学者关注，尽管这一状况已逐渐有所改变。处于近代前夜的嘉道时代是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渡期，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既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在此之前绵延千年的帝制社会，也会丰富我们对近代中国系列嬗变之来龙去脉的理解。 罗威廉在《言利》的前言部分初步剖析了“盛世终结”的过程、影响以及嘉道之际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定位问题，最后讨论包世臣及嘉道之际士大夫参与的经世革命。他引用海内外相关学者的论述，从人口危机、环境退化、吏治败坏、边疆威胁等几个方面勾勒了“19世纪前后清朝出现的相当突然和显著的衰落。”清人同样认为嘉道之际是一个“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即所谓“国步之濒，肇端于此”。罗威廉也看到了嘉庆年间出现的一些新因素，嘉庆帝的维新从清除和珅留下的恶劣政治影响开始，包括崇俭黜奢、广开言路、恢复京控制度、减少内外朝区别等诸方面。其中中央权力的下移在罗威廉看来最为关键，并且这种趋势对于政府而言并非被动。他认为这些改革措施虽然产生了短期效果，却无法阻止清朝长期性的衰落。除了统治者外，嘉道之际的一批经世士大夫同样强烈感受到空前的时代危机感，致力于挽救时弊，包世臣就是其中一员。以往的相关研究通常将包世臣定义为“地主阶级的代表”、“富有批判精神的士大夫”或“农业精英”等，罗威廉在《言利》中试图从其思想内部和文本细微处着手还原包世臣的复杂面相。有趣的是，包世臣几乎一生都未曾正式步入仕途，但他提出的建议受到当时高级官员的广泛重视。“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河、漕、盐诸钜政。无不屈节谘询。”罗威廉因此将包视为一位政策“专家”，并认为包世臣对清朝的处境和前景有深刻的预见性。

在追索包世臣的思想渊源时，罗威廉注意到了他早年的成长环境、游幕经历及常州学派在其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种“知人论世”的方式在思想史研究中尤为重要。包世臣出身于安吴（今安徽泾县）乡村中一个没落地主家庭，远离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江南的核心区。他在私塾先生和父亲那里接受了较为严格的传统儒学教育。通过生员考试后不久，他的兴趣就开始转移到他认为“更有用”的知识上，包括经世史学、方略制定和军事策略等，18岁时就写出了军事著作《两渊》。其实，康熙年间的士大夫陈迁鹤就曾对“读书之人喜虚名而不务实功”的士风表示不满，和包世臣差不多同时代的陈光亨（1797-1877）也“立志务实用，雅不欲以文章自见。”在科举方向无法继续取得进展后，他却多次被聘请为幕僚，亲临战争前线。这段经历使他对地方军事化、官员腐败等社会问题有了深入体察。罗威廉在研究中非常注重考察士大夫间的人际交往对思想形成不容忽视的影响。1802年，包世臣从白莲教前线返回后，在常州客居了七个月。常州学派代表人物刘逢禄的今文经学研究和李兆洛的“史地学”、“阳湖学”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且在顾炎武的影响下，他愈发觉得士人的责任在于关注“国计民生”以拯救天下，文章的作用在于描述和分析“人事”。对人事的理解则需要学习历史、地理和开展社会调查。罗威廉认为，在白莲教起义前线和常州的经历对包世臣而言意味着接受“更高”的教育，增强了他的观察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信心。 在对包世臣的研究中，罗威廉相当重视对核心文本的细致解读。《说储》是包世臣于嘉庆六年（1801年）写下的一篇讨论政治、经济改革的文章，由于观点激进，长期未公开刊印。根据包世臣在序言中的自述，写作这篇文章的初衷是回答学生提出的“如何救世”这一复杂问题。罗威廉认为将“说储”理解为“财富论”最为合适，这种概括方式反映出他的西方学术背景。他也提供了另一种认为“比较牵强”的解读，即“对未来统治者（储君）的建议”。其实，从《说储》一文的内容广泛性和包世臣的生平经历来看，后一种解释或许更为妥帖。罗威廉以《说储》为中心详细考察了包世臣建构的一整套社会体系。在包世臣看来，要想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必须依靠三方面的力量，即德、威、财，“财”是其中的关键。当时的清朝由于军事失控、财政失衡而面临着重大危机，甚至濒临崩溃。另一方面，他又“一直保持乐观的态度”，相信危机也意味着机遇，坚信自己可以找到满足各方利益的方法。为此，他提供了一份用以重构国家机器的详细蓝图，其中最重要的是重建官僚体系。包世臣试图通过行政机构的重整消除上下沟通的障碍，提高行政效率。罗威廉认为包世臣的构想“系统地破坏了清朝在过去150年引入的几项重要制度创新”。在地方管理方面，包世臣的创新之处较少，核心是恢复保甲制度，还包括取消幕友、整顿书吏等。通过考察包世臣在经济财政方面的构想，罗威廉认为他虽然认识到具体的商业政策最好由“逐利”的商人做出，但总体上很难将他界定为“经济自由主义者”。包世臣所做的一切努力，最终是为了“恢复有效的国家控制、充实国家财政和增强国家权力”。 在全书的最后四章，罗威廉分别从农业生产、漕粮运输、盐政管理和货币制度四个具体方面探讨了包世臣的早年思想如何发展为确切的改革计划。通过考察包世臣在发展农商方面的各种设想，罗威廉指出“也许对包世臣立场更好地描述应该是中立的‘功利主义’”。换言之，包世臣思想的核心是打击“中饱”而“逐利”，最终实现“利国便民”的目的。“重义轻利”向来是正统儒家竭力倡导的道德观念，一直到明末清初，经学家张尔岐依然在文章中提醒士人“舍其道义而汲汲货利，不知自返者，将致毒于人以贼其身者也。”在关注国家财政问题、反对腐败方面，包世臣的思想在他的时代里的确具有前瞻性，但罗威廉对其在实践上的可行性提出了怀疑。包世臣年轻时对清王朝转危为安的前景一直非常乐观，但随着数十年间国势民生江河日下，他逐渐变为失落的坚持。包世臣的态度转变实际上折射出19世纪中国士大夫面对社会走向整体衰败时的落寞、无奈和在“救世”道路上遭遇的巨大挫折。包世臣一直认为漕运制度是影响长江中下游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嘉道年间漕弊深重，民众饱受盘剥，财政日绌。为此，陈光亨大力推动“以海代河，以商代官”的改革。他的改革方案永远在试图平衡贫困农民的合法权益和国家财政的迫切需求。罗威廉引用法国历史学詹姆斯·柯林斯的研究指出15-18世纪中西方社会都出现了一些新的结构性变化，也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他不同意罗友枝等学者将清朝与西方近代“财政-军事国家”相类比的观点，认为清朝表现出了另一种形式的早期现代化。为了应对社会面临的挑战，包世臣将盐政改革视为从内忧外患中拯救清朝的唯一途径。罗威廉认为包世臣的改革方案反映出他在量化能力方面与同时代的士大夫相比相当早熟，另一方面，包世臣认为竞争是无法直接带来收益的行为，只不过是一种可以控制供需失调的方法。他的贸易保护主张也可以通过其对山西盐政改革的态度得到体现。罗威廉指出“包世臣绝不会放任让市场自由分配食盐。相反，他的目标是利用国家的影响确保公平的分摊成本，从而使各方在生产和分销过程中获利。”包世臣的盐政改革建议中既从未提到过盐业垄断，也没有提到过自由放任。他的主张介于完全开放的自由市场和严格监管的管制市场之间，希望兼顾国家和社会利益。 罗威廉在全书最后部分通过分析王鎏和包世臣在钱法方面的主张探讨了道光时代政府政策塑造经济模式的可能性、海洋贸易的作用、与欧洲贸易伙伴的关系，以及清朝政体的性质等重要问题。清朝继承了明代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道光之际，受到对外贸易中国家收支转变的影响，银价开始大幅上涨，进一步加重了社会危机。在王鎏、包世臣看来，鸦片的大量进口直接导致了银价的上涨，并建议引入纸币解决银荒和鸦片问题。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帮助清朝战胜外国侵略和内部危机。值得注意的是，罗威廉认为王鎏、包世臣的纸币建议表现出了早期民族主义思想。王鎏将外国货币在国内流通描述为外国人对中国的“耗蚀”，强调增强国家经济的主权。谈到国家时，“包世臣认同的是千年来延续的中华文明，而非某个朝代。”这种观点是否完全成立自然可以商榷，但对“鸦片战争前传统士大夫如何系统认识外部势力对清朝的影响 ”这一问题的关注难能可贵。 包世臣目睹了19世纪初期以来社会危机的日益加深，但他没有充分认识到危机的复杂性。在他看来，是各种制度的积弊造成了财富被自私自利的中间阶层“中饱”。罗威廉认为包世臣虽然不能被视为“经济自由主义者”，但提升了人们对商业和市场效率的信心，他留下的宝贵思想资源为冯桂芬等后世改革者所承继、发扬。总之，嘉道之际是一个社会面临多重困境而一步步走向衰败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变革气息的时代。以包世臣为代表的经世士大夫怀着“忧乐为天下”的济世情怀，力图推动维新，延续国运。罗威廉在《言利》中试图说明：他们在危机四伏中找寻出路的努力是可贵的，但因为对危机的认识始终流于表浅层面，最终难以挽救日渐衰微的清王朝。

三、“异域之眼”与“异域记忆”：西方中国史研究的局限

自晚明时期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以来，中西文明就一直处在交流碰撞中。中华文明以其独特的延续性和丰富、复杂的内涵吸引着异域学者长期关注。17、8世纪以来域外学者对中国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形成的学问通常被称为“汉学”或“中国学”。余英时先生曾指出“在19世纪中国人的学问依然自成系统，与域外的汉学截然异趣，那么在进入20世纪以后，情况已完全改变了。”随着晚清以后中国被卷入世界秩序之中，西方近代科学知识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中国的学术发展，中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时至今日，中国学者在开展中国研究时，已经很难忽视西方学者做出的相关成果。其中，“海外中国史”研究是“汉学”的重要方面。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产生学术兴趣由来已久，至少可追溯到17世纪。但17、18世纪的海外中国史研究基本以古代史为主，“20世纪东西方各国的汉学研究有个重大变化，就是对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研究超过了以往的对古代中国的研究。”检视近二十年来的海外中国史研究成果，不难发现这种趋势一定程度上仍在继续。不过西方学者所言的“近现代”似乎是指一个更长的研究时段，至少包括了所谓”中华帝国晚期“。如美国学者魏婓德认为从1550年代开始到1930年代的整个时期构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这段时间可以被称为“晚期帝制中国”。无论如何，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近几十年来取得的成果相当丰硕，且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到中文世界，其中的代表作品往往在国内史学界引发热烈讨论。罗志田先生曾指出“就西方学术成果而言，只有循西方文化体系的内在发展理路去解读其具体研究，才能弄清其心意所指，必有此理解，才谈得上对话、批评与借鉴。”对于罗威廉的《言利》一书，也只有在充分理解作者所处的文化背景和学术环境的基础上，才能尝试较为深入地认识其长处和局限。 在罗威廉看来，包世臣并不是林满红等学者所认为的“经济自由主义者”，这是在《言利》一书中被反复强调的观点。《言利》通过细致考察包世臣思想的多个侧面，发现他的核心关注点在于以“言利”为手段增强国家实力，即寻求富强。与此同时，贫苦农民的利益也需要得到很好的保护。概括起来，包世臣的救世理想无非就是“国泰民安”。另一方面，罗威廉也承认包世臣对商业和市场的看法在他的时代具有难得的前瞻性、进步性。相对于将包世臣视作“经济自由主义”，进而认为中国在近代前夜已经产生某种“经济现代性”的观点而言，罗威廉对包世臣思想的认识和评价似乎的确更为谨慎、全面。然而，罗威廉实际上仍然没有完全跳出以“自由主义”话语衡量包世臣思想的窠臼，他用以否定包世臣“经济自由主义者”身份的标准是从西方历史发展进程中概括出的一系列理论概念。进一步说，罗威廉在书中没有从正面给予包世臣复杂的经济思想一个统一、自洽的解释，特别是结合明清以来中国士大夫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在经济思想以外，罗威廉讨论了包世臣对于底层民众、清朝政府以及外部势力的态度，并称他为将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结合起来的早期民族主义者。罗威廉的这些思考和概括显然与他长期置身于西方社会环境、学术环境之中有密切联系。当然，这并不是试图说明只有本国人才能真正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正如汉学家魏根深反驳的那样“如果要选择心脏病医生，是否需要以对方曾经患过心脏病为前提时，他们承认，直接经验并非必要条件。”但值得注意的是，本国学者与异域学者在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时，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各自带着自身经年累月所积淀、养成的文化心理去观察、思索，从而得出不一样的判断。这些判断有时在价值层面很难分出优劣高下，但至少，我们对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应该有足够的认识和“平衡反思”。这样，中外学者才有可能在有效的对话、互动中共同推动史学认识走向深入。 《言利》中的包世臣是一位具有改革眼光的政策专家。罗威廉反对称包世臣为“经济自由主义者”的主要依据之一在于他的重农思想和贸易保护主义。但罗威廉也发现了包世臣思想中存在诸多矛盾之处，且并没有在书中给出明确解释。比如，包世臣坚持以农为本，甚至反对种植经济作物。但他又主张具体的商业政策由商人做出。在关于盐政和漕政的改革思想中他都表现出对市场力量的尊重。罗威廉认为前者足以否定包世臣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身份，却没有从中国传统士大夫思想内部对两者给予同样的关注。实际上，正如杨念群先生指出的那样“‘经世’一词变得时髦是受到西方科学至上的过度支配，总是觉得如果不拿起科学尺度对中国传统上上下下打量一番，难免显得迂腐落伍，跟不上时势。”仔细考察包世臣的经世改革思想，不难发现其与中国历代涌现的改革思想的共同之处。在包世臣看来，只要能实现既定的治国目标，手段是“教化”还是“言利”，“重农”或者“言商”都并不太重要。包世臣的思想深层还是传统儒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伦理和忧患意识在起支配地位。罗威廉在《言利》中也提出，包世臣一生深受明末大儒顾炎武的影响。尽管按照《言利》中的说法，包世臣思想在许多方面比顾炎武更“现代”，但他还是没有跳出传统儒学的范畴。如果用西方现代观念去检视包世臣在“救世”上试图利用的种种手段，也许能发现诸多相似之处。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包世臣试图实现的目标与西方历史发展中这些思想资源所达到的效果大相径庭。葛兆光先生曾经借用日本学者兴膳宏一本随笔集的名字提出“异域之眼”的概念。并指出“（域外中国学）不仅丰富了我们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书架，而且还提供了观看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角度。”的确如此，“域外之眼”所见到的中国历史图景也许与中国学者长期理解的历史有很大差异，由此使我们有机会更加全面的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然而，我们也需要时刻注意造成这些图景差异的原因所在。我们需要提醒自己，这双“异域之眼”在观察中国社会以前，已经承载了许多的异域记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读懂罗威廉的《言利》，理解西方学术成果的魅力与局限，才能谈得上交流、互鉴。 删改稿载于温春来主编：《区域史研究》2022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