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典籍之舜-《孟子》里的舜（上）

评析典籍之舜-《孟子》里的舜（上）

王照伦

『原文』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 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第45页）

『译文』孟子说：“对于子路来说，别人指出他的过错，他就很高兴，因为仲子认为指出他的错误的人是真正的对他好。对于大禹而言，听到有教益的活，就马上给说有教益话的人行礼以示感谢。伟大的舜帝又更是不得了：他高瞻远瞩，总是与别人共同做善事，在使做善事的人越来越多的同时，也使得善的影响力更为扩大。舜总是毫不犹豫地舍弃自己的缺点，学习他人的优点更是不遗余力，同时他非常快乐地吸取别人的长处来充实和提高自己的善行。他从一个从事种地、做陶器、捕鱼的黎民百姓一直到做至高无上的帝王，他身上的所有的优点都是通过从别人那里学习得来的，在他的一生之中时时刻刻都把学习别人的长处和优点作为自己的必修课。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也就是与别人一起来行善，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同等重要。由此可以这样说：君子，最重要的德行就是要与别人一起来行善。”

『评析』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舜在孟子心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孟子的一生之中几乎是言必称“尧舜”，宣扬尧舜的善，成为孟子思想一以贯之的一条红线，并构成了孟子“性善论”思想的核心。孟子从子路说起，是借助仲子和禹突出大舜更高一筹的善——不仅仅是高兴，也不仅仅是行礼，而且还要切切实实地吸取他人的善并付诸行动与别人一起行善。在孟子看来，这种境界就是圣人的境界！

『原文』膝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今膝，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第62页）

『译文』当滕文公还是太子的时候，要到楚国去办事，借路经宋国之机拜访了孟子。孟子给他宣讲了善良是人的本性这一性本善或者说性善论的自己的一贯主张，在谈论这个课题的过程中孟子一口一个尧舜如何如何。

在太子从楚国回来的途中，又拜访了孟子。孟子说：“难道太子你不相信我说的话吗？道理就是这么一个啊。成覸曾经对齐景公说过：‘他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我也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我为什么要怕他呢？’颜渊问：‘舜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一个人想成就一番事业的话，就应该像他那样为人处世。’公明仪说：‘文王是我的老师，周公难道还会欺骗我吗？’现在的滕国虽然是个小国，假如把疆土截长补短进行丈量的话，大概也有将近方圆五十里的面积吧。在这样的疆域里面如果实行仁政的话，还是可以把滕国治理成为一个让人们安居乐业的好国家的。《尚书》说得好：‘如果人服用了药物之后不能感觉到头昏眼花的话，那样的药是不会把病治愈的。’”

『评析』这段文字，再次突出了孟子的“性善论”思想，同时孟子还把“尧舜”作为是不是贯彻实行人性善主张的参照物，这是孟子一以贯之的行为准则。

孟子认为把人性善扩展到治国理政的政治层面就是仁政。实行仁政不论是在大国还是小国里面道理都是一样的。就算是在滕国这个只有方圆五十里国土的小国里，只要实施仁政，照样可以把滕国治理得很好。

『原文』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膝，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

文公与之处。

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

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膝，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

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膝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膝有仓禀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

曰：“然。”

“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

曰：“否，许子衣褐。”

“许子冠乎？“

曰：“冠。”

曰：“奚冠？”

曰：“冠素。”

曰：“自织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曰：“许子奚为不自织？”

曰：“害于耕。”

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

曰：“然。”

“自为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诚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水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

“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内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 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人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

“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

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孟子·滕文公上》，《孟子》第67～69页）

『译文』有这么一个奉行神农氏学说，名字叫许行的人，从楚国来到滕国觐见滕文公，说：“我是个从远方而来的人，听说您施行仁政，希望您能够给我提供1个居住的地方，因为我想成为您的居民。”

于是，滕文公就给他提供了住处。

许行的门徒多达几十个人，他们都穿着粗麻衣服，依靠打草鞋、织席子谋生。

陈良的门徒陈相和他弟弟陈辛携带着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也觐见滕文公说：“听说您施行圣人倡导的仁政，那么，您也就是圣人了，我们这些人都愿意做圣人统治之下的老百姓。”

陈相结识了许行之后非常高兴，认为许行的思想和学说很有道理，于是就抛弃了自己以前所学的知识，跟着许行学习新的理论。

有一天陈相去拜访孟子，转述许行的话说：“滕君的确是个贤明的君主，不过，他还没有掌握正确的治国之道。既然是贤人治国，所谓的贤人就应该和老百姓一道耕种农作物、一块享有这些收获的农作物，一道亲自做饭食用这些农作物。而现今的滕国却建设有储藏粮食的仓库储备粮食，这样做是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来扩大统治者自己的利益，这样的国君怎么能够称得上贤明二字呢？”

孟子问道：“许先生一定是自己种庄稼，同时他只吃自己种植的粮食吗？”

陈相回答说：“对。”

“许先生难道自己织布，只穿自己缝制的衣服吗？”

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因为许先生只穿粗麻制做的衣服。”

“请问，许先生他戴帽于吗？”

回答说：“戴。”

孟子问：“那么，他戴什么样的帽子呢？”

回答说：“戴白帽子。”

孟子问：“他戴的帽子所使用的布是他自己种植的棉花、自己纺线、自己织布，使用自己纺织的布自己制作的吗？”

回答说：“不是，是用粮食换来的。”

孟子问：“那么，许先生为什么不自己织呢？”

回答说：“因为他怕耽误了农活。”

孟子问：“许先生用锅和甄子做饭，用铁器耕种吗？”

回答说：“是的。”

“这些他使用的炊具、饮食用具和农具都是他自己制作的吗？”

回答说：“不是，是用粮食换的。”

孟子于是说：“农夫使用粮食换取日常生活用品和农具，不能说是损害了瓦匠和铁匠的利益。反过来说，瓦匠和铁匠用锅、瓶和农具换取粮食，难道就能够说是损害了农夫的利益吗？而且，许先生为什么不自己烧窑冶铁做成锅、甑和各种农具，什么东西都放在家里随时取用呢？为什么要一件一件地去和各种工匠交换呢？为什么许先生这样做不怕麻烦呢？”

陈相回答说：“关于各种工匠的事情，当然不是可以一边耕种一边同时干得了的事情。”

“那么，同样的道理，治理国家就偏偏可以一边耕种农作物一边治理了吗？官吏有官吏应该做的事情，黎民百姓有黎民百姓应该做的事情。况且，每1个人所需要的生活资料都要靠各种工匠的产品才能齐备，如果都一定要自己亲手做成才能使用，那就必然导致全天下的人疲于奔命。所以说：有的人从事脑力劳动， 有的人从事体力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是统治者，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是被人统治的人；被统治者要养活统治者，统治者要靠被统治者养活。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

“在帝尧统治的那个时代，天下还不太平，洪水泛滥成灾，草木无节制地疯长，禽兽大量繁殖，农作物歉收，飞禽走兽肆虐，危害人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危及苍生的生产和生活。帝尧为此忧心忡忡、夜不能寐，为了解决这些棘手的难题舜被尧选拔出来全面治理天下。舜委任益担任掌管用火政的官员，益便使用烈火焚烧山野沼泽里的草木，飞禽走兽于是四散而逃并且大量灭亡。在大禹的领导下疏通了9条河道，通过治理，把济水、漯水引流入海；挖掘了汝水、汉水，疏通了淮水、泗水，把它们引流进入长江。这样一来，在中国的大地上才可以进行农业耕种。期间，禹在治水8年里一直在外面忙碌，3次经过自己的家门前都没有进去看看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即便是他想亲自种地，能行吗？

“后稷教会了老百姓耕种收获，栽培管理五谷。使用成熟了的五谷，去养育黎民百姓。人之所以为人，不仅仅是为了吃饱饭，也不仅仅是为了穿暖和，更不是仅仅为了住得安逸，最最重要的是人要有道德、有良知、有理想、有思想，如果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吃饱、穿暖、住得舒适，那就和禽兽没有本质的区别了。作为圣人的舜又为这样的事情而十分担忧，于是就任命契担任司徒之职，使用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的人伦道德这样的道理来教育老百姓——使父子之间有骨肉之亲情、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夫妻之间有内外之别、老少之间有长幼之序、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尧对舜的所作所为赞不绝口：‘慰劳他们，安抚他们，开导他们，纠正他们，辅助他们，保护他们，使他们各得其所勇于创新，在此基础之上，再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品德修养。’圣人为老百姓考虑得如此之周到，难道还有时间来亲自耕种土地、做饭和织布、做鞋子吗？

“当时尧把得不到像舜这样的人才当成自己最忧虑的事情，那是舜也把得不到像禹和皋陶这样的人才作为自己最担忧的事情。那些把能不能耕种好田地作为自己最忧虑的事情的人，是农民。把钱财分给别人叫做惠，把好的道理教给别人叫做忠，为天下发现人才叫做仁。所以说，把天下让给别人容易，为天下发现人才却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因此，孔子才这样说：‘尧做天子真是太伟大了！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天，他的圣德无边无际，老百姓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赞美他的伟大！同时，舜也是了不得的天子！虽然有了如此广阔的天下，自己并没有把天下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不想独自占有天下，而是把天下当作天下人的天下！’尧和舜治理天下，难道不是用尽心思地在做事情吗？尧、舜只不过没有把心思用在具体的如何耕田种地上罢了，但是由于他们的天才般地管理，水利建设和土地治理工作做得卓有成效，使得农民的农业生产更为顺利，收获的农作物也更加多，这是比具体的去种地更加有利于黎民百姓的事情啊。

“我只听说过使用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来改变边远落后地区的风俗习惯的，没有听说过使用边远落后地区落后的文化来改变中原地区的先进的风俗习惯的。陈良这个人本来是楚国的人，原本喜爱周公、孔子的学说，由南方来到北方的中原地区是学习这里先进的文化和思想的。就目前而言，在北方的学者之中还没有人能够超过他学识。因此，他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豪杰之士了。你们兄弟跟随他学习了几十年，他一死，你们就背叛了他！以前孔子死的时候，按照惯例门徒们都要为他守孝3年，3年以后，大家才收拾行李准备回家。临走之前，大家都去向子贡行礼告别，同学们相对痛哭流涕，泣不成声，然后才离开各奔东西。子贡又回到孔子的墓地重新筑屋，独自再守墓3年，然后才离开。后来，子夏、子张、子游等人认为有若长得有点像孔子，便想用尊敬孔子的礼仪来尊敬他，他们希望曾子也同意这样做。但是，曾子十分严肃地说：‘绝对不可以那样做！原因十分简单：就像曾经用江、汉的水清洗过，又在秋天的太阳下曝晒过，洁白无暇得无以复加。我们的老师孔子是没有谁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如今这个操着怪腔怪调的南方的野蛮人，指责、诽谤先王的圣贤之道，你们不但不予以反击，反而背叛了自己的老师拜他为师向他学习，你们这样做和先贤曾子的态度恰恰相反。我只听说过从幽暗的山沟里飞出来迁往高大的树木上的鸟，从来没有听说过从高大的树木上飞下来迁往幽暗的山沟里的鸟。在《鲁颂》上记载得清清楚楚：‘攻击北方的戎狄，惩罚南方的荆舒。’对于像楚国这样的国家，周公都要攻击它，而你们却好，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反击它，反而去向它学习，这简直是自甘堕落啊。”

陈相说：“如果按照许先生的学说去做，市场上的价格就会统一，人人没有欺诈，就是打发一个小孩子去市场，也不会被欺骗。布匹丝绸的长短一样，价格也就会一样；麻线丝绵的轻重一样，价格也就会一样；五谷的数量一样，价格也就会一样；鞋子的大小一样，价格也就会一样。”

孟子反驳说：“各种商品的质量和价格是不会一样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有的相差1倍、5倍，有的甚至会相差10倍、100倍，更有甚者相差1000倍、10000倍的也有。您想让它们完全一样，只不过是异想天开的幻觉罢了，那样搞下去会导致天下大乱。一双粗糙的鞋子与一双精致的鞋子的价格完全一样，生产鞋子的人们难道会同意这样的事情发生吗？你们听从许先生的学说，是带领大家走向虚伪、相互欺诈，使用这样邪恶的理论和学说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呢？”

『评析』这段文字虽然很长，在论述一系列事情的过程中，孟子仍然没有忘记歌颂舜的丰功伟绩——不把天下视为自己家里的私有财产，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同时，孟子向世人揭示了两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一是劳动者养活了官员，被统治者养活了统治者。正如孟子所说：“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这个简单得像1+1=2一样的道理，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有许多中国人不明白，或者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自欺欺人，大肆鼓吹统治者养活了老百姓，让老百姓对统治者感恩戴德，其以百姓为敌的阴暗心理昭然若揭。

二是人之所以与动物不一样是因为人有思想、有理想、有道德、有良知、有追求、有是非判断能力，而不是像猪狗一样只要吃饱、温暖、窝舒适就行了。孟子是这样说的：“人之内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从另一个方面看，在孟子的时代儒家学说已经日薄西山奄奄一息了。我们从陈良的弟子陈相一帮儒生抛弃儒家学说而改换门庭，拜许行为师这件事情中间看出端倪。对于这样的社会现象孟子十分愤怒，几乎是破口大骂！孟子之所以恼羞成怒，因为他几乎是一个人在和整个社会作战，势单力薄，力不从心。

『原文』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人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

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

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曰：“食志。”

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

曰：“否。”

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第78～79页）

『译文』彭更问孟子道：“跟在我身后边的车多达几十辆，跟随我的人有几百个之多，我们从这个诸侯国吃到那个诸侯国，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孟子回答说：“如果真的不正当，就是一篮子饭也是不能接受的；如果真的正当，就是像舜那样接受了尧的天下也不过分。——你自己想想过分吗？”

彭更说：“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读书人不从事具体的物质生产劳动、不创造社会财富而白吃饭，是不对的。”

孟子说：“如果天下所有的人都不互通有无、都不相互交换各行各业的产品、都不使用多余的产品来补充不足的产品，那么，就会造成农民有多余的粮食没有人吃而烂掉，妇女有多余的布没有人穿而废弃。如果天下都互通有无，那么，木匠、车工等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就都可以从农民那里通过交换产品而得到吃的食品。譬如，这里有这么1个人，在家里孝顺自己的父母，出门尊敬长辈，按照先王的圣贤理论和学说来培养后代的学者和民众，却不能从你那里得到吃的东西，难道是合理的事情吗？你怎么可以只尊重农民、木匠、车工等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体力劳动者的劳动而轻视传播仁义道德的脑力劳动者的劳动呢？”

彭更辩解说：“木匠、车工，他们干活的动机就是为了有饭吃。读书人研究和传播学问，其动机难道也是为了有饭吃吗？”

孟子反驳说：“你这是典型的动机论者，为什么只使用他们的动机来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呢？只要他们对你有成绩或者说有功劳，你就应该给他们适当的报酬，这个报酬不论是吃的还是其他可以用来交换的东西，如果你认为给他们吃的食物更加方便就发给他食品作为报酬罢了。我问你，你是按照动机给他们发放报酬呢？还是按照功绩给他们发放报酬呢？”

彭更回答说：“我按照动机给他们发放报酬。”

孟子反驳说：“比如这里有这么一个人，把屋上的瓦打碎了，在新刷好的墙壁上胡乱涂抹。但是，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弄到吃的东西，你会给他吃的东西吗？”

彭更回答说：“不会。”

孟子进一步说：“那么，你这样做就不是按照动机发放报酬，而是按照功绩发放报酬了。你所谓的动机论也就破产了！”

『评析』在这段文字里面，孟子再次把尧、舜禅让天下的事迹作为道德制高点，为致力于传播仁义道德的儒家辩护。

同时，孟子巧妙地使用例证法把“动机论”批驳地体无完肤。

『原文』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降水警余。’——降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汙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於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戌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第84～85页）

『译文』公子都问孟子说：“社会上的一些人都说您喜欢论辩，请问，您为什么喜欢辩论呢？”

孟子回答说：“你仔细看看，我这个样子难道是个喜欢辩论的人的样子吗？我是被逼无奈，不得不进行辩论啊！虽然人类社会的诞生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治世和乱世交替出现，循环往复，天下黎民百姓不能安居乐业。

“在古代唐国人尧当帝王的时候，洪水泛滥，淹没了大地，围困着山丘，广大地区被龙蛇盘踞，民众无处安身——在低洼之地居住的人们只好在树上搭建居住的棚子、在高地上居住的人就只好挖掘相互联通的洞穴躲避野兽的骚扰。这一灾难在《尚书》里面有详细的记述：‘洚水警戒我们’。洚水是什么呢？就是洪水。为了根治洪水尧选举出来代理天子职务的舜就任命禹担任治水的官员。在禹的领导下疏通了河道把多余的水引向大海，同时把龙蛇等危害民众的野兽赶进草泽和荒山里面，让水在河床里面流动、不溢出河堤造成危害，长江、淮河、黄河、汉水都是这样的。水患既已消除，害人的鸟兽也没有了，居民才能在平原上居住。

“在尧、舜相继离开人世之后，圣人爱民的仁政逐渐衰落，残暴无比、丝毫没有人性的君主不断出现，他们摧毁平民百姓赖以生存的家园，在老百姓的宅基地上建设了供帝王游乐的深水池，导致黎民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他们破坏农民耕种的农田，在农田上建设了供帝王游玩的王家园林，导致黎民百姓衣食无着、处于饥寒交迫的绝望困境；许许多多荒谬绝伦的歪理邪说、许许多多残暴无耻的行径横行无忌，园林、深池、草泽多了，害人的禽兽接踵而来。时光到了商纣王统治时期，天下再一次出现大乱。在周公的辅助之下，武王出兵讨伐残暴的纣王。纣王逃到奄国躲避，周武王接着又讨伐助纣为虐的奄国，经过3年的苦战，杀掉了纣王，并把纣王手下的坏臣子飞廉也赶到海边予以处决。在这次征战中，被灭掉的邦国有50个，并且把老虎、豹子、犀牛、大象赶到远处让它们远离居民点，普天下的老百姓又一次过上了平安日子，民众非常高兴。《尚书》对此有记载：‘文王的谋略是多么的高明，武王的功业是多么的伟大！王道帮助我们、启发我们，惠及我们的后代，使大家都沐浴着仁义道德的阳光生产和生活，没有出现偏颇，远离了痛苦。’

“后来，世风日下，太平盛世和仁义之道再次逐渐衰微，荒谬的学说、残暴的行为又一次兴起，有的臣子杀死了君王，有的儿子杀死了父亲。孔子对此深为忧虑，编写了《春秋》这部史书。在《春秋》这部史书里孔子对历史人物的行为有所褒贬，这些事情本来应该是在天子的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不得已只能由孔子去做了。所以孔子无奈地说：‘了解我的，恐怕就是通过《春秋》这本书吧；责怪我的，恐怕也因为《春秋》这本书吧！’

“此后，圣明的帝王再也没有出现，各地的诸侯国的国君的言行越来越肆无忌惮，他们几乎是为所欲为。一般的士人也不顾社会影响乱发议论，杨朱、墨翟的学说盛极一时、横行天下，于是出现了天下人的所有的主张不是属于杨朱派就是属于墨翟派的怪现象。杨朱派主张个人第一，宣扬个人至上思想，这便是否定了对君主尽忠，就是目无君王；墨翟派主张对天下万事万物一视同仁，提倡博爱、人人生而平等，不分亲疏无差别去爱，这便是否定对父亲尽孝，就是目无父母。他们的这些主张，最终会导致人们无父无君，那就是禽兽了。音乐家公明仪说过：‘在厨房里摆着肥肉，在马厩里喂着肥马，但是，老百姓却饿得面黄肌瘦，野地里到处是饿死者的尸骨，这和领着野兽去吃人没有本质区别。’如果杨朱、墨翟的学说不能被消灭，那么孔子的儒家思想就没有办法得到发扬光大，这简直就是使用荒谬绝伦的学说坑害老百姓，阻绝了仁义道德之路。仁义道德的道路被阻塞之后，也就等于领着禽兽来吃人，人与人之间就会开始互相残杀、人吃人的人间悲剧就会发生。我对此深感忧虑，所以只好挺身而出捍卫古代圣人的学说，反对杨、墨的邪恶理论，驳斥他们的错误言论，使发表荒谬言论的人不能达到目的。我认为，那些乱七八糟的荒谬学说，因为这些思想一旦从人们的心里产生出来，就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歪理邪说，既危害了民众，也危害了社会。我以为，即使后世的圣人诞生，他也会认同我的所作所为的。

“从前大禹治理了洪水，天下才得到了太平；周公兼并了夷狄，百姓才得到了安宁的生活；孔子写作了《春秋》，犯上作乱的奸臣、不孝的逆子才感到了震惊和害怕。《诗经》说得好：‘我一攻伐戎狄，严惩荆舒，就没有人敢抗拒我了。’像杨、墨这样无父无君的人，正是周公所要惩罚的对象。我要做的事情，就是端正人的心、消灭异端邪说、反对阴险偏激的行为、驳斥荒诞不经的言论，继承、发扬光大大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我这样做，难道就是喜欢辩论吗？我是不能不辩论的啊！我认为，能够使用言论或者著书立说去反击杨、墨思想的人，也就无愧于圣人门徒的称号了。”

『评析』在这段文字里，孟子一如既往地把尧、舜时期作为他心目中实施仁政的样板时期，是他心里的理想社会。

孟子在批评杨朱、墨子的过程中，披露出来的杨朱、墨子思想的核心，恰恰是儒家思想的缺陷之所在。譬如，杨朱思想之中的个人主义思想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思想之一，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这种思想是一种关于道德的、政治的、社会的哲学，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重要性，以及“自我独立的美德”，“个人独立”是中心。虽然杨朱所倡导的“贵己”思想与现代个人主义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那个时代能够提出这样的思想和主张实在是难能可贵。杨朱倡导的“贵己”之说基本容纳有：“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使用现代汉语说就是：“古时候的人要损害一根毫毛去为天下谋利益，他不肯给；把天下的财物都用来奉养自己的身体，他也不愿要。人人都不损害自己的一根毫毛，人人都不为天下人谋利益，天下就太平了。”还有“善治外者，物未必治；善治内者，物未必乱。以若之治外，其法可以暂行于一国，而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说白了就是：“善于治理外物的，外物不一定能够治好，而自己的身心却与之一道受苦；善于治理内心的，外物未必因此混乱，而自己的性情却与之一道安逸。凭你治理外物而言，这种方法虽可暂时在一国推行，但并不符合人们的本心；凭我的治理内心，可以在普天下推行，君臣之道也用不着。”如果天下人都像杨朱主张的那样，人人治内贵己互不侵、损，人人自重自爱，不就各安其所，达到天下大治了吗？

同时，被孟子视为洪水猛兽的墨子的的“兼爱”思想，也是世界文明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墨子所倡导的“兼爱”，包含着十分珍贵的平等与博爱的意思，这些思想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强调“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他反对战争，要求和平，十分难能可贵。 

在这段文字里，孟子认为只有彻底消灭了其他诸如杨朱、墨子等的一切与儒家不同的思想，儒家思想才能行得通，这是十分有害的思想和行为，因为这种思想会直接导致独裁专制的产生，是导致人类社会灾难的基本原因。因此，在这一点上，孟子站在了历史前进的对立面。

『原文』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既 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 ，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孟子·离娄上》，《孟子》第89页）

『译文』孟子说：“即使有离娄那样好的视力，公输子那样好的技巧，如果不使用圆规和曲尺，也是不能准确地画出方形和圆形来的；即使有师旷样好的听力，如果不使用六律，也是不能校正五音的；即使有尧、舜那样的仁德和思想，如果不实施仁政，也是不能治理好天下的。现在有些诸侯，虽然有仁爱的心和仁爱的名声，但是老百姓却感受不到他的恩泽，他们实行的政策也是不能成为后世效法的楷模，这是因为他没有实施前代圣王的仁政的缘故。所以说，只有好心，是不足以把事情办好的；只有好办法，好办法也不能够自己实行起来。所以《诗经》说：‘不要偏高啊不要遗忘，一切遵循原来的规章。’因为从来没有因为遵循前代圣王的法度而犯错误的。圣人既用尽了目力，又使用圆规、曲尺、水准、绳墨等来制作方的、圆的、平的、直的东西，那些东西便多得用之不尽了；圣人既用尽了听力，又使用六律来校正五音，各种音阶也就运用无穷了；圣人既用尽了脑力，又施行不忍人的仁政，他的仁爱之德便覆盖于天下的每个角落了。所以说，筑高台一定要凭借山陵；挖深池一定要凭借山沟沼泽。如果执政不凭借前代圣王的办法，能够说是明智之举吗？因此，只能让有仁慈的人才居于统治地位。如果让不仁慈的人占据了统治地位，就会把他的罪恶和恶劣的品德传播给老百姓。如果在上面的统治者缺乏道德无恶不作，在下面的民众不守法规和规则而恣意妄为，朝廷没有道义，工匠没有法度，官吏违背义理，百姓触犯刑律。长此以往，如果国家还能生存那也就真是太侥幸了。所以，城墙不坚固，武器不充足，这不是国家的灾难；田野没开辟，物资不富裕，这也不是国家的败亡的主因；如果统治者没有礼义，黎民百姓没有教育，违法乱纪、胡作非为的人越来越多，国家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正如《诗经》上说的那样：‘上天正在降骚乱，不要多嘴又多言。’多嘴多言就是啰里啰唆。侍奉君主不讲忠义，行为进退不讲礼仪，说话便诋毁前代圣王之道，这就是啰里啰唆。因此可以这样说，使用高标准的仁政来要求君王就叫做‘恭’，向君王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而堵塞坏主意就叫做‘敬’，认为自己的君王不能行仁政、不能做善事而不发出劝告就叫做‘贼’。”

『评析』在这段文字里，孟子把尧舜的思想、尧舜的所作所为视为理想社会的规范，要求当时的君主效法不能走样。还告诉各个诸侯国的国君，当实施仁政必须具体落实到两个方面：一是“法先王”，二是选贤任能。

在这里，孟子没有看到历史已经发展了、社会已经进步了。孟子时代的社会已经和尧舜时期的社会有了巨大的不同，他仍然抱残守缺，使用尧、舜时期部落联盟的老规矩去硬套战国时期封建社会的新现实，其结果必然是削足适履，不能为周天子和各诸侯国的国君以及广大平民百姓所接受，成为那个时代的唐吉歌德！这就是不能与时俱进的悲剧之所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原文』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杀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孟子·离娄上》，《孟子》第90～91页）

『译文』孟子说：“圆规、曲尺是衡量方和圆的最高标准，圣人是衡量做人的最高准则。要想成为一个好的君主，就要按照做君主的原则去说话和办事；要想成为一个好的臣子，就要按照做臣子的原则去说话和办事。简而言之，二者都要按照尧和舜的所作所为去规范自己的言行。如果作为臣子不使用舜侍奉尧的态度和原则来侍奉自己的君主，就是对他的君主的不敬；如果不用尧管理老百姓的方法来管理自己辖区里的老百姓，就是对黎民百姓的摧残。孔子说得好：‘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仁，另一条是不仁。’如果对老百姓过于残暴，久而久之就会导致统治者自身被杀、国家也会随之灭亡；即使对黎民百姓的残害不是太厉害，统治者也会招致自身的危险、国家也会随之衰弱，这样不行仁政的统治者，就是在死了之后也会被世人贴上‘幽’‘厉’等这类十分邪恶的标签，即使他有孝顺的子孙后代，那么他的恶名也会千秋万代永远无法更改。就像《诗经》上所说的‘殷朝的借鉴不远，就在前代的夏朝’那样，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评析』在这段文字里，孟子把尧、舜作为君主和官员的楷模推出。认为不论是天子、国君还是各级官员，只要严格按照尧和舜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从事就行了，就是实行了仁政。否则，不行仁政、残暴对待黎民百姓就会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原文』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孟子·离娄上》，《孟子》第104页）

『译文』孟子说：“不孝的行为有3种，没有做到尽后代的责任不能繁衍子孙是最大不孝。舜没有告诉父母就娶妻生子，是怕没有做到繁衍后代的责任。然而，君子认为，对于像娶妻生子这样的大事情还是告诉父母比较好。”

『评析』在这段文字里，孟子借舜娶妻生子这件事情，讲述了舜在家庭生活方面的情况。重点说了舜的孝行——为了实现传宗接代这一孝的最高原则，舜不惜突破父子之伦理（娶妻必须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约”），在知道父母不会同意他娶妻生子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他的父母就与尧的两个女儿成婚。

『原文』孟子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孟子·离娄上》，《孟子》第105～106页）

『译文』孟子说：“对于整个天下都甘心情愿地归顺自己这件事而言，绝大多数人都会非常快乐地接受自己成为天下的主宰；而把整个天下自觉自愿地归顺自己看得如同草芥一般的人，大概也只有舜能够做得到。在舜看来，如果儿子和父母的关系相处得不好，是没有达到做人的基本要求，作为儿子应该反思在哪些地方做得不够，找到改进的方向处理好和父母的关系；如果儿子不能顺从父母的心愿，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儿子。因此，舜想尽了一切办法侍奉父母让他的父亲瞽瞍由不快乐变得快乐，这使得瞽瞍的快乐感化了整个天下，似乎让普天下的人都感到了快乐；瞽瞍的由不快乐到快乐这一事实，安了天下所有父子的心，由此而确定了父子关系的准则，这就叫做大孝。”

『评析』在这段文字里，孟子借用舜如何处理好与父母的关系这个例子，论证了什么是“大孝”。这也是舜后来被列为24孝中的第一孝——“孝感动天”的基本原因。孟子通过舜视天下、江山社稷、天子为粪土，而视父母、兄弟、亲情为天的至高无上的情怀，衬托出舜的高大形象。舜的这种境界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让人叹为观止。

『原文』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离娄下》，《孟子》第107页）

『译文』孟子说：“舜的出生地在诸冯，后来迁居到负夏，最后死在了鸣条，是东方人士。文王的出生地在周国的岐山，最后死在了毕郢，是西方人士。二人的出生地距离五百多千米，二人生活的时间相隔一千多年。但是，他们成为天子之后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几乎是如出一辙。由此可见，不论是古代的圣人还是后来的圣人，他们的行为准则的核心是完全相同的。”

『评析』在这段文字里，孟子概括记述了舜的籍贯等方面的情况。孟子通过对舜和周文王的比较，得出了古今圣人在本质上相同——都行仁政这样的结论。

『原文』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孟子·离娄下》，《孟子》第119页）

『译文』孟子说：“君子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人，是因为他保存在心里的思想不同。君子之所以成为君子，是因为他们把仁保存在了心里、把礼保存在了心里。怀有仁爱之心的人会爱别人，怀有礼仪之心的人会受到别人的尊敬。有爱心的人，别人就会一直爱他；尊敬别人的人，别人也就会一直尊敬他。假设有这么一个人，他以粗暴蛮横的态度对待君子，那么被粗暴对待人如果是个君子必定会反省自己：我对他一定还有不仁的地方和无礼的地方，要不然他怎么会以这种态度对待我呢？如果经过反省之后君子确实做到了仁、做到了礼，那个人的粗暴蛮横依然如故，君子必定会再反省：我待他一定还存在没有尽心竭力的地方。经过反省，君子确实做到了尽心竭力，那人的粗暴蛮横还是这样，君子就说：‘这不过是个狂人罢了。像他这样的人，又和禽兽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没有！对于这样的禽兽又有什么可以计较的呢？’因此，君子有终身的忧虑，没有一时的担心。至于君子终身忧虑的事情大概有这么些：舜是人，我也是人；舜给天下的人树立了做人和做事的榜样，良好的影响可以流传百世，而我却仍然免不了是个平庸的人，这才是值得忧虑的事情。忧虑之后应该怎么办呢？十分简单——像舜那样去做就行了。至于说到君子一时所担心的，那是没有的。不仁的事不干，不合礼的事不做。即使有一时的担心，君子也不认为值得担心了。”

『评析』在这段文字里，孟子把舜推荐给了君子，让君子按照舜的言行处世。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要反思自己是不是做得有问题，如果自己做得没有问题，对于像禽兽一样的人直接无视就行了。

『原文』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

孟子曰：“怨慕也。”

万章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

曰：“长息问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则吾既得闻命矣；号泣于旻天，于父母，则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尔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将胥天下而迁之焉。为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孟子·万章上》，《孟子》第125页）

『译文』孟子的高足万章问孟子道：“舜到农田里耕作，向秋高气爽的天空哭诉，他为什么要哭诉呢？”

孟子回答说：“这是因为，舜对于他的父母有着埋怨和思慕相互交织的感情所致。”

万章接着说说：“原先曾子曾经说过‘当父母喜爱自己的时候，作为儿子虽然高兴但是绝对不能忘记当儿子应该有的责任而对父母产生丝毫的懈怠；如果父母不喜欢自己，自己心里即使有天大的委屈，也不能对自己的父母产生丝毫的怨恨’，那么，舜会怨恨他的父母吗？”

孟子回答说：“对于这个问题长息曾经请教过他的老师、曾参的弟子公明高：‘舜到农田里耕种，我通过您的讲解已经能够理解了；但是，舜一边高喊着天一边高喊着父母，又是哭泣又是控诉的，我就搞不明白是为什么了。’公明高说：‘像舜这样的圣人的所作所为，不是像你这样的庸人所能够理解的。’因为公明高是这样解读舜之所以有那样的表现的，一个孝子的心对于父母对待自己的态度绝对不会无动于衷的，我竭尽全力地耕田，恭恭敬敬地完成做儿子的职责罢了，至于父母是不是喜爱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帝尧派他的九个儿子、两个女儿，还有百官带着牛羊、粮仓等应有尽有的东西，到农田里去事奉舜，天下的有识之士也有许多归顺到舜的门下，进而帝尧把整个天下交付给了舜。舜由于不能得到父母的欢心，就如同贫困的人找不到归宿一般难过。舜被天下所有的士人喜爱，那是天下人的追求，这些不足以解除舜的优愁；喜欢美丽的女子，本来也是人们的追求，但是舜娶了帝尧的两个女儿却不足以解除他的忧愁；富有，本来也是人们的愿望，但是舜拥有了整个天下的财富却不足以解除他的忧愁；显贵，本来也是人们的追求，但是舜贵为天子有了那样的尊贵却不足以解除他的忧愁。对于舜而言，获得人们的喜爱、有了美貌的妻子、富甲天下、尊为天子，如此等等，没有一项能够解除他的忧愁，原因在于惟有得到父母的欢心才能解除舜的忧愁。大概是因为人们在年幼时，就只知道依恋自己的父母；到了知道喜欢美貌女子的年龄，就会思慕年轻美丽的女人；成家之后，就会宠爱自己的妻子；担任了官职之后，就会倾心于君主，如果得不到君主的信任就会感到焦虑和烦躁。只有像舜这样的大孝子才会一辈子都思慕父母。人到了50岁的年纪仍然在思慕自己的父母，我在大舜身上见到了。”

『评析』这段文字孟子通过曾参的学生公明高之口，阐述了舜作为大孝子的所作所为，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即使得到了普天下人的爱戴，也不能弥补父母之爱；即使得到了美女的倾慕，也不能弥补父母之爱；即使有了美满的家庭、贤惠的妻子、孝顺的子女，也不能弥补父母之爱；即使得到了富甲天下的财富，也不能弥补父母之爱；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能弥补父母之爱！这就是大孝子舜心目中的父母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人间至爱！

孟子的这一思想，体现的是原始儒家（我把先秦时期的儒家称之为“原始儒家”，把先秦之后的儒家称之为“后世儒家”。）父子关系的真滴——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父高于君、家高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