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渣翻慎入]我们的无意识在复制着什么？未来的出路？《同源：马克思和拉康...

2.同源论和唯物主义

当拉康阐述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发现之间的同源性思想时，他对自己没能更早地将马克思引入“他毕竟完全熟悉的领域”（the field in which he is after all fully at home）表示遗憾。让我们回顾一下同源论应该解释什么，从而定义这个领域：它涉及“我们应当将对象a 的必要功能置于何处”我们首先注意到，同源论也是一种同伦论（homotopy）。它既涉及对象a的（逻辑）功能，也涉及这一功能在构成社会联系网络的话语中的（结构）位置。逻辑与拓扑学之间在这有着直接的联系。这种同源和同伦的重叠在拉康那里得到了概念上的发展，即拓扑学和逻辑的渐进式的确认，这在《眩晕》（L’étourdit）中明确提出，但在《研讨班16》（1968-69）的标题中就已指出，“D’un Autre à l’autre”：从一个大他者到小他者。重点不再是大他者，而是大他者（语言）与小他者（对象a）、生产的功能和场所之间的逻辑空间联系，这会在剩余价值和剩余享乐这两个基本角色中显现。一年后，在广播（Radiophonie）中拉康甚至会继续说：“Mehrwert is Marxlust，剩余价值是马克思的剩余享乐”，毫无疑问剩余享乐的社会背景就是剩余价值。我们会再次看到，谈到类比就意味着在剩余价值中看到了剩余享乐的隐喻，反之亦然；我们将处理的是一个平行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联系中的剩余价值就是心理生活中的剩余享乐。拉康并没有这样说。他说剩余价值就是剩余享乐，重新引导了关于主体的与社会的逻辑衔接的辩论，从而也使享乐的概念去实体化（de-substantializing）了。我们还可以提醒自己，精神分析拒绝主体的和社会的这样的划分。弗洛伊德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将精神分析置于两个领域之间的边界，指出主体领域和社会纽带之间的（拓扑）逻辑连续性。拉康的话语概念将弗洛伊德的这一运动正式化。它描述了个体言说中的表达自己的结构和社会领域的结构化。因此，话语成为了“享乐的管理”，享乐本身脱离了主体的参照。拉康在这里的教益是：没有剩余享乐的主体，正如对马克思来说没有剩余价值的主体。

据说马克思熟悉对象a 的功能，因为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围绕（劳动）表象与（价值）生产之间的关系展开。拉康是这样介绍他的解读的：

马克思从市场的功能出发。他的新颖之处在于他将劳动置于其中。这并不是说劳动是新的东西，而是说劳动是买来的，是有一个劳动市场的。这使得马克思能够展示在他的话语中什么是开端的以及什么是所谓的剩余价值。

这个思路的出发点是市场与劳动之间的联系，马克思以此确定坐标，从而能够追溯资本主义下劳动的历史性转变，以及主体向劳动力的转变。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从主体和大他者之间的关系出发。市场表现为一个价值体系，它指定商品之间的关系（构成国家财富的“巨大的商品集合”正是这种体系）；进行商品交换的领域表现为同质的，并在稳定的的可预测的关系上结构着，就像索绪尔的类比一样，这里只有指定商品的价值。马克思一直坚持认为，仅仅说“劳动”是不够的，还应该说“社会生产劳动”，而劳动的引入，将讨论从单纯的价值关系转向了资本主义话语的更复杂特征，其中包括四个层面：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马克思指出，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差异贯穿于所有这些层面，它不断扭转着劳动的价值表现方式。

当劳动力摆脱封建束缚，成为可以出售的商品时，这种从商品市场到劳动力市场的转变——拉康称之为“市场绝对化”（the absolutisation of the market）的过程——揭示了表象逻辑中的异常现象，同时也说明了这种异常现象如何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历史性生产模式。马克思发现的商品市场向劳动力市场转变的反常现象，在以往的历史制度中早已存在，这与以下两点有关：首先是，引入了一种新的商品——劳动力，即一种特殊的商品，唯一生产商品的商品；其次，一旦我们认为劳动是一种被出售的东西，我们就会发现，正如其他任何商品一样，我们所面对的是内在的断裂、最低限度的转变和表征的差异：用价值的方式来表现商品生产商品的表征会出现问题，因为生产和价值都是内在的有差异的。而这就是拉康同源论的出发点。在索绪尔的经典阶段（phase），拉康将能指定义为代表另一个能指的主体。在《研讨班16》他将这个定义联系到马克思，声称这是“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马克思所破译的经济现实中，交换价值的主体呈现在使用价值旁边。”我们可以再次回顾索绪尔将能指和的所指关系与工资和劳动的关系进行的比较。不过，索绪尔的比较仍停留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内（所有商品都被视为平等的），而拉康实际上关注的是商品（劳动产品）与商品（劳动力）之间的裂隙。

让我们仔细思考一下拉康在从价值表征（value-representation）的角度重新定义符号时所说的话。他实际上总结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前 200 页中广泛分析的同一个差异，即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两种不同流通之间的无关系（non-relation）的差异。正如我们所知，商品——货币——商品（C——M——C）的流通方式形式化了交换（卖和买），并且试图实现索绪尔在他的类比中早就提到的等价交换；货币——商品——货币（M——C——M）（马克思也写成M—C—M’, 因此 M’ = M + ΔM）的流通方式则不再产生等价性，而是在表象内部产生非等价性（non-equivalence）或差异性。拉康谈到了表象中的裂隙，正是在这个缺口中产生了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一种社会症状，正是因为他/她是两种流通之间裂隙的标志，是社会关系不存在的标志。

那么就有两种流通方式：第一种是卖和买，涉及劳动者；第二种显然是对称的，是买和卖，涉及资本家。但是，劳动者出售的东西与资本家购买的东西并不相同，或者更准确地说，出售劳动力的价值与购买劳动力的价值并不相同：

我们用金钱来支付劳动力，因为我们是在市场上。我们按照劳动的真实价格支付劳动报酬，因为它在市场上是由交换价值的功能所决定的。但是，作为劳动果实出现的东西却存在无偿价值，因为这种果实的真正价格在于它的使用价值。这种无偿劳动是剩余价值，但在资本主义话语的运作过程中，这种无偿劳动的报酬与市场的一致性是相关的。

如果我们牢记马克思关于货币的基本教诲，我们用货币来支付劳动这一看似平庸的说法就能说明问题所在。由于我们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流通方式，货币一次作为货币出现，换句话说，作为一般等价物出现，即所有被交换的商品所表现出的“同一性”，一次作为资本出现。劳动者只把货币当作货币来处理，也就是说，劳动力只表现为交换价值，在这方面，劳动者根据“公正的”（just）价格获得报酬。另一方面，资本家把货币当作资本来处理，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劳动者的使用并不过多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生产剩余产品。根据交换价值的表征，劳动者“公平地”获得报酬。但是，由于生产量在内部加倍了，公正的支付同时也是不公正的。转化为能指逻辑的词汇：主体只有在被歪曲的情况下才会被表现。交换价值的主体与使用价值相邻，这意味着劳动力具有根本的非同一性（non-identity），因为价值在内部是由使用价值和价值区分开来的，而且交换价值不能独立存在。这便是拉康转向享乐问题的地方：“从此，与自身非同一性的主体不再享有。被称为剩余享乐的东西丧失了。” 它的产生本身就隐含着（享乐）的丧失，拉康在此提出的基本观点是，主体并不是享乐者。同样，也没有享乐的主体。

马克思将其描述为“异化”，我们还需要考虑到，“异化”的概念在《资本论》中被激进化了，因为它不再是指某种预设的“人的本质”。这里的关键当然是抽象劳动或劳动能力，这表明马克思的努力是将劳动者去心理化（depsychologise）和去个体化（deindividualize），但并不是为了将其表现为集体劳动者。更确切地说，资本主义产生的主体，即无产阶级，既不可还原为个体劳动者，也不可还原为集体劳动者。作为主体的劳动者是商品市场转变为劳动力市场所产生的效果。因此，拉康似乎还声称，我们不仅在处理两种剩余之间的同源性，而且还在处理同一个主体：资本主义的主体与能指的主体是相同的。

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 "Arbeitskraft "这一表述，在这里，"Kraft"（力量，同时也是作用力）这一表述似乎与物理学中的意思相同。对拉康来说，我认为他只是在追随马克思，市场的变革与现代科学的话语后果之间存在着联系，后者将形式化与现实联系在一起。拉康在《研讨班16》中对这一位面的阐述有两种方式：“实质性的减少”（réduction du materiel）“对享乐的摒弃”（renunciation to jouissance）这是两种基本的话语效果，拉康围绕这两点展开了他对话语的唯物主义解读。

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对享乐的摒弃。拉康首先提醒他的听众，这种摒弃需要与劳动有关，而劳动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新颖之处在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从这种摒弃出发，如何“纠正”（correct）黑格尔：

从一开始，与黑格尔的主张或似乎是黑格尔的主张相反，正是这种摒弃构成了主人，他非常清楚如何使放弃成为其权力的原则。这里的新颖的地方在于，有一种话语阐明了这种摒弃，并使其在我称之为剩余享乐的功能中显现出来。

马克思分析的新颖之处在于，他将剩余价值与劳动代表的差异联系起来，这种差异是资本主义社会联系的基础。因此，马克思方法的新颖之处在于，他将社会定义以无关系为基础。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理论结合起来看，它们共同的新颖之处并不在于关注劳动与摒弃之间的关系，而在于发现这种“对享乐的摒弃是话语的一种效果”，而且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控制是建立在劳动与摒弃之间的联系之上的。只要资本主义中的商品被定义为人类劳动的产物，它就会表现为包含剩余价值的东西。每个客体都带有剩余的印记，但这种印记同时也是匮乏的印记。这种剩余和匮乏之间的关系，在摒弃与享乐之间关系的背景下，是资本主义话语的驱动力，或者正如拉康自己在其他地方所说的那样：“剩余价值是欲望的起因，某种经济以它为原则，即：剩余价值是欲望的原因，某种经济学将其作为原则：即广泛地、因此也是不满足地生产一种匮乏的享乐（lack-of-jouissance）的东西”。

对象a的功能揭示了承担生产场所的客体的双重特性。剩余价值和剩余享乐陷入了一种视差结构，使它们一次作为剩余出现，一次作为匮乏出现。话语生产剩余享乐和享乐的匮乏，但这是同一种生产，同一种享乐。而这种加倍的结构性原因又在于表象的僵局。

主体失去了剩余享乐，因此主体不是享乐者。商品本身就成了享乐消散的标志：商品是没有享乐的享乐（jouissance without jouissance），这意味着它打上了剩余享乐的印记。这样我们就会认为，享乐的是资本家，因为他占有了剩余价值。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马克思说得很清楚，资本家只是资本的管理者（或人格化）。资本主义是社会化的贮存，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需要社会关系的幻想，即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契约”，即“公正”的价格，它和“真实”的价格存在着构成上的差异。公正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谎言。如果我们再回到“谁在享乐？”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说，在资本主义中，“享乐”揭示了其本质，即一种支持剩余与匮乏在客体功能中相互交织的预设。每个人都“应该享乐”，但事实上没有人享乐：没有人占有享乐，因为剩余享乐的产生与享乐的匮乏的产生是一样的。拉康在谈到资本主义话语时指出，资本主义话语的基础是从摒弃到享乐的关系，正是这种对“享乐”的假设指向了新的主人形象。这种摒弃是资本主义力量的源泉，而与资本主义一起产生的新的主人形象，正是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无意识的欲望，即无头（headless）的主人。

在得出结论之前，我想简要谈谈第二点：实质性的减少。由此，拉康探讨了科学话语与资本主义话语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在柯瓦雷（Koyré）看来，现代性的革命在于从“封闭世界”（closed world）到“无限宇宙”（infinite universe），或者说从“近似世界”（world of approximation）到“精确宇宙”（universe of precision），那么拉康则是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完成了这一过程。他在《研讨班16》中是这样阐述这一点的：

剩余价值在话语中的出现很可能是以市场的绝对化为条件的。后者很难与语言的某些效果的发展区分开来，这也是我们引入剩余价值的原因。为了使剩余价值被定义为一种后续事物，市场必须绝对化，以至于吞咽劳动本身。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拉康观点的内核：市场的绝对化回应了另一种涉及科学话语运作的绝对化，即形式化的理想。一旦形式化成为通向现实的特权，语言的功能就会发生特殊的发展。拉康将这一发展称为实质性的减少，并将其与逻辑的历史显现出现联系起来，不同的是，科学现代性在形式化与无限性之间建立了联系。正如马克思已经指出的，这两种运作都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留下了印记。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劳动的蜕变、市场的绝对化，如果不是实质性的减少，不是把劳动者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把劳动从其内容中解放出来，那又是什么呢？

我想提及拉康在实质性的减少（形式化）方面提出的另一个观点。在《研讨班16》他一直重复：“话语有其效果”，因此他把话语生产作为寻求逻辑与唯物主义之间联系的点。我再次宣称，形式化在拉康那里的作用在逻辑上等同于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的作用（我们可以这样想，拉康用数学形式化实现了马克思声称用黑格尔辩证法实现的目标——使它重新站立起来，从而使它具有唯物主义特征）。它之所以是辩证的，正是因为它没有将某种存在的东西形式化（正如甘丹.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所说，“自然”（great outdoors）独立于生命和思维而存在）；相反，形式化的东西是“独立地不存在（inexists）于生活和思维中的东西”，是一种不可还原的不存在，是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没有”。简而言之，在马克思和拉康那里，形式化的东西是有后果的不存在，是一种有效的不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数理逻辑作为关于现实的科学，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它认为符号的收敛（convergence of the symbolic）是不可能的：它认为这是肯定的，即独立的、不可还原的不存在的物质效应：阶级斗争（历史）并不存在，但却产生了社会后果，大他者（语言）并不存在，但却产生了身体影响。

拉康在对话语生产进行唯物主义解读时，首先将结构与真实等同起来：“结构应从它是最真实的东西，即真实本身的意义上来理解”，或者进一步说：“因此，结构就是真实。一般来说，这是由其向不可能的趋近所决定的。正是在这一点上，结构才是真实的。”在索绪尔那里，这种对结构的理解是站不住脚的。在这里，结构简单地等同于符号秩序（差异系统、等价系统）。结构与现实的重叠将在下面的陈述中得到另一种表达：“我们说一下，一般来讲，除了话语产生后果的现实之外，不值得谈论任何其他东西。”从作为绝对外在性的假定实在到话语实在的这一转变，蕴含着拉康关于实在的整个概念。在这一形式化过程中，核心问题涉及将逻辑与现实结合在一起的话语操作：

如果你要进行实质性减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评估一种功能，在这种功能中，结果是可以把握的。当你把握这些结果时，你就会用你可以认为是元语言的东西来表述它们，只是这种 "元 "只会造成困惑。因此，我只想说，如果我们能在话语中区分出一种应该被称为逻辑的东西，那么这种区分总是以实质性的减少为条件，而不是以其他任何东西为条件。

在这里，拉康自然而然地谈到了他自己对形式化的运用，这种形式化在于把握结果，即话语生产的真正内核。对拉康来说，这样一个内核与享乐问题有关，这就是为什么《研讨班16》的整个后续部分都将阐述形式化的社会联系理论。但他对形式化的（错误）使用并不是这里要讨论的唯一问题。拉康还着眼于资本主义下劳动的转变。有关的话语后果需要与主体性的构成相关联：“无论你知道与否，数理逻辑对于你在现实中的生存都是至关重要的。”实质性的减少、主体在话语中的地位以及剩余产品的生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然后，剩余价值和剩余享乐的同源关系顺理成章地转到了主体性的构成上。无产阶级的位置和无意识主体的位置是一样的。拉康教学的进一步发展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有两句话可以说明这一点：“我们说，无意识是理想的劳动者，马克思把他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花朵，希望看到他从主人的话语中接过接力棒（take over the relay from the master’s discourse）。”以及“只有一种社会症状——每个人都是真正的无产者。没有话语，无法形成社会联系，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假相（semblant）。这就是马克思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陷入困境的地方。”

无产者是无意识的主体？当然，拉康的“无意识是政治”和 “无意识是历史”的论断也包含了这一观点，这意味着精神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同时也是对马克思分析的激进化。这种激进化并不一定能提供解决方案，但它至少暴露了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的享乐模式使我们在无意识中复制资本主义。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精神分析在改变主观与享乐的关系方面，应被视为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不幸的是，今天的精神分析学家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倾向于忘记这一点，反而庆幸资本主义国家偶尔承认他们是在“为公共利益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