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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给人的最初印象在于其既不宇宙，又不探索，也不编辑部。如果说宇宙探索这一论题存在，则其除了存在于国内差旅的理由中外，仅存在于梦境中以承托导演与编剧给出的存有论答案。如果说在国内差旅的最后有谁获得了什么，则孙一通步入了绝对否定性，唐志军从不理解女儿、不原谅女儿转向了理解女儿、不原谅自己，一行人从对所谓的超自然现象的关注转向公益的对社群的关注。于是自始至终宇宙探索仅作为幌子而存在，所谓的宇宙探索过程与获得宇宙答案的过程是同样廉价的。

宇宙探索确实总是作为幌子而存在的。二元对抗的局面用文化的外壳塑造的铁板两块，所谓一切人向所谓一切人的对抗的失败，二者生成了臆想的作为总体的地外文明与同样臆想的作为总体的人类文明，进而生成总体的伦理道德、总体的科技水平与总体的文明之先进性与落后性。因此被设定的作为总体人类文明的团结与涣散直接对应对认同的局部的评价，宇宙探索作为对地外的他者的塑造则直接对应对认同外的局部的臆想的塑造。

对他者的塑造既然屈从于塑造者自身的目的，所谓的宇宙探索的意义自然屈从于所谓的探索者事先预设的目的。宇宙给不出任何答案，因为任何答案抑或撕烂题面的活动经层层中介总落入探索者预设的目的论中，或者说探索者只想让宇宙在自己写好的答案上签自己的名字。因此问题不在于宇宙或地外文明展现何等之样貌，而在于论宇宙者对宇宙的所求。这种所求自然是对臆想的整体的人类所求的失败，从而说明了宇宙探索的幌子地位。

指出这种理想的所谓的非本真性，说明电影只能是拍给现在是或不久前曾是的一小部分学生看的。唐志军或学生操大学话语和癔症话语，表面上沉浸在宇宙探索或其他话题场域中，表面上对其有所求，当发现这种所求不在于话题场域而在于不断维持它的人时，对话题场域的关注应转向对人与群体的关注，建立在整体的他者上的理想（如果有，而非念想或空想）应转向建立在整体的自我上的理想。因为并非是所谓一切人的失败，而是一切或一部分个人的失败。且建立在整体的他者上的理想或是由认同的局部强求的，或是由认同的局部塑造的。

编辑部选择了公益路线，但哪种公益路线是主线的问题，是须要靠广义的国内差旅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