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 Stat crux dum volvitur orbis.

FIN-i. "La Denier Panache"

1793年到1796年的战争中所指的“旺代”诞生于1790年，此后法国的行政区域经过多次划分重组，“普瓦图”被一分为三，安茹和曼因也被分割。1804年，拿破仑将“旺代”首府由丰特奈转移到永河畔拉罗什，斥巨资兴建“他的城市”拉罗什，现代法国地图上的“旺代”大区正式出现。虽然今天以“旺代”为名的地区只限下普瓦图，但1793年战争促发的“旺代人”“身份认同感”仍在当地根深蒂固。【侧批：类比，就算把山西省砍成几小块，相信当地仍有“晋文化圈”的意识】

和“旺代”一同消失的不仅是地图上的标记。一个自称是“旺代”和布列塔尼的“混血”的法国年轻人提到，他母亲的家族来自旺代，至今仍深受“那场战争”的影响——1793年的战争！他父亲的家族中，父辈只剩个别人还能流利的说布列塔尼语。虽然布列塔尼地区的年轻代开始投身复兴本地语言的运动，但他从来没见过一个真正以布列塔尼为母语的当地人。原因并不单纯在于公立学校强制取缔地方语言，推行标准法语的政策：法语代表大量工作机会，地方语种并不具有任何经济效益。他承认自己的家族已经被共和国“同化”，或者说是“吞没”了：1792年以来共和国一直在系统化的消灭地方文化，他的家族只是一个格外突出的小例子。“（现在）对我们来说法国就是法兰西共和国。再说，我们还剩下什么？”，毕竟所有曾经反抗过的，只有“被碾灭或者被同化”两种结局。虽然他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但是并不感到遗憾，因为他从未“拥有”或“体验”过“失去的”。再说反正他已经准备移民去其它国家了，最可能是去北美。【侧批：布列塔尼还是不够刚。巴斯克就会“地区独裁”，本地公司强迫员工在本地银行开账户】

仍留在当地的人们至今依然对“那场战争”念念不忘。几乎每个“老旺代人”都知道南特的布法广场上曾放置过断头台；托尔福镇重新为纪念石柱挂上了装饰铜牌，镇上到处陈列相关讲解；de Monsorbier夫人的后人今天依然居住在下普瓦图，自豪的代代相传夏雷特“英雄救美”的轶事；普瓦图的小教会至今仍然存在，Texier家族的后人亲属遍布下普瓦图和安茹；耶桑特的后人也仍在Saint-Colomban经营葡萄园，常常参与维护地区遗迹的活动……

1897年，拥护君主制的众议院代表Julien de la Rochejaquelein离世。虽然这个家族仍有大量后人，但他们一致决定，让这个承载着众多传奇的姓氏从此成为历史。今天罗什雅克兰家族的六千余后人遍布世界各地，“罗什雅克兰后裔协会”的本部设在Saint Fulgent。协会每年会在官方网站上发布一些有关家族和地区历史的文献研究，并定期在“旺代战区”范围内举行家族聚会。

一位旺代本地的老师提到，“历史教育”是他们成长中的一部分。当地小学老师们会编排历史戏剧“寓教于乐”，让孩子们装扮成“蓝和白”登台演出：“每个孩子都想扮演‘夏雷特’和‘白军’”，分配到“蓝兵”角色的孩子会委屈的掉眼泪。 不过仍有一些“蓝兵”大受当地人欢迎，比如克莱贝尔和马索，以及奥什。当然还有阿克索和塔沃。

坎科洛身为旺代戏剧的另一个关键角色，总会被大部分历史书籍有意无意的忽略。原因并不令人意外。对于一方来说，他的存在过于尴尬：一个两度拯救了共和国的英雄，比共和国栽培提拔起来的任何“革命将军”都“坦诚、忠实、高尚、真诚”，“没有阴谋、没有野心”的为她服务过的将军，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他有一颗天主教和保王的心”。至于另一方，对他的处境怀有同情和尊重的表现莫过于闭口不谈。

为纪念1793年的南特防卫战，南特将一座小广场命名为“坎科洛广场”。广场上没有任何有关坎科洛本人的形象或简介，多数人只知道此地得名于一位曾守卫了南特的共和军将军。2019年传出消息，南特地铁在坎科洛广场上的站点将被命名为“坎科洛”。首先或许也是唯一为此喝彩的是“le Souvenir Vendéen”的官网：“坎科洛将军将出现在南特地铁线上！”

奇妙的是，同样在南特，坎科洛的名字以另一种形式广为人知。1887年，方济各小兄弟会回到南特，在坎科洛广场旁边重建起一座修院，主要照顾收容老病修士。因为地方宽敞，常承办一些教区的聚会和活动。当地人把这座修院叫做“坎科洛修院”（Couvent de Canclaux），简称“坎科洛”。今天南特教区的官网上，常会看到“弥撒在坎科洛”的公告。

百年以来，“坎科洛”的钟声从无间断：1794年，他为西部带来了和平的讯息，“长久流血的伤口”由此开始漫长的疗愈过程。如今他化身阵阵钟声，日复一日在南特城上空响起，每天三次向天地间所有有形的和无形的昭告道成肉身的奥秘，呼唤城中教友们前来履行他们的“宗教责任”。也是他“终其一生始终如一”，“最为珍视”的“责任”。

说起坎科洛就不能不提起皮塞——两人的经历堪称那个动荡年代中最离奇的“友情的故事”，现在他们都在一个完全释怀的地方。虽然即使身处不同阵营时，两人之间似乎也没有过太多介怀——皮塞的1799年加拿大开垦计划无疾而终，在这片“白茫茫的大北方”留下的唯一痕迹似乎只是多伦多市郊的一块纪念铜牌。如今的加拿大是个所有公共和商业标识上都有法语的君主制国家，不过即使加拿大本国也很少有人知道，加拿大国歌《O Canada》的1880年法语原版的最后一段首句是：“为了对王座和祭坛的神圣之爱，在我们心中充满你不朽的气息！”（Amour sacré du trôneet de l'autel, Remplis nos cœurs de ton souffle immortel !）……皮赛的短暂停留终究还是在这里刻下了一道独特的印记。

“夏雷特”依旧扎根在旺代。夏雷特的姐姐玛利亚纳终生未婚，今天所有的“夏雷特”都是夏雷特的哥哥Martin的后人，也就是他的第二个侄子和贝里公爵的女儿的后人，两人育有十子女一个。普法战争之后，西方志愿军（前祖阿夫志愿军）的组织者亚大那削 夏雷特和一个美国女士结婚，如今一部分"夏雷特"生活在美国。

更多的“夏雷特”仍留在本家库费地区。当代的夏雷特家族成员中，最出名的应该是Herve de Charette，1995年到1997年间曾出任法国外事部部长。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人神之间（Des hommes et des dieux）》（2010）正发生在他任内：一间严规熙笃会小修院位处Tibhirine小村中，院中修士常年免费为附近村民行医问诊，在周边穆斯林村民间口碑很好。然而1996年阿尔及利亚内战爆发后，九位修士中七人被反叛组织绑架后遇害。几人遇害的真正原因至今众说纷纭。当年事发后夏雷特亲自飞赴阿尔及利亚，与当地政府交涉寻找幸存的修士。

富有趣味的是，“夏雷特”还在圣弗洛朗市断断续续做了二十多年的市长——1793年三月，圣弗洛朗附近的农民在这里围攻前来颁发征兵令的国民卫队士兵和官员，由此拉开旺代战争的序幕——百年之后，1793年战争中最后的“巨人”，以奇妙的方式回到了一切开始的地方。

另一个当代小有名气的“夏雷特”是Patrice de Charette（b.1949）。80年代末，Patrice de Charette出任拉罗什刑事法院院长。当地报纸以一行让所有旺代人都不免会心一笑的粗体字大标题迎接他：“夏雷特先生抵达旺代”（Monsieur de Charette arrive en Vendée）。

Patrice de Charette成长于一个传统天主教家庭，开始职业生涯后加入偏向共产左派的公会。Patrice de Charette对涉及‘老板’的案件判决格外严厉，引发不少争议。一些人指责背叛了他的“贵族出身”，甚至有政治对手把他叫做“红法官”。“夏雷特”曾对一个朋友表示：“很高兴看到他的名字再次和维护弱小抵御强横联系在一起”——1793年到1796年的两次旺代战争期间，一些归来的流亡贵族同样不满夏雷特总偏袒下普瓦图人，声称他在农民中“比起受欢迎更多是低俗”——2021年，“夏雷特”参考家族档案，为家族中另一位著名的“夏雷特先生”写了一本小传。

1978年，旺代省买下半荒废的Puy du Fou城堡和周围地皮，着手创建一台大型夜景声光舞台剧，希望宣传地方特色以吸引游客。筹划任务落到了滨海夏德朗区长的法律顾问Philippe de Villiers身上。Philippe de Villiers在政治上偏向民族主义右派，他决定直截了当的推出本地最大的传统特色：1793年的战争。再者，Puy du Fou地区本身就与这段历史关联紧密：1794年“纵队计划”实行期间，Jean-Pierre Boucret（1764-1820）率领的纵队经过此地，烧了城堡和周边村庄，并杀了二十个被发现的男女老幼“土匪”。

Philippe的夜景剧中的英雄人物是一个年轻的农民士兵Maupilier【他家现在也有一个庞大的宗亲协会】，创作时参考的是“正统派钦定历史作者”Crétineau-Joly的书籍。于是在Puy du Fou的戏剧演绎中，“旺代”的灾难年代就此成为了“黄金时代”：一个贵族和平民们亲密无间，为了同一个目标并肩战斗的乌托邦时代。

Puy du Fou的夜景剧获得巨大成功。Philippe de Villiers再接再厉，将这里建设成一个大型主题游乐园。时至今日，Puy du Fou平均每年接待约九十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Puy du Fou的成功连带起整个“大旺代”地区的经济发展：园中雇佣了大量本地职员和志愿者，随之而生的游览路线和旅游活动多不胜数。今天的Puy du Fou已经成为旺代地区的一个旅游品牌和产业链。Philippe de Villiers格外关注本地发展和文化产业，他慷慨的将大量经营获利捐给教会的慈善机构，还在当地兴建学校并资助开展各种教育项目。

仅管在当地好评如潮，Puy du Fou因为“政治不正确”的“精神内核”，从创建初就不断招来众多批评。毫无疑问，Philippe de Villiers创立Puy du Fou夜景剧的内在动机是政治——de Villiers是个源自诺曼底的老牌贵族家族，1789年革命期间不仅没有流亡，还担任过地区行政官员。此后de Villiers家族中屡出军政要人，Philippe和他的一个哥哥Bertrand都曾被选为旺代县长。很难说de Villiers家族是否属于皮赛所说的在时代的风暴中“身不由己”的一支，因为接下来的世纪中，de Villiers似乎和保王派并不亲近，只有Philippe de Villiers曾和国内保王派发生短暂联系。之后Philippe de Villiers成立了常被目为“极右”的“保卫法国运动”。

Puy du Fou成为主题游乐园后，娱乐节目中潜在的政治偏向比当年的夜景剧更进一步：除了表现地区的丰富文化遗产，还意图通过演出和园中各种娱乐项目，向游客们展示作为“Christendom”的法国和欧洲历史。反击某些意图“给下一代洗脑，让人们以为法国的历史开始于1792年”的“势力”。

因为园中戏剧节目和推广的历史读物完全一边倒的偏向“右派叙事”，众多政界和学者人士纷纷指责Philippe de Villiers借大众娱乐的形式推广“个人”意识形态。Philippe de Villiers对此供认不讳，大方的承认他通过“我的puy du fou”达成的远比他多年窝在议院里达成的要多得多。【侧批：为啥不？人家的地皮人家的钱，人家想咋咋。都是编写魔幻历史，法国哪来法律规定只准参考Michelet不准参考Crétineau-Joly ？】

Puy du Fou园区中最富有争议也是最核心的一台常规演出是“La Denier Panache”（“最后的羽毛”），全剧以各种声光技术混合实景的呈现方式，以夏雷特为主角讲述1793年战争。为了不被指控“妖魔化历史”，剧本涉及战争的“另一方”时总是谨慎的避免任何“发挥创造”，以免落人口实：叙述国民公会1793年十月通过“毁灭旺代”法案的一场戏中，台词照搬了没有经过任何艺术加工的档案原句。此外，全剧“技巧性”的没有提及“敌人”的身份。对于旺代的战争，这样的处理“技巧”由来已久 ——第一次复辟后，归来的国王订制了一批“旺代英雄”的画像，所有画像中都没有出现“敌人”的形象。唯一的例外是罗什雅克兰的亨利，虽然背景是战斗场景，但画面中仍然不见对面“敌人”的踪影——虽然全剧没有明确指出谁是“坏人”，但是七岁的孩子都能一眼分辨出谁是“好人”。

Puy du Fou公园中每场戏剧和演出按时巡回上演，等待观看“La Denier Panache”的观众总是早早挤满庭院，其中常能看到附近中小学的郊游团体和童军，有些团体的领队是穿着苏搭的年轻神父【划重点：穿苏搭】。每场演出总是座无虚席，往往因为排队观众太多，部分排在后面的游客需要等待下一场……当全剧在“Rien ne se perd jamais”（什么都不会白费）的主题曲中落下帷幕时，座下观众纷纷起立喝彩，经久不息的掌声雷鸣般响彻全场。

演出“La Denier Panache”的剧院采用圆形动态投影荧幕，内部构造极其精巧宏大。然而剧场的外观却很“低调”，乍眼看去只是一座粉刷一新的老式乡下大宅，与园中其它外形雄壮的剧院相比不免逊色。对这段历史有了解的人却能一眼分辨出，剧院外形刻意仿照了丰特克鲁兹堡，也就是夏雷特在拉加尔纳什的“家”——1793年三月，举着草叉镰刀的下普瓦图农民们涌进城堡庭院，高喊：“一个国王的军官不愿为天主和国王而战真是可耻！”——夏雷特和他们一同进入附近的礼堂，在祭坛前发誓绝不返回除非“胜利或死亡”。

像很多旺代首领一样，夏雷特再也没有回到家宅，也没有再见过他的家人。旺代人仍然记得这些往事，因此大费周章的为这个“被招婿”的布列塔尼女婿作了件小小的善意之举——欢迎回家。

正如尚宾诺所说，旺代的战争中有很多比夏雷特更出众的人物，但旺代人对夏雷特的热爱近乎崇拜。如果用一个词语概括他们寄予在他身上的感情，或许应该是“希望”：当旺代军主力在卢瓦内河北岸溃败，地狱纵队在旺代乡间四处扫荡时，是他带着旺代人在下普瓦图顽强反击，给了他们战斗的希望；当政府愿意调解和谈时，是他把满心不信任的旺代人领到谈判桌前，展示给他们和平生活的希望；也是他带着一小股无处容身的旺代人走到最后，满足了他们希望看到的英雄之死；仍然是他，通过死亡洗刷了南特的污名——从此这个城市的象征物不再是断头台和“国家浴场”，承载着旺代人的绝望。而是夏雷特的南特，是旺代人希望的象征。

当年旺代人把夏雷特从床底下拉出来，推到队伍的最前面一同发誓不死不休。夏雷特说到做到，带着他们打到了最后。今天旺代人愿意原谅他的所有缺点和过错，他们仍把他叫作“旺代王”，在他最后战斗过和倒下的地方竖立起碑记，每年定期成群结队的前往纪念——他们会穿上胸前缝了圣心布徽的时代服装，举着旺代圣心旗一路唱起“夏雷特先生之歌”，在戈拉斯拉（Grasla）森林中，在沙彼特耶堡纪念碑下，在南特广场上继续欢声高呼“夏雷特万岁！”。

FIN-ii. "Rien ne se perd jamais" --- 什么都不会白费

1793年九月十九日，旺代人摘取了他们在第一次旺代战争中的光荣之冠：托尔福之战。1996年的同一天，旺代的戏剧再次登上光荣的顶点：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造访“旺代圣城”，塞夫尔河畔的圣洛朗（ Saint-Laurent sur Sèvre）。

圣洛朗在绍莱以南，这座至今没有公共交通的小镇是真正意义上的“旺代”的发源地，因为这里有埋葬着圣路易 蒙福（Saint Louis-Marie Grignion de Montfort, 1673- 1716）的圣蒙福大殿，以及上智修女会的本部。

下普瓦图地区曾深受加尔文派影响。一个有趣的现象是，1793年下普瓦图最热忱的保王军军官很多都来自改宗的新教徒家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de Béjarry家：17世纪的宗教战争中，de Béjarry的家族成员同样是“反军首领”，指挥胡格诺军队！——南特敕令颁布之后，或许有的家族确实“被迫”改宗，但也不能忽略圣蒙福在旺代地区四处周游讲道的影响。也正是因为圣蒙福的不懈推广，玫瑰经和圣心礼敬逐渐在旺代地区风行开来。【侧批：顺说笔者前室友的家祖也是法国胡格诺。近代成超正统美国trad，现在搬去山里sspx修院边了】

圣蒙福生前创立的三个团体中，受1793年战争的波及最大的莫过于上智修女会。上智修女会发源于收治穷困的慈善医院，战争期间在圣弗洛朗的医院中救护蓝白双方病患。当时共和派人士声称，虽然上智会修女们救死扶伤“用处很大”，但是她们的存在“很危险”，所以最好摧毁她们在圣洛朗的“首都”（Dumouriez）；修女们鼓励濒死者领受临终圣事是“毒化”患者，因为（不宣誓）神父们是“祖国的敌人”（Mercier Du Rocher）。

1794年二月1日至2日，Caffin的纵队行军至圣洛朗。根据Caffin的汇报，他的部队枪决了两个修女和三个善会修士，以及十五个居民。三十二个修女抓捕后送往南特。纵队撤离前根据指示将镇子付之一炬。部分民间资料声称士兵们侮辱了修女。幸免于难的修女逃进森林中的藏身据点，继续进行医护工作。第一帝国时期，修女们仍以医护工作为主，应召前往比利时照顾前线的受伤士兵。很快，上智会修女的身影也会出现在西班牙和普鲁士的战地医院中。因为修女们的贡献突出，拿破仑慷慨的为她们在圣洛朗的母会颁发了大量勋章和表彰。

十九世纪末，上智会修女会同样受到反宗教法案的影响，从她们服务的医疗和教育机构中被驱逐。修女们拒绝放弃会服或脱离母会，和很多当时的修会团体一样踏上流亡之路。修女们很快在英格兰、美国和加拿大设立了会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更进一步的反宗教措施的落实，上智会得以保有法国国内的六座学校。战争期间，上智会修女继续在各个战地医院服务，进一步扩散到世界各地。如今上智会的会院散布在全球十八个国家，上千修女从事医疗和教育工作。与此同时，蒙福司铎团和圣加俾额尔善会也持续壮大，遍布五大洲的三十二个国家。

或许仍有不少人记得，一切的起源是一个曾被到处驱赶，有如丧家之犬般在各个教区间辗转的布列塔尼乡下神父——路易 蒙福的司铎生涯只有十五年，生前经历是一连串的打击和逆境：来自地方主教、同僚和教友的猜忌、怀疑与排挤；曾亲眼看到自己的工作一夜之间被摧毁；穷人们把他叫做“好神父蒙福”，更多的教友背地里叫他“那个疯神父”。蒙福创作了上百首虔敬歌曲，因为他经常自愿和非自愿的四处奔走，旅途中常唱歌自娱。他的处境甚至曾窘迫到他服务的穷人们背着他自发筹款资助他。

当蒙福于1716年过世时，他的状况也没有太多改善：他创立的圣加俾额尔善会只有几个成员；尚未得到正式认证的“上智会”有四个修女；司铎团的成员只有两个，并且没有发过任何誓愿——因为这两个神父从能力上而言过于平庸，任何团体或教区都能毫无惋惜的把他们“割舍”掉——面对这种情形，任何人都有理由相信自己的毕生心血全打了水漂，长久以来的坚持和努力只是一厢情愿，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不禁让人想象，如果当时有人告诉他：“神父先生，您在这片荒野乡村中成就的工作未来将影响整个法国和世界”。他会作何反应？

或许依然是“Deo gratias”。

若望保禄二世是个波兰人，至今老年波兰人们仍会骄傲的说起“我们的波兰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会知道这座“旺代”之外，法国本地也少有人知的小镇并不令人意外：青年时代起若望保禄二世就极为热心圣母礼敬，阅读过圣蒙福的大部分书作。

若望保禄二世的原名是嘉禄·若瑟·沃伊蒂瓦，和圣蒙福一样多才多艺，前半生颇有传奇色彩：沃伊蒂瓦在学校时参加过戏剧俱乐部、登山社、划船队和足球队，沃伊蒂瓦和他的犹太同学们关系尤其好，常常给同校的犹太人球队当守门员——据说沃伊蒂瓦的初恋是个犹太姑娘。战争爆发后女孩举家逃亡，两人的这段青涩感情也就此无疾而终——年轻的沃伊蒂瓦在战争中失去双亲，德军占领时期分别在采石场和化工厂工作过，之后进入本地主教的 “地下神学院”。领圣职后的沃伊蒂瓦长期在大学执教，经常组织青年学生野外郊游，以便避开苏联便衣的耳目讨论一些神哲学问题。为避免引起外人怀疑，学生们在外把他叫做“叔父”。

值得一提的是，晋铎后的沃伊蒂瓦曾前往罗马，进入圣多玛斯 亚圭纳宗座大学深造。他的博士论文导师是曾受教于马利坦的法国道明会士，璀璨的Reginald Garrigou-Lagrange（1877-1864）。Garrigou-Lagrange的一个曾叔父（Ven. Maurice Garrigou）是最早在图卢兹创立圣心善会的司铎。

出于慎智，若望保禄二世从未发表过关于1793年战争的看法。当时“法国革命”仍是争议话题，若望保禄二世依然在1984年将1793年在昂热遇难的教友和宗教人士中的九十九人册为真福，其中包括萨皮诺的两个姑母——1793年的圣洛朗战地医院由萨皮诺的“中部军”管理，萨皮诺的姑姑也参与其中。萨皮诺家族的墓地同样在圣洛朗。

让我们回到1996年九月十九日。这次教宗专访留下了几段短暂的影像资料，可以从中体会当年人们的情绪。当天细雨纷纷，地下泥泞一片，丝毫没有影响人们的热情。这座西部的乡下小镇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一位操着乡下口音的老妇面对记者镜头笑容满面，话语中难掩兴奋：“……教宗来到旺代！”。

一些情绪高昂的年轻人带来了他们的旗帜——三色旗中间绣着圣心图案，样式和“夏雷特”在巴黎的蒙马特山顶举起的一模一样：“法兰西的希望和救恩”(Espoir et Salut de la France)……镜头掠过另一个青年，胸前别着一枚圣心布徽。鲜艳的红色似乎要燃烧起来，在阴沉的天气中格外醒目……不禁引入遐想：这几个年轻人是从其它地方专程赶来的？或者是“旺代人”的后裔？——他们的祖辈是否曾跟随“夏雷特先生”在下普瓦图的丛林中奔跑，是否曾跟随另一位“夏雷特先生”奔赴罗马，奔赴卢瓦尼的战场？他们是否能在大旺代地区遍地竖立的战争纪念——“1793的战争”和两次大战——碑记上数出亲属姓名？

绘有黄白标志的直升机缓缓降落，若望保禄二世在阵阵欢呼声中走出舱门，通往圣蒙福大殿的道路两旁站满情绪高昂的人们。圣蒙福大殿之中，座位最靠前的是上智修女会的老年修女们……还有蒙福司铎团的神父，圣加俾额尔善会的修士……

不知是否有人注意到：从正门进入大殿，右上方第一块彩色玻璃的图案是正为一位濒死的旺代士兵送临终圣事的蒙福司铎团神父，以及“亨利先生”罗什雅克兰。背景则是熊熊燃烧的教堂和钟楼——并不确定是哪一座，毕竟1793到1794年之间，这样的场景在“旺代”太常见了——中心画面下有一行出自经卷的文字：“因为我们在阵上，宁愿死，也不愿看见我们的民族与圣所遭遇不幸，1 Mac. 3:59”（Car mieux vaut pour nous mourir les armes à la main que de voir les maux de notre peuple et notre sanctuaire profané. ）。

Crétineau-Joly在书中称1794年九月，坎科洛发往救国委员会要求政府主动寻求与旺代人和议的报告中有这样的句子："……on a voulu anéantir la Vendée, et c'est elle qui triomphe"。（“我们想要消灭旺代，但最后是她胜利了”）

或许当年这段只是一个“话术”。二百年多年之后再回首往事，其中的含义似乎才有些明朗起来。

1993年，若望保禄二世发布《Veritatis Splendor》通喻，其中引用了良十三世的1888年通喻《Libertas Praestantissimum》，再次呼吁“使自由在真理中存在，并符合人的身份”：

人性尊严要求人有意识地自由抉择而行事，犹如出于个人衷心悦服而行事，而非出于内在的盲目冲动，或出于外在的胁迫而行事。人将自己由私欲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并以自由选择为善的方式，追求其宗旨，同时，又辛勤而有效的运用适宜的手段，这样的人才算拥有人性尊严。   ……   

一个革新的社会，来解决影响社会的复杂而沉重的问题，尤其是克服各种不同形式的极权主义的问题，好能为人开辟真正自由的道路。乃出于对于客观真理之否认。人本是由于顺服，而获得完全的自我认同，假如没有超越的真理，便不再有确实可靠的原则，来保障人与人之间正当合理的关系。如此一来，一个阶级、群体。甚至或国家的自我利益，终于难免成为彼此间互相敌对的肇因。人若不承认超越的真理，权利即取而代之。   

于是，每个人便会倾向于无所不用其极，为使其自身的利益或意见能以实现，完全忽略别人的权力。所以现代极权主义，其根源在于否定人身上所具有的。原来，人是无形天主的有形肖像，以其本性而言，他是权力的主体。没有任何人，不论其为个人、群体、国家或政府，可以侵犯这些权力。甚至社会中的多数也不得借反对少数，或孤立、压迫、剥削而试图消灭之”。 ……   

缺乏一项终极真理来指引政治活动，那么思想和信念便容易受到权势的操纵。历史昭告吾人：没有价值观的民主，易于流为极权主义，或公然为之。或稍加伪饰而已。 

（Saint John Paul II, "Veritatis Splendor" , 6 August 1993. ）

若望保禄二世熟悉十一种语言，能流利使用大部分欧洲语言*【他还能说日语】，因此每次前往各国访问，总会坚持使用当地语言发表演说。1980年，若望保禄二世访问布尔热，布道中有这样的段落：

“France, fille aînée de l'Eglise, es-tu fidèle aux promesses de ton baptême ? Permettez-moi de vous demander : France, fille aînée de l'Eglise et éducatrice des peuples, es-tu fidèle, pour le bien de l'homme, à l'Alliance avec la Sagesse éternelle ?”（法国，教会的长女，你仍忠于你的洗礼诺言吗？请容我再问：法国，教会的长女和人民的教育者，你依旧为人的善好，忠于与上智的联盟吗？）

圣洛朗的圣蒙福大殿和蒙马特圣心大殿的钟声会回答他。

与之呼应的是西部乡间每天定时响起的三钟经钟声——从莱日的“夏雷特礼堂”，到南特的“坎科洛修院”，四面钟声连成一片遥相呼应——昂热、圣佛洛朗、昂斯尼、雅莱、波普雷欧、绍莱、索米尔、圣洛朗、尚佐、小吕克、贝拉维尼、托尔福、蒂福日、尚托奈、丰特奈、马什库尔、沙朗、布安、诺瓦木耶岛、拉瓦勒、雷恩、拉曼、萨沃纳……巴黎、里昂、沙特尔……

经久不息的钟声连成一片，跨过西部的陡峭悬崖，波浪起伏的海峡，掠过广阔无垠的非洲大地，白雪皑皑的落基山脉……风清水静的渔乡，北风猎猎的边城……

越过温凉净火，涕泣之谷，直到光海之滨……无数的时间和空间在钟声中交错叠织汇于一点：“任世界旋转，独一伫立不动”（Stat crux dum volvitur orbis）。

“rien ne se perd jamais”——“什么都不会白费”。

厥初如何，今茲亦然，以迨永远，及世之世。

+ Άγιος ο Θεός + άγιος ισχυρός + άγιος αθάνατος +

+ελέησον ημάς +

+ Fin +

Sabbato Sancto, MMXXII.

【“十一种语言”】

现任教宗神学顾问也是波兰人(Fr. Giertych)，除“十一种”基础语言外还会一些非洲离奇小语种（母语人士亲证）。通常，宗座大学的口/笔试可以用任何教授会的语言。所以他的考试很放飞，类似联合国开大会。

但是不能用中文。

某次考前突然规定不准用德语，据说原因是他“讨厌德语”（他会德语）……大家悄悄议论，用俄语会不会直接被挂科。

【结语】

我的初衷首先是希望为一些当下问题寻求答案，现在“我最狂热的好奇心终于得到了解脱”（Père Christian de Chergé, 1912-2001）。再者是“以史为镜”，为我自己和其它教友提供一个借鉴和警示：“旺代”是平信徒大剧场，不同派系都有教友。是否具有宗教信仰并不能揭示一个人的品性，某种特定的信仰也不具有任何优越感。相反，每个自重的教友都应当有言行被“双标”的自觉。

最后，为同样依附旧礼的朋友提供一个简略的历史参考，鉴于现今大多争议话题和常见名词几乎都能在这段历史中找到渊源。盎格鲁天主教文化圈提及旺代战争中的政治因素时，总显得有些难为情，这没有必要；或有一些立场过于极端的团体，将“旺代”当作纯粹的政治宣传材料，未免暴殄天物。政治派系并非教理争论，没有“绝对正确”的立场。法国保王派确实对维护旧礼贡献良多，每次口领前大家义当在祷告中记得他们，但不代表必须卷入其中。宗教困境不可能通过政治手段解决。教会训导中也从来没有提过某种现世政府的形式最优，但是明确指出过人类既不是动物也不是天使。并且无论现在还是将来绝对不可能成为天使。

读者中很多信仰和立场不同的朋友，请相信我无意说服任何人接受或认可文中任何观点立场，也无意反驳任何观点立场。如果有朋友表示看过这个系列后去了法国西部旅游，我就会非常高兴（*建议不要在拉罗什过夜，请看好随身财物）

【“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 】

笔者在文中没有使用过“法国大革命”这个词条，因为目前尚未见过外语文献中的1789年法国革命之前有任何与“大”相关的形容词。形容词属于个人观点。

同时，笔者无法认同“革命从本质/本性上来说是邪恶的”类观点。“1789年法国革命”是一个多重事件的集合，占据了人类历史中的一个时间段。“革命”或许可以看作“一个”现象，但不能说是一个“实体存有”（“substantial being”）。甚至不是抽象的存有。“革命”根本不是一个“存有”，所以不可能“本质/本性上是邪恶的”。只有“存有”才可以说“本质”或“本性”（ per se）。相似的形容只能说是类比。因此， “反革命”是个琅琅上口的流行口号，但逻辑上不成立。“反对”或“谴责”的对象应当是某个具体事件、行为或理论。但凡是恶的，无论出自哪一方都必须被一视同仁的反对和谴责。和革命不革命，哪个派系或信仰没有关系。有意或无意的忽视这点 ，导致了很多自称“反革命”群体中的“双标”行为。出于“结果不能使手段成义”原则，“用火焰回击火焰”类行为是绝对不能被接受的。

至于“革命”的“原则”，或者说最终因，如皮赛（du Puisaye）所言，当然是向善：1789年革命的促发者和推动者们都相信他们在从事一件最终能够成善的事业。不可能有一堆共济会员，或某个阴谋组织（/耶稣会？）、或一群妖魔鬼怪聚在异次元空间商议：“我们要发起这个‘革命’，目的是摧毁信仰和真理，引人向恶并激发一切不法罪行；鼓励人类自相残杀并为极权主义铺路，让整个世界陷入混乱和战争……此世的王公万岁！ ”

“让天主教徒喜欢革命和共和国，就像是让羔羊喜欢逾越节，让火鸡喜欢感恩节”。我们不必要喜欢，但也没必要“妖魔化”。扣帽和甩锅无法解决问题，不应当用逻辑谬误回应逻辑谬误。

【Tunc et Nusquam】

想象站在一块巨大的能覆盖全球的地毯上，各人根据能力的不同看到周围或近或远的图样纹理，通过看到的纹理总结规律，试图理解地毯上的完整纹样。地毯上确实是一副有序的图案，并且越贴近细看越能发现各处局部纹织的错综复杂的紧密联系，但是否能就此说掌握了整片地毯的纹样“规律”？只提一件：笔者至今没有见过没有细节疏误的“通史”，那么应当如何看待由这些堆积成山的“疏误”引出的“规律”？或者换一个角度：如果该“规律”确实奏效，何来如此众多的“疏误”？（*无数次自省自己是否存在潜在惟名论倾向：不是。没有）。

世俗大学的历史专业是“改宗”的温床，反观宗教大学的教会史专业往往遍布一些奇特的物种，乃至时下但凡看到“历史性的”或“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类词条都会立刻脑海归类；或是奔向圣人传体裁的另一极端，使人难以认真对待（并无低视圣人传的意思，然这种体裁无法出圈交流）。W. Caroll固然可敬，但他的“两种势力”历史观仍然在单线历史框架内，最终会导致神学困境。笔者认为比起直接干预，现世史和"Divina Providentia"的关系更像是形式和质料。用地毯的比喻：现世史是线毡，Divina Providentia把所有材料编织成形。此间虽然存在“干扰”因素，但并非历史成形的主要动力因。（此处“Divina Providentia”是个开放概念，包含所有涉及“divina”因素的，包括“revelatio”）

从宗教原则出发，人类历史在更高层的维度已经“完成”了。因此“历史”和“eschatology”总是同时出现。而根据时辰颂祷和“定时课”的定义，"圣事的”历史概念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宏观和微观的“圣事化时间”的中心都是圣体圣事，“Hic et nunc”（secular history）因此参与进“tunc et nuquam”（salvation history）。TLM能够最好的体现这样的统合。原因在于，旧礼中弥撒常典并非孤立，而是一个整体中的凝聚点与核心。这是“新礼”所不具有的（任何在以钟声计时的默观修会生活过的，都会认同梵二后的日课“改革”彻底是个灾难。并且意义不大：不念日课经的无论改到多短都不会念，会按时念日课经的并不在乎长短）。可以说，“旧礼”不仅是一个礼仪形式，而且是天主教的“历史意识”。（不否认受巴尔塔萨的影响……扣帽子请放过）

鉴于所有实学都为“所有科学的女王”服务，为解决圣事论的困境而检索历史并不出格。此外笔者不相信此文中包含有任何新的或有价值的观点，任何一个认真的信友理当比我更能领会其中的含义。就像小德兰的小道。“我们现在是藉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的观看了。我现在所认识的，只是局部的，那时我就要全认清了，如同我全被认清一样”。

需要道歉的是，文中有意采用了大量习语和没有解释的名词，刻意造成阅读困难，目的是希望留下一些更有耐心和包容心的读者朋友。鉴于笔者极其怂，生恐被揪斗。

最后感谢大家看到这里。比心❤

然后发文献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