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工:》 (英国)保罗·威利斯 (十)洞察
第二部分 分析
第四章 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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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解释了这些来自于工人家庭的“家伙们”是如何将自身与制度分化开来的。然而因何使然呢?
我们已知他们对自身在文化选择中所持的观点、洞见和所怀的情感坚信不疑,但是这种主观提升的基础又是什么呢?
这些“家伙们”对于职业结构的态度显而易见,然而我们又该对他们逆转传统价值判断的现象作何解释呢?
我们深知他们所笃信不疑的洞见和信仰最终如何将其带入某种客观实在的劳动环境——这种劳动环境与其说是一种解放,不如说是一个陷阱。而这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我们已考察了这些文化形式的诸方面——张力、逆转、持续性以及最终结果,然而其基本决定因素又是什么呢?
2
我认为,我们可以借助于“洞察”(penetration)和“局限”(limitation)这两个概念,对已考察的文化做出更为深入的理解。
“洞察”是指一种文化形式中的各种念头,这些念头有助于洞察该文化形式的成员及他们在社会整体中所处的位置,而这种洞察的方式不是中立的、本质主义的或个体主义的。
“局限”是指混淆和妨碍这些“念头”全面发展和表达的那些阻碍、偏离和意识形态影响。
另一个相当笨拙、但又极其精确的术语“部分洞察”,是指“洞察”与“局限”两个概念在一个具体文化范畴内的相互作用。
我们已考察的劳动力在特定文化和主观方面的自我准备,都涉及一种更趋理性选择的潜在进步,而这种进步由于某些关键性的局限,抑或停滞,抑或失衡,抑或失去保护。
最终,那些劳动力既没有在传统上下注,也未将宝押在其他选择上——而是对体力劳动力的具体定义做出个体主观性的理解与定位,从而加速了进步。这是一种以被阻碍和扭曲了的文化洞察为基础,(同时又)具有确定性和选择性的沉降。
本书试图呈现的那令人惊讶之处在于:当劳动力的体力支出不只代表着自由、选择和超越,还代表着工人嵌入剥削与压迫的制度之中的时候,工人文化中就出现了一个重要时刻——在这一时刻,所有通向未来的大门都关闭了。
前者向人们允诺未来;后者向人们揭示现在。正是这个蕴含于当下的未来,将自由楔入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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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强调一点:这种文化形式的形成,并不是简单地由外界因素所决定,它也产生于新一代人的活动与斗争之中。
例如,并非偶然的是:不同学校的不同群体会提出相似的洞见。尽管这些洞见均为群体各自单独努力的结果,但它们却结合成为不同阶级内部的联系纽带。所有的群体均在洞察着相同的决定条件,正是这些决定条件把握着它们现在和未来的可能性。
对于那些外在的、更显而易见地富有创造性的、变化的、有时具有随意性的特征,我们必须抓住其核心本质来理解。
如果要了解某一文化的社会创造力,那么我们就必须在其概念关系的核心中去探寻生存的逻辑。在某种层面上来说,这通常会涉及到要在一个确定的社会结构内部,承认其地位的独特性,并以此为基础行动。
日常话语可能以一种可变的、自相矛盾的,或是无意识的方式对洞见的产生带来启发性,纵然如此,洞见也并不是在任何一个人的头脑中,甚至并不是在一段时间内在同一个人或同一群人的头脑中有意识地形成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的那些直接且明确的意识,可能是最缺乏理性引导的。这种直接且明确的意识,或许只能折射出文化过程的最终阶段,以及各种神秘而又矛盾的文化形式——这些文化形式正是基于洞见的实践方式。
不仅如此,实践意识也是最可能导致困惑和瞬时影响的。不断重复指定行为模式,努力取悦他人,表面模仿,严格遵循各种抽象规范,如礼貌待人、老成持重或智者之道等,这些行为都可能被人们与真正引发文化共鸣的那些评论与回答混为一谈。各种调查方法,以及主要依靠口头和书面作答的所有形式的方法,无论多么复杂,都始终无法辨别这些类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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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工人文化形式中,存在着一种浪漫主义观点,该观点坚称工人文化正在以某种方式实验未来。这意味着,当资本主义被推翻的时候,工人文化将为人类生活提供具体的蓝图。
然而,此类设想根本不可能向人们做出承诺或兑现承诺。如果乐观地将工人文化或意识视为实现理性和社会主义的先锋,那么就大错特错了。
本书的核心个案就是要说明,正是工人文化——特别是学校中的工人阶级文化——所蕴含的这些理性因素和未来因素,最终以其当前的社会形式和复杂的、非预期的方式,阻碍了理性和社会主义的实现。
正是显而易见的工人的文化提升,使其现实生活陷入地狱。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工人的文化创造力和洞察力确实具有某种独特且常不为人所认可的潜能。这种潜能是嵌在工人中的,该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唯一一个不借助结构性基础的既得利益来实现自我神圣化的阶级。
不争的事实是:工人是唯一一个未被复杂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意识形态关系从内部结构化的阶级。因此,工人没有掌握、也不需掌握文化和社会的“主动权”。只有这样,工人才可能不受意识形态约束而更加自由。
中产阶级的真实存在及其意义,已与那个赋予自身绝对优势的结构深深地融为一体。没有人会像那些压迫者一样,对此深信不疑。又有哪一类资产阶级会在某种程度上怀疑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呢?那就是自我否定。如果自身既是难题,又是难题的解决办法,那么按照逻辑推理,下一步将是自我毁灭。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唯有工人无需将资本主义合法性作为自身生存的条件来信奉。
我们唯一能说的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和自我欺骗的去神秘化,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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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作为文化洞察的基础而发挥作用的最小独立单位,是非正式群体。这一群体非常独特,总体大于各部分个体之和。它尤其具有一种相对独立于问题和定位、先入之见和偏见的社会动力。
我们可能会将这种社会力量简单地称为“忠诚”,但是这种做法在对待该群体存在的具体条件和先前的态度方面,显得过于武断。
群体得以存续下去的必要条件就是坚持群体意见和目的。因而,产生于群体之中的力量和非特定的开放特性,构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更为广泛的象征性文化接合产生的部分根源正在于此。
在非正式群体中,个人利益会相对受到限制,同时,个人要为群体现状和群体目标承担义务,但是这些都不会在成员履历或群体定位中被明确地说出来。群体拥有属于自己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讲,群体可以被视作一个主体。群体具有一种寻找与自身水平相适应的目标的内在本能,而这种寻找不囿于个体成员早前的知识、经历或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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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讨论创造力作用于世界的特有方式——实践,正是实践引发了我所谓的文化洞察。我认为,这一力量作用于世界的独特表现就是某种产品。
为了说明此类作用和产品,我们也不必然从外部获取相关材料。事实上,我所指的实践,在可用形式的约束下,部分地生产了自身斗争活动所需的经验材料。
反学校文化的语言一点也不比正统文化的语言逊色——甚至可以说,反学校文化的语言更加犀利、更加生动,只是反学校文化的语言不是按照正统文化方式来表达,因而人们也不按照那种方式来使用它;但无论如何,比起人们普遍接受的语言,精神的洞见拥有太多的含义。
相对而言,自主的文化实践,诸如衣着、习惯、行为方式、个人外表和群体互动等方面的转变,皆可在这一更宽泛的实践活动中被觉察。
各种文化形式可能均无法将其所知表达出来,或者也不知道其所要表达的意涵,但是至少在其实践的逻辑过程中,文化形式的所作所为就是对其意涵的最好注解,且在这个阐释的过程中,无半点欺骗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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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本书第三章对有关教学范式洞察的讨论,我们可以了解那些“家伙们”对学校的拒绝和对教师所持的敌对态度。在他们的文化中,无论在何种意义上,知识对于大部分工人阶级子弟而言,都绝不是一个有意义的“等价物”。该文化“看透了”对这一基础教学范式的各种重复性的、操纵性的修饰,而无论它们是否被美其名曰为“社会实用性”或“进步教育”理论。
因而,反学校文化也在关注着学校中常见的制度混乱。该文化不但有其独特的实践方式,而且还在教育领域内寻找到一些重大的社会交易和矛盾,并予以曝光。上述这些反学校文化的实践活动可以分为三类,这三类都旨在揭开日常生活中的“等价物”的真相。
反学校文化中还特别包含了一种对于文凭价值的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即获得这些文凭需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最终牺牲掉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行动、参与和独立性。文凭的直接报酬不仅仅是即时的,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在未来十年中将一成不变。做一名听话的“书呆子”,获取那个价值可疑的文凭,可能会使人永远失去那种在任何阶段获得各种直接报酬的能力。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本质就在于,各阶级已结构化并长期存在,即使是相对较高的个体流动比率,对于工人的存在或地位也毫无影响。工人获得再多的文凭,也不能开创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也不能说服企业家和雇主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即使他们有能力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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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工作的具体形式从未像今天这样趋于标准化和形式化。这些工作对于在职者的技术和所受培训几乎没有任何要求,也不能为他们的内在满足感提供实现的机会。毋庸置疑的是,越来越多的工作正在趋于去技术化、标准化和高强度化。
制度化的知识和文凭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技术或人本主义的进步,而在于社会排斥。借由制度化的知识和文凭,阶级社会得以合法化,并实现了再生产。
正是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群体所独有的“文化资本”,即在对语言和数字的象征性操纵中的知识和技能,保证了该群体后代的成功,也因此实现了阶级地位和特权的再生产。这是因为,教育进步是由“文化资本”所提供的那些“公平”、“严格”的精英测试技术来控制的。
中产阶级得以享受特权,并不是因为世袭或出身,而是因为他们被证明具有更出色的才能和品质。
对于每个工人的个体而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的流动或许是有意义的。一些工人的个体确实实现了向上流动,于是任何一个特定的个体可能都希望成为成功者。然而,对于整个阶级或群体而言,这种流动毫无意义。因为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流动可能意味着整个阶级社会被摧毁。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而且对不成功者而言,追逐成功的诀窍——努力工作、勤勉、循规、把知识作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毫无意义的。当然,这一悖论从未获得承认。
关于辛苦工作和循规,存在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歪曲,即将辛苦工作和循规作为通向成功、获取财富的具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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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产阶级的职业中,年薪显然是为获得持续的弹性服务所进行的一种交换性支付。此处,报酬并不由耗费在工作上的特定时间的总量所决定。雇主当然希望职员在家中加班以省去支付加班费;而这类职员的工资是按照其本身的情况,即能力的使用状况、成为经理或会计等的总体潜能来支付的,其工资形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周薪制的社会含义则完全不同。年薪这一薪金形式所承认的劳动者的总体能力,在这里被强行分割成若干周薪的总和,并固定为一种直接的、定期的回报。正是这种周薪制,而非年薪制,标示着劳动力的付出。工资总额就是对工作所耗费时间的量化。工资的减少表明可测时间的减少;工资的增加则反映了加班的时间。
实际上,即使只是在内在层面上,这些“家伙们”也基本无法辨别出他们认为向他们开放的那些具体的工作之间的差异。
实际上,所有周薪制工作的共性要比差异更重要。此类工作的共性就在于,劳动力在生产中为资本所创造的价值要远远高于购买劳动力的费用。
毋庸置疑,资本主义制度是为了利润而非用途组织起来的。社会中绝大多数需求并不是直接得到满足的,而是借助于利润的刺激这一中介得到满足。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于商人或管理者而言,行动的源泉是对于利润的追求,而不是人类的物质需要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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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劳动是所有劳动力共有的一种独一无二的特性,即可以创造出比自身作为商品时人们所需支付的费用更多的价值。
所有具体形式的劳动都包含了对抽象劳动进行剥削的可能。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它们都可以被标准化——此即为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这也将所有不同的生产部门和劳动形式联结起来,并使得劳动的具体形式、产品的特定用途要依其作为抽象劳动的状况这一核心事实而定。
更为显而易见的是,抽象劳动作为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一条生动准则,每天都在生产着有关自身趋势的明显的经验形式。 如前所见,去技术化是一个极其现实的过程。具体劳动正在日趋退化成一种标准的去技术劳动。尽管雇主明显倾向于要求雇员具有更多、更高的学历,但在实际工作中,雇员所应用的技术内容却显现出相反的变化趋势。
现实的标准化劳动的生产速度,是由机器或生产线的节奏来决定的,既不需要计划,也不需要技术。个体生病与否,是否具备中等教育文凭,这些根本都无关紧要。只要不使生产线停下来,他们个体劳动力的具体形式就毫无意义。具体劳动力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固有的或特殊的贡献,而是因为它消除了潜在的负面因素,即不会中断或终止生产。在现代机器制造和批量生产中,我们可以看到抽象劳动通向具体劳动最表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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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家伙们”对自己即将步入的工作岗位的独特形式漠不关心;他们假定工作本身具有一种无意义性,而不管他们应对工作持何种“正确态度”;他们相信自己所面对的所有工作都具有普遍的相似性。
这些都是 “家伙们”作为阶级成员,对他们赖以生存的现实条件进行文化洞察的形式。反学校文化对工作所持的看法确实要优于学校所持的官方观点。
在文化上承认劳动力是一种商品形式,承认抽象劳动是各种具体形式劳动的基础并与具体劳动相联系这一基本准则,是在主观上被这些事物同化并产生局限性的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也是“家伙们”为实现自己的目标,依靠自身能力进行文化开发、举行文化仪式的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这种被释放的人类能力和兴趣,为该文化层面的活动提供物质基础。同时,这一文化层面的活动也为维持和发展文化洞察带来了其特有的各种生产形式。
文化洞察是对社会中的一些基本社会关系/结构关系所做的创造性的、多样化的、具有潜在变革力的理解,而不是苦难的经历。反学校文化与一般抽象劳动之准则相对立,它揭穿了该准则背后的秘密,并作出回应。这使人们在内心深处担忧资本主义体制本身如何才能运转和维持下去。
此处不仅仅存在着一种部分洞察或文化洞察的潜能,也存在着一种实现社会总体转型的潜能。什么才能阻止这种潜能的发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