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支那战争（第四期）
广场协议
（一）广场协议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所以签订此协议。广场协议的签订得到日本大藏省（2000年前的日本主管金融财政的部门）的强力推动，当时日本经济发展过热，日元升值可以帮助日本拓展海外市场，成立合资企业。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大幅升值，国内泡沫急剧扩大，最终由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造成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广场协议”签订后上述五国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在国际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兑200日元左右，跌幅20%。
（二）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代表的美国当局以及以弗日德·伯格斯藤（当时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金融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最低曾跌到1美元兑120日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50%，也就是说日元对美元升值一倍。1977年美国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布鲁梅萨以日本和前联邦德国的贸易顺差为理由对外汇市场进行口头干预，希望通过美元贬值的措施来刺激美国的出口，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他的讲话导致投资者疯狂抛售美元，美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货币急剧贬值。1977年初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为1美元兑290日元，1978年秋美最低跌到170日元，跌幅达到41.38%。在1978年秋季美国总统卡特发起一个“拯救美元一揽子计划”，用以支撑美元价格。1979年—1980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美国能源价格大幅上升，美国消费物价指数随之高攀，美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例如在1980年初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到年末的实际收益率是-12.4%。1979年夏天保罗·沃尔克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为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他连续三次提高官方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是美国出现高达两位数的官方利率和市场利率，短期实际利率（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收益率）从1954年—1978年间平均接近零的水平，上升到1980年—1984年间的3%—5%。 （三）从1980年起美国国内经济出现两种变化，首先是对外贸易赤字逐年扩大，到1984年高达160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3.6%。其次是政府预算赤字的出现，在双赤字的阴影下美国政府便以提高国内基本利率引进国际资本来发展经济，外来资本的大量流入使得美元不断升值，美国出口竞争力下降，于是扩大到外贸赤字的危机。在这种经济危机的压力下美国寄希望以美元贬值来加强美国产品对外竞争力，以降低贸易赤字。高利率吸引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元飙升，从1979年底到1984年底美元汇率上涨近60%，美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汇率超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所达到的水平。美元大幅度升值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快速扩大，到1984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000亿美元。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日本资本疯狂扩张的脚步令美国人惊呼：“日本将和平占领美国。”美国许多制造业大企业、国会议员开始坐不住了，他们纷纷游说美国政府，强烈要求当时的里根政府干预外汇市场并让美元贬值，以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制造业，更有许多经济学家也加入游说政府改变强势美元立场的队伍。
（四）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日本财长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伯、英国财长尼格尔·劳森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协议中规定日元与马克应大幅升值，以挽回被过分高估的美元价格。“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各国开始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首的美国政府当局和以弗日德·伯格斯藤（当时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广场协议”揭开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1985年9月日元汇率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在“广场协议”生效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升值到1美元兑200日元附近，升幅20%。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高达到1美元兑120日元。 （五）从日元对美元名义汇率看：1985年2月至1988年11月升值111%，1990年4月至1995年4月升值89%，1998年8月至1999年12月升值41%。从日元实际有效汇率看：1985年第一季度至1988年第一季度升值54%，1990年第二季度至1995年第二季度升值51%，1998年第三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升值28%。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陷入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即“失落十年”。从高速增长到长期停滞，日本的发展经历为那些雄心勃勃致力于经济起飞的新兴国家提供一个不可多得的活教材。纵观日本经济近三十年来的发展，1985年的广场协议是一个转折点。有分析指出广场协议后受日元升值影响，日本出口竞争力备受打击，经济一蹶不振十几年，甚至在经济学界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为整垮日本而布下的一个惊天大阴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是将日本“失落十年”完全归咎于“广场协议”则很牵强，“广场协议”像是美国放的一把火，与后续日本政府政策上浇的“油”一起烧掉日本十年。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应该没有人真的会相信政府具有干预国际货币市场的能力，因为政府的资源非常有限，在市场价格方面是有心无力的。
（六）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国际货币市场上的巨大交易额来说参与“广场协议”的五国政府所能调用来执行公开操作的资金也是极其有限的，几乎一眨眼就会被市场吞掉。用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的经典比喻来说：“正如人类最伟大的王也无力改变大海中的洋流一样，政府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干预国际货币市场。”更何况与会五国在“广场协议”上所承诺的种种政策（特别是与国内金融、财政政策挂钩的那些措施）其实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贯彻和实施。“广场协议”之后美元对日元和马克贬值均达40%以上，这一改变不仅巨大，而且持续到今天。这一核心内容是：市场上某种商品（特别是金融工具）的价格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偏离其“真实价格”许多，却依然有人追捧。但泡沫终究要破灭，而破灭的过程可能非常迅速。形象地说市场有时就像是“范进中举”，需要胡屠户的大巴掌扇一下才会清醒过来。泡沫破灭以后市场参与者往往因为恐惧心理会作出不理性的行为，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暴跌和雪崩，比如股市泡沫的破灭。不知道究竟是谁想到“打耳光”这个说法，据了解最早的表述来自于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保罗·克鲁格曼应该不太可能从范进那里得到灵感。 （七）根据这一理论时美元其实早就该贬值了，“广场协议”仅仅是扮演一个导火索的“打耳光”角色，否则如果美元下跌是违背市场意愿的。那么政府的干预即使能起作用也是一时的，不可能维持太久。理由很简单：政府不可能长期重复同样的市场操作，一旦政府停止干预后市场终究会回归到其合理的价格范围内。“广场协议”后美元急速下跌，大量市场参与者因为恐惧非理性地抛售美元，这也正是卢浮宫会议上各国首脑不得不朝另一半脸也打上一耳光的原因。但是广场协议以及1987年旨在稳定美元的《卢浮宫协议》通过使美元走弱提振美国经济，从而使白宫有了更大的削减赤字的余地。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的10年间日元币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无异于给国际资本投资日本的股市和房市一个稳赚不赔的保险。“广场协议”后近5年时间里股价每年以30%、地价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长，而同期日本名义GDP的年增幅只有5%左右。泡沫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虽然当时日本人均GDP超过美国，但国内高昂的房价使得拥有自己的住房变成普通日本国民遥不可及的事情。1989年日本政府开始施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虽然戳破泡沫经济，但股价和地价短期内下跌50%左右，银行形成大量坏账，日本经济进入十几年的衰退期。
（八）1987年G5国家再度在法国卢浮宫聚会，检讨“广场协议”以来对美元不正常贬值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以汇率调整来降低美国贸易赤字的优劣性，结果是此期间美国出口贸易并没有成长，而美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内巨大的财政赤字。于是罗浮宫协议要美国不再强迫日元与马克升值，改以降低政府预算等国内经济政策来挽救美国经济。也就是说，广场协议并没有找到当时美国经济疲软的症结，而日元与马克升值对其经济疲软的状况根本于事无补。相反的是“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则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因为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度地升值，对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为了要达到经济成长的目的，日本政府便以调降利率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国内经济的景气。从1986年起日本的基准利率大幅下降，这使得国内剩余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产等非生产工具上，从而形成1990年代著名的日本泡沫经济。这个经济泡沫在1991年破灭之后日本经济便陷入战后最大的不景气状态，一直持续十几年后日本经济仍然没有复苏之迹象。卢浮宫协议是1987年2月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七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巴黎卢浮宫达成协议，采取联合措施，在国内宏观政策和外汇市场干预两方面加强紧密协调合作，以阻止当时的美元币值下滑，保持美元汇率的基本稳定。 （九）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元对美元汇率发生两次大幅度调整：一是1985年9月广场协议，主要为解决日美贸易争端，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二是1987年2月卢浮宫协议，主要为解决美元过度贬值对世界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日元对美元出现短暂性的大幅度贬值。日元对美元汇率这两次大幅度调整起因在日美贸易摩擦和各自国内政治经济利益的现实需要，都是在美国主导下通过国际社会施压和国际会议汇率协调机制来促成和实施的，对美、日等国和世界经济运行产生显著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为“滞胀”所困扰，当时的里根政府实施供应学派减税计划刺激经济，同时美国中央银行通过高利率政策压低货币供应，抑制通货膨胀。“松财政、紧货币”的政策组合在缓解“滞胀”方面取得一定功效，但同时也给美国经济带来严重的潜在问题，突出表现在美国出现高额的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逆差，美国利率水平也明显高于当时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1980年为2.9%，1985年升高至5.2%。同期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达1245亿美元，占GDP的3%，美国国内市场利率比发达国家平均高4个百分点左右。
（十）这一时期日本和西德的经济同样受到“滞胀”的冲击，但由于这些国家正处于二战以后的经济复苏期，经济运行基本面相对好于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大幅度减少，经常项目出现较大盈余。日本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在1980年为4.9%，1985年下降到1.4%。西德政府财政赤字在1980年占GDP的2.8%，1985年下降到1.1%，日本和西德的国内平均存款利率也明显低于美国。日、美、德等发达工业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运行绩效的差异（特别是美元的高利率政策）大量吸引外资流入美国，促使美元汇率出现较大幅度升值。80年代上半期美元汇率平均升值72%，美元高汇率实际上已经潜藏着较高的投机泡沫。美元汇率升值、高额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使美国国内就业压力增大，国民不满情绪滋长，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上升。当时美国国内主导性意见认为问题主要出在日本和西德，美国政府应当促使国际社会加强汇率协调，使美元对日元等非美元货币适度贬值。日本和西德经过二战以后40多年的发展后已经积聚相当强的经济实力，两国政府都不愿意因为贸易摩擦而恶化同美国的关系，同时认为日元和马克相对美元升值也有利于日元和马克的国际化，提升日本和西德的国际地位。 （十一）日元相对美元升值符合国际社会协调生存的基本利益，受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共同推动，可谓水到渠成。1985年9月发达国家5国（即G5国家，包括美国、日本、西德、英国和法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大厦签署协议，一致同意通过国际“协作干预”，稳步有序推动日元对美元升值，这次会议签署的协议史称“广场协议”。按照“广场协议”约定时G5国家要通过加强国际间汇率“协作干预”，在两年半的时间内促使美元对日元汇率由当时1美元兑换237日元贬值至1美元兑换120日元。当时影响国际外汇市场资本流动的因素还有各国间长期利率差，广场协议政策协调也涉及这一领域。广场协议签定时美国30年期长期国债利率为10.8%，美国放松金融政策后到1986年夏已降至7.3%。此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四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由广场协议时的7.5%降至1986年8月的5.5%。然而日本金融调节保持国内长期利率的基本稳定，日本长期国债利率广场协议时为5.8%左右，到1986年初仍然保持在这一水平。日美长期利率差不断缩小，减轻资金流向美国的压力，加之G5国家在外汇市场加强“协作干预”，有效促进美元贬值。1985年底美元对日元汇率降为1美元兑换200日元，到1986年夏再降为1美元兑150日元。
（十二）广场协议之后尽管美元对日元等非美元货币大幅度贬值，但由于美国政府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自身财政状况，同时由于货币贬值存在“J曲线效应”，在广场协议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不仅没有缩少，反而继续恶化。1987年美国贸易赤字达1680亿美元，占GDP的3.6%，其中3/4的赤字来自日本和西德的经常项目盈余。美国贸易收支状况恶化和外债的急剧增加，影响外资向美国的流入，市场对美元信心下降，继续让美元贬值明显弊大于利，美国对日本和西德的贸易摩擦重又加剧。同时受日元和马克升值的影响，日本和西德外贸出口下滑，经济增长率出现下降。日本经济增长率从1985年4.2%下降到1986年的3.1%，西德经济增长率1985－1987年在2%左右徘徊。日本和西德对美国未能按广场协议有效削减财政赤字表示不满，此外美元大幅度过快贬值也引起国际外汇市场和世界经济的较大震荡，主要发达工业化国家明显感到要尽快阻止美元下滑，保持美元汇率基本稳定，这有利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当时美国可以选择提高国内利率的办法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减缓美元过速贬值。但是由于担心这样会引起国内经济萧条，美国不愿意提高国内利率，而倒更希望日本和西德压低利率。 （十三）在美国主导下为了稳定国际外汇市场，阻止美元汇率过多过快下滑，通过国际协调解决发达国家面临的政策难题。1987年2月G7国家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巴黎的卢浮宫达成协议，一致同意G7国家要在国内宏观政策和外汇市场干预两方面加强“紧密协调合作”，保持美元汇率在当时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此次会议协议史称“卢浮宫协议”。卢浮宫协议强调G7国家加强“紧密合作”对维护美元汇率稳定和世界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性，强调全球更加平衡的经济增长在促进国际间外汇收支平衡中具有中心作用，实际是指美国贸易伙伴加快经济增长有助于解决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协议主要约定包括：日本和西德等实施刺激内需计划，美国进一步削减财政赤字；G7国家加强外汇市场“干预协调”，秘密保持美元对日元和马克汇率的非正式浮动区，如果汇率波动超出预期目标5%后各国要加强合作干预等等。卢浮宫协议后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在近两年多的时间里保持基本稳定，没有发生太大动荡。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对日美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就美国经济而言总体上积极效应要大于负面效应，两个协议本质上就是以美国政策和经济利益为主导签署的。特别是卢浮宫协议签定以后美国外贸出口迅速扩大，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均有较大下降。1987－1990年美国外贸出口增幅持续保持在10%以上，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由1680亿美元下降到920亿美元，占GDP的1.6%，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由4.5%下降到3.4%。
（十四）这些变化对强化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和缓解国内“滞胀”及就业压力产生明显的积极作用，但卢浮宫协议之后由于美国采取过分强硬态度促使日本和西德下调利率，而日本和西德受国内经济状况影响一时又很难下调利率，受市场预期等多重因素影响，纽约股市于1987年10月19日出现严重的股价暴跌。当日纽约股市暴跌22%，被称为“黑色星期一”。同时广场协议后美元大幅度贬值也促使美国由净债权国逐渐转变为净债务国，到1986年末美国对外净债务总额达2636亿美元，已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净债务国。就日本经济而言1985年广场协议促使日元升值，事实上成为日后日本发生“泡沫经济”的导火索。签署广场协议的第二年（即1986年）日本出现因日元升值引发的萧条局面，外贸出口增速由1985年的2.4%下降为1986年的负4.8%，实际经济增长率从1985年的4.1%下降至1986年的3.1%。但由于当时日本经济总体上正处在复苏增长的上升期，国内各行业对日本经济发展前景普遍充满乐观和自信，同时广场协议使日元升值发挥降低消费品价格、增加居民实际收益的积极作用。日本国内民间消费支出明显上升，以民间消费为先导的投资热潮，有力拉动日本国内总需求的快速扩张。广场协议前后日本为缓解日美贸易摩擦，在同意日元对美元升值的同时并没有放开进口市场，而是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促进进口美国商品，特别是“超低利率”政策。从1986年1月开始为了削减日元升值对国内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银行在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连续五次下调公定贴现率，将其降低至当时国际上的最低水平2.5%。卢浮宫协议以后日本银行将此2.5%的“超低利率”一直保持到1989年5月，持续时间长达27个月。日本银行官定利率长期处于低水平，有力促进金融机构贷款大量增加。日本金融机构贷款与GDP的比例80年代初为50%左右，到80年代末已升至100%。1987－1989年日本货币供应量（M2+CD）年增长速度分别为10.8%、10.2%和12%，持续保持较高水平。 （十五）由于货币政策极度扩张，1988－1990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分别为6.0%、4.4%和5.5%，明显超过80年代前期3%左右的平均水平和同期其它发达国家水平。与此同时大量过剩资金流入股票和房地产部门，引致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暴涨。1987－1989年日本股票价格平均上涨94%，城市土地价格平均上涨103%，而同期日本消费物价指数平均仅上涨3.1%。由于在资产价格暴涨的同时消费物价没有大幅上涨，在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前相当长一段时期日本银行和经济企划厅对资产价格泡沫都没有予以充分重视，当时政策决策关注更多的是实体经济的增长、消费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虽然认为在金融领域和资产价格方面出现一些“异常”，但在当时物价稳定、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由于被实体经济扩张带来的经济效益所迷惑，决策当局对当时的金融领域“异常”问题只是发出过警告，进行过风险提示，而并未及时采取实质性应对措施。这样信贷增加创造泡沫，泡沫扩大促进信贷增加，信贷增加进一步创造泡沫，如此循环促进，到1989年底日本已经全面步入泡沫经济之中。泡沫经济不断膨胀，日本政府逐渐感受到压力。1989年5月日本银行改变货币政策方向，将维持两年多2.5%的“超低利率”提高至3.25%。1989年底强烈主张抑制泡沫的三重野出任日本银行总裁，上任伊始即将公定贴现率由3.75%提高到4.25%，结束日本“超低利率”时代。从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日本银行五次上调公定贴现率，使之高达6%。同时日本央行明确要求金融机构限制对不动产业的贷款投入，到1991年银行对不动产业实际上已不再增加新的贷款。日本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1990年跌至7.4%，1991年跌至2.3%。由于过急过快的信贷紧缩，日本泡沫经济1991年开始崩溃，从此陷入持续不景气的低迷状态。 日本泡沫经济
（一）日本泡沫经济是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出现的经济现象，根据不同的经济指标时这段时期的长度有所不同，但一般是指1986年12月到1991年2月之间的4年零3个月的时期。这是日本战后仅次于60年代后期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的第二次大发展时期，这次经济浪潮受到大量投机活动的支撑，因此随着90年代初泡沫破裂，日本经济出现大倒退，此后进入平成大萧条时期。1985年9月22日世界五大经济强国（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在纽约广场饭店达成“广场协议”，当时美元汇率过高而造成大量贸易赤字，为此陷入困境的美国与其他四国发表共同声明，宣布介入汇率市场。此后日元迅速升值，当时的汇率从1美元兑240日元左右上升到一年后的1美元兑120日元。由于汇率的剧烈变动，由美国国债组成的资产发生账面亏损，因此大量资金为了躲避汇率风险而进入日本国内市场。当时日本政府为了补贴因为日元升值而受到打击的出口产业而开始实行金融缓和政策，于是产生过剩的流通资金。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的银行烦恼于向优良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案件，于是开始倾向于向不动产、零售业、个人住宅等融资，1980年代以来全球性的通货紧缩形成股票市场的上升通道。
（二）由于上述因素叠加在一起，日本国内兴起投机热潮，尤其在股票交易市场和土地交易市场更为明显。其中受到所谓“土地不会贬值”的土地神话的影响，以转卖为目的的土地交易量增加，地价开始上升。当时东京23个区的地价总和甚至达到可以购买美国全部国土的水平，而银行则以不断升值的土地作为担保，向债务人大量贷款。此外地价上升也使得土地所有者的账面财产增加，刺激消费欲望，从而导致国内消费需求增长，进一步刺激经济发展。1985年到1986年期间随着日元急速升值，日本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虽有所下降，但是国内的投机气氛依然热烈。1987年投机活动波及所有产业，当时乐观的观点认为只要对土地的需求高涨，那么经济就不会衰退，而且市场也鼓励人们不断购买股票，声称股票从此不会贬值。当时日本媒体为了给这种经济繁荣状况命名，还希望募集像岩户景气、神武景气类似的名称。但当时也出现少数反对论点，认为土地价格已经远远超过其实际需求，日本经济将在不久的将来陷入衰退。从经济学原理来说土地价格上升导致租用土地的工厂或写字楼的企业盈利率下降，因此合理的做法是出售土地购入债券，因此会带来土地需求下降。根据供求理论时价格终将趋于均衡，但是日本的企业普遍实行以帐面价值计算土地资产的做法，因此从表面上看企业的收益率也并无变化，而帐面价值与现实价值的差额就导致帐面财产增加，从而刺激日本的企业追求总资产规模而非收益率。 （三）当时为了取得大都市周边的土地，许多大不动产公司会利用黑社会力量用不正当手段夺取土地，从而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毫无收益可能的偏远乡村土地也作为休闲旅游资源被炒作到高价。从土地交易中获得的利润被用来购买股票、债券、高尔夫球场会员权，另外也包括海外的不动产（如美国洛克菲勒中心）、名贵的艺术品和古董、豪华跑车、海外旅游景点等等。当时这种资金被称为“日本钱”，因而受到世界经济的关注和商家的追捧。当时随着股票价格上升，日本国内购买法拉利、劳斯莱斯、日产CIMA等高档轿车的消费热潮也不断高涨。苏联由于阿富汗战争以及美苏军备竞赛，加之东欧诸国剧变，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欧洲中由于严重的高失业率和东欧民主化，国际和社会秩序也非常混乱。美国经过1980年代中期的经济周期后逐渐走入低谷，住房金融产业出现危机，社会信用危机日益严重。此外经常性国际收支趋向平衡，但国内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也不断上升，财政赤字创下历史纪录。在这样的世界形势中政治经济都比较安定的日本出现“日本是世界第一”的口号，全体国民预感到“日本的时代”即将到来，当时在世界各国的印象中三十年前仍然是一个普通发展中国家的日本已经迅速成为遍地黄金的富裕国家。
（四）期待通过资产价值上升而获得利润的手法随着资产价格的上升会越来越难以奏效，当资产价格最终停留在高水平时最终的资产持有者将无法获得收益。但可怕的不仅如此，一旦资产价格回落到之前的水平，那么资产持有者将承受与其所有前手所获得的利润相当的亏损，因此缺乏持续性的资产价格逐渐进入平稳状态。对于推崇一户一屋的日本都市来说地价上升带来严重的住宅不足问题，对于居住在大城市中心的普通劳动者来说根本无法承担高额的地租和房租，只能被迫迁往郊区。当时这种状况导致人们早买早赚的心理，进一步刺激地价上升。当时地价带来的住宅问题也引起日本政府的关注，之后政府采取平抑地价的政策对金融机构也施加压力。1989年日本泡沫经济迎来最高峰，当时日本各项经济指标达到空前的高水平，但是由于资产价格上升无法得到实业的支撑，所谓泡沫经济开始走下坡路。一旦投机者丧失投机欲望后土地和股票价格将下降，因此反而导致帐面资本亏损。由于许多企业和投机者之前将上升的帐面资本考虑在内而进行过大的投资，从而带来大量负债。随着中央政府金融缓和政策的结束，日本国内资产价格的维持可能性便不再存在。1990年3月日本大藏省发布《关于控制土地相关融资的规定》，对土地金融进行总量控制，这一人为的急刹车导致本已走向自然衰退的泡沫经济加速下落，并导致支撑日本经济核心的长期信用体系陷入崩溃。此后日本银行也采取金融紧缩的政策，进一步导致泡沫的破裂。 （五）1989年12月29日日经平均股价达到最高38915.87点，此后开始下跌，土地价格也在1991年左右开始下跌，泡沫经济开始正式破裂。到了1992年3月日经平均股价跌破2万点，仅达到1989年最高点的一半，8月进一步下跌到14000点左右，大量帐面资产在短短的一两年间化为乌有。由于土地价格也急速下跌，由土地作担保的贷款也出现极大风险，当时日本各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纷纷暴露，对日本金融造成严重打击。日本泡沫经济形成和破灭的主要原因并非日元升值，而是日本宏观经济政策在日元升值过程中的失误，尤其是1986－1989年货币政策的三次重大失误。日本泡沫经济发生于1985-1990年，当时日本正处在改变增长模式、转变发展战略、开放国内市场、融入国际社会的初期。毫无疑问，日本泡沫经济生成和破灭的原因是复杂的，包括制度、结构和政策等，但回到其定义时泡沫经济是指大量过剩资金追逐相对稀缺的投资机会而造成的资产价格膨胀，因此这个故事将主要在宏观经济层面展开。宏观经济即宏观层面的国民经济，包括一国国民经济总量、国民经济构成（主要分为GDP部门与非GDP部门）、产业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程度（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
（六）要说明关于日本泡沫经济的生成还需要从日元升值说起，虽然从本质上讲日本泡沫经济与日元升值是两个不同的事件，各有不同的原因。但由于二者出现同一时期，有着相同的历史背景，因而产生复杂的联系，以致一些舆论误读它们。日元对美元升值的直接原因是日美贸易差额的变化，根本原因是日本对美国经济实力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正为“滞胀”所困扰，1980 年美国的通胀率为13.5%，失业率为7%，经济增长率为-0.2%，财政赤字为738亿美元，贸易赤字为150亿美元。为了克服“滞胀”，里根政府以减税为核心，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高利率增加美元对国外投资者的吸引力，大量资金流入美国市场，导致美元升值，1979年至1985年2月美元对其他10个发达国家货币的多边汇率上升73%。美元升值扩大美国贸易赤字，1980-1984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从150亿美元增加到1130亿美元，与此同时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从 76.6亿美元增加到461.5亿美元。巨大的贸易差额在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的同时，也使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1985年日本对外净资产为1298亿美元，美国对外债务为1114亿美元。日元对美元升值的更深层因素是二战后美国曾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元成为“超级货币”。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经济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均已远远超过美国，美元开始衰落。1980-1985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平均约为0.4%，日本约为3%；美国经济增长率平均约为 1.5%，日本约为 4.8%. （七）也就是说到1985年日元升值与美元贬值都已经无法避免，实际上1985年2月美元走低、日元升值的过程已经开始，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只是加快（而非启动）这一进程。日本泡沫经济生成和破灭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宏观政策的失误，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日本货币政策曾经失去平衡，出现过三次重大失误。宏观政策是指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迅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经济措施。所谓的宏观调控是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是政府调节市场的主要手段。“宏观经济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府有意识有计划地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调节控制宏观经济的运行，以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宏观调控是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责，所谓公共财政指的是为弥补市场失效、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分配行为或其它形式的经济行为。宏观经济政策体制的根本转轨尚未完全实现，计划经济的影响仍然强烈存在，这不能不说是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未能实现预期效果的关键原因所在。1986年日本出现短暂的经济衰退，史称“日元升值萧条”。实际上“日元升值萧条”的时间很短，仅仅是日元升值后市场的自动调整，当年年底日本经济便恢复增长。但是出于对日元升值的恐惧，日本政府对“日元升值萧条”做出错误的判断，采取错误的政策。再加上其他国际因素的影响，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日本银行连续五次降低利率，把中央银行贴现率从5%降低到2.5%，不仅为日本历史之最低，也为当时世界主要国家之最低。
（八）而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造成大量过剩资金，在市场缺乏有利投资机会的情况下过剩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造成资产价格大幅上涨，这是日本货币政策的第一次失误。1987年秋世界经济出现较快增长，为了对付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美国、西德等相继提高利率，日本银行也准备升息。恰在此时1987年10月19日被称作“黑色星期一”的“纽约股灾”爆发，在西方国家的联合干预下“黑色星期一”仅表现为一种市场恐慌，并且此后不久人们原先对世界经济的悲观预期为乐观情绪所代替，各国经济均出现强劲增长。黑色星期一是指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的股灾，1987年10月16日 （星期五）当日全球股市在纽约道琼斯公司工业平均指数带头暴跌下全面下泻，引发金融市场恐慌及随之而来1980年代末的经济衰退。纽约股市经过夏季连创新高后在当日下跌逾91点（约5%），但因时差导致美国东岸时间较其他各主要金融市场迟开市，当纽约股市暴跌时其他市场己休市而 并未被波及，甚至与纽约股市同步的多伦多股市也未受影响。1987年10月19日 （星期一）当日悉尼股市首先开市未见异动，然而各亚太地区股市全面下泻，效应并如骨牌般随各时区陆续开市扩展至欧洲市场， 并最终绕地球一圈回到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大幅下跌508点 （逾20%）。整个1987年10月下来：全月下跌45.8%；悉尼全月下跌41.8%；伦敦全月下跌 26.4%；纽约:全月下跌 22.6%，10月19日的跌幅是纽约股市历史上第二大单日跌幅 （最大单日跌幅是1914年12月12日，单日跌 24.4%；最大单日下跌点数是2001年9月17日，单日跌 684.81点）； 多伦多:全月下跌22.5% （九）其他在该星期仍开市的市场都定下交易限制，让电脑系统有足够时间清理交易， 这让联储局和各国中央银行有足够时间把大量资金注入市场，舒缓市场的恐慌情绪，避免不断的恐慌性下跌和可能随之而来的金融崩溃，事后金融界人士都认为股灾把当年过高的股价和市值一次性从市场中消除。很多人在股灾后感到奇怪， 因当日根本没有任何不利股市的消息或新闻，因此下跌看似并无实在的原因，令当时很多人怀疑是羊群心理、市场失败 或经济失衡引致股灾， 至今仍在争论。1986年美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发展变为缓慢发展，直接导致经济放缓爆涨停止的“软着陆”。1987年缓慢地过去，似乎经济衰退的恐惧并没有马上爆发。股票市场在1987年8月到达顶峰，接着连续数日后市场大面积下滑。8月观察员警告技术分析表明市场此时处在一个循环，然而这种说法没有被广泛认同。股灾后很多人提出不同的理论，主要认为股灾成因包括：程式交易、股价过高、市场上流动资金不足 和羊群心理。最多人认同的理论是股灾由程式交易引起，程式交易用电脑程式实时计算股价变动和买卖策略在1970年代末渐在华尔街盛行，程式交易令大宗的股票交易和期指交易可同时买和卖。股灾后很多人说电脑程式看到股价下挫，便按早就在程式中设定的机制加入抛售股票，形成恶性循环，令股价加速下挫，而下挫的股价又令程式更大量地抛售股票。也有人认为股灾前的股市暴涨是由程式交易引起 （上升原理相同，股价方向相反而已)， 而因此造成的股价过高现象引致股灾。
（十）投资组合保险也是原因之一，所谓投资组合保险就是当市场下滑时为止住损失就卖掉股票。这里有个前提，就是得有潜在的接盘者。但在那一天所有的接盘者都消失了，投资组合保险的操作方式将股价快速往下推。而且投资组合保险依靠的是几乎没有限制的资金流动性，但流动性并不总是存在的，资金的流动性有时会干涸，在每个人都想卖出时这样的投资策略是不可行的。经济学家Richard Roll认为市场全球化是主因， 因程式交易只在美国盛行，但没有太多程式交易的澳大利亚股市却在带头下挫， 因此是因为市场全球化令在一个主要股市的大幅波动在一天内漫延全球股市。有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冲突是原因，当时美国当局希望让美元升值来压抑通胀，因此货币政策的紧缩来得比欧洲货币政策的调整快，结果漫延其他市场。Jude Wanniski认为在股灾前七大工业国组织中止Louvre Accord，令美元兑日元和西德马克的汇价不再有保持稳定的保证，也是令市场失去信心而从股市撤资的原因。另一理论认为1987年英国风灾是股灾原因之一: 1987年的风灾发生在10月16日 （股灾前的星期五），期间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的伦敦严重受灾，很多伦敦的经纪和金融业人士当天无法上班。而当时并无网际网络交易，导致大量未平仓的交易无法在周末前交割，令有关未平仓交易要渡周末，这令市场人士不安。 （十一）但日本经济的灾难却由此开始，当时美国政府担心如果日本银行提高利率，资金不能及时向欧美市场回流，可能再次引起国际市场动荡，因此建议日本政府暂缓升息。日本政府也担心提高利率可能使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入日本，推动日元升值，引起经济衰退。并且当时日本正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需要以较低的利率来增加国内投资，减少储蓄，缩小经常项目顺差。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银行决定继续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维持贴现率在2.5%的超低水平上不变，一直到1989年5月日本银行才提高利率，这时距离“黑色星期一”已经19个月，距离日本实施超低利率政策已经27个月。这是日本货币政策的第二次失误，也是一次“致命的失误”。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造成日本经济体系内到处充斥着廉价的资金，长期的超低利率又将这些资金推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1985-1989年日经平均股价上升2.7倍，1986-1990年东京、大阪等六大城市的价格指数平均增长三倍以上。1989年日本政府感受到压力，日本银行决定改变货币政策方向。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日本银行五次上调中央银行贴现率从2.5%至6%同时日本大藏省要求所有金融机构控制不动产贷款，日本银行要求所有商业银行大幅削减贷款，到1991年日本商业银行实际上已经停止对不动产业的贷款。货币政策的突然转向首先挑破日本股票市场的泡沫，1990年日本股票价格开始大幅下跌，跌幅达40%以上，股价暴跌几乎使所有银行、企业和证券公司出现巨额亏损。紧跟其后的是日本地价也开始剧烈下跌，跌幅超过46%，房地产市场泡沫随之破灭。
（十二）货币政策突然收缩，中央银行刻意挑破泡沫，这是日本货币政策的第三次失误，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出现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衰退。为什么日本政府长期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再一次回到日本泡沫经济的起点。1在日本历史上1985年是一个极具特殊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日本发生许多足以影响日本历史、改变日本命运的大事。战后日本的经济和金融都有着浓厚的“封闭”和“管制”色彩，20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经济、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这一进程迅速加快。1985年日本政府发表《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公告，揭开日本经济、金融全面自由化、国际化的序幕。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政府提出日本要从一个“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而日美关系将成为“政治大国”的基石，在1985年的“广场会议”和1986年的“卢浮宫会议”中日本均成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从1980年起国际社会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呼声越来越高，1985年的日本《经济白皮书》指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日本必须扩大内需，以缓和与国际社会的关系。1985年的日本同时面临着三个重大的战略转变：由“管制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转变；由“外需主导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变。如此重大而深刻的变革集中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可能使宏观政策失去回旋的空间，当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国内政策协调与国际政策协调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时宏观政策的权衡、选择和调整会变得非常困难，可能会因失去平衡而出现严重失误。 社会主义
（一）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学思想，诞生于16世纪初，主张整个社会应作为整体，由社会拥有和控制产品、资本、土地、资产等，其管理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19世纪30至40年代“社会主义”的概念在西欧广为流传，发展出不同分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提出他们的理论体系，亦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的最初形态是空想社会主义，时间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30—40年代，其影响几乎遍及欧洲并达于美洲。 社会主义最早产生于英国，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撰写了一部《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 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由此莫尔而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是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现实前提。16世纪的西欧中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劳动分工的细化，促进商品生产。新航路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扩大世界市场。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开始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形成。手工业者和农民的两极分化速度加快，资产者和无产者两支新生的阶级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二）紧随英国之后的是法国、德国等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从简单协作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再到大机器工业阶段，期间经历地理大发现、德国宗教改革、法国启蒙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有力催生和促进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并绵延经历不同阶段。特别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摧毁法国的封建关系，确立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然而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广大劳动群众处于新的枷锁之中，仍然是政治上无权、经济上更加贫困。资本主义社会活生生的现实打破启蒙学者对这个新社会的华美预言，无异于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那个时代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和《大卫·科波菲尔》等作品都以辛辣尖锐的笔法，无情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贪婪、凶残，描写下层民众的悲惨处境，反映劳苦大众的抗争，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改变社会现状的愿望和要求日益强烈。空想社会主义是适应早期无产阶级渴望改变现状的需要产生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利益根本对立的两大阶级，它们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与斗争。最初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斗争是表面的，他们并不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不理解自己遭受剥削和奴役的真正原因。他们采取的斗争方式多是本能的反抗和消极的抵制，往往把工厂和机器视为贫困的根源，采取破坏工厂、捣毁机器的行动。 （三）这些行动表明当时的无产阶级还非常幼稚，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序幕从此拉开。在不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下不成熟的无产阶级渴望改变自身生存条件的需要而产生空想社会主义，恩格斯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也是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直接思想材料，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即启蒙运动。他们运用理性论的思想武器，对封建专制制度和维护这种制度的宗教神学进行猛烈批判。启蒙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不仅为资产阶级革命做好舆论准备，而且促进现代无产阶级先驱者意识的觉醒。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如让·梅叶、摩莱里、马布利、格拉古·巴贝夫等）就深受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影响，他们的著作中充满“理性”、“平等”、“公平”、“正义”、“和谐”等词句，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受启蒙思想家的影响，恩格斯指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批判矛头直接对准资本主义制度；理论上提出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私有制产生阶级和阶级剥削等观点，并用这种观点去分析历史和现状，从而预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在设计未来社会蓝图时以大工厂为原型，完全抛弃平均主义和苦修苦炼的禁欲主义，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
（四）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1824年罗伯特·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1214公顷土地，开始新和谐移民区实验，但实验以失败告终。19世纪30―40年代后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总结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批判地吸收空想社会主义（特别是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并使之与国际工人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得以在工人阶级中迅速传播，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逐步走向衰落。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写下的著作主要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还有他们写的其他一些重要文章和书信。在这些主要著作、重要文章和书信中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实现条件，形成十分完备的理论体系。 （五）19世纪6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重新高涨，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际联合组织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巴黎公社是法国无产阶级在1871年3月18日革命后建立的工人革命政府，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是在法国同普鲁士之间爆发战争以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端激化的情况下产生的，巴黎公社是在马克思理论日渐成熟的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夺取资产阶级政权成立无产阶级专政社会的一个尝试。1870年7月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路易·波拿巴（即拿破仑三世）为争夺欧洲霸权而发动对普鲁士的战争（普法战争），结果法军惨败，于1871年1月28日同普鲁士签订《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2月17日梯也尔组织新政府，继续执行出卖民族利益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2月26日梯也尔同俾斯麦签订临时和约，把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给普鲁士并赔款50亿法郎。此举激起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巴黎民众纷纷要求成立公社，以监督政府。1871年3月26日巴黎人民进行，公社委员的选举，28日新当选的公社委员朗维埃宣布：“我以人民的名义宣告公社成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诞生了。巴黎公社成立后的两个月里施行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措施：宣布公社委员会是取代旧政府的唯一政权，新建10个委员会（执行、军事、财政、司法、治安、劳动与交换、粮食、教育、社会服务、对外联络）以取代过去政府的各部；取消征兵制和常备军，宣布以工人为主体的国民自卫军是唯一的武装力量；实行民主选举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民主制度；废除高薪，实行兼职不兼薪的制度。
（六）公社还颁布一系列保护劳工的法令，这些措施为无产阶级政权建设提供宝贵经验，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5月28日政府军反攻取得胜利，巴黎公社被终结。19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形势和国际工人运动发生巨大变化，资本主义经过一段时间的和平发展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各国无产阶级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是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积聚和训练本阶级的力量，准备迎接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导和帮助下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旗帜的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和组织相继建立起来，1869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于1875年与拉萨尔派合并，改名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又改名德国社会民主党。它经历反抗俾斯麦政府的社会党人法的艰巨斗争，是当时最有影响、走在前列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19世纪70年代在丹麦、葡萄牙、美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19世纪80年代在匈牙利、意大利、俄国、英国、挪威、奥地利、瑞典和瑞士等欧美国家先后建立社会主义政党或团体。1889年7月14日在恩格斯倡导下有22个国家的393名代表参加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创立无产阶级新的国际组织——第二国际。 （七）它是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团体的国际联合，一开始就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比第一国际有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较为一致的思想前提。但它相当庞杂和松散，没有明确的纲领，它以每隔几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为其主要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从成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瓦解共召开9次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特别是它的前期（1889～1900）】在组织和积聚革命力量、团结教育工人阶级、积累议会斗争经验、开展反对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斗争、传播马克思主义、清除无政府主义影响、加强国际主义团结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推动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20世纪上半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严峻考验而进一步壮大，社会主义首先在俄国、随后在欧亚一系列国家赢得胜利。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随着资产阶级策略的改变，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发生新的分化，出现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自1896年起伯恩施坦在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中从理论上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修正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国际现象，各国的机会主义者麇集在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旗帜之下。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中的革命左派首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梅林、李卜克内西、蔡特金等人在不同程度上对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其他一些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如法国的盖德、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保加利亚的布拉戈耶夫等人）也对伯恩施坦及其实践中的同伙法国的米勒兰分子进行批判。
（八）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从思想上粉碎小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以及伯恩施坦主义的变种——经济主义，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2次代表大会上制定党章和党纲，为建设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奠定基础。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帝国主义时代第一次人民革命运动——1905～1907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1915年9月齐美尔瓦尔德和1916年4月昆塔尔两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见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和昆塔尔会议）所形成的短暂的、过渡性的国际联合被称作齐美尔瓦尔德国际（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由这次会议开始的活动被称作齐美尔瓦尔德运动。1915年12月欧洲和美国28个社会民主党中有13个党和两个党内的8个反对派声明加入这个国际，其后还有一批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参加，考茨基中派在这个组织中居主导地位。由于以列宁为首的革命左派坚持斗争，该国际宣言指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谴责社会沙文主义并批评社会和平主义。齐美尔瓦尔德运动最重要的成果是锻炼和加强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组成齐美尔瓦尔德左派集团，为创立新的国际组织第三国际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社会和平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内流行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1916年下半年起世界政治形势中开始出现帝国主义战争向帝国主义和平转变的迹象。帝国主义交战各国企图通过谈判，“和平”地分赃，“和平”地解除无产阶级武装。 （九）第二国际代表考茨基和屠拉第等人为适应帝国主义政策的需要，宣扬资产阶级和平主义，鼓吹通过签订“民主”的和约来裁减军备、废除武装、建立国际仲裁法庭来实现永久和平，这种和平幻想实际上是帮助资产阶级欺骗群众，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经济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俄国工人运动内部的一种以单纯追求工人眼前经济利益为特征的机会主义思潮，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变种，主要代表为普罗柯波维奇、库斯柯娃、马尔丁诺夫等人。其主要思想为：以“批评自由”为旗帜，篡改马克思主义；否认革命理论，崇拜自发性，不了解革命斗争中自发性和自觉性的辩证法。它否认工人阶级的最高政治形式，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必要性，维护组织上的涣散状态和手工业方式，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反对政治斗争，崇拜经济改良，宣扬庸俗的经济决定论。认为工人运动的座右铭是“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认为在工人运动中经济斗争具有首要意义，政治斗争则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事。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只是从国家那里争得某些减轻自己困苦的施舍，而不是推翻专制制度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深刻批判经济主义的错误观点，着重说明革命理论的意义和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辩证关系。认为经济主义崇拜自发性，只能把工人运动引向经济改良的工联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意识不可能自发产生，而必须向无产阶级进行灌输。
（十）他申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重要意义，深刻剖析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认为只有通过政治斗争才能改造旧制度，实现无产阶级根本的经济利益。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在指导俄国革命实践和进行理论总结的过程中全面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帝国主义论、社会主义将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民族解放运动、战略和策略、党的建设以及在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作出光辉的理论贡献。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集合点，它参加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导致矛盾的激化和人民群众革命情绪的高涨。1917年3月彼得格勒工人大规模罢工斗争，很快发展为武装起义，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专制统治。俄国二月革命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及时提出由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血腥镇压示威群众的七月事变之后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也已消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彼得格勒工人和革命士兵举行武装起义，在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胜利地夺取政权。革命从首都向外地、从城市向农村扩展，到1918年3月全俄广大城乡基本上建立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宣告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开始人类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 （十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和十月革命的胜利加深帝国主义国家全面的经济政治危机，激起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欧洲和亚洲出现国际性的革命浪潮。在欧洲中主要有芬兰1918年人民起义、1918～1919年德国革命、1919年3月匈牙利革命，先后建立为时短暂的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在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展开声势浩大的革命群众斗争，1919～1920年意大利爆发工人占领工厂、农民夺取土地的运动，1918年8月日本掀起“米骚动”，直到1923年还发生保加利亚反对赞可夫政权起义、德国萨克森和图林根工人政府建立、汉堡工人起义以及波兰克拉科夫工人起义等。所有这些革命斗争都冲击资本主义制度，但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武装干涉和血腥镇压之下先后遭到失败。在亚洲中许多国家兴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朝鲜在1919年爆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三一运动”，在土耳其、伊朗、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也相继以不同的规模和方式掀起以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为主要内容的革命运动。苏维埃国家在列宁领导下取得1918～1920年国内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胜利以后从1921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是：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在一定程度内允许私有经济存在；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沟通城乡和工农之间的联系来巩固工农联盟；发展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是一条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占很大比重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十二）1924年列宁逝世后围绕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路线，苏联共产党内多次发生重大争论，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多数成员在1924年批判托洛茨基反对派，1925年批判所谓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派，1927年批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这几次争论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施加政治压力，以至采取极端的组织措施，在党内斗争中开创不好的先例。1928～1929年从如何看待和解决粮食收购危机开始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发生严重分歧联共（布）开展批判所谓“布哈林集团”右倾错误的斗争，其结果过早结束新经济政策，强制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并在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错误观点指导下于30年代进行大规模镇压运动，杀害和囚禁大量无辜的领导人、干部和人民群众。这一时期苏联实行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高速度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苏联人民还是以极大的革命热情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就。在苏联的强大及其影响不仅保证它在以后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的胜利，而且极大地鼓励和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在十月革命胜利和欧亚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在世界范围迅速发展经过多年努力，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国际联合。191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俄国共产党（布），7个欧美国家成立共产党，另外一些国家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919年3月共产国际第1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有欧洲、亚洲、美洲21个国家中的35个政党和52名左派组织代表参加。 （十三）这次大会正式成立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是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总部设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是它的支部。它强调集中的领导和严格的纪律，共产国际有权决定各国支部的纲领、策略和组织问题。各支部要定期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执行它的决议。共产国际前期（即列宁在世期间）举行过4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团结和巩固各国革命左派的力量，在它的帮助和指导下到1922年已有40多个国家建立共产党。它在继续批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同时开展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它提出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以及“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号召有力地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1924年以后共产国际在斯大林的实际指导下进行活动，共举行过3次代表大会。为适应资本主义进入暂时相对稳定的形势，共产国际总结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加强各国共产党的建设。同时滋长“左”的倾向，把一国党的经验绝对化，提出各国共产党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方针，并在一段时间内把社会民主党作为主要打击目标。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强调在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有农民和其他民主派别参加的人民阵线，批判关门主义倾向等等，对纠正某些“左”的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
（十四）共产国际中后期活动的主要偏向表现为片面强调高度集中的统一领导，不顾各国的具体情况，任意干涉各国党的事务，在各国党内进行过火的斗争，动辄采取极端措施以及要求各党在自己的行动中服从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以后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集中统一的国际组织形式，不适合各国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不利于广泛的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1943年6月共产国际正式解散，历史证明这一决定有利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解决所面临的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的胜利中各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谱写光辉篇章，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苏联人民发挥反法西斯战争主力军的作用，为战胜德、意、日法西斯作出伟大贡献。南斯拉夫等国的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本国人民抗击侵略者，胜利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推动本国反法西斯力量建立统一战线，组织大规模的抵抗运动和武装斗争 ，东欧和其他各国的共产党人分别进行建立人民军队、开展游击战争、组织抵抗运动、发动武装起义以及各种形式的反法西斯斗争。世界范围内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历史条件下原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在1943年1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德黑兰会议之后宣扬德黑兰协议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长期的信任和合作提供保证，主张美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长期实行阶级合作，放弃社会主义目标并在1944年5月解散美国共产党，另组共产主义政治协会。 （十五）白劳德修正主义给拉丁美洲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1945年美国、法国等国家的共产党人批判白劳德主义，在此基础上福斯特于同年7月重建美国共产党。经过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的奋斗和战后初期的较量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东欧的南斯拉夫、波兰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德国东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亚洲的朝鲜北半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北半部（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国取得政权，建立人民民主国家，连同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内约占世界人口1/4的近8亿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赫鲁晓夫执政之后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对苏联的对外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制定新的对外战略，强调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其目标是美苏合作共同主宰世界。20世纪50年代初南斯拉夫首先走上改革道路，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模式。50年代中后期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开始酝酿和实行改革，但起步并不顺利，颇有波折。1985年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开始在苏联推行改革，戈尔巴乔夫对现存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全面的批判，提出要对苏联整个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确定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共为之奋斗的目标。宣扬社会主义异化论，倡导社会主义多元化、多党制，提出全面民主化纲领。
（十六）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对苏联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反思，重新估计苏联的发展状况，提出新的全面改革路线，并为实施这一路线准备新的领导机构。在对外政策方面戈尔巴乔夫于1986年提出“新思维”概念，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后启动以“公开性”、“民主化”为导向的政治改革，后局势失去控制。1991年8月19日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八人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为了拯救国家的统一而实行紧急状态，并取代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并对其实行隔离。“8·19事件”之后局势迅速变化，一方面各共和国独立势头无可挽回，苏联注定要解体；另一方面反社会主义势力无法遏制，苏共与社会主义制度难以为继，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随之解体。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党国际及其所属社会党的理论旗帜，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一支分支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改良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早在19世纪初中期的国际工人运动中就存在，后来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基础上欧洲国家建立的工人政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同时又自称为“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又一次经济繁荣，欧洲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普选权的推广，工会力量的扩大，人民获得更多的民主权利。在这一情形下随着布朗基主义突击式的暴力革命已不可能获得成功，而新的革命形势又远未到来。恩格斯开始提出新的历史形势下的革命战略，在不放弃暴力革命的基础上有效的利用普选制度，实行议会斗争。 （十七）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在议会中获得多个席位的社会党不愿意放弃既得的利益，希望通过修改纲领来钝化革命性质、融入现实制度，于是伯恩斯坦等人以民主社会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将恩格斯的和平斗争理论片面化、绝对化，这种社会改良主义就逐渐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主导思想，经过上世纪初期的历史分野后民主社会主义在百年来的发展演变中与科学社会主义愈行愈远。非暴力即否定革命，是民主社会主义中最被推崇的理论部分之一，但不过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向人们吹出的泛着光彩的肥皂泡，经不起现实的轻轻一击，严峻的形势必将使一切非暴力的幻想破灭。民主社会主义者并不向人类指出一切真正的革命都是在统治阶级的逼迫下发生的，群众从未放弃过和平斗争的机会，但统治阶级是用刺刀来回答群众非暴力的善意的。发动革命是群众捍卫自身利益的最后的武器，革命群众不可能放弃这一权利，因为统治阶级并未放弃发动侵略和内战的权力。民主社会主义者要求群众放弃自己的自卫手段，却对统治阶级的武装闭口不谈。1914年世界大战前夕民主社会主义者大多沦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或护国主义者，用集体叛变的方式表明了非暴力的实质。北欧社会主义被民众所了解，相对于苏式社会主义的失败时北欧社会主义高效的行政权力、发达的社会福利、宽松的社会环境无疑更具有吸引力。
（十八）需要指出的是北欧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缺陷在于希望不改变资本主义的整个经济基础，即立足于资本的整个生产关系，而寄希望于有限的国有化和由政府实行的高福利政策来缓和。然而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最高级、完备的形态，任何不根本改变资本的经济关系，而实行立足于限制竞争的社会改良，也就是将私有制限制在不完全的形态上，其最终的结果就是被迫向自由市场低头。完全竞争又称纯粹竞争，是一种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指那些不存在足以影响价格的企业或消费者的市场。是经济学中理想的市场竞争状态，也是几个典型的市场形式之一，可以证明完全竞争的结果符合帕累托最优。完全竞争是这样一种市场结构，在其中同质的商品有很多卖者，没有一个卖者或买者能控制价格，进入很容易，并且资源可以随时从一个使用者转向另一个使用者。例如许多农产品市场就可以看成无限近似于完全竞争市场，但是并不等同，因为完全竞争市场是理想化的。如今西欧的国有化和高福利政策已经走向尽头，为了捍卫已得的利益，法德工人罢工已进行数月，然而只要这场斗争没有促使西欧向社会主义走向一步，那么工人就要向自由市场低头。北欧的形势比西欧稍好，但北欧也已经成为反对高福利政策的最佳理由，他们的政府已经陷入到财政赤字的危机之中。 （十九）国家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费迪南德·拉萨尔，在德国人看来国家是代表一切阶级利益的超阶级的存在，实现社会主义不应该寄希望于革命，而应该企求国家的恩赐，所以他的要求是实行普选、国家扶持建立工人合作社、实行国有化等。尽管科学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都提出国有化的主张，但在科学社会主义看来国有化不过是资本主义走向崩溃时所必然导致的结果，而国家社会主义却将它看作救世良方。而在实践上国家社会主义要求的国有化是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情况下实行的，作为对市场的限制时科学社会主义要求的国有化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它所导致的必然是市场的消亡。而国家社会主义却将使市场停留在不发达的形态上 ，在这样的基础上将使国家机器在社会生产中发挥中心作用，而为了维持这种局面时国家机关就必将竭力限制市场的发展，垄断一切经济资源，内在地迫切需要进行专制统治和对外扩张。法西斯主义利用一定国家社会主义元素，尤其是纳粹将法西斯化的国家社会主义异化为民族社会主义，而苏联也被一部分西方社会主义者视为国家社会主义。然而由于苏式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流派中取得正统地位，这一说法并没有获得广泛认同，持有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是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伯特兰·罗素和乔治·奥威尔。法西斯化的国家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或者纳粹主义）强调：国家是绝对物，所有个人和集团都是相对的；国家是个人真正的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体现，个人必须绝对服从国家。
（二十）在最响亮的民族利益的口号的包裹下，掩藏着最卑鄙的利益追求，法西斯难道真的是为日耳曼民族争夺生存空间吗？不，是为资本争夺生存空间；是真的太仇视犹太民族吗？不，是太渴求他们的财富，对资本的攫取由于军事专制机器的介入而更为血腥。纳粹政权声称自己代表一切人的利益的，但它却这样对待自己的人民，它的统治特点是政治上控制社会的一切方面，以追求种族（雅利安人，北欧白种人）、社会和文化的纯净。纳粹党通过迫害被认为是不纯的事物来达到他们的目的，特别针对少数人群（如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和政治敌人）。这种迫害在政权的最后几年中达到高峰，大约六百万犹太人、一千万南斯拉夫人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人被有组织地杀害。这种灭绝种族的罪行在英语意为“大屠杀”，纳粹委婉的在德语中称其为“最终解决方案”（一般将犹太人杀死就叫“最终解决”）。它还组织一个混杂各种职能的“精英组织”——党卫队（称作“武装党卫军”，缩写SS，其标志为两个闪电型的字母S），其中包含准宗教职能、情报机构职能、准警察职能和一支武装力量，这支部队原本由经过严格挑选具有雅利安血统的人组成（但后期随著局势恶化而成分混杂），号称纳粹武装力量中的精英，在战争後期常常充当战场消防员的角色。这无疑是一种讽刺，在一个个人权利最无法得到保障、人的尊严遭到无情摧残的国度里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却大言不惭地宣布自己代表一切人的利益。 （二十一）作为一种历史实践，后来的法西斯化国家社会主义和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已经没有太多的联系，但都反映出德国所具有的社会因素。不管是作为理论还是制度，国家社会主义是小农和小市民等小资产者阶级的产物。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一般意义的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于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壮大。共产主义不是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分支，由于其直指阶级社会的根源——私有制，也就超越一切社会主义 。作为私有制的对立运动的产物，早在奴隶制—私有制的第一个形式出现时就出现最早的社会主义——原始基督教。而此时社会主义却浸淫这小生产者的宗教狂热和平均主义，不是改造世俗世界，而是期盼天国美景。伴随资本主义的曙光到来后所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尽管已经到达空前的高度，但他们热衷于营建头脑中的城市，还不足以消灭私有制。科学的共产主义是在现代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只有当私有制最终发展到其最完备、最高级的时期发展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就是关于私有制的对立运动走向最终阶段时共产主义才能获得消灭私有制的历史任务，只有在这时共产主义才不是表现为对一种理论的实践，而是关于历史实践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开端产生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首先是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空想社会主义理所当然地成为直接的理论来源。
（二十二）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借鉴空想社会主义的有益成分，而且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缺陷。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它的根本缺陷在于：不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不认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找不到能够埋葬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时才使用。”为了使社会主义摆脱虚幻的性质，不是建立在空想的基础上，而是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整个社会主义大厦奠定坚如磐石的科学基础。唯物史观的伟大发现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唯物史观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最基本的观点，并在这一基本观点的基础上阐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作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唯物史观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并把它作为受生产力制约的社会一切关系中的最基本的关系，从而使人们在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解释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的时摆脱空想社会主义的唯心史观窠臼，掌握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找到科学的路径。社会发展不再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是主观臆断的、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客观依据的、有规律可寻的。 （二十三）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秘密，它科学地论证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形式上是偿付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全部价值，实际上只是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一小部分，其余的部分就是剩余价值却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使资本家利用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工人的秘密暴露无遗。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知道它是坏东西，猛烈地批判它、咒骂它，却不能说明它坏在哪里。空想社会主义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从哪里产生和怎样产生。剩余价值学说通过阐述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事实，证明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而发财致富的，所谓“公道”、“正义”、“平等”完全是虚伪的空话。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一样，有它产生、发展的必然性，也有它灭亡的必然性。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具有划时代的功绩，首先它们使社会主义驱散空想的迷雾，揭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的出现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理性的王国、幸福的乐园，不过是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形式不同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新的奴役制社会，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已成为必然的要求。其次它们找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和斗争的经济根源，阐明无产阶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实现社会变革、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力量。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决不可能寄托在个别“天才人物”身上，以为这种人物一旦出现后人类社会就会免除迷误、痛苦和灾难，只有无产阶级人民群众才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和建设者。从此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并迈开科学发展的大步。
（二十四）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应该是怎样的社会时采取的态度是十分严谨的、认真的，他们以毕生的精力对身临其境的典型的、发达的资本主义进行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建立在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分析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一系列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这些原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规律和发展趋势，因而对于非典型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也具有指导意义，这些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也是社会主义必须具有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必须拥有发达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是大工业的充分发展和发达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客观的物质的根据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大规模发展，恩格斯也指出在英、美、法、德这些国家里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他们还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社会主义使生产力获得更大的发展，经过这样的发展后生产力将达到极高度发展的水平。社会主义必须建立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公开申明：“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制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规律。《资本论》透彻地阐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作为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立的社会主义将实现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即建立社会公有制。 （二十五）社会主义必须实行个人消费品的按劳分配，马克思认为要对社会成员生活资料实行等量劳动时间领取等量报酬，即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经济规律。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把未来新社会划分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地发展了，所有的产品充分涌流实行的则是按需分配原则。社会主义必须消灭阶级、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阶级、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不是从来就有的，阶级的出现仅仅是与生产力有所发展而有发展不足，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或不同所有制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社会主义由于生产力发达，消灭私有制也就消灭阶级，阶级没有了也就没有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随着阶级斗争的停止，摆脱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便发展成为互相合作的、友爱和谐的关系。社会主义必须使国家的政治职能消亡，马克思恩格斯探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国家的演进问题，认为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下某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职能会保留下来，而国家的权力将失去政治性质，并最终使国家走向消亡，回归社会。为了促使国家消亡，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利用民主共和国这种“现成的政治形式”，实现自己的政治领导，开创稳定的、民主的政治局面。
（二十六）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教育事业，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力也包括科学，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未来的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在强调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同时马克思还强调教育必须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为此他特别提倡开办各种类型的学校，不仅要办正规的初等、中等和高等学校，而且大力发展工艺学校、农业学校和各种形式的职业学校。社会主义必须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为了彻底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主义就是“自由人联合体”，人们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条件和机会。当然由于社会主义比起共产主义来说还存在着差别，生产力还未高度发展，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还没有消失，在社会主义结成“自由人联合体”的人们只有到共产主义后才会得到彻底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什么是共产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时明确指出它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当然无产阶级的解放、科学社会主义的实现需要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条件，而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来说则主要集中于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的政治条件。 （二十七）实现社会主义必须组织无产阶级政党和坚持党的领导，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建立起本阶级的革命政党，并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因此他们历来非常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建设，并亲自创立第一个国际性的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后来又组织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在指导欧美社会主义政党的活动中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一系列重要的建党原则，例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制订一个正确的理论纲领才能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坚持民主原则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才能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实现社会主义必须进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并夺取政权，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暴力斗争的思想并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但是除了通过暴力斗争夺取政权的道路之外马克思恩格斯也主张无产阶级应当充分利用其他斗争形式（包括和平的、合法的斗争形式）为夺取政权服务，尤其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进入和平发展时期，无产阶级的斗争条件发生很大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在有可能利用和平方式的地方中无产阶级就利用和平方式反对资产阶级，以实现自己的目的。
（二十八）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工农联盟并建立最广泛的反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早在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之前和革命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就谈到过农民同盟军问题，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全面论述工农联盟的原理，认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并通过这个联盟把广大劳动群众和小资产者阶层团结起来，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得到“一种合唱”，有效地对抗反动势力的镇压，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历来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看作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认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独立是和社会的进步、政治的民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的进步、政治的民主是民族解放、独立的先决条件，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马克思恩格斯坚决支持意大利、波兰、匈牙利等欧洲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他们阐明被压迫民族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盟友，无产阶级政党要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 （二十九）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独立自主的原则是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深入发展以及各国革命组织的成长壮大而逐渐形成并提出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国际的事业必须通过国际联系，促进科学社会主义的广泛传播来实现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但是马克思后恩格斯强调各国无产阶级组织应当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独立自主地探索本国的道路和制订自己的方针政策。建立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组织是必要的，但国际联合组织应当尊重各国革命组织的独立自主权利，反对把自己作为一个发号施令的中心来指手画脚、干涉各国革命组织的方针政策和内部事务。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要实现自身的解放并解放全人类首先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为此马克思提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指出：“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这就是说实现社会主义必须经历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改造并实现消灭或改变四个“一切”，从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更明确指出：“在转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