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书评05：苍白的优雅与伟大的救赎——关于塞林格《为埃斯米而作》
（2018年作）
杰罗姆·大卫·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1919年1月1日-2010年1月27日），出生于纽约，美国作家。他的代表作品有《麦田里的守望者》《弗兰尼和卓埃》《高举屋梁，木匠们》等，其中《麦田里的守望者》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
《九故事》是世界公认的当代经典短篇小说集。一共有九个故事，分别是《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献在跟爱斯基塞人开战之前》、《笑面人》、《下到小船里》、《为埃斯米而作——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嘴唇美丽而我的双眸澄碧》、《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色时期》、《特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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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是痛苦的，每一个洞悉生存之痛苦的人都拒绝着优雅而明朗的表象，这种表象在他们面前显得苍白而无力。我们可以将具备生命力的悲剧性艺术定义为表达和救赎，这种表达和救赎在《为埃斯米而作》中用文学的形式得以展现出来，由故事推演到故事，由故事返回故事，最终走到故事之外。
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写道：“剩下的就是命运了，其唯一的出路是致命的。”生存的荒谬感与死亡的最终命运展示在每一个人面前，西勒尼则用他的智慧对我们宣称:“不要生下来，不要存在，要成为虚无。而对你来说次等美妙的事体便是——快快死掉。”伊鲍里对我们说道：“即使一切都是美好的、明朗的，在人终有一死的命运面前，所有美都不过是一场虚空。” 作为生存着的个体，我们终要面对一个事实——生存是痛苦的。
塞林格在《九故事》中作为一个文学家而非一个哲学家出现，借助《为埃斯米而作》的故事，他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奇妙的对比，面对生存的痛苦时，优雅和明朗竟然如此苍白，而与之相对的波折和救赎却拥有了伟大的生命力。
《为埃斯米而作》的副标题是“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为何将爱和污秽凄苦结合在一起？为何不将故事的风格定义为优雅明朗？为什么一个美丽的金发姑娘偏偏喜爱污秽凄苦的文字，在她的身上透露着如此强烈的对优雅的反抗？与优雅明朗对立的那种力量为何获得了如此强烈的生命力？
故事开头的“我”与女孩所见到的普通的美国人有很大的不同，他拒绝娱乐，沉默寡言，有些沉郁并且孤独，孤独者的目光相对常人更加深邃，他偏爱没有虚伪造作的童声合唱，因此他在流于形式与快感的生活中有着更加敏锐的目光，所以他发觉了那个与众不同的女孩。“她进入高音区时一点也不费劲，音质极美，音也最准，自然而然在合唱中起着带头作用。然而这位年轻女士却对自己的歌唱才能稍稍有点感到厌烦，或者仅仅是对时间与环境有所不满；我发现有两回她在换唱另一段歌词的间歇时打了哈欠。那是有修养的女士的打法，嘴巴是闭着的，但是你不会看不出来；她的鼻翅泄露了秘密。”这个女孩拥有着歌唱的天赋，她有着美好的音质，在这项优雅而美好的合唱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她却对此感到厌烦和倦怠，微张的鼻翅透露出她内心深处对这项活动的拒绝。童声是纯洁美好的，借助歌曲的形式能够传达出人的原初生命中对某种形而上事物的混沌的尊重和热爱，亦或是对于上帝的歌颂，因为唱诗班与教堂紧紧联系在一起。普通的儿童没有承受过生存的痛苦，因此这种合唱对于他们而言只拥有形式上的美好。实际上这种注重形式的优雅和明朗总是带有苍白的色彩，它起源于对个体生命的过度装饰，起源于在不经意间瞥见生存的荒谬又急匆匆将其掩盖的那样一群人。这种优雅和明朗总是缺乏实质的生命力，一如古希腊的悲剧精神在苏格拉底的理性乐观主义中的衰亡。
埃斯米的言行处处透露着与众不同之处，“她的指甲是给啃嗑掉的，一直咬到肉根处”这证明埃斯米在看似优美的外表下有着焦虑的内心，或者至少可以说，她时常会感到精神的紧张。在谈到未来的理想时，埃斯米并不想咏唱歌剧，而要选择爵士乐这种自由的音乐，这也证明埃斯米对一种苍白形式的自觉抵制，可是一个年幼的女孩为什么会有着这样的想法呢？实际上是因为父亲在战乱中死亡，母亲也已经过世，这给予了她这个年龄不应当具有的顿悟——生存的痛苦和脆弱。任何感知到这一点的人都无法再被苍白的形式所制约，他们便开始焦虑地寻找生存的意义和途径。“To be, or not to be - that is the question.”这也就是哈姆雷特走到生存的表象之外后发出此种感叹的原因，尼采将哈姆雷特式的人物与狄奥尼索斯式的人物进行了联系，认为他们都是因为洞察了生存的本质而拒绝行动，因为他们时常能够观察到生存的荒谬和恐怖，而只有艺术才能弥补这种荒谬和惊惧，让人继续生活下去。尼采将艺术放置于形而上的地位，在他的观点中，无论是苏格拉底式的知识理性还是单独的阿波罗式的审美假象都不能直接解决生存的本质文体，而只有悲剧——形而上的文化才充满生命力（当然在尼采晚年二元的观念逐渐转化为一元，对早年将音乐赋予的形而上地位也做出了反思）。乐观的理性主义与单纯的审美假象我们都可以视为一种苍白的明朗，那么如果将悲剧——形而上的文化概念化，我们可以做出这种定义：表达与救赎。
我们仍然要回归到文学本身上来，尽管塞林格没有直接点明这种对比，但是文学本身为此构成了一个富有启迪性的形式。“父亲总说我完全没有幽默感。他说我还不具备条件应付生活的挑战，因为我缺乏幽默感。”应对生活的挑战，为何需要幽默感？实际上也就是艺术中与崇高并立的滑稽，幽默与滑稽能够巧妙地将生存的痛苦柔化，如同在中国书法作品中苍劲的笔画那结尾的巧妙一提。缺乏幽默的能力意味着埃斯米要赤裸裸地面对生存的巨大惊惧，不过不同于“一切痛苦都将我击败”的诗意的卡夫卡，埃斯米在这不幸时代的严寒里选择了另一种“诗意”，她仍然选择着表达和救赎。
“污秽的。我对写凄苦的小说特别感兴趣。”埃斯米的话点明了整个故事的核心，污秽，凄苦的小说实际上是一种类似悲剧的艺术，因为它利用文字的工具表达着生存的痛苦，一种与优雅明朗格格不入的事物。在这种艺术化的表达中我们直面着这种荒谬，但同时我们也借助生命本身完成了救赎。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专辟一章分析“悲剧的喜剧”，对“血和泪往往能给我们比欢笑更甜美的滋味”这一问题做出了全面客观的探索，他认为悲剧性的艺术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给予独特的感觉是因为悲剧与我们自身保持了恰当的心理距离，它使得我们不至于将其误认为实际生活亦或是无从了解的事物。“悲惨的情境和自然丑都只是生糙的材料，须经艺术加以陶铸，给予新生命，然后才能引起真正的美感。因此，悲剧的喜感和一切美感一样，都是起于形象的直觉。”我们前文提到在艺术中面对荒谬完成的救赎，这种救赎的确需要一定的心理距离，同时也需要借助一种心理的因素，当然也需要我们在面对悲剧性事物时隐秘而深刻的内心共鸣，作家借助污秽而凄苦的文字完成了对生命一种可能性的发掘，宛如在深山之中发现了晦暗的山洞，即使我们面对这个山洞会有面对黑暗的恐惧，但是它仍旧给我们一种隐秘的探索欲和发现欲。
当“我”与埃斯米分别后，我要为她写一部凄苦而悲惨的小说，在接下来作者用“我”的口吻告诉读者接下来的故事是“我”在故事中创作的故事，这种颇有“元小说”性质的创作手法正恰好地将作品与读者的心理距离定位到合适的程度。“我”在故事中并没有退场，隐藏在“我”与“X”之后的作者才是真正的主人公，二战中断了塞林格的写作，战争的恐怖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经历过这种生命的灾难后，塞林格自身也一定洞悉了生存的荒诞和痛苦，因而他一定也会写下一些“污秽而凄苦的文字”，而这正是在故事中的“我”为埃斯米写下的关于“X”和“埃斯米”的文字，这里的“我”，“X”和“埃斯米”都是塞林格自身的表达和救赎。
在“X”的故事中，生命的痛苦从隐藏的内在体悟显现为实在，他经历着难以忍受的身体之痛和精神之痛，而这正是战争带给他的心理的和身体的创伤，我们可以将“X”视为“我”自己，因为在前文埃斯米曾经对“我”说：“我希望经历了战争后你身心都健康如初。”这只能成为美好的愿景，战争无情地征伐着每一个参与者的身体和心灵，没有人能够在战争过后保持身体和心灵的绝对完整。而“X”就是这样一个痛苦的承担者，他是生存痛苦的表达，而在故事中“X”在埃斯米的信中重新获得救赎，这个写给埃斯米的故事也将用其对生存痛苦的表达使得埃斯米受到救赎，最终仍然回归到作者本身，在写下这一个“污秽凄惨”的故事后，他自身将得到救赎。
参考文献：
[1]（德）尼采著. 悲剧的诞生[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09.
[2] 刘小枫著. 拯救与逍遥[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09.
[3] 朱光潜著. 文艺心理学[M].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1.10.
[4] （法）加缪著. 企鹅口袋书系列 西西弗斯神话 英汉双语[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13.01.
BiliBili UP主：蝴蝶捉住了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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