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孟衣冠八十年—侯玉山先生从艺历史（七）
（书接上文：CV5832222）
十三，关于恩庆班与恩荣班的一些情况
民国初年，我与唱老生的徐廷璧一起在京南的荣庆社住班，我俩很能谈得来。徐廷璧是北京人，年龄比我大。当初他曾在醇王府恩庆班学过艺戏，后来又在恩荣班里当管事的。所以他对醇贤亲王及恩庆、恩荣两班的情况知道得比较多。徐很健谈，他讲的很多事，尽管有些属于一鳞半爪，但今天看来却也弥足珍贵，而且其中不少仍很有参考价值，顺便在这里重叙几件关于两班的情况。
醇贤亲王奕譞（一八四〇年—一八九〇年）是清德宗皇帝（光绪）爱新觉罗载湉的父亲，道光皇帝（宣宗）爱新觉罗旻宁的第七子，故人称七王爷。这位七王爷从小酷爱戏曲艺术。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年）他由宫内分居出来，搬到北京宣武门内西侧的太平湖北边醇王府（即今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内）。在此他先后组了两个教习昆弋腔的科班，大班叫恩庆班，由广安门内旃坛寺西街麻花胡同高腔刘家出首主持班务。这高腔刘家是北京城里很有名的“打戏世家”。几辈人都是以培养昆弋演员为专业，颇有教学经验。此时被聘到恩庆当领班的是刘英秀，此人善驭群众，掌班有方，工作很有成绩，为昆弋事业造就出了不少有声望的演员，曾多次受到过醇亲王的表彰。
徐廷璧说，当时恩庆班的地址，设在醇王府的外面，太平湖东侧不远的南闹市口慈惠庵。在这之前王府就曾有过一个昆弋班叫安庆，领班人也是麻花胡同高腔刘家。此人名叫刘玉秀，比恩庆班的领班刘英秀长一辈。班址设在醇王府南侧的太平湖槐抱椿树庵（今太平湖东里）。光绪十四年九月（一八八八年），醇王府由太平湖迁至什刹海北面，但恩庆班却未迁走，仍住在慈惠庵旧址。
徐廷璧就是醇王府搬走以后，才进入恩庆班学戏的（约一八八九年，光绪十五年），后来又在恩荣班里当管事。恩荣比恩庆晚一科，成立于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所以又叫小班。徐廷璧是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年）醇亲王去世后才离开小恩荣班的。离班时这个班的领班人还是麻花胡同高腔刘家的后人，名叫刘福泰。徐廷璧和他很熟悉。
徐廷璧因为在恩荣班里管过事，所以对演员们都较了解。像唱花脸的吴荣英，唱丑行的李荣来，唱老旦的陈荣会，唱小生兼能司鼓的黄荣达，唱丑行兼能场面的张荣寿等等，都是他的好朋友。每当提起这些人时，他都能了如指掌，滔滔不绝地道出他们的身世家况，甚至连其亲友名字都一清二楚。
恩庆、恩荣两科，为北方昆弋事业培养了不少人才，其中出类拔萃者也不乏其人，这对北方昆弋的存在与发展大有贡献，这一成绩是不能抹煞的。特别是醇亲王去世后两班相继解散，演员们大多分散到京东、京南诸县。有的继续搭班唱戏，有的则从事戏曲教育工作，为昆弋事业培养接班人和延续剧目，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像京东的益合班，当时就有恩荣班的演员在那里当教师。直到今天，北昆剧院的一些剧目和一些演唱风格，都和恩庆、恩荣两班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关系。
恩庆、恩荣虽然都是醇王府的家乐班，但是，他们除了王府演出之外，有时也到府邸以外的一些剧场公开演出。每次出来由太平湖去各演出地点，大都是坐骡车，这比民间职业戏班的条件，自然是优越多了。另外，他们的戏箱行头也都十分讲究，非民间班社可以企及。如演员头上戴的珠冠银泡，身上穿的龙鳞凤衣，手中拿的旗、牌、伞、扇，表演用的刀、枪、斧、钺等等，无不珠光宝气，耀人眼目。据说其中部分行头和道具，还是专供某某王爷串戏时准备的。平时他人不许乱动，所以这两个戏班的演员，自我优越感也比较强，直到后来两班解散，他们分别到外面住班，言谈话语间不时还可以看到这种情绪流露出来的。
徐廷璧除谈到恩庆、恩荣两班的情况之外，也谈过一些昆坛轶事，想来也颇有意思，就便我在这里也说几件。
十四，几件昆坛轶事
徐廷璧确实是一位多才多艺、通古博今的昆弋腔戏曲演员，不但生旦净末丑他都能唱，文武昆弋他都能教，而且笙箫笛管、锣钹鼓梆他也样样都能拿得起来，所以有人说他是“戏篓子”。前台后台简直没有它不会的。他不但给我讲了很多恩庆、恩荣班的轶事，还讲过不少王府轶闻，随便说几件，供研究北方昆曲艺术的同志参考借鉴。
有一年我们在京南演出，赶上秋雨连绵，整整下了七八天也不放晴，农村的露天戏台没法唱。全班人住在大庙里，就天天听他说古道今。他讲的几件轶事如今虽时过境迁七十多年，但仍使我记忆犹新。
（一）光绪十四年，醇王府恩荣班有个唱穷生的小演员叫张荣成，是北京郊区人。他天资聪明，扮相英俊，会戏也多，加上很有表演才能，所以深得王爷青睐。他的穷生戏《吕蒙正赶斋》演得尤其出色，出场后一颦一怒、一言一动，都能表现出吕蒙正穷寒窘苦，酸儒呆痴的人物特色。同科的演员对其艺术成就无不啧啧称赞。特别是七王爷，简直对他爱如掌上明珠。每次唱完卸妆后，王爷都要把他叫到自己身边坐下来一起看戏，而且一老一少说长论短，毫无一点尊卑之分。有时七王爷甚至把张荣成搂在怀里，或让其坐到自己的大腿上一块看戏，毫无拘束。这足可说明张荣成在王爷眼里的地位是何等优殊了。
不过，封建统治者喜爱演员可不是从尊重演员人格和尊重艺术成就出发的。他们纯粹是出于玩弄，出于寻欢作乐，因此高兴时呼之即来，不高兴又挥之即去。昆曲名家叶仰曦生前讲过一件事，说是光绪二十六年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看上了一位小艺童，便把他传到后宫每天替自己演唱。慈禧对这位小演员简直当作小玩意儿。每天形影不离地让他跟在身边，娇宠备至。一天，这位小演员正在慈禧身边侍候时，忽然，一位大臣进来禀报，说义和团发到京东××县，了，慈禧猛然一惊。这时，不懂事的小艺童插问了一句：“有多少人马？”这一问不要紧，慈禧勃然大怒，脱口便道：“碍你什么啦？臭戏子也敢打听军国大事，你要反啦！”立即命人“拉出去砍了”。就这一句话，一名深受宠爱的小演员竟断送了生命。
张荣成受七王爷喜爱也不例外，王爷对他的娇宠，最后也是导致了他的不幸，事情是这样的。
由于七王爷的过分溺爱和娇宠，使张荣成一天天地变得自高自大，有恃无恐，滋长了一身的恶习，后来简直成了个小恶霸。他在班子里天天打人。同伴们心里既恨他又怕它他，背后谁都骂他，可又当面谁也不敢反抗他，更不敢到王爷面前去告发他。有一次王爷在远处看见张荣成正打人。打完张三又打李四，大伙都不敢还手，过了一会儿，王爷走近身边问张荣成：“你常打人吗？”张荣成毫不隐讳地说：“每天都打，一天不打手就发痒。”如此放肆不羁的回话，王爷非但不责备他。还亲昵地抚摸着他的小脑瓜说：“你呀，简直是个小反叛儿。”这一说之后，“小反叛儿”的诨号便不胫而走，很快被人们传播开了。从此他的真名字就不被人呼叫了，一直到他四十多岁去世时，人们还是管张荣成叫“小反叛儿”。
张荣成尽管艺术成就很突出，台上唱戏能受到人们的欢迎，可台下人缘太臭，不难同行中无人不恨，就连一些较了解底细的观众，也管他叫“小反叛儿”。经常是他在前面走，后面总有人指着脊梁骨议论、咒骂。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我们随宝山合戏班由保定去京东时，要步行四天，张荣成此时已经四十多岁，但仍然恶习不改，还是动不动就打架。大伙儿挺讨厌他，走路谁也不愿意和他搭帮，于是他只好一个人单独走，等到了玉田县时，我们全班到齐了，就缺他一人未到。他的胞兄张永清在宝山合戏班里管跑外，放下行李就返回原道寻找，一直寻到保定府也没找见他。半年以后才听人说，他在半道上又是因为与人打架，被当地人把他打伤后给活埋了。这就是醇王娇宠演员，最后导致一名优秀演员惨死的不幸下场。
（二）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一〇年期间，肃亲王善耆的府邸，有个戏班子叫安庆社。每当王府里遇有喜庆宴会，这个班子便敷演古事粉墨凑兴。平时则在东安市场内的“东庆茶园”公开卖座儿。安庆因为是王府的戏班，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越，特别是名角儿云集，班里不少好把式都是当初王府庆、荣两科，和京东益合科班出师的高徒。据徐廷璧说胡庆元、胡庆和、盛庆玉、陈荣会、吴荣英、李荣来、何荣海、钱荣喜、侯益祥、王益友、苗益山、侯益太等，都先后在那里住过班。这些人有的是徐廷璧的老师（如庆字辈），有的是他的朋友（如荣字辈），有的则是他的学生（如益字辈），徐廷璧当时在班里当过总管事。
光绪、宣统年间的东安市场可不像现在这样高楼大厦。那时全场连个固定的砖木结构房屋都没有，从王府井大街往东一大片，全都是小商小贩们搭的临时性席棚布帐，这些星罗棋布的小摊贩在一望无际的临时性席棚布帐下做小买卖，有的从事各种各样的小型民间游艺，如说评书、唱大鼓的，变戏法儿、练把式的，拉洋片、跑马戏、斗蛐蛐、玩丢圈儿的；还有耍猴儿的，摔跤的，捏面人儿的，卖膏药和看八字的等等五花八门，无所不有，很是繁华热闹。颇有点类似解放初期的北京天桥头每天从早到晚频频吸引着各阶层游人。
一天，安庆班的武丑演员侯益祥，唱完早场戏走出“东庆茶园”，只见一大圈人围着看变戏法儿，他也凑了过去，刚站稳脚就赶上变戏法儿的打钱，人们一听说要钱便哄然而散。打钱人当场连骂带损挖苦观众，侯益祥听了很恼火，上前与之辩理解指责收钱人不该开口骂人。对方不以为然，双方争执了起来，越吵越激烈，后来相互动手撕打。侯益祥有武丑功底，拳脚交使没几下就把变戏法儿的打成了重伤。巡警赶过来将侯益祥五花大绑押进了班房。
下午，肃王府串戏，王爷在台下看不到侯益祥，一打听才知他被巡警抓走了，立即大怒，命人去班房索要。六城巡警的头目一听抓了王爷府的人可吓坏了，赶快亲自带着侯益祥来王爷府请罪，并再三申诉，自己不知他是王府的角儿，若知道他是王爷手下的人，说什么也不敢拿他进来的。
这时，肃王的姐姐三太格格在一旁听见了，她说：“不知者不罪，我们府里的人也从来没个记号，难为你了，回去吧！”巡警头目走后，三太格格便下令，凡安庆班的人，不论唱戏的还是打家伙的，出场与不出场都一样，每人给做一身蓝布大褂和青布坎肩以标明王府记号，看以后谁还敢抓。果然，不几天安庆全班每人领到一身王府特制的袍褂，穿着它在东安市场内横着膀子走也没人敢惹，连平素横眉竖眼习以为常的巡警，此时看见他们也退避三舍，生怕惹出事来。
（三）光绪皇帝之弟，宣统皇帝的七叔父，爱新觉罗载涛，是一位精通曲律，酷爱戏艺的贝勒。他除在家养着戏班，日必奏戏外，也不囿体统所限，经常面敷粉墨，亲登歌台，作优孟衣冠之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光绪末期，一次在王爷府串演《五人义》，载涛亲饰戏中周文元。《骂祠》之后魏忠贤派出鹰犬爪牙，来苏州城里捉拿骂祠人周顺昌，好汉颜佩韦仗义保护，在《拉众》一场中，他组织乡民多人，准备与魏忠贤派来的爪牙搏斗。周文元也是一条好汉，此时摩拳搓掌，跃跃欲试。颜佩韦告诉他：“好兄弟，霎时魏阉派人前来捉拿周老爷，我等奋勇保护，死而不惧，阵前切不可缩头缩脑的……”一边说应一边向周文元后脑勺拍打一下，这是剧情的需要。可是，这天扮颜佩韦的花脸演员没敢这么做，因为周文元的扮演者是王爷载涛，他怕这样一来招致不严肃的罪名，承受不了，于是台上轻轻比划了一下就草率而过。唱完戏，载涛一边卸装一边批评这位演员为什么不拍打自己的后脑勺？并说，师傅是怎么教的咱就怎么演，台下是王爷，台上是角色，该打就打不能特殊。从此以后载涛再串《五人义》时，演员就毫不顾忌地朝他后脑勺拍打了。这件事现在听起来平淡无奇，可是，在封建等级观念极为森严的晚清社会，敢在台上拍打王爷的后脑勺儿，确实应算奇事。正因如此，“涛贝勒台上挨拍打”，也就被人当作歇后语传播开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