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毁敦煌壁画”罗生门

张大千于1941年3月赴敦煌临摹历代壁画，距今已有80年之遥。此行不但使莫高窟再次名扬天下、奠定敦煌研究院成立基础，所引发的“损毁壁画”疑云伏延千里、存留至今，各路议论纷纷扰扰，普罗大众只能雾里看花、难窥真貌。

翻阅网络资料，算是有力指控的材料可追溯到两例（民国甘肃省参议会语焉不详的调查除外）。首例为届时文化人士傅斯年、李济、向达的信函与公开文章中提及：

右任先生院长赐鉴：去年年底，济（李济）接四川省立博物馆馆长冯汉骥、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两君联名一函，谓：卫聚贤君（民国考古学家）自敦煌考古归来，在成都公开讲演，有云:敦煌千佛洞现尚保有北魏、隋、唐、宋、元、明、清历代壁画，张大千先生刻正居石室中临摹。惟各朝代之壁画，并非在一平面之上，乃最早者在最内，后来之人，于其上层涂施泥土，重新绘画。张大千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之手迹，故先绘最上一层，绘后将其剥去，然后又绘再下一层，渐绘渐剥，冀得各代之画法。冯、郑二君认为张先生此举，对于古物之保存方法，未能计及。盖壁画剥去一层，即毁坏一层，对于张先生个人在艺术上之进展甚大，而对于整个之文化，则为一种无法补偿之损失，盼教育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从速去电制止。斯年（傅斯年）等得此函后，对于冯、郑二君之意见，深表同情，惟以张先生剥去壁画之举，冯、郑两君未尝亲见，仅凭卫君口说，或有失实，深恐有伤贤者，故未敢率尔上尘清听。以后间接闻之教育部派员前往者，亦作同样说法，斯年等亦未以奉陈。本年夏，西北史地考察团组成，延聘西南联大教授向达先生参加，向君为史学界之权威，其研究中西交通史之成绩，又早为中外人士所共晓。九月间，由渝飞兰，西至敦煌，顷接其来函，谓在千佛洞视察一过，并与张大千先生相识。张先生雇用喇嘛四人，益以子侄、学生之助，终日在石室内临摹壁画。壁画有单层者，有数层者;数层者，由历代加绘积累而成。其记录曾云：‘辛巳八月发现此复壁有唐画，命儿子心，率同画工口口、李富，破三日之功，剥去外层，颇还旧观，欢喜赞叹，因题于上。蜀都张髯大千。’又，临摹之时，于原画任意钩勒，梯桌画架即搁壁上，如何损及画面，毫不顾惜。向君认为此种举动，如尚任其继续，再过二、三年，千佛洞壁画将毁坏殆尽，因草成《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寄来此间。”——1942年12月5日傅斯年、李济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信函①

“临画本是佳事，无可非议，而此辈对于壁画，任意勾勒，以便描摹，梯桌画架，即搁壁上，是否损及画面，毫不怜惜。并即以洞窟作为家人卧室，镇日上锁，观者裹足。而最令人愤恨者，为任意剥离壁画一举。千佛洞各窟，往往有为北魏隋唐原开、经五代宋元人重修者。画面偶尔剥落破损，原来面目，暴露一二。张氏酷嗜北魏隋唐，遂大刀阔斧，将上层砍去，而后人重修时，十九将原画划破，以使灰泥易于粘着。故上层砍去后，所得者仍不过残山剩水，有时并此残山剩水而亦无之者。如张氏所编三0二号窟（现159窟），窟外经宋人重修，张氏将宋画剥去，现唐人所画二天王像，遂续将此窟门洞宋人所画一层毁去，下乃一无所有，而宋人画已破碎支离，不可收拾矣。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夫千佛洞乃先民精神所聚，为中国艺术上之瑰宝，是国家所有，非地方个人所得而私。张氏何人，彼有何权，竟视千佛洞若私产，任意破坏，至于此极？此而可忍孰不可忍！——1942年11月5日向达致曾昭燏信函

“千佛洞各窟往往有原是北魏隋唐所开，而经五代西夏以至宋元人重修的。第一层画面偶尔剥落，便可看出下面还有一层或者两层的痕迹。一位偏好北魏隋唐以至于五代的艺术家，便大发其历史癖，大刀阔斧的把上层砍去，露出底下一层来供他们欣赏。但是在重修壁画的时候，往往还把下面一层划破凿烂，后来的泥灰才能粘上，剥离之后，所得者不过是一些残山剩水而已。即或下层未被剥坏，而被上面的泥土粘住过久，一经剥离，下层画面的色彩以及墨迹，也往往连带的粘去了。所以剥离壁画，在技术上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在技术问题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以前，个人的意见，以为还是不要轻易去动手剥离的好。随便剥离，往往得不偿失，后悔无穷。至于描画时之不可任意将原画加以勾勒，不可将桌梯之类靠在壁画上，以免损坏画面，那是学画的人顶起码的戒条和道德，用不着一一细说。但是很不幸的，这种剥离壁画和描画的工作还在进行着，没有人能劝止，也没有人来劝止，眼见得千佛洞壁画，再过二三年，便要毁坏殆尽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向达化名方回著《论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连载于《大公报》1942年12月27日、28日、30日刊

上述史料可知，对张大千的直接指控主要来源于卫聚贤、向达、“教育部派员”（大概率为王子云所率考察团）等外部视察学者，当年便呈三人成虎、众口铄金之势，指控点主要为以下两方面：

1、（使用油泡纸/玻璃纸并以钉子固定）任意钩勒原画，梯桌画架搁置壁面，甚至还在壁画上题跋，对于临摹后壁画损毁毫不顾惜；

2、其偏好隋唐而非宋元画风，故自作主张剥去表层壁画、临摹内层壁画，因剥离技术粗劣与历史因素造成新旧壁画皆损的双输局面。

目前来看第一点基本确凿无误，随行敦煌的其子张心智承认、《张大千年谱》②中也有记载，张大千的临摹方法是直接用纸张/玻璃纸贴在壁画临摹，此法显著损害古迹原画故被敦煌研究院头两任院长常书鸿、段文杰先生严令禁止。至于题记、题跋一说，虽据学者考证、张大千离开敦煌时毁掉其大部分刻字⒀，但至今仍可见于莫高窟第8、17、161、203窟等多处，且大部分内容均属于到此一游性质，毫无存在必要。

至于第二点指控要比第一点更为严厉，直指张大千因一己之私大肆破坏文物古迹，发轫至今争议颇多，在此不急于结论。

上述事件爆发后历经多年，随着敦煌研究院建立、国内局势日趋稳定，舆论风向逐渐转为“张大千并未（明显）损毁敦煌壁画”。直至2000年8月22日上海《新民晚报》发表了署名杨展业文章：《张大千在莫高窟留下的问号———揭开敦煌宝库一历史谜团》，再次引发轩然大波。

此文主要内容与40年代学术界对张大千抨击大致相似，另有两处细节值得注意：

1. 指名道姓采访对象为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执行馆长罗华庆，据百度百科词条、其现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③；

2. 明确指出张大千剥损的壁画“总共约有30余处”，包括最出名的130窟以及108窟、454窟等，是继向达指控张大千剥损159窟壁画后、又一具体指控。

   
   

为反驳此报道，事件亲历者张心智于2000年11月22日出版的《中国文物报》上发表文章《张大千不曾破坏过敦煌壁画》⑦，并拉来《文物界中的一桩大冤案———记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一案的来龙去脉》作者李永翘背书，主旨为“张大千完全清白、留驻莫高窟期间仅有130窟壁画剥损、也乃他人所为”。针对以上观点，接下来我们逐一引用分析。

建国后为张大千翻案的材料最早应见于成都杂志《旅游天府》1981年第2期上刊登的《张大千并未破坏敦煌壁画》石湍（真名刘忠贵）署名文章，同年亲历者暨张大千好友谢稚柳于香港讲学时也公开为其辩护，引发舆论风向一边倒。在此之中最为重磅、试图盖棺定论的文章，乃四川学者李永翘④号称“历经数年、行程万里”写成的《文物界中的一桩大冤案———记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一案的来龙去脉》，发表于《中国文物报》1988年1月8日刊⑤。

上述调查报告洋洋洒洒1万余字，主要观点如下：

1、引用1941年于右任视察莫高窟时、陪同窦景椿回忆，主张张大千留驻莫高窟期间仅有130窟壁画被第三人剥损；

2、正是机缘巧合打掉败壁，才能发现《晋昌郡太守供养图》与《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养图》两幅盛唐丹青，为敦煌考古做出了巨大贡献；

3、1944年民国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也同样在220窟等处打掉败壁、剥出唐代壁画；

4、小人作祟、暗箭纷纷，导致张大千中止临摹工作离开敦煌，其后还被民国甘肃省参议会公开控告“剥夺损坏、大量窃取、公开买卖赠送”敦煌壁画，后因查无实据下达结论“张大千在千佛洞无毁壁画事”后不了了之；

5、引用与敦煌研究院资深学者段文杰、史苇湘、著名画家王子云等谈话记录证明张大千清白，但其中有据可考的仅有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常书鸿证词⑥。

此文一出引发多方转载，张心智于2000年11月22日出版的《中国文物报》上反驳新民晚报杨展业时，基本全套照搬李永翘观点及资料，将壁画损毁责任归咎于战乱、环境以及过路人、庙会香火等因素⑦。至于李永翘观点是否准确，可以引用敦煌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贺世哲先生文章对比论证。

杨展业、张心智论战后不久，贺世哲先生于敦煌研究院官方期刊《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发表文章《对张大千 “ 不曾破坏敦煌壁画” 之质疑》，多方考证还原历史真相，细读之后收益良多。

1. 以130窟壁画剥损为例，多年来张大千及他人解释众多、说法不一、呈互相矛盾之态

上述两种说法加上窦景椿回忆，皆指壁画剥损乃张大千外他人“以石击落”、“徒手拉脱”导致。但根据贺世哲先生于莫高窟多年考古经验，单面尺寸高达10平米的岩壁如此轻易被剥落、从技术层面而言绝无可能，上述说法难以令人信服。除此之外，张大千于《漠高窟记》的自述、向达致傅李信函的引文、谢稚柳香港答记者问等材料，均可作为此事旁证：

此窟为唐晋昌郡太守乐庭壤所建功德窟，至宋时重修，故今壁画俱为宋人手笔……莫高窟重遭兵火，甬道两壁画，几不可辨,偶于残破处，隐约见内层朱色粲然，颇以为异，因破败壁，遂复旧观。画虽于人重修时已残毁，而傅彩行笔，精英未失，因知为盛唐名手也。———《漠高窟记》P44-45⑨

辛巳八月发现此复壁有唐画，命儿子心，率同画工口口、李富，破三日之功，剥去外层，颇还旧观，欢喜赞叹，因题于上。蜀都张髯大千。

我到敦煌之前，这两幅壁画的外层已经给张大千打掉了⑩，所以我并没有亲眼看见打掉的过程，……要是你当时在敦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层已经剥落，无貌可辨，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为什么不把外层去掉来揭发内里的菁华呢？⑾——谢稚柳1981年香港答记者问

上述文字描述清晰、逻辑自洽，一是完全没有提及士兵、随从等天生神力者，二是“破三日之功”描述完全符合贺世哲先生经验，三是亲历者谢稚柳言论与他人完全相反，直指表层壁画为张大千打掉、仅以表层已破败不堪无甚价值为其开脱而已。

 

若实地探访130窟，还能发现更多具体证据。根据网络资料显示⑿，因张大千被剥出的两幅供养人画像分居甬道南北两壁，尺寸约为3.4×3m左右（百度百科误记为34×315cm，与实物图片完全不符）。那么问题来了，如此大面积的壁画、就算不具备贺世哲先生的专业知识，按常理来说也不可能一揭即掉、一击即落，更不要说两幅壁画相距甚远，就算不小心剥落一幅、又是何居心剥落第二幅呢？加之于右任视察莫高窟参与者众多并有诗词留下，简单考证即可得知时间为1941年中秋节（10月5日）前后，窦景椿却记为夏间，可见此人回忆不可足信。

至于李永翘文中主张“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也用同样方法在220窟等处打掉败壁”，贺世哲先生恰好也有考证：

罗寄梅为当时系统内著名摄影家，按照常书鸿回忆其本应牵头制作全套壁画照片资料、配合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但天不遂人愿半张胶卷也未能留下。这又是一段历史公案、此处不做展开，至少可以确认“剥离表面壁画考察内部”这口黑锅是无人肯接的。综上所述，张大千敦煌之行“毁画”罪状算是考证完毕。

2、风传第二条罪状为“盗宝”，根据李永翘文章当年情况如下：

因此到翌年4月,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特在兰州打电报给敦煌县县长陈儒学,电文曰:“张君大千,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敕转告张君大千:对于壁画,勿稍污损,免滋误会。”此电一来,明摆着是逼张走路。张氏无奈,尽管按原计划工作还未全部完成,现在也只好马上收兵,忍痛启程。⒂也正由于酒泉曹专员等人的诬告,当1943年6月张大千从敦煌经安西返回兰州时,突然在兰州汽车站受到军统检查站的严格搜查,尽管张大千持有当时军政部长何应钦开出的免验放行的命令,但该检查站仍照查不误。他们检查得非常仔细,所有行李、木箱等都得开霜检查,临摹的敦煌壁画也全部被打开受检。检查时间长达7个小时。临摹的壁画在地上拖来拖去受损不少,但结果证明张先生毫无夹带⒃。

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张大千留驻敦煌期间非议不少，几年后甘肃省参议会还公开控告其““大量窃取”珍贵壁画，所以才会有谷正伦逐客之电报，这也解释了其离开前为何要铲除题字题跋。在此情况下，张大千要是还敢夹带私货、纯属脑子进水。不过针对壁画失踪问题，贺世哲先生文章论述如下：

剥画种种我们不再赘述，但题记遗失仍扑朔迷离。按当年狼狈离陇情况，张基本不可能将题记成功夹带。但若真是交给敦煌艺术研究所又下落不明，常书鸿先生即有自揽黑锅之疑。个人推测、在当时混乱的历史条件下，被某个权势者强行据为己有可能性最大。

风传第三条罪状为“摸金”，李文翘引窦景椿1948年于南京报界刊登文章如下：

甘肃省参议员提出的这件议案,实在是对张大千的一件冤枉事。张先生对于千佛洞的管理,也有功劳。他在沙堆里发现了最宝贵的唐朝张将军的左手,这只手是唐时一位张君义将军征西时,以有功而受罚,这位将军气愤不过,便亲手在一幅白绢上写出他的事迹,再把他的左手割下,包在绢中,埋在地下。象这样宝贵的东西,张大千都送给敦煌艺术研究所保存,并且他还把许多碎经残页都一点一点地贴在精装的册子上,统统送给研究所保存。——1948年8月30日，出处不明

而贺世哲先生引敦煌文献研究学者施萍婷调查情况如下：

据此贺世哲先生作出了被广泛引用的结论：张大千只是把张君义手交给前敦煌艺术研究所，其余文物都带走了，（除告身外的文物）后来流散到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 。网上随便一搜都能找到相应证据：

除了带题字的残经碎卷，还有一个人可以证明施萍婷所言不虚。近代著名漫画家叶浅予曾在50年代与徐悲鸿联名致信张大千劝其回国，他在回忆中提到：

50年代初，张大千决定迁居南美洲的阿根廷，为置办一笔搬家费，他忍痛从行箧中取出三件盖有“别时容易见时难”、“大风堂珍玩”、“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收藏章的名迹：一件是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一件是五代董源的《潇湘图》；还有一件是宋人册页。他将这三件名迹交给香港的一名叫徐伯郊的经纪人，并告诉徐伯郊说，优先让给大陆。消息传到当时的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耳中，郑振铎当即拍板，派人去香港接洽，以四万人民币的价格使三件从故宫散出的珍品又回到了故宫博物院。此事使郑振铎很受感动，有一次他见到叶浅予悄悄地说：“张大千不错嘛，他还是爱国的！”接着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叶浅予⒅。

按照上述作风，张在1962年搞不好也只是大手大脚惯了导致囊中羞涩、找个由头赚零花钱而已，跟“爱国”、“献宝”都没有太大关系。

至此，这段历史公案算是剖析完毕，其中是非曲直、相信观者心中自有答案。若非要强钻牛角尖，非得海峡两岸文物界携手合作、集齐摹本日记等一手材料、证人证词、官方记录等与莫高窟现状逐一比对并辅以技术手段，甚至找到散佚多年的向达教授所编《敦煌千佛洞各窟剥离剜损略表》⒁，方或有明确答案。

历史悲剧的形成，既因为局势动荡、国家羸弱的大环境，更因为个人探险与艺术追求不能凌驾于学术研究与国家利益。如果非要从此事中吸取教训，以下贺世哲先生原话，可代表个人心声：

 研究历史人物，无论他是古代的， 还是当代的，都应该力求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既不无端地给他们脸上抹黑，也不随意给他们脸上贴金， 他们是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 。 

注释及参考资料：

①该函原件现藏台湾中研院；函中提及四川省立博物馆馆长冯汉骥、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对张大千的控告函写于1941年12月20日，原件亦藏于台湾中研院

②李永翘著《张大千年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7年出版

③https://baike.baidu.com/item/罗华庆/1228944

④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美术评论家，号称“张大千研究首席专家”

⑤http://www.wenbozaixian.com/digit_pager/paper/publishdate/1988-01-08

⑥见1948年9月9日《西北日报》

⑦http://www.wenbozaixian.com/digit_pager/paper/publishdate/2000-11-22

⑨张大千1944年5月于成都出版的《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目次》中提法是“见内层隐约尚有画,因破败壁,遂复旧观”

⑩谢稚柳于1942年秋应张大千邀请前往敦煌协助其工作

⑾谢家孝著《张大千的世界》第305页,台湾时报公司1983年出版

⑿讲解莫高窟 | 第130窟 https://zhuanlan.zhihu.com/p/92539594

⒀丁淑君著《敦煌石窟张大千题记调查》，刊于《敦煌研究》2019年05期

⒁1943年1月22日向达致曾昭燏信函之附件

⒂来自李永翘与肖建初谈话记录，肖为张大千女婿兼弟子并参加敦煌之行

⒃张心智著《张大千敦煌行》(五),载《宁夏艺术》1986年第3期

⒄https://www.sohu.com/a/479709133_562249

⒅http://collection.sina.com.cn/cqyw/20120331/13466222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