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教授，以及曾经的北大

十几年前在北大的学习生活中，曾经有过很多让我感动的事，其中一件就是当时已经年近80的厉以宁教授，依然坚持每周一次给我们这些最普通的本科生上公共课。这其实对于经常需要去中央给领导上课、开会的他来说已经非常劳累了。相比较当时的北大教授，大多数都只给研究生、博士生或者MBA学生上课，普通生几乎只能见到助教。从对待教学和学生这一点上来说，厉教授是很令人敬佩的。

但是站在另一个角度来说，厉教授又可说是标准的学阀。那个年代自由主义经济学正在盛行，而北京大学正是最大的根据地。从经济学院到光华管理学院，两个院长都是他曾经的学生；在北大凡是左派经济学家或是不赞同自由主义经济的学者，都渐渐被排挤出了北大。

在90年代那个个体户甚至还有人被当做资本家抓起来的时代环境下，他坚持宣传自由经济和产权改革，承受了极大的政治压力，一度甚至没有人敢上他的课。在二十多年后的现在，又有人指责他是资本主义代言人，制造了无数国有资产流失。当我还是想说，当时人们跟在意的是如何激活经济活力，如何融入世界经济。

正是因为经济改革和融入世界经济格局之中，中国才在2001-20007的黄金七年中飞跃发展，理顺了经济脉络，抓住了时代机遇，才有了2011年超过日本成为GDP第二，直到现在的大发展基础。但是也必须承认，在这个过程中制造了极大的经济落差，形成了社会的不平等。

这种激烈动荡的社会面，就算在我们那个小小的校园里也能偶窥峥嵘一角。当时北大南门外有一排废气平房，不知道住了些什么来源的老人和流浪汉。政府和学校希望街道整治，要把这里拆迁，他们坚持不走。后来不知哪天夜里烧起了一把火，据说还烧死了几个人。

有的时候我还会怀念十几年前的那个北大。当时的北大，经济学的老师在宣传新自由主义，社会学的老师在筹钱给胡适立像，历史学的老师在给学生介绍内藤湖南和东洋史观；这对于当时只听说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我们，都不亚于一种思想解放。

当时的北大，还无条件对普通市民开放，所有人可以不用登记进入校园，可以随意旁听课程，可以一起交作业，老师也会一起批改.....

我还记得在北大第一次上经济学课的情景。当时翻开西方经济学的第一页，学到的第一课就是"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经济效率问题。虽然有一些左派学者认为经济学也应该承担社会公平的责任，但是我们主要认为这些是政治家通过社会转移财富完成的工作目标。而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转移支付和社会平等也没有基础”；

也记得当初第一次企业伦理课的时候，有学生提问，“我在实习工作中发现了公司做假账，应该怎样处理？” 老师说，“你可以辞职，但是不应向税务部门报告，除非他们主动问起”，还说“个人和企业、国家政府不是阶级对立关系，而是命运共同体关系。好的制度不是三者互相剥削，而是互相支持”；

还记得第一次上历史课的时候，谈论秦朝制度和商鞅变法，有学生慷慨激昂地说：“国家强大需要民众一定程度的牺牲和权利让渡。没有国家的强大哪有个体的幸福。为了国家的强大我个人也愿意奉献一切”。老师则感慨地说：“我们经历过那样理想化的时代。但是我们希望在整个思想想一边倾斜的时候，我们能向另外一边给点力。”

还记得当初李敖演讲，学生提问，有人直接问一句 “你身边的教导主任曾说一切不利于XX的领导和社会稳定的言论都要清出学校，您是什么看法？” 当时学生响起了一片响声，还是李敖出面给尴尬的校领导缓颊。

但是当时的那个北大，不管我是什么态度，如何都已经回不去了。

其实在个人毁誉方面，厉以宁教授、张维迎教授也是承担了很多压力的。自从14年之后他们就已经逐渐靠边站，厉教授甚至重新提出了“共同富裕、三次分配”这样完全方向不同的观点。

也许他的学说你曾经就包含过这样的内容，只不过当年把效率作为重点目标，现在又把公平作为重点目标了吧。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说，产权改革，希望打造的是从劳动者者到资本家社会各阶层通过股份分红共同分享经济成长的一种制度；但在未来中国体制下更前进了一步，希望形成一种从劳动者、资本家，到国有资本共同通过分红分享经济成果的一种体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毕竟流通股被国有控股稀释了，资本对经济的效率促进作用是否会被弱化，依然需要时代观察。

有人替厉教授鸣不平，认为他只是经济学家，却承受了过多的政治责任和批评。但是要我说，他们一直都不是完全纯粹的经济学家，而是传统士大夫那种“学而优则仕”，用于承担政治责任的知识分子，那么为政治角色承担荣耀和职责也是情理中事。

不管怎么说，如今他已经带着一身毁誉退出了历史舞台，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