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节选】The Spanish Armada 第十章

  当无敌舰队从里斯本开往法兰德斯时，麦地那西多尼亚公爵和帕马公爵之间传递的军情很少有一边倒的。6月10日，麦地那西多尼亚公爵相信他会在六周的时间内与帕马公爵回合，他派了一艘扎布拉小帆船（Zabra）前去通知其最新的进展，并点明由于周围的布满沙洲及缺乏深水港，他将尝试在近岸回合。他的下一封信发出的日期是 7 月 25 日，在简单的通知了在拉科鲁纳港的延期后他便启程了。然而这两封信都没有任何音讯。麦地那西多尼亚仍然坚持。 7 月 31 日，当舰队接近普利茅斯时，他征求更多了解法兰德斯海岸的引水员，而四天后怀特岛的第一轮战斗之后，他紧急要求补充火药和炮弹，并确认他很快到达会合点， 然而，依然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8月5日，麦地那西多尼亚再次做了一次尝试，这次他派遣了一名引水员去解释为什么舰队的进展如此缓慢，以及多么迫切的需要增援。然而当步入加莱的时候，依然没有收到任何消息。麦地那西多尼亚几乎绝望了，并抗议发送了如此之多的信件，却不但没有收到答复，连确认的消息都没收到。

  这是一种出乎寻常的状况，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两栖作战的指挥官彼此之间甚至都没有取得有效的联系。在过去，帕马公爵沉默的作为已经引起了包括当时很多西班牙的人的注意，有些甚至指责帕马公爵故意延误军情。然而，这不是出于恶意，就是对现实无所了解产生的幻想：他们假设在近代早期的欧洲海陆通讯是轻松便捷而具有规律的，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在十六世纪，两点之间的战场通讯可能需要数天、数周乃至数月，而这取决于天气的好坏、道路桥梁及交通工具的状况，以及途中是否有土匪出没。

  举个例子：以往的情况下，从布鲁塞尔或巴黎寄到马德里的信件往往二十多天就能收到，然而在1588年的夏秋两季，受到恶劣的天气状况和波尔多南部的于格诺游击队的影响，一封重要的信件往往需要至少三周的时间才能送达。诚然，在和平时期，在海上通讯往往比在陆地更加快捷可靠，然而这时是战争时期：首先，即使西班牙船队的信使忠实的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将信件安全送达，但是要到回来的路就困难的多了，因为届时船队将移动到另一个不同而位置的位置；其次是这一带也是英国船队的巡逻之所。麦地那西多尼亚一出海就急切希望与帕马公爵之间建立快速可靠的通讯，这表明他对自己所在之处的后勤限制存在严重的误解，这也是他在整个征战期间犯下的为数不多的错误之一，而事实证明，这是致命的。

  在这种情况下，显然西班牙船队派往法兰德斯的任何信使都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7月1日，一个军官被派遣去与帕马公爵联系，当时船队正在普利茅斯，第二天早上他便前往帕马公爵的所在地，然而直到8月6日早些时候才抵达；早些时日，麦地那西多尼亚在怀特岛派遣的信使于8月4日抵达帕马公爵的总部，然而此时西班牙船队已经驶往了加莱，尽管这一消息改日才能被法兰德斯方面接收到。在麦地那西多尼亚看来，船队驶入英吉利海峡的速度显然太慢了，然而对于帕马公爵来说却显得太快。8月6日星期六的深夜，等待已久的船只和在法兰德斯方面三天前写的回信终于送达了，在于麦地那西多尼亚所率的船队在加莱碰了面，并遭到了一些船只的袭击。显然，这艘船一开始被误认为是敌舰，但他很快确认了自己的身份，并传递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帕马公爵最早需要到下周五才能出兵。

  这一消息让麦地那西多尼亚忧心忡忡，因为船队现在卷入了他害怕的境地：在没有取得制海权的情况下驶入加莱，而事实上这一带海域的英国船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何况接应的部队还没有准备好。正如写给帕马公爵的最后一封信所述的那样，西班牙船队的处境无比危险。英国船队就在火炮的射程之外迎风而立，而背面则是被水手成为法兰德斯沙洲的充满危险的浅滩——而狡猾的荷兰人在西班牙船队到来之前早已移除了海岸和河流上所有的标志物，让这一带更加危险。更何况笨重的西班牙船队根本无法靠近帕马公爵指定的登船点，而只能在加莱附近焦急的等待，而且最重要的，期盼接下来六天的时间里英国船队不进行任何干扰显然是痴人说梦。

  两天后，被荷兰人俘虏的西班牙高级步兵军官唐·迭戈·皮门特尔(Don Diego Pimentel)的审讯揭示此时船队的部分高级指挥官仍对法兰德斯的情况一无所知：他向俘虏他的人明确表示期望帕马公爵用他准备好的任何力量来协助，即使这些部队并不是准备万全的；而当被问到是否知道敦刻尔克海域有一只强大的船队以防帕尔马公爵有任何出海的企图时，他承认他和他的同僚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点，但是同时也答复道帕马公爵已经集结了一百多艘帆船以及数量更庞大的运输船，而从没想过帕马公爵不会尝试出兵的情况。皮门特尔想知道为什么帕马公爵没有哪怕派出全副武装的小型战舰来赶走荷兰船队，并让那些数量庞大的运输船加入麦地那西多尼亚船队的行列。

  假设皮门特尔的供词反映了麦地那西多尼亚的一些想法，那么菲利普所设想的重要会师未能实现的原因就显而易见了，而这种想法如他所述也是“整个西班牙的主要贵族”所共同秉有的。首先，茫茫大洋上的指挥官想当然的以为自己抵达的消息在他到达目的地之前就已经传达了，如上所述，这是完全错误的，不仅发出的信使没有走到舰队的前面，而这更别说其他人也是这么想的了。事实上，关于英吉利海峡之战及西班牙船队驶入尼德兰海域的消息最先被英国人获悉，8月6日下午，英国驻布尔堡（Bourbourg ）的外交官收到了一封来自伦敦的信，直言女王的船只在普利茅斯附近遭到了袭击。英国的代表团立即开始收拾行李离开，而西班牙的代表对此感到十分惊讶，并对帕马公爵说明这可能这是英国人的诡计，目的是争取西班牙的外交让步；然而他们后来才获悉真正的原因。

  麦地那西多尼亚的第二个错误性的假设正如对皮门特尔的供词中揭示的那样，源于他最开始对帕马公爵方面不切实际的幻想，期盼他能在事先得到通知前，当西班牙船队驶入狭窄的海域的时候能让他们部队登上实现准备好的运输船队，且一经发现敌人的船只就立即消灭。这种误判不仅仅是沟通的不畅导致的，其根源在于对整个战略彻底的失败理解。

  这一点上，公爵本人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在无敌舰队起航之前，他就掌握了一些相关的重要信息。5月中旬，法兰德斯方面的一位信使弗朗西斯科·莫里森（Francisco Moresin）抵达里斯本，向麦地那西多尼亚公爵汇报了帕马公爵的令人担忧的备战情况：首先，帕马公爵只能征召差不多17000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登陆，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他没有缺乏对这些运输船队的护送力量。公爵忧心忡忡的向菲利普汇报了这件事，但是国王并没有给他放什么宽心：菲利普表示缩减掉的军队用船队上增加的士兵来弥补，而这绰绰有余；而一万名无敌舰队上的陆战队员也能成功的在英格兰登陆；至于护航舰队的欠缺，国王简单的掩饰了一下便把责任推卸给了公爵本人：帕马公爵的船队用于运输而非是用于投入战斗，它们没有那种能在远处扑灭敌方舰队、并寻找麦地那西多尼亚船队的能力，而清理海域中敌舰的责任全在麦地那西多尼亚自己身上。

  麦地那西多尼亚似乎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6月10日，当船队接近菲尼斯特雷角（Cape Finisterre）时，他在给帕马公爵的信中透露了自己的误解，信中说明西班牙船队正在向他所在的地点前进，而过了海峡便会再写一封通知信，以便帕马公爵知道从何处会师。他以加急的方式寄出了这封信，并要求帕马公爵将战备工作、何时出海、会合地点在回信中说明。菲利普二世也收到了这封信的副本，他在信中的空白处写道：如果麦地那西多尼亚不首先用自己的力量取得海洋的控制，与帕马公爵的回合基本是不可能的。显然，国王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战略的不足之处，然而为时已晚。

  当日，这封信就送到了。十一天后，莫里森遍带来了回信，这封信以极快的速度从菲尼斯特雷送到了法兰德斯，与此同时，帕马公爵立即给国王写了一封抗议信，信中直言：

  “....让我军带着运输船队去与麦地那西多尼亚会师简直是不可理喻，不必说敌舰的火力，甚至他们连海浪都难以应付。”

  菲利普一反常态的给这封信做上了潦草的标注，内容是愿上帝不要为西班牙增添磨难。

  事实上，无论是菲利普本人还是帕马公爵，由于派遣的信使都未能找到船队的缘故，都未能向远在公海上的麦地那西多尼亚发出警告。帕马公爵直到7月21日才发现西班牙舰队被返回拉科鲁纳港，最终他再次派遣莫里森前往与麦地那西多尼亚通融，重复他的警告：在西班牙舰队需要他将全部人马带出之前，务必先取得制海权。莫里森的船7月14日启程，然而由于途中的海难风暴，以及与英国船队的遭遇，最终直到8月2日才抵达西班牙。因此，大海上的指挥官对这一事实茫然不知，直到驶入加莱，他还孜孜不倦的往法兰德斯方面寄出毫无结果信件，询问会师的地点以及帕马公爵人在何处。

  而这种致命的误解最终更是雪上加霜。西班牙船队的指挥官们确信，亨利·西摩尔爵士（Sir Henry Seymour ）的分舰队抵达加莱后，封锁弗兰芒（Flemish）的兵力就会所剩无几。然而，这又是一层严重的误解：帕马公爵早就获悉荷兰人在该地拥有一支数量庞大的吃水浅、携带重炮的武装商船船队，他当务之急是分散荷兰船队的兵力，因为一旦他们集中在敦刻尔克或者纽波特，将直接导致船队遭到封锁。因此，他采取了两种应对措施，首先他将船队分散的驻扎在好几个港口,包括400吨旗舰的一部分驻扎在安特卫普，一部分驻扎在斯勒伊斯（包括当地投诚后俘获的船只），剩下的大部分不是驻扎在尼乌波特（Nienwpoort）就是在敦刻尔克；而运输的驳船则被隐匿的分布在法兰德斯发达的各条运河之中——包括一些专门以此目的开凿的运河，使得这些船只可以迅速而隐蔽的集中在海港。另一方面，帕马公爵在陆地上声东击西，他将大部分部队远离法兰德斯的港口，以营造出一种试图入侵荷兰（Holland，这里指荷兰共和国的荷兰省）和泽兰的错觉，而为了给自己明面上的计划增添真实性，他自己也一直在安特卫普、布鲁日及根特这些城市间来回穿梭。

  事实证明，帕马公爵的欺骗战略起到了作用，荷兰方面的记录显示他们对菲利普的战略一无所知，一些人对布尔堡会谈的记叙及英吉利海峡没有爆发决战感到失望，并认定西班牙船队的目标应该是弗拉兴（Flushing）或者阿姆斯特丹；另一些人则担心即使西班牙船队不是冲着荷兰而来，法兰德斯的西班牙军队也会利用好这一时机对共和国发动袭击。正如荷兰史学家彼得·博尔（Pieter Bor）所述，当代荷兰人对帕马公爵的小型船队的恐惧远远超过了对麦地那西多尼亚的大船，例如，阿姆斯特丹的地方官员曾经恳求不要派遣太多的船只去封锁法兰德斯，最后只派遣了几艘船在敦刻尔克的海域上巡逻；而其他的船则无所事事的在斯海尔德河 (Scheldt)和特塞尔 (Texel)徘徊，抵御一场不可能的入侵。

  因而尽管依然有许多人批判帕马公爵的战略准备不足，但他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一两艘大型船只可以在封锁舰队的猛烈袭击下开进开出敦刻尔克的港口。但是，若是要集中一只大军，再加上配套的牲畜给养和武器装备，然后登上这艘船则需要至少六天的准备时间，由于他在8月6日就接受了西班牙船队接近的消息，因此，他希望在12日之前就万事俱备，而如果船队能再等一等，到了15日他就能登陆伦敦了。

  在一开始的阶段，这种登陆的可能性似乎是存在的，因为当西班牙船队在加莱港焦急的等待时，天主教法国的港口总督出乎意料的为其提供了帮助，向麦地那西多尼亚送去了礼物，并欢迎了了一大批船上的西班牙政要上岸：阿斯科利公爵（duke of Ascoli），很多人误认为他是菲利普二世的私生子；督抚（inspector-general ）唐·豪尔赫·曼里克（Don Jorge Manrique）；法算（主计会三军；营壁、粮食、财用出入）（paymaster-general）胡安·德·韦尔塔（Juan de Huerta）;及其他人。西班牙人被允许来到岸上购置淡水及新鲜蔬菜，以及其他的食物，整个周日一群小贩的船只在西班牙船队和海岸之间来回穿梭。法国人的这种热烈欢迎给英国的指挥官释放出了一个信号：他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8月6日下午，随着增援的抵达，西摩尔的分舰队率领140艘船只从多佛起航。现在英国妇孺皆知帕马公爵可能已经在敦刻尔克出兵，都铎王朝的存亡完全拒绝于能否阻挡他与西班牙船队会师。

  8月7日凌晨，在旗舰“皇家方舟”号（Ark Royal）上举行的战时会议提议当晚便对西班牙的船队施行火船袭击，这一战术是理想的，当晚西班牙的的船只挤在一起停泊，而船上的指挥官并不清楚船队的下一步指令；法兰德斯沙洲出于下风处，西班牙人的船队很大概率驶过那；而最重要的是：在英国人看来，春季的潮水与西风的结合可以顺利的将火船攻入西班牙船队的心脏。

  8艘英国船只做好袭击准备，总花费了5111英镑10先令——正如一位海军史学家所写的那样，这也许是整个英国历史上最廉价的军事投资成本。这些船上塞满了可燃物，每门火炮则塞入了两发炮弹，这样当船上的烈火烧来的时候回便能自动发射，为整个袭击活动增添了心理层面的恐怖。没有西班牙人能忘记吉安百利（Federigo Giambelli）恐怖的安特卫普之火。霍德华有意识的利用这些恐惧，与其说他的目的是摧毁船只，不如说是在舰队中制造混乱，而如果一切顺利，加上英国舰队本身，剩下的工作水到渠成。

  另一边，在西班牙人那里，麦地那西多尼亚公爵清楚地知道英国人可能发动这样的偷袭，并尽己所能给予反击。在夜幕来临之前，他便在西班牙船队的上风处构建起了一道由小船组成的屏障，并命令他们俘获任何靠近的纵火船。午夜时分，当纵火船袭来时，两艘纵火船被英勇的夹板船（pinnace）拦截并拖入浅水区，但是剩下的六艘仍然驶入西班牙船队的阵中。公爵立即命令所有船只切断缆绳错开纵火船的轨迹，并指示一旦危险过去便立即在靠近原来的位置重新抛锚。

  然而随着纵火船越来越近，预先装填好的火炮在热浪的影响下开火，造成的恐慌加剧了本就紧张的局势。在英吉利海峡最狭窄的地方海浪汹涌，船只本就难以在那里站位脚跟，何况西班牙人的船只每艘都有两到三个锚位，现在每个锚位都被抛弃了，甚至大多数船长干脆直接切断了缆绳率船而逃。两位随军的牧师对这次袭击的描述都强调了巨大的损失:拉托雷（La Torre）神父悲痛的诉说每艘船价值500杜卡特金币，贡戈拉（Gongora）神父则直言损失超过十万杜卡特，而他俩都意识到这些损失并不能简单的用金钱衡量。事后表明，无论是等待帕马公爵并重新锚定，还是在安全的前提下靠近海岸，对船队来说都极其困难，况且不久之后要通过世界上一些最危险的浅海水域必须经过协商。而在未来，西班牙舰队最令人诟病的不是他承受的损失，而是失去严密的阵型和纪律。

  万幸的是，袭击过后这种恐慌的情绪并没有蔓延到旗舰身上，“圣马丁”号（San Martin ）立即锚定，佩纳菲尔侯爵（Marquis of  Peñafiel）的“圣马斯克”号（San Marcos）、里卡德（Juan Martínez de Recalde）的“圣胡安”（San Juan）号及两艘葡萄牙的盖伦船也随着旗舰重新锚定。到了8日的拂晓，这五艘西班牙船上的船员发现自己正在面对整个英国舰队。在战斗中一开始，麦地那西多尼亚就恪尽自己的职守，与船员肩并肩作战共同作战，而尽管如此，他也没有忘记自己作为指挥官的职责所在：派遣一批小艇前往下风处重新集结溃散的船队，而当他们离开时后，英国船只已经驶入了西班牙舰炮的射程之内。

  此时，霍德华的猎人般的注意力从西班牙的五艘船只身上移开了。在纵火船发动袭击之后，唐·雨果·德·蒙卡达（Don Hugo de Moncada）的旗舰“圣洛伦兹”号（San Lorenzo）损坏了自己的主桅和船舵，为了避免陷入背负的命运，这艘船只好驶入加莱的入海口。当海潮退去的时候，这艘船搁浅在了浅滩上，船上的朝向大海一面的舰炮无力的指着天空，因此，这艘船几乎没没有任何防御能力。霍德华无法抵御战利品的诱惑，拍了一支突击队前去争夺这艘船，在激烈的肉搏中，蒙卡达头部中弹当场身亡。然而，当一艘位于中立国的船只被疯狂的英国水手袭击时，情况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岸防炮台上的法国守军上威胁如果英国人不立即撤退，便按照惯例向“圣洛伦兹”号和英国船只开火，把船上的人都轰入海底。于是，这场战时的小插曲没有给霍德华带来什么益处，因为无论是这艘俘获的船只还是船上的火炮，都没法从加莱守军的眼皮子底下安全的转移。然而，这给了麦地那西多尼亚喘息之机，他充分的利用了这两个小时的时间一路撤离，并重新集结了溃逃的船只进行防御。

  护卫船只迅速的在旗舰周围集结起来，而随着集结的完毕，一道粗糙而坚固的防线再次构建起来守卫了西班牙船队的后方。西摩尔的左翼分舰队上的威廉·温特爵士（Sir William Winter）以一种职业的兴趣观察了西班牙人战阵的重新布阵，西班牙船队：

  “...摆出了一个半月阵，旗舰和副旗舰在其中，其余和葡萄牙的半桨战舰步于两翼，每翼十六艘船，似乎是他们全部兵力”

  这是一种全部的护卫船只组成的形如号角般的的防御姿态，顽强的应对英国船只的任何挑战。

  从格拉沃利讷 (Gravelines)到奥斯坦德 (Ostend)的浅海，激烈的混战持续了接近九个小时，战斗过程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西班牙船队收紧队形防御而向帕马公爵的港口靠近，英国船队则努力的切断最迎风的西班牙船只与大部队的联系迫使其搁浅在浅滩。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从西南转到西北的风向对他们严重不利，天气紧跟着变差，而海上的能见度肉眼可见的降低。

  在这场混战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次战斗与以往任何情况迥然不同之处：首先，大部分交火是在近距离情况下完成的，正如威廉·温特爵士所记载的那样：从他率领的船只上发射了超过五百发炮弹，而即使在最远处发射，仍然不超过西班牙人的火绳枪的射程之外。而事实上，这次战斗的距离如此之近，正如从“圣萨尔瓦多”号（San Salvador）上见到的一样：

  “...“圣马特奥”号（San Mateo）和圣菲利普（San Felipe）号遭到了重创，后者右舷有五门火炮被破坏，艉部的一门重炮也完全没法使用.....船上的甲板也被火炮打坏了，人力泵完全无法工作，索具被撕成碎块，船只几乎下沉......."圣菲利普"的船长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Don Francisco de Toledo）见状下令取出抓钩，大喊着接敌....英国船员见到"圣菲利普"号上的景象，朝着葡萄牙船只喊话，让他们保留公平的权利投降，一位手持剑盾的英国人在桅顶朝"圣菲利普"的船员喊话：“你们都是好士兵，接受我们的公平条件投降吧”，一发火枪将他应声打倒，敌人慌乱的撤退了，我们的人在船上大声的辱骂，说他们是缺乏勇气的胆小鬼和懦夫.....问他们怎么不重返战场了。”

  而在早些时候，“圣菲利普”号的姊妹舰“圣马特奥”号与一艘英国船只有过更近距离的遭遇，当两艘船只彼此相向接近时，距离如此之近，以至于一位鲁莽的英国勇士竟然单独跳上了西班牙船只的甲板上，接着立即被砍倒。

  然而，这也是英国船只第一次将火力倾泻到足以对西班牙的船只造成真正伤害之时。“圣菲利普”号上遭受的损伤如上所述，而他只是其中之一，那些掩护西班牙船队免于全军覆没而积极战斗的船只自然承受了最大的损伤。“圣马丁”号承受了超过200次炮击，其中几炮击中了水线部分的船体，只是在两位奋不顾身的潜水员用橡木板和铅块堵漏才免于倾覆。“圣马特奥”号则被一群英国船只围攻，战斗到仿佛如同筛子，而雪上加霜的是，直接绑在船体上的舰炮发射时候的后坐力加剧了敌舰造成的伤害，舰体结构开始解体。船上破口大开，人们担心他会沉下去，到了晚上，旗舰派来了一位潜水员设法把破洞堵住了。然而，“圣马特奥”号和“圣菲利普”号遭受的伤害过于致命，逐渐落后，到了当天晚上便搁浅在了纽波特和奥斯坦德的浅滩上。第二天早晨，两艘船和船上疲惫不堪的船员被拿骚的尤斯蒂努斯（Justinus van Nassau）悉数俘虏。

  另一边，“西西里的圣胡安”号遭到了一群英国船只的袭击，据船员所述：船被打成了筛子，以至于损管必须从头到尾，从高到低，以至于深入水线以下。“玫瑰般的圣玛利亚”号（Santa Maria de la Rosa）的水线以下船体也遭到了破坏，根据事后失事船只的唯一幸存者所述，该船的水线以下被击中了四炮，其中一炮正中水线，船上的人都认为船只即将沉没，与“华伦西亚的三位一体”号（La Trinidad Valencera）和“大狮鹫”（El Gran Grifo）上的状况如出一辙，受损严重的船只被迫抢滩搁浅。而根据拉托雷神父所述，“圣马丁”号在战斗最激烈之时，炮弹如雨点般袭来。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场的西班牙船只只有一艘沉没，他就是比斯开分舰队的“玛利亚·胡安”号（Maria Juan）：被英国船只围攻直至重伤沉没，根据在场人所述：当船员同意以某种条件投降之前，这艘船就沉没在眼皮子底下。全船只有一人获救。幸存的船只上的船员则损失惨重，从里斯本登上“圣菲利普”号上的457名船员最终只有127人重登陆地；“圣马特奥”号上的伤亡情况只增不减。西班牙船队当日约千人战死，800多人负伤。然而，幸存者依然顽强战斗，在战斗打响的最初阶段，一艘可能是博登多纳（Martín de Bertendona）旗舰Regazona号的意大利战舰被观察到船上血流成河，船上的火炮也哑火，然而三个小时之后，这艘船依然坚持在后卫的岗位上。

  战至下午5点时，英舰的弹药储备几乎消耗殆尽，火力稍稍减弱。西班牙船队趁此机会撤离战场，不得不在缺乏引水员和海图的情况下驶入法兰德斯的未知海域。据神父说当晚船上无人入睡，人们提心吊胆的担心何时搁浅，船上的士兵向圣母玛利亚祈祷，而牧师们则忏悔直至天明，而最后才发现是突然转向海风将船吹入开放的海域。

  但是西班牙的船队再也集结不到一块了，各船再次分散，而麦地那西多尼亚的船只据观察处在整个撤退的船队的最后位置。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公爵仍决定等待与帕马公爵的会师，并像前天一样识图召回疏散的船队。然而，西班牙船员士气低落，甚至人们议论纷纷公爵打算投降，拉托雷神父安慰船员公爵宁可像骑士一样战死，且出于上帝的恩惠，任何一艘船也不会跟敌人谈判。麦地那西多尼亚和他的部将的回应证实了神父的说法，同时旗舰发了三发号炮集结附近的船只，然而无人回应。于是公爵派人登上了最近的一艘船，问船长为何不回应信号。事后如拉托雷神父所述：愤怒的公爵质问为何听不到炮声，得到的回答的是听到了；又问及为何不振作起来重新集结，得到的回应是以为旗舰将沉，因此尽快的向安全的地方疏散。片刻的沉默后，怒不可遏的公爵决定施以绞刑。

  这位被吊死的船长叫克里斯托瓦尔·德·阿维拉（Don Cristobal de Avila），麦地那西多尼亚在圣卢卡（San Lucar）居时的近邻。然而，尽管公爵震慑住了溃散的船队，并重新集结了部队，然而与帕马公爵的会师却再也不可能实现了。勉强维持住表面秩序的西班牙人只能借着风力离开法兰德斯的海岸，驶入变幻无常的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