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科巴：论民族问题的提法（1921.5.2）

共产党人对民族问题的提法，和第二国际及第二半国际的活动家、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的”政党、“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孟什维克党、社会革命党等有本质的不同。

指出作为民族问题新提法的最显著的特征的四个要点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它们在对民族问题的新旧理解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

第一个要点是作为局部的民族问题和作为整体的殖民地解放的总问题融合起来了。在第二国际时代，通常都把民族问题限制在只和“文明”民族有关的问题的狭隘范围内。爱尔兰人、捷克人、波兰人、芬兰人、塞尔维亚人、阿尔明尼亚人、犹太人以及欧洲其他一些民族，——第二国际所关心的就是这些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命运。而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残酷的民族压迫的千百万亚洲人民和非洲人民，通常都不放在“社会主义者”的眼里。他们不敢把白种人和黑种人、“不文明的”黑人和“文明的”爱尔兰人、“落后的”印度人和“有教养的”波兰人相提并论。当时人们都默默地认为：如果也需要为欧洲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解放而斗争，那末“正派的社会主义者”就完全不应当真正谈到为“保存”“文明”所“必需”的殖民地的解放。这些所谓社会主义者甚至并不认为，如果亚洲和非洲殖民地人民不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欧洲民族压迫的消灭是不能想像的，他们并不认为前者和后者是有机地联系着的。共产党人首先揭示了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的联系，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联系，并且把它作为自己革命实践的基础。因而，白种人和黑种人之间、帝国主义的“文明的”奴隶和“不文明的”奴隶之间的那堵墙就被推倒了。这种情况大大地促进了把落后的殖民地的斗争和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斗争配合起来 反对共同敌人、反对帝国主义的事业。

第二个要点是各民族和殖民地有国家分离权、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这一明确的革命口号代替了含糊不清的民族自决权口号。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谈到自决权的时候，通常总是不提国家分离权，至多只把自决权解释为一般自治权。民族问题“专家”石普林格尔和鲍威尔 甚至把自决权变成欧洲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自治权，就是说，被压迫民族在全部政治（和经济）权力仍旧掌握在统治民族手中的条件下有设立自己的文化机关的权利。换句话说，就是把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自决权变成统治民族享有政治权力的特权，而关于国家分离的问题则撇开不谈。第二国际的思想首领考茨基基本上同意石普林格尔和鲍威尔对自决所做的这个实质上是帝国主义的解释。帝国主义者抓住这个对他们有利的自决口号的特点并把它宣布为自己的口号，这是不足为奇的。大家知道，以奴役各族人民为目的的帝国主义战争，就是在自决的旗帜下进行的。因此，含糊不清的自决口号就从民族解放、民族权利平等的工具变成驯服各民族的工具，变成使各民族顺从帝国主义的工具了。最近几年的世界事物的进程，欧洲革命的逻辑以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增长，都要求抛弃这个已变成反动的口号，而代之以另一个革命的口号，即能够消除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劳动群众对统治民族无产者不信任的气氛的口号，能够为民族权利平等和这些民族劳动者的团结扫清道路的口号。共产党人提出的各民族和殖民地有国家分离权的口号就是这样的口号。 

 这个口号的优点就在于它能够——

 （一）消灭某一民族劳动者怀疑另一民族劳动者有掠夺意图的任何根据，从而为相互信任和自愿联合打下基础；

 （二）摘下帝国主义者一面虚伪地谈论自决，一面却力图使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顺从自己并把它们强留在自己的帝国主义国家范围内的假面具，从而加强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

未必用得着证明，如果俄罗斯工人在取得政权以后不宣布各民族有国家分离权，如果他们不用事实证明自己有实现各民族的这个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决心，如果他们不放弃对芬兰的“权利”（一九一七年），如果他们不从波斯北部撤出军队（一九一七年），如果他们不放弃对蒙古、中国某些领土的野心等等，那末他们就不会得到西方和东方其他民族的同志对自己的同情。

 同样不容置疑，用自决的旗帜巧妙地掩盖起来的帝国主义者的政策，近来在东方仍然接二连三地遭到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政策 在那里遇到了在以各民族有国家分离权的口号的精神进行鼓动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日益发展的解放运动。这一点是那些因巴库“行动和宣传委员会”犯了一些不关紧要的过错而拚命辱骂它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英雄们所不了解的，但是任何一个愿意知道上述“委员会”成立一年以来的活动和近两三年来亚洲和非洲殖民地的解放运动的人，都一定会了解的。 

 第三个要点是对民族殖民地问题同资本政权、推翻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之间的有机联系的揭示。在第二国际时代，民族问题 的范围被缩小到极点，通常被看做是孤立的、同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联系的。人们当时都默默地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前，只要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一些改良的办法，民族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认为不根本解决民族问题，无产阶级革命也能实现，相反地，不推翻资本政权，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民族问题也能解决。这种实质上是帝国主义对事物的看法像一根红线贯穿在石普林格尔和鲍威尔关于民族问题的人所共知的著作中。

但是最近十年以来，对民族问题的这种理解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和十分腐朽的。帝国主义战争表明，近几年来的革命实践也再次证实——

（一）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是同摆脱资本政权问题分不开的；

 （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奴役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就不能生存；

 （三）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不推翻资本政权就不能获得解放；

 （四）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不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无产阶级的胜利就不能巩固。

 如果欧洲和美洲可以叫做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进行主要战斗的前线和舞台，那末具有原料、燃料、粮食和大批人力的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就应当算做帝国主义的后方和后备军，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不仅要在前线打胜仗，而且要使敌人的后方、敌人的后备军革命化。因此，只有在无产阶级善于把自己的革命斗争同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者政权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认为有保证。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活动家忽略了这件“小事”，把民族殖民地问题同在西方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政权问题分割开来了。

 第四个要点是给民族问题加进了新的因素，即加进了使各民族在事实上（不只是在法律上）平等的因素（帮助和协助落后民族提高到走在它们前面的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经济水平），这是建立各民族劳动群众之间兄弟合作的条件之一。在第二国际时代，通常只限于宣布“民族权利平等”。至多也不过是要求实现这种权利平等。但是民族权利平等本身是很重要的政治成果，如果没有足够的手段和可能来行使这个极重要的权利，那它就有变成空谈的危险。毫无疑问，落后民族的劳动群众没有力量像先进民族的劳动群众那样享用“民族权利平等”给他们的权利，因为某些民族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落后性（文化的、经济的）不是一两年内就能消灭的，人们还是能感觉得到的。这种情况在俄国也可以感觉得到，这里有许多民族还没有来得及经过资本主义，而有些民族根本没有进入资本主义，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自己的无产阶级，这里民族权利平等虽然已经完全实现，但是，由于文化上和经济上的落后，这些民族的劳动群众还没有力量充分使用他们已经取得的权利。这种情况在西方无产阶级胜利后的“第二天”还将更强烈地使人感觉得到，因为那时处于各个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无数落后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都必将登上舞台。正因为如此，胜利了的先进民族的无产阶级必须帮助，真正地和长期地帮助落后民族的劳动群众发展文化和经济，帮助他们提高到高级发展阶段，赶上走在前面的民族。没有这种帮助，就不可能建立为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所十分必需的不同民族和部族的劳动者在统一的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和睦共处和兄弟合作。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不能只限于“民族权利平等”，必须从“民族权利平等”转到采取使各民族事实上平等的办法，转到制定并实行下列实际措施：

 （一）研究落后民族和部族的经济状况、生活习惯和文化；

 （二）发展它们的文化；

 （三）对它们进行政治教育；

 （四）把它们逐步地无痛苦地引向高级的经济形式；

 （五）建立落后民族劳动者和先进民族劳动者之间的经济合作。

 说明俄国共产党人对民族问题的新提法的四个要点就是这样。

一九二一年五月二日 

载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八日

“ПРАВДА”第九十八号 

署名：约·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