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班牙前线 （下）作者：弗朗克·匹特卡仑
一七：“铁队”
在马德里北郊工人区刻特洛·卡密诺斯（Cuatro Camios）的夫兰科斯·洛得里革斯街的那所属于萨尔斯教派的修道院，是新建的，怪难看的，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艺术品。你在一些指南书里找不到它。
然而在未来的历史书里，将有它的一页。因为它会是保卫民主政治的西班牙抗战的神经中枢之一，是人民军的摇篮、育儿室、和最初的训练。
民军的第五联队最初只有两百人，他们曾经参加攻击蒙坦雅的兵营，而在法西斯蒂进逼马德里的头几天，他们曾在塞拉前线作战。
这二百人好容易才被劝到夫兰科斯·洛得里革斯街——这里的修道士们都逃走了，放弃了架在教堂上的机关枪，他们过去就从这里扫射本区的民众——上的兵营里来，受着特殊训练。
那时候，如果你受了超过十二小时的训练，那就算很长的训练了。在塞拉战事初起的时候，那些准备抛掷非常复杂的西班牙手榴弹——这种手榴弹会在你的手里爆炸开来，把你炸得粉碎，除非你掷得十分得法——的民兵都不得不在开往前线的装甲列车里受完全部的训练。
时间不过四十分钟。
刻特洛·卡密诺斯的兵营里的两百人，受了八天训练，立刻被编成第一队“铁队”的脊骨。这些突击队员互相发誓：没有接到命令，他们决不退却，如有同志破坏这个誓言，任何弟兄都可以打死他。
“铁队”的弟兄们从没有退却过。
第一批开往前线的四百弟兄，只有八十个生还，而且大多数都多少受到重伤。
这第一支突击队团结新的突击队员在自己的周围，于是这“铁队”的人数增加了。
接着又大规模地招募新兵。到八月尾，第五联队开往前线去的，不下一万六千人。从西班牙半数市镇和村庄来的各种各样的人，构成长长的行列，慢慢地移过新兵检验员的跟前，首先缴出他们的工会证，证明他们是十分坚定的职工会会员，于是又脱光衣服，让一声检验体格。
他们宣读誓言。下面是这誓言的主文：
“我，人民的儿子，西班牙共和国的公民，自愿加入民军。我问西班牙民众和由于人民阵线的选举胜利而产生的共和政府发誓：我情愿用自己的生命保卫民主政治的自由，保卫和平和进步的主义，当一个荣誉的民兵。
“我发誓要学习军事学，要万分当心地保全国家交托给我的武器，不使它受到损坏。我一定要遵守最严格的纪律，而且要监督别人遵守，不折不扣地执行我的司令官们的一切命令。
“我决不做任何不名誉的事情，而且要阻止别人做这种事情，我随时随地要竭尽心力用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高尚理想来领导自己走着正路。我情愿相应政府的第一次号召，出来保卫民主主义的西班牙共和国，显出我所有的心里和生命，为共和国的整体和人民效劳。
“如果我不遵守这个自愿地、郑重地发出的誓言，同志们尽可以鄙弃我，严厉的法律的手尽可责罚我。“
我加入这个出众的联队后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一个站在兵营的方场上的青年人的愤怒的叫喊。“排长，”他喊道，“到这里来训练我。没有人训练我们呀。”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兵士真正要求别人去训练他。排长走过去，对他说了一会儿，解释所有的排长不够分配，训练工作有时不得不停顿一下。
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看见加入启拆涅的“第一军”的诺森伯兰（Northumberlrnd）的矿工们，拿着笤帚柄在伯克罕斯忒（Berkhamsted）的原野上操练着。而如今在夫兰科斯·洛得里革斯街上，我看见人们用赤手从旁边倒塌了的房屋扯出木板，撕成跟来福枪一样长短，一样轻重的东西，当作操练用的武器。
每天早晨，当刚刚露脸的太阳正在兵营的方塌上投着长长的影子的时候，当刻特洛·卡密诺斯的妇女们正涌到街上粮食店去的时候，我们这一小队弟兄就包围着半打专门的排长和军官们，问道：“我们今天可以领到来福枪吗？”
他们就回答道：“也许今天傍晚。也许明天早晨。同时……”
同时，有决定作用的时刻，滑溜过去了，而伦敦和帕里的先生们坚持“不干涉是西班牙民众真正所希望的”，我们前进着，后退着，练习着散兵式的移动，大多数弟兄永远拿不到一枝来福枪。
有一个从亚巴西的来的农家的大孩子，他的嗓子很好，常常唱歌，有时还在弟兄们面前跳舞。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们第二十次聚集在军械局的周围，等待着来福枪，他们结果发给我们一些假的来福枪，当作操练用的武器。
他抓过他的枪，心里以为到底给他真枪了。接着他看出枪是假的。新的失望使他忍不住了。
我看见他把假枪擎在头上，火热的眼泪滚下他的古铜色的脸颊。“我要作战，我要作战，我要为祖国而战，而你们却给我假枪。”
他慢慢旋转着身子，对着方场周围的人们喊道：“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我因为是英国人，觉得在那时候还不便告诉他：我的某些同胞正在向英国男女民众宣传着“不干涉协定正在好好地被执行着。”
由于禁运来福枪给政府军的人们的过错而浪费了好几天的时间后，我们出发到前线去。
我们这个小队，除排长外，共有十八个人：六个从马德里南面来的农民，一个从提乌达司·累阿尔（Ciudad Real）区来的青年木匠，他的父亲因为是一个忠实的社会主义者而在一九三五年被法西斯蒂枪杀了，两个从托勒杜来的书记，一个替运环图书馆服务的行商，从马德里来的三个机匠和一个理发匠，一个从塔拉未剌（Talavera）来的制刷匠，一个鞋匠，他走了五星期的旱路前来参加的，一个从瓦伦西亚来的十六岁的孩子，他原是一个送货的孩子，和我自己。
一个刮风的下午，我们和本联队的新弟兄站在几十辆货车里，像沙丁鱼一样紧紧地挤在一起，从兵营的方场出到街上，道里挤集着刻特洛·卡密诺斯的工人群众，他们欢呼着，歌唱着，挥舞着旗子，看我们出发。
妇人们抓起水果桶里碧绿的大西瓜，抛到我们的车子里，给我们在路上解渴。男人们在车子周围汹涌着，拼命呼喊着“再会呀，祝你们胜利！”
斐得路·山车斯，一个从亚巴西的来的强壮、美发、碧眼的农民，爬上我们车子的边沿，提高嗓子压倒大家的喧嚷，像公牛的吼声一样，他所喊出的话语可以作为这些为着西班牙，为着自己的好生活而战斗的人们的口号：
“西班牙共和国万岁！
“民主政治万岁！
“人民军万岁！
“我万岁！”
一八：“不干涉”的真相
我们乘车乘了两小时，又步行七小时，穿着布底草鞋，踏过法西斯的重炮轰不到的长长的曲折的山路，尽可能地隐藏起来，不给侦察机看见，最后达到我们的防地，这是一个高出瓜达拉马平原的岩石错落的的山顶，构成塞拉前线的一角。
在我们未到之前，有两小队弟兄在这里防守了一个月，我们此刻是来援助他们的，他们至今还不知道敌人已由葡萄牙领到新武器，他们对我们说这里是很好的防地，容易防守的。
这里的形势是相当好的。它高高在上，从三方面都很可以监视敌军的进逼，而在第四方面，松林又比较稠密。
原先的弟兄们已在防地的周围筑起石头的胸墙，这是抵御来福枪火的最好东西，他们又建造起几十个小小的住所——一半是小屋，一半是地窟——你可以很舒服地躺在里边，风吹不到，枪弹也打不到，枪弹有时嗤嗤地穿过当作屋顶的横铺着的松枝。
但当他们建造这一切的时候，西班牙的人民还不知道自己祖国被人出卖，已到了这样严重，这样残酷的程度。
白天是平静的，但天气渐渐冷起来了。夜间，重炮的炮弹在我们头上来去地歌唱着，来福枪的枪弹穿过树木，有时候落到我们的厨房里。
但如果你日夜都躲藏在那里，记住不要在睡觉的时候突然坐起来，使你头部触到弹道，那么你是很安全的，甚至是舒服的。
于是谣言开始了。谣言从塔拉未剌前线传到塞拉上下的战线，又传到北面的高地。谣言说叛军又开始向马德里进逼。这一次，比我们过去所看见的更可怕，更大规模，说他们的攻击是如何猛烈。
他们又领到一批飞机。多少架？那时前线的弟兄没有一个知道它们的确数，虽然过后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只知道敌人又领到二十多架新式的容克机，连同德国的飞机师，含原有的数目共达九十架左右。
这批新飞机在过去的三星期中通过葡萄牙边境，集中在西班牙，而现在它们准备轰炸了。
然而此后一二日，除了谣言，并没有发生重要事故，不过不时有受伤的人通过我们的防地，告诉我们一个关于新容克机的惨酷的故事。
一天夜里，那个小排长——四星期前他还是下边阿兰赫斯，西班牙的厄尔斯特里，的一个屠夫的儿子——喘着气，小心翼翼地穿过漂石弄，沿着两座垂直的岩崖中间走过来，于是向岩棚弯下身，我就是蹲伏在这岩棚下守卫的。
他递给我一根坚韧的树枝，厚三英分，长六英寸。他说明道：下次轰炸机来的时候，我必须把树枝放在牙齿中间，一直咬着它，同时手紧捧着头，于是像过去一样地伏卧着。
我说，我不是一个卖艺者，这到底什么意思？他笑起来。“不过，”他说，“这是很正经的事情。你知道敌人已经领到新飞机——德国货——和新炸弹——也是德国货。旧式炸弹是用不着怕的。你静静地躺着，只要它们不刚刚落在你的头上，你是很安全的。
“新炸弹就不同了，爆炸力很大。它们落在你的近旁，你就要震动一下，而这准会使你离开你的木头——这就是弹震。紧紧捧住你的头，而且牙齿间咬着或种东西，听说是抵御弹震的好方法。我自己并不知道。“
我怯生生地接过树枝，塞在自己军装的袋子里，心里想着“不干涉“的真相。
我怪不舒服地蹲在岩棚下，带着一枝一九一四年的奥微亚多来福枪和十五发子弹，你从这里可以望过远处瓜达拉马的全线，和西北面的高地，望见靠着索马塞拉的山峰耸入晚空。
望过那远远的战线，我不禁想起伯里克里斯（Pericles） 的有名的挽词。“我们不需要给英雄们的墓碑。我们的整个战场就是英雄们的坟墓和墓碑。”
在我们下边那一片土地上，没有一哩方圆的地方不曾留下弟兄们的斗争和死亡和拳战中阻挡包含全部布马炮和将军们的西班牙军队进逼马德里。
仰望索马塞拉，我想起我的朋友卡罗斯·散·马丁，一个来自阿斯都里亚的事业的电话手，他的叔父是奥微亚多的一个社会主义派的议员，在当地暴动开始的时候被法西斯蒂杀死了。
卡罗斯是那最初几百人中的一个，马德里战事一完结，他们立刻冲了出去，迎击进攻塞拉的法西斯蒂。他同二十五个同伴装在一辆货车里，越过我此刻正在俯眺着的那片平原，冲上通到索马塞拉的峻峭曲折的山道。
率领这匆匆动员的军队的军官，在那里下令退却——后来我们发觉这位军官每小时跟敌人通一次电话，他因此被枪毙了。
但卡罗斯和他的朋友们幸亏没有（至少在开头）服从这位军官退兵的乱命。他们一直冲到索马塞拉，而在七小时内，他们的前后路被切断了，三百个法西叛军在他们的前面，两百叛军在他们的后面。
在这次战争中，他们绝对没有什么可以凭借，除了个人的勇气和决心。
经过七小时的战斗，二十五名赤脚的饥饿的弟兄使由专门家们指挥的五百兵士狼狈逃到了后方的防地，这防地，在很久以前，在杰尔·洛布尔斯做陆军部长的时候，就给布置好了，法西斯蒂们利用每年阅兵的机会，给出卖祖国的毒辣阴谋奠下了基础。
卡罗斯的战绩和七月下旬的无数次的胜利现在看起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一切都是在“不干涉协定”出现以前的事，“不干涉协定”一边封锁了民主军的军火的来路，一边大开着葡萄牙边境的门户，让莱茵省和德国中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军火制造厂的大炮、炮弹、坦克车、机关枪，特别是飞机，不断地涌过这里。
我们不久就知道了从战事的开头直到现在九月半，国际的桥梁地下涌过了多少的水流，在开头，敌我的战斗力至少是比较相等的，而现在，成千累万的人民都用旧式来福枪和不充足的子弹抵抗世界上最新式的轰炸机的队伍的攻击。
一九：我们继续防守着
排长给我一小段不吉利的，用以抵御弹震的木头的那个晚上，我在黄昏七点钟下班，而到了下半夜两点钟，又去上班，一直守卫到早晨七点钟。
往常，这个时候，总有咖啡和面包吃的，而且还有几个钟头的睡觉。
但这一天清早，我们值班的已经知道什么事故发生了，猜到那毒辣的袭击终于开始了。我们看见一队飞机在早晨的高空中从背面朝南飞来。当它们飞近我们的时候，我们看出它们是容克机，这种飞机，我们在各方前线已经看到过几架。
几分钟后，我们听见一批巨型炸弹，降落在我们左边较高的小山上的防地上，那里是由我们这个中队的另一分队防守的。
就是隔着那样的距离，我们也能听到这些炸弹是比敌人曾经用过的一切炸弹更巨大，更猛烈。
有时，它们落在更近我们阵地的地方，我们可以听见它们掠过空气的尖声，看见 泥土，弹烟，有时还夹杂着整丛苗木，射到空中。
松林开始燃烧起来，阵阵刺鼻的弹烟慢慢地滚过我们的防地。
轰炸不断地进行着，各架飞机轮流地往北飞回去，重新装来希特勒的最新式的武器。过后，我们在树林中拾到几个未爆发的炸弹和一些别的炸弹的碎片，上边都精致地刻着制造它们的德国商号的标记，这样，就解决了我们中任何人对于“不干涉”的意义的任何疑窦。
后来抓到两个法西斯阵线里的俘虏，他们告诉我们一个消息，证实了我们刚才所听到的一切。
他们告诉我们：对于自己前途原已感到极度暗淡的法西斯蒂，现在又振作起来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不会得到再度进攻的命令的，除非有德国飞机作猛烈的掩护。
“那些德国的飞机师都是很不错的，”他们告诉我们。我们问他们知不知道所有飞机师都是德国人。他们说所有飞机师和机关枪手都是德国人，但每架飞机都带着一个西班牙人，以满足西班牙的法西斯空军军官们的傲欲。
他们相信德国的飞机和德国的飞机师们会用诡计的。
轰炸一停止，重炮轰击又开始了；一部分大炮和炮弹也是德国的。
接着飞机又回来了，又轰炸着，而且扑下低空，开始短距离的机关枪的扫射。
我们看见它们在我们左边树林上的低空盘旋着，我们想到哪儿的同志们，只有跟我们一样的旧式奥维杜来福枪，两挺机关枪，少量的弹药。我们不忍久想呀。
当我们的守卫时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看见德机轰炸的成绩的最初证据。三个我们的弟兄慢慢地登上小山，向我们走来，他们的脸孔被弹火熏黑了，其中两个鲜血透过包裹着他们伤口的脏手巾涌流出来，抬着第四个人，我在营房里跟这人是很熟识的。
我看见他面孔的底部被炸去了，他的躯体松软地横在两个抬他的人的中间，鲜血可怕地从要背涌流出来。
他们流着血，耳朵被炸弹震得全聋了，渐渐走近我们的防地。他们到达防地时我们看见他们抬着的那个人已经死了。
他们都惊骇得发昏了。他们中有一个人说：“但我们的飞机在干什么呢？”没有人回答。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伦敦和巴黎没有取消禁令以前，我们从那少数几个英勇、忠诚的空兵是得不到多大的帮助的，他们的人数被德国容克机的人数超过了十一倍，却正在六处前线实践英勇的决死的斗争。
我们的防地突然变成了整个塞拉阵线最危急的要隘之一，变成了整个马德里防御线的二三要隘之一。
刚刚下班的我们，获得一个半钟头睡觉的时间，还有一大块硬面包和一块猪肉给我们充饥。（这时候，饮水的所在地和厨房都在横机关枪火之下，所以没有咖啡和羹汤）。
我们在十点钟前又去首位。当从左边防地退却下来的弟兄们涌下山谷的时候，当我们听见那些落在比我们老防地的后方更落后的新防地上的炮弹的不断的悲鸣时，我们大家都很知道当前的情势是严重到无以复加了。
我问一个排长我们该怎样应付。他耸耸肩，吐口唾沫。“守在这里。我们总有一天要死的。”
就在这种精神中，支持了可怕的三十六个钟头。
那天早晨的前半时间，我们一直坐在我们的小山的山顶上，周围是燃烧着的松树，和凄惨的胸墙，望着被德国炸弹炸伤的弟兄们被抬下山谷。
到了中午，在这有决定作用的哨地，在这塞拉战线的一角，我们弟兄的总数增加到了七十二个。
其中三十八个是我们自己两分队的人，这些人自从我们在夫兰西斯科·洛得里革斯街报名那一天起，一直都是在一起的，二十二个是从在我们左边被敌人粉碎了的那一队来的，还有二十二个是保安队，他们被派到前线来补充队伍的。
他们是很神气的战士。他们每人带有八发子弹——这是伦敦和巴黎的当局们允许给予这些民主主义战线的卫士们的一天的弹药。
下午一点钟，命令传递了小小的营盘：除了几个守营的卫兵外，全体都要到那隔在岩崖和松林中中间的空地的角落里去集合，听取而且讨论队长所发表的意见。
这是很动人的景象。六十个左右的弟兄穿着茶褐色的军服，单薄的毯子像披巾一样地披在他们的肩上，以抵抗酷烈的寒冷，在胸墙和岩崖跟前紧紧地坐在一起，从左边高于我们的阵地飞来的枪弹，差不多无止息地在他们头上悲鸣。
中央坐着队长，一个三十岁左右的跛脚的高个子，他在这外国军队里已服务十年了。
当大家都到齐了而且倾听着的时候，他说了如下的话：“同志们，你们都知道昨天使我们这个防地平静无事的那些防地，此刻都落在敌人的手里了。你们都知道为什么会弄到这样。敌人已领到大队德国飞机，飞机师都是德国人，我们不必讳言，这是非常可怕的势力。
“我曾经跟你们说过，步兵和机关枪的攻击是攻不破我们这个防地的，即便我们没有机关枪。
“至于碰到空军的袭击，像我们的同志们昨天碰到的那样的袭击，我们防守这个阵地就困难得多了。也许有些弟兄会说这是毫无希望的事情。
“然而事实上，如果我们在被轰炸时尽可能好好躲藏起来，而接着又毫不踌躇地准备着冲出来迎击步兵的进攻，那么我们一定能够拖延这防地被占领的时刻。
“我们非这样做不可，即使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因为在这里多支持一个钟头，就使从这里到马德里一带的后方阵线，多一个加强兵力的机会。
“在这反抗你们每天在空中看见的国际法西斯的武力的斗争中，我们说不定今天晚上或明天早晨就要死的：这个事实，我们不得不知道的。
“同志们，我要提醒你们，我们每个人迟早总要死的，我以为与其等待着来日卑怯的死，不如明天战死呀。
“我要跟我们的同志，保安队长商议一下，决定必要的军事措施。但你们必须讨论，批评我们刚才提出的意见。如果这里有些人不同意我刚才简单而毫不夸大地述说过的简介，让他们立刻就走，把他们的来福枪、子弹和符号留在这里。我的话完了。”
这时由一个人向前侧着身子，盘问德国新炸弹的破坏力到底如何。另一个人问当天有没有开到援军的可能，队长坦白地告诉他：没有可能。
第三个人说他曾经听到三四个同志在谈论，说这里阵地绝对不能防守，队长糊涂透了，这里简直是一个屠场。他听见这些同志说他们宁可到别处防地去，加入别的队伍。
“现在请这几个同志说话，”队长说。
一个孩子站了起来，承认自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作为一个民军的战斗员，他要求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探寻全体同伴的意见的权利。
“当然，”队长说，“你有这种权利，在场的同志们都有权利决定拥护你的主张或我的主张。”
这孩子于是说话了。
他说，至少他和那些同一村子来的同志们都赞成转到另一个纵队里去，他们知道从他们村子来的弟兄大部分都在那纵队里服务。他接着又复述他曾经说过的话语，说到队长的愚勇，说留在这里的弟兄一定要死。
“至于我，”他说，“我是一个争自由的实践的战士，我以为光在这里自杀，对于我们的国家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大家继续讨论了一阵。
于是有一个人说，依照报纸上的消息，国联就要开会了，我们可否这样希望：我们死守这个防地，阻挠敌人的前进，“知道那些民主国家有工夫来帮我们一点忙。”
在继续讨论这问题的而时候，他们要我报告英国的情形，要我估算英国民众能否冲破不准运军火给西班牙民众的禁令。
我尽自己的力量好好回答他们，说我绝对可以向他们保证，我们即使以生命的代价在这里多支持一个钟头，也是值得的，因为英国的朋友们会利用每一个钟头帮助西班牙的民众。
讨论终结了。
“愿意同我留在这里的弟兄此刻移到那一边去，”队长说，“赞同从塔拉未剌来的那个同志的意见，愿意离开我们的弟兄留在原位。”
我们全体都移去，只有三个弟兄留在原位。
刚才说话的那个孩子，又对我们说了一番简单的话，连续不断的炮火的轰击不时切断他的话头，他说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见解，从实际斗争的观点看来，留在这里是可笑的定要遭难的，但他得说个明白，他和他的两个同志绝没有逃营的心思，只不过决意转到另一总队里去。
他们于是在被烧焦了的草地上放下他们的枪支，子弹和符号，离开我们的营垒。
我们继续防守着。
二〇：夜袭（上）
风起来了，天气冷得要命，谣传空军的轰炸五点半要开始了。五点二十分，我们守营的看见一队容克机从北飞来。
命令传遍了全营。
我们这几个必要的守兵被留在防线内，我们尽自己的能力巧妙地分散开来，躲藏在大岩石的背后。其余弟兄奉令四散到小小营地的边际，伏卧着，要是可能的话，还得躲在演示和漂石的背后，这里原是散满了漂石的。
这样躲藏着，蜷伏着，你看不见任何别的弟兄，你感到极度的孤寂，觉得世界上别无所有，除了那些前进的飞机的刻刻增高的，带着威胁的轰轰声。
这是对于这些从农庄工场来的孩子们的胆气和持久力的一种严重的试验，他们仅仅受过十四天的军事训练，其中有许多在三星期前还没有见识过飞机。
几分钟过去了，于是来了第一个德国炸弹的尖叫声。它刚刚落在营地的外边，使松林重又燃烧起来。当炸弹落下的时候，它们的尖叫声和爆炸声仿佛撕裂了空气，而所有漂石都震动起来。
在一个炸弹降落之后，而在另一个炸弹降落以前的两秒钟内，我能够听见受伤人们的低叫和偶发的呻吟。在最初几分钟内，斐得禄·山车斯被一个炸弹炸得粉碎了，他在我们离开夫兰科斯·洛得里革斯街的时候，曾从货车里喊出“我万岁”的口号。
他终于短命死了（他只有十八岁），但他是为着西班牙共和国而死，死得非常光荣的。
轰炸停止了，一时间我们以为德机已经去了。接着，我们听见它们扑下低空，知道机关枪要开始射击了。
在可怕的几分钟内，我们躺着，听着靠近我们头上的飞机的野蛮的吼声，听着机关枪弹的连续不断的响亮的劈啪声，当它们打在我们周围的岩石上的时候。
我们绝对不能有所动作，只能紧贴地坐在地上，准备着在飞机里的机关枪停止射击的时候，冲出躲藏所，抵抗步兵的进攻，而同时我们又思索着这个世界的奇异的动态：拥护民主主义的人们竟让自己前线的战士们带着旧式来福枪，躲在岩石背后，而同时却允许民主政治的最恶毒的敌人使用现代战争最新式的武器。
在机关枪停止扫射时冲出躲藏所去迎击敌人，这原是有相当把握的事情，但那一天终于没有步兵来攻击。
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故。我们的民军有一部分已经向左边法西斯蒂的阵地进攻，而敌人却不像他们应该做的一样，利用空炸的掩护，向我们进逼，他们依旧留在小山上。
太阳落下去了，迅捷的南方的黑暗降临了。天气冷得更厉害。我们倦得要命。我们决定：让半数弟兄带着全副武装睡觉，而其余弟兄站着守卫到半夜。
我们爬进我们的壕沟，立刻就睡着了。
一刻钟后，排长从一道壕沟跑到另一道壕沟，把我们喊出来。大家立刻在中央空地上排起队来。
空前未有的寒冷。刺骨的风阵透过你的全身。
顷刻间，低声的命令传遍了队伍，我们要向两哩路外高出我们的小山顶上的敌人阵地实行夜袭。
队长用急促的颤抖的低语解释当前情势。“在双方战斗力相等的时候”，他说，“我们是比他们更占优势的，即使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一二倍。我坦白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确有那么多人。
“但我们是为自由而战的，而他们却不是，因此我们有伟大的主义和伟大的精神可以制胜敌人，所以当双方的战斗力差不多的时候，就是说，当他们不能使用德国飞机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每一个机会跟他们接战。
“如果我们此刻不去进攻，明天早晨那些飞机又要来了。这一次，敌方的步兵一定要来攻击，我们抵抗了半个钟头，就会统统被杀死。所以我们此刻要去袭击。前进！”
我们默默地走出营地，不时有人跌在狭窄山路上的刺棘中和凹凸不平的漂石堆中，发出声音，刺破了静寂。我们走下隔在敌我之间的峡谷的这一边的斜面，开始向那一边山顶爬过长长的距离，法西斯蒂的队伍就躺在那山顶的壕沟里。
我们知道他们有许多德国机关枪和手提机关枪，但我们以为，即使仅仅带着来福枪的我们不能攻陷敌人的阵地，但我们也许能扰乱他们的队伍，使他们放弃了明天进攻的全部计划。这个企图的确被实现了。
我们在岩石弄中艰难地爬了很久，才爬到一片稍稍有点倾斜的空地的底边，它一直往上伸展到敌人的阵地，约有一百五十码的距离。在上边有些小小的漂石和几株松树。
我们小心翼翼地爬着，爬到离敌人阵地一百码的地方。没有一点声息，除了重炮弹掠过我们头上的声息，在我们左右的两方队伍正在炮战。
我们在岩石弄中躺了十五分钟。
后来，经过一番低声的讨论，我们都同意试验敌人阵地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们离他们很近了，我们能够很清楚地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和他们守兵的谈话声。
我们放了两枪，等待着动静。
几秒钟的静寂，接着响起一排先后不齐的来福枪声。我们就开火了。
我们都没有手榴弹，这使得近身的袭击非常困难。几秒钟后，我们听见他们要手榴弹的喊声。我们等待着，沉着地放着枪，稍稍爬近一些。
手榴弹掷过来了。他们接连掷过半打手榴弹。
稍稍比我前一点躺在右边的弟兄们中，有一个刚刚在背上中了手榴弹，被炸成许多血淋淋的肉块和蓝布片。我回想起他就是那个问过国联开会事情的人。我们继续放着枪。
来福枪砰砰地响着，子弹在黑暗中嗤嗤地乱飞，从斜坡高处的敌人阵地掷过来的手榴弹，带着不规则的间歇，大声爆炸着，这样约莫过了十分或十五分钟。
于是他们把机关枪架在新阵地上，俯临着我们所在的斜坡。要是他们能够沉静地准确地瞄准的话，那么这机关枪对着斜坡扫下来，在两分钟内，就可以把一切胆敢透露到护身的漂石上边看一看或回一两枪的人扫得精光。
过了一息，来福枪弹的孤单的悲鸣跟机关枪弹的声音混成一种呼啸的合奏，而当瞄准瞄得比较准确的枪弹打中掩护着我们的岩石时，又有一种响亮的爆裂声。
幸得敌人被我们搅扰得很慌乱了，大多数机关枪弹都扫过我们的头上。我们大家都同意尽可能继续打下去，尽可能地惊扰敌人的队伍，使敌方在明天早晨不能用步兵来支助他们的空炸。
于是我们在漂石弄中，在发狂似的机关枪弹的扫射下，弯着身子退到离这里两百码的地点，此处山面倾斜得很厉害，可以躲避枪弹的射击。
二一：夜袭（下）
到了这个新地点，我的吊裤带断了。
你的裤子突然漏到膝头，这在任何时候都会感到仓皇失措的，何况当你奔下小山，机关枪弹正噼啪地打在你周围的漂石上，而敌人又在你背后掷着手榴弹，逼你逃走的时候呢？说这时的皇窘，已到了极点，也不过分。
当我蹲伏在岩石弄中，尽可能地修整断了的吊裤带的时候，我发觉自己是独个儿了，别人以为我是死了。
我走到那比较安全的山腰的倾角。
五个保安队兵伏卧在一个大石块后边，静静地，无止息地咒骂着。他们每人只有两发子弹，没有手榴弹。
我们紧紧地挤在一起——这些保安队兵穿着宽大的暖和的外套——伏卧着躲避机关枪弹的射击，每隔两分钟左右，就突然有一阵机关枪弹扫过我们的头上。
“如果我们有手榴弹……”一个保安队兵开始说，他这句话大概说了十五次了。
“如果，”另一个人说。
第一个说话的人是个中年人，有一副起皱的沉思的脸孔和一簇美丽的黑须，他此刻寻思着这个问题，不时停止思索，倾听着落在我们左边什么地方的阵地上的重炮的爆裂声，和一阵刚刚出现的机关枪的响声，这响声还在我们下边的黑暗中，在我们和那峡谷（我们出发时穿过这个峡谷的）的中间。
“我们的意思是说，”他说，“在目前这种时候，我们一定可以从那些民主国运到手榴弹的。”
“例如哪一国？”另一个人问，他是统一社会党青年团的团员。
“哦，”有胡子的人说，“例如英国。”他用询问的眼光看着我。
那个青年团团员平时很当心看报的，此刻他把“不干涉”的局面做一番简单而卓越的分析。从英国伦敦运输局里的某些先生的决议一直说到这里险恶的山腰，没有手榴弹，每人只有两发子弹的我们，就躺在这山腰里。
“但英国的民众呢？民主派的人们呢？”有胡子的人固执地问。
我冷得牙齿格格作响，我尽力向他解释。
“所以这全凭他们的举动来决定的，”有胡子的人说。“是的，我一定得说，我希望情形转好。我想他们是懂得目前局面的。我希望情形总会变好过来。”
谈话停止了，我们默默地躺在黑暗中，仰望着那颗大熊星，浮云飘过后，它在小山上敌人阵地的上空闪耀着。
“至于我，”一个保安队队兵说，“我决不肯回去的，如果我们不再给这些猪猡一点苦恼的话。”这个提议被他们反复讨论着，结果决定大家散开去，看有没有狙击的可能。我们只在看到一个明确的靶子时才开枪，而在半小时后，无论如何要重新集合起来。我从一个我们的死尸获得十五发子弹，就把这些子弹分发给大家。
我们散开了。小心谨慎地逡巡了二十分钟，我还找不到一个宜于狙击的地点，我向挤集在敌人阵地的角落旁的一小队人放了两枪，他们陷在极度的慌张中。
那时一定快到半夜了，我战抖着在山上荡来荡去，度过了这凛冽的寒夜的其余时间，狙击兵们从上面反复开着枪，很不痛快地，打中了我近旁的树木，前面响着不停的枪声，证明法西斯蒂的阵地已经隔在我和我们自己阵地的中间了。
我们不断地跌跤，有一次倒跌在一条山溪里。我浸在水中，简直受不住那种寒冷。
到了黎明我还是远远地落在法西斯蒂的阵地的后面，我侥幸走左边的路，没有走右边的路。在日出后不上两小时的时候，我终于爬出了一条小小的山溪，到了我们自己的哨兵线，离开上边我们自己的防地还有一哩左右。
我立刻走了上去，走到我们自己的哨所，同伴们用热烈的祝贺来接待我，个个人都以为我在好几个钟头前就死了。
那天早晨，德国的轰炸机迭次飞来——过后俘虏们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昨夜袭击的结果——而敌人步兵却因为太冷了，不能乘机进攻。
寒冷，肮脏，没有睡眠，我们就这样挨过了二十四小时，有些人还挨过了三十六小时，而此刻我们都狙击在围绕岩石的“厨房”里，大家站在周围，嚼着硬得非把它在岩石上碰碎不可的面包和大块的肥肉。
一个从亚巴西的州来的农民站在近旁的岩石弄中，身子靠在来福枪上，温柔地唱完一支南方的歌。个个人都倾听着。
他唱完了一节，停止了。
当他静默着的时候，一个从托利多来的人又唱起另一支歌。
站在岩石弄中的那个人挺直身子，等到别人唱完一节后，他又开始唱起来，这一次唱出一些美丽的歌词和变调。个个人都喝起彩来。他唱完了，大家喊着“你来唱呀，托利多，合着那个拍子。”
那个托利多人放下他的来福枪，使他的两臂和胸膛可以自由动作，于是又唱起来，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歌词，掌声在远远的岩石错落的山腰上回应着。
“你们对唱吧，”大家喊道。“唱呀，亚巴西的。”
人们站着吞吃石块似的面包，有些站在被烧焦了的松针的毯子上，另有些靠在“厨房”周围的岩棚上，大家都细心倾听着两个人轮流的歌唱，当在这偶然的唱歌竞赛中的每个竞赛者获得显明的成功时，大家一致呼喊起来。他们唱着旧时代农民的情歌，歌咏祖国的歌，和反抗法西斯主义，保卫西班牙的新歌。
他们的声音轮流地在寒冷的早晨空气中涌起来，悦耳的、庄严的、而且毫无忌惮的，这样一直唱了半个钟头，虽然在几码路外，枪弹打字啊我们近旁的岩石上，而每隔五分钟，就有一颗炮弹飞过我们的头上，它的呜咽声和沙沙声跟歌声混在一起。
“从某几方面说，”队长说，“我们西班牙人不能说是一种有教养的民族。然而我们的音乐却很不错的。”
风停止了，云不见了，而在一个钟头内，冷变成了热，手放在赤裸的岩石上，会觉得难受。
到下午一点钟，射在赤裸的岩石上的阳光真的让人目眩，而由于饮水的缺乏，我们的舌头似乎在嘴里胀大起来。这时候，队长向我们提议：为要尽可能地实践我们的“延宕战术”，我们必须进攻那在对过小山半山上的敌人的新阵地。
有些在场的人反对这个提议，理由是：他们那阵地上有四架机关枪，而我们却必须冲上赤裸的山腰，只有稀疏的松林可以掩蔽，没有机关枪，只有很少数的子弹。
“见鬼，”队长说，“我不是要求不愿意去的人也去。我要十五名志愿兵。……”
队长——他几年前在非洲左脚被炸去了一半——是一个沉静、瘦削的人，身高六呎七吋，在我们前面几码远的岩石弄中灵活地跛行着，不时停步回顾着，鼓励我们去。
天气热得可怕，爬山使你喘气，永远不停的枪弹悲鸣着，乒乓着，一开始就给我们的弟兄打死了两个，打伤一个。
到了最后一个山嘴，离敌人的机关枪台三百码的地方，一个马德里的青年工匠——他因为昨夜袭击的勇敢已被选为班长了——突然像一个出发赛跑的人一样，鼓起所有的精神，冲上前去，从一个岩石跳到另一个岩石，快得使你想不出什么人会赶上他。
他二十码、三十码、五十码地冲上前去。我们看见鲜血突然从他臂肘涌出来，流下他的左手。
他一度很快地用右手掩住他的头，掩了一秒钟的时光，因为有一颗子弹擦过他的脑壳。
他冲到离那些机关枪六十码的地方。他在这里岩石弄中站住，用一种可怕的声音喊着“共和国万岁！民主政治万岁！打倒法西斯主义！消灭战争！民众起来！自由万岁！西班牙万岁！”
于是他蹲在岩石中，开始放枪。
我们走到他跟前时，他身上有四处伤口毫无阻碍地涌流着鲜血。他对我们微笑着。“我们一定吓坏了那些私生子。”
我们在这里继续放枪，足足放了十五分钟。他们一定慌张透了。这件事的第一个使人欣慰的证据，就是下述这个事实：依照一切常识的法则，我们应该被赶出这无遮掩的地面，然而最大部分的机关枪弹却依旧射得高高的。
留在后边小山上的我们自己防地上的弟兄们告诉我们：敌人的枪弹一直都是呼呼地穿过树木，这证明敌人的射击的确很不高明。
当我们带着受伤的弟兄——我们不得不打死一个弟兄，因为他的伤太重了，没有到山脚就会死的，而且我们知道法西斯会怎样对付他，要是他们活活捉住他的话——退却的时候，我们离开刚才获得的阵线，退到左边一个类似峡谷，便于藏身的地方，于是飞风似的奔下小山。
奔到半路，我们发觉了一所阵地：当我们前进的时候，这地方曾是法西斯蒂的前哨，在一个机关枪台的前面，也是在它的右边。
他们刚才看见我们这十五个疲乏的，带着可怜的武器的人冲上山腰的时候，他们是那样的慌张，竟至狼狈地逃走了。
他们丢下几件大衣（我们非常需要大衣），几件绸衬衫（这是属于他们的队长的，）两瓶火酒，几根德国式的自动来福枪，刚从厄森制造厂制造出来的，还有子弹。
我们带着这些有用的物件回到我们自己的防地，在这次残酷的把戏中，我们死掉三人，重伤五人，不准运军火给民主主义的人们而同时却允许运军火给叛军的那种禁令，强迫民主主义的人们玩弄起这种残酷的把戏，使我们不得不在一种毫无希望的，但依然是必要的挣扎中冒着狂妄的险，要使一个只受过八天训练，只带着一枝来福枪和少数几发子弹的农民的力量，跟一架装有炸弹和机关枪的，而且由德国人驾驶的容克机的力量相等。
二二：“这次战争的性质原是这样的”
一天早晨，文书传到前线，要我回到伦敦，把自己亲眼看见的西班牙战争的实情直接告诉英国民众。“再会呀，英国人，”他们喊着，“再会，过后回来呀。”
他们要写一篇东西叫我带到英国去发表，但那时传到一个警报，说轰炸机飞来了，我们不得不冲到隐蔽所去，而到轰炸机过去了的时候，我们又没有工夫等待了。
“没有关系，”他们说，“你知道事情的真相。你告诉他们好了。”“请记着你在几天前开会时说的话：我们在这里守得愈久，英国的民众逾能够为我们效力。”一个保安队的对兵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