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班牙前线 （中）作者：弗朗克·匹特卡仑

一一：欺骗宣传

　　半小时后，一架敌机钻出蔚蓝的天幕，飞到塞拉的低空，小心翼翼地盘旋着，似乎在找寻一个目标。目标显然被它找到了。一个飞机师如果没有得到非常确实的报告，决不会知道西班牙最有势力的劳工组织的领袖，正坐在这散满了别墅的山边的一个小别墅里。

　　然而这飞机越飞越低，离地面越近，最后从几百尺的高度，对着那别墅的花园掷下第一个炸弹，加巴莱洛正坐在这花园里喝咖啡。凡约正睡——第一次睡二十四小时——在隔房的地板上，被加巴莱洛用拳头擂醒了。他们两人刚刚跑到花园边沿的一道壕沟。第二个炸弹在窗前炸裂了，使整个房间充满了飞舞的钢屑。

　　轰炸刚刚持续了一刻钟，于是那位事前得到很确实的报告的飞机师，显然相信地已经完成了自己非常特殊的任务。

　　引来此次轰炸的那个奸细，据我所知，一直没有被捉住。他到底是几小时前我们离开马德里时跟我们同车的人呢，还是在瓜达拉马路上我们对他说过话的什么人，还是混在总司令部里的什么人：我们一直没有知道。

　　在内战的混乱状态中，军官们，富人们，和一部分官吏公然逃走了，使在极度紧张中工作着的政府各部出了许多大缺，这种时候，要很快地铲除一切混在政府里的奸细，或肃清陆军部一部都是不可能的。

　　当日傍晚，从塞拉前线捉来得俘虏们告诉政府军的军官们：在黎明前几小时，叛军的军官们已把政府军的进攻计划的详情通告部下了。

　　这实在比陆军部和参谋本部把进攻的详细计划告知政府军还要早。

　　原以突击取胜的进攻，终于失败了。

　　几天后，进攻哥尔多华（Gordova）的政府军的司令很惊讶地听到塞维尔德叛军无线电，说他已被调充另一部队的司令。他第一次听到这消息，他以为塞维尔的无线电消息简直不成为消息。

　　过了十五小时，他接到马德里陆军部的公文调他做另一部队的司令。甚至在参谋本部的决议还没有被写成公文或还没有被发出去的时候，已经有人把这消息传到塞维尔了。

　　差不多天天都在一所私人的住宅里破获一架秘密的无线电机。法西斯的间谍和宣传机关预料到：跟着警察和民军的反间谍组织的改进，大批无线电机将被破获，因此就利用这些破获事件，散布消息，说人民“仅仅为了私藏一本圣经，或几张宗教的画片，”就被逮捕，被枪毙。无知的，或有恶意的通讯员们就抓住这个消息，立刻传到英国的报纸上，几星期后，我们知道这些报纸对这马德里的“屠杀”发出可怕的狂吠。

　　“但英国在战争时候不枪毙间谍的么？”一个在陆军部新闻部供职的人问，他偶然看了几份英国报，心神着实被搅乱了。我回答他：他们当然要枪毙的。

　　像无数站在政府方面的，对于事情不够了解——这是他们的大缺点之一——的西班牙人一样，他绝对以为不必重视英国右派的新闻宣传。他耸耸肩膀笑着。“滑稽的人们，”他说，摇着头，再读一读面前报纸上的新闻，“非常滑稽的人们。”

　　他默想着。“我想，”他说，“如果我们把敌方雇到这里旅馆和酒排间来探听军事秘密的法国妓女捉住几个，这也是一种暴行吧？”

　　“我想是的，”我说。“你要懂得：英国的反动报纸对于一切妇女都非常尊敬的，把她们看作人间的神圣，除非她们的某种行动违反了这些报纸老板们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目标。这种时候，她们完全不是神圣的了，却变成怪物。恶妇，唯一正常的办法，就是毒打，监禁或枪毙她们。”他笑起来。

　　“不过这依旧是很严重的事情，”我说。“你应该设法补救。你不知道本星期内每天有两百万人读那报纸么？不知道它的星期论文比它的新闻更坏么？”

　　他说，他以为这种事情实在太荒谬了，引不起一点兴味。“滑稽的人们，”他又说了一遍。“非常滑稽的人们。”

　　“没有谁比你更滑稽了，”我激昂地说。“尽管坐着阅读这一类新闻，于是又把我们预备发出去的关于德意的干涉的消息一一检阅一遍。”

　　“你要知道，”他说。“我们必须尽力阻止国际的纠纷。”

　　“你说一个具有高度爆炸力的两百磅重的德国炸弹从一架容克机落在塞拉前线上，不是一种国际纠纷么？”

　　“但我们决不可让自己激动起来。英法政府完全知道事情的真相。她们的职工会也知道的。我们担保他们会采取必要的步骤。”

　　“你敢担保么,呀？”我沉郁地说，于是不快意地走开去。

　　我愤愤地走了一会，觉得自己最好不要尽管责备政府，自己该多做一点挽救工作。我惊讶地发觉自己直到那天早晨，也忘记了，或过低估量了欺骗宣传的效能，这种宣传已被英国的反动报纸发展成一种很好的艺术，比任何别的国家的任何同类的东西更有效能。我记得连希特勒也在《我的奋斗》里说过这样的话：“高妙的谎话”对于成功的宣传是必要的。我也记得欧战时英国CREWE HOUSE的新闻宣传提供了这种事情的标本。

　　我走过市中心，看到一个报摊摆着另一份英文报。同样的新闻。教堂，尼姑，美术馆，被毁，被害。

　　我向站在报摊旁的守兵问到最近的教堂去的路。他指示我绕过一个转角，我在康狄托雷诺方场找到教堂和“属于最最神圣的教派的女尼”的修道院。

　　门口站着一个民兵。我告诉他，我要进去看看这教堂。

　　他摇摇头。“没有什么可以看的，”他说。

　　“我是新闻记者，我要看看它。”

　　“我告诉你，同志，”他回答，“绝对没有什么可看的。你将浪费你的时间。”

　　“我还是要进去。”

　　他叹一声气，让我进去。“我告诉你，”他说，“这里绝对没有什么好看的东西了。一切好看的图书都搬到美术馆去了。除了废物和废书，什么都没有留在这里。”

　　几天以后，女尼味纶尼卡回来看看教堂，她心里充满着惊异，写了一封表示感谢和欣羡的信。

　　我在民军司令的咖啡桌上找到这封信，和别的文件放在一起。他并不把这信看作很重要的文件，他不知道外国正在造民军的谣。

　　看过了教堂，我又跑进修道院，它已被改作女监狱了，因为所有别的监狱都被那些在马德里战争中被俘的男法西斯蒂占满了。

　　底楼关着女小偷和别的非政治犯的女犯人。二层楼全被女政治犯占满了，她们的房间从前是尼姑们住的。这是主要的关政治犯的女监狱，共有二百个犯人。

　　其中有许多是尼姑，她们被捉住时，或手里拿着武器，或送弹药给牧师们，他们正从教堂的窗口和屋顶射击着民主派的人们和共和国的国民。

　　我看见在这些犯人中约有一百名静静地坐着缝纫。在屋背的一个适意的大阳台上，有一群别的政治犯，大多数都是有钱的妇女，因为从事反共和国活动或在她们的卧房里替法西斯蒂收藏武器而被发觉了。

　　这阳台，使人觉得比航船的照着太阳的甲板还要好。妇女们穿着得漂漂亮亮的，有许多带着金手表和别种贵重的装饰品，她们闲谈，读书，用油膏擦着脸孔或两腿，或梳理她们的头发。

　　在一间门通廊道的房子里，坐着一个法西斯的侯爵夫人的女儿，正在对着镜子拔眉毛。侯爵夫人自己——一个肥大的老太太，穿着黑绸衣，挂着贵重的项链——靠在一把舒服的椅子里。第三个女儿——一个头发烫成持久的精致的波纹的美丽的女孩——当我们进去时，跳起来向我们诉苦，说她的妹妹伤了风，而民军不设法给她医治。

　　在最高的一层楼——上边有宽大的屋顶露台，可以玩耍——住着非政治犯的女犯人的三十个左右的孩子。这些孩子被养在这里，直到找到其他更适当的收容所。我看见一行一行的小床，每张床上都绘着从WALT DISNEY的画帖模仿来得画和其他电影演员的肖像画，其中包含POPEYE,BETTY BOOP,MICKY MOUSE和THREE LITTLE PIGS。

　　这些孩子在外边阳光中唱歌，跳舞。照顾他们的看护——一个著名的青年革命工人——苦苦地怨诉着，说这收容所实在不适宜，因为床排的太密了。她又说，露台太脏了，需要不断的拖洗，恐怕孩子们跌倒了，会弄脏衣服。

　　她说，她正在催促民军调换房屋。

　　民军的首领苦笑着，承认那个看护一天催他们好几次，要他们改良孩子们的生活状态。

一二：人民的敌人

　　新闻记者们苦叹着：没有新闻。马德里是安静的。但有一点是看得出的：乞丐们，特别是童丐们，已经减少了。乞丐问题正被解决着，膳宿和工作都由互济会来管理：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孩子们这样周到地被照顾着，这在马德里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如果母亲们，孩子们，和贫病交迫的人们——他们那时是被组织起来了，而这恐怕是马德里最好的组织——一直这样被照顾着，如果没有第二次敌人的进攻来打击他们，把他们推到困苦的环境里，那么，到现在，恐怕有人会把这写成一本书了。

　　一天安闲的日子，我到几个新家庭，孤儿院，和孩子们的住处去看过，而在战争的恐怖中，对于那些孩子——他们在几个星期中至少有吃，有玩，有笑，过着比过去马德里的孩子们更好的生活——的回忆，是痛苦的，也是甜蜜的。

　　我觉得由一个时候，许多干那种工作 的人甚至相信民主政治的胜利终于被获得了，相信用以购买这些孩子们的长时期的快乐的血的代价，已经付足了，相信在孩子们的住处的有阳光或没有阳光的地方腾涌着的欢笑，永不会被打断：一句话，就是相信这种工作将从那儿一直推行下去，永不会间断。

　　他们错了。伦敦和巴黎的大人先生们已有不同的决议。那一天，当我们在花园里跟孩子们玩皮球的时候，六十三架外国法西斯的飞机和飞机师在加的斯（Qadiz）和塞维尔中间的铁塔上聚集着，而对于西班牙的卫士们的军火接济则加以严厉的禁止。我们固然怀疑，但依旧充满了希望，我们等待着这样的消息：英国的民主主义者们终于联合起来反对政府的决议，因为政府这个举动非但出卖西班牙而且出卖英国的民众。但始终没有这样的消息。《每日新闻》到了，窝尔忒·栖特棱先生（Sir Walter Citrine）的言论看到了，他和婉地说“中立”政策是当前能够实行的最好的政策，甚至说它是西班牙人民所希望的。

　　一天，我们从那所在的厄斯科立阿尔（Escorial）和瓜达拉马中间的，被炸弹炸塌了的蹩脚医院驱车回来，当我们离开那条散满了屋顶上的大红十字的碎屑的道路时，一个民兵突然对我说：“我想如果你们的栖特棱能够看到这个，就会稍稍改变他的观念。”

　　分卡拉尔街（Fnencarial Street）上总工会办公处的职员们没有其余人那样乐观，他们中许多都是曾经出席国际职工会联合会的“伦敦会议”的代表。

　　在那里，在西班牙的职工会联合运动的大本营，说到英国劳工运动的情况时，要表现出沉静或耐心的态度是很困难的。

　　在一个房间里，设置着短波无线电台，每天用五种语言播送着民主战线的消息。你打开第二道门，有时会看见加巴莱洛，穿着蓝罩衫，皮带和手枪套被卸下了，怪不舒服地躺在皮榻上，睡了半个钟头，他在二十四小时内总共只有几小时的睡觉。

　　职工会的领袖们在廊道上进进出出，报告前线和工厂的消息。陆军部不断地打电话来打听消息，消息由职工会的会员们传到他们自己的大本营，往往比它传到陆军部更快，更正确。

　　门边，一群外国新闻记者——有些态度很好，另有些则带着极度的敌意——包围着阿尔发勒斯·特尔·凡约，打听消息，要他回答为什么马德里要枪毙法西斯的工作人员问他废除结婚的消息是否可靠。

　　除了关于某些极端右派的劳工领袖所领导的，反对拥护西班牙的各种民主派势力的联合的，奇特的党争的消息外，从英国传来的唯一消息，就是右派报纸上造谣污蔑的消息。关于这问题，特尔·凡约当时说过如下的话：

　　“我要十分爽快地对英国的职工会会员们和英国民主主义者们说几句话。

　　“我们是跟你们一样的人，我们是职工会会员，受过职工会会员应够的训练，而现在又加上特殊的军事训练、

　　“大多数民军分队司令——天晓得他们的部下做了什么糊涂的暴行而至被人控诉——都是职工会分会的书记和职工会里别的职员。其余的司令是自由主义的共和党员，他们已同我们手挽手地联合起来，共同保卫西班牙，保卫它的城市和人民，反抗暴行和野蛮。

　　“请想一想，问问自己：这样的人会像你们的反动报纸所控诉的一样，干出这样的暴行：这是不是可以相信的呢？

　　“然而民军的确被激怒得几乎忍耐不住，当他们总到法西斯蒂在自己区域内所干的可怕的暴行时。这种暴行甚至比一九三四和一九三五年他们在阿斯都里亚（Asturias）所干的万人共晓的暴行还要可怕。

　　“每天都有负责的工人逃到马德里，他们用种种方法，从法西斯区域选出来的，他们所报告的消息，就连我们，知道法西斯蒂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我们，也几乎不能相信。

　　“你们都知道我的朋友安德烈斯·乌·孟索，巴达和斯（Badajos）的社会主义者的代表，的可怕的结局。我初听到这消息时，我以为它太可怕了，觉得难于置信。但现在我知道这消息是确实的。”

　　安德烈斯·乌·孟索被法西斯蒂捉住，放在斗牛场里，叫他扮演牛的角色，而法西斯的刺牛骑士们 和杀牛骑士们 就慢慢把他杀死，像斗牛时他们杀死牛一样。

　　“当成千累百民主派的领袖们正在法西斯管区内的市镇和村庄里被屠杀着的时候，当法西斯蒂仅仅为要恐吓其余的居民，而毁灭了许多区域，许多村庄的时候，还有人敢把残暴的罪名加于我们，加于正在为着保卫民主政治，保卫西班牙，反抗这样的恐怖行动，而牺牲着性命的我们，我觉得这简直是不能理解的、

　　“英国的民主主义者们，职工会会员们，以及一切爱自由的人们，是在应该彻底了解：这里的牧师既不是自由主义者，甚至也不是像英国许多牧师那样的中立者。

　　“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主教在民主主义对于反动势力和法西主义的斗争中依然保持中立。

　　“为要使你们知道这里实在的情形，最好的例证恐怕是法西斯的叛乱发动以前的一些事情。

　　“罗伯·塞西尔主教曾在这里帮助我们开和平大会，这是‘布鲁塞尔和平大会’（Brassels Peace Congress）的先声。在英国，主教们和著名的牧师们虽然不关心政治的主张，但至少总宣布自己是拥护和平的。而在这里，我们找了又找，要找到一个愿意参加求和平的斗争的牧师，绝对找不到一个。没有一个身居高位的牧师愿意跑进和平的营垒。他们全体都在法西主义和战争的营垒、

　　“我可以告诉你们：在塞拉前线被我们弟兄捉过来的俘虏们，有许多都是牧师，他们手里握着来福枪，向自由和民主政治开战。

　　“说西班牙的教堂是一种中立的势力，这是滑稽的。它并不是中立的，连假装中立都不假装。

　　“凡是在军事上占有一点重要性的西班牙的教堂，在开战的时候，差不多各个都被法西斯蒂和牧师们用作堡垒或机关枪的巢窟。

　　“凡是稍稍懂一点真实情形的人决不会否认我们在此种环境中有权利还击向我们开火的人，有权利捉住手里拿着来福枪和手榴弹的牧师们，有权利占领那些已被他们自己改成军用机关的房屋，总而言之，有权利对这些人实施最严厉的控制，他们在最实际的、最残暴的态度上，已经宣布自己是人民的敌人了。”

一三：密格尔

　　战争似乎停顿了。叛军在各方面前线都停止作战，等待着摩耳兵和容克飞机。政府看见自己的军队虽然在军事训练和武器两方面都很差，但终于击败了敌人的每次进攻，不使他们越雷池一步，因此它 似乎过低地估量着敌人的势力。

　　恐怕至今还没有一个人十分了解此次战争跟国际法西主义有多么大的利害关系，或国际法西主义的大规模的进攻的真意义。恐怕没有一个人知道国际法西主义决不让民主政治在西班牙开花吐艳，只要有一个毁灭它 的机会。

　　因为大多数驻西班牙的各国外交官都在紧急的时候离开了，根据不正确的报告或简直得不到什么报告，政府是很容易作这样错误的估计的。凡是当时不在马德里的人，没有一个会相信吉雷尔（Giral）先生的共和政府对于当时在国外——特别是在伦敦——秘密进行者的事情，觉知道得那么少。

　　在好几个星期中，政府第一相信英国政府决不会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支配权移到德意的掌握中；第二，相信英国政府会采取实际步骤来操纵它的同盟国葡萄牙，这样至少削弱了“不干涉”协定的毒焰；第三，相信英国人民会相当强硬地迫使英国政府支持西班牙的共和政府。

　　这些可怜的幻想竟被政府看作当然的事实。

　　在此种情态下，政府要是知道全部事实的话，应该运用自己所有的武器为保卫西班牙而斗争，而它却欣然作出这样的结论：目前政府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把战争“人道主义化”。

　　政府军围住了奥微亚多（Oviedo），但没有轰炸奥微亚多，为的是顾惜市民的生命。格拉纳达（Granada）也是同样的情形。空兵们恐怕对于未来的事变有一种比较实际的认识，他们请求政府允许他们轰炸塞维尔。

　　这请求被拒绝了，为了城内的居民，为了西班牙几所最大的艺术库藏有被炸毁的可能。

　　在托利多（Toledo）的阿尔卡塔（Alcatar），情形有点不同，因为政府对那地方一心一意地坚持自己的决定：静静地等待着托利多的民军，迫使叛军出让那地方，使房屋不致遭难。

　　在进行事变的很早一个时期，士官候补生们，民团，和别的人们——他们的最初的叛变后来在全世界的反动报纸上获得只配给英雄们的特殊的赞扬——从阿尔卡塔附近的工人区驱去大批妇女和少数男子，后来就以这批人为质。

　　我在托利多的职工会总部亲眼看见一行这些人质的凄惨的照片，民军吧它们收拾拢来贴在那里，以便在叛军突围而出的时候，可以认出这批人，而保全他们的性命。

　　在这种吓诈之下，民军在好几个星期中一直采取纯然滋味的姿态包围着阿尔卡塔，不过偶尔用小炮轰一下，没有一点效果，甚至在那时期的末尾，在真正的攻击开始以前，民军又费了好几天工夫劝诱叛军让那些妇女和孩子出来。

　　到了真正的攻击开始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就在此种情况下出现了停战的状态，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

　　密格尔，一个机器工人，职工会的书记，一个革命党员，同时又是民兵，从塞拉前线回来休息。早晨和傍晚，他到一个职工会的民兵小队里做训导工作。他是那些被外国人认为干着“写意的”工作的人们中的一个，因为外国人看见他们有时坐在咖啡店里，有时则在他们曾经拼命保卫的首都的美丽的街道上散步。

　　在一个八月的黄昏的薄暗中，密格尔正从家里走向市中心的一间咖啡店去。

　　一车穿着民军制服的人赶上前来，查验他的证件。他拿出它们：民军证，工会证，党证，一切都不会错的。然而车内的民军首领在仔细查验之后，说自己还有点怀疑。密格尔最好到司令部去。密格尔觉得厌烦，但很冷静，以为这些孩子稍稍过于严格，过于挑剔，总比过于松懈好些，他就自动登上车子。

　　接着，也许因为车开得太快了，也许因为朦胧地听见一二话语，觉有或种东西在他脑子里摇着警铃。一种冷冰冰的疑惑压倒了他。当车子开足速力驶下大路的时候，他的怀疑被证实了。“民兵”们此刻公然谈论着，而他们的话语使密格尔绝对相信自己已经跨进乔装的法西斯枪手们的车子了。

　　密格尔静坐着。他想“无论如何我立刻就要死了。也许在我死前还能替共和国做一件事。”

　　他非常沉静地坐着，他的肌肉紧张透了，而他的两眼则探视着前面的道路。

　　于是事情发生了：一车真正的民军在路上巡逻着，看见一辆外表上好像民军的人的车子对它疾驶过来，看见车内一个人突然站起来，看见一双手臂举起来行着法西斯蒂的敬礼，听见一种响亮的声音喊着“打倒民主政治！法西主义起来！打倒共和政府！”

　　口号和手势还没有完结的时候，巡逻车就开起汤卜逊枪来。甚至在法西斯蒂们来不及开枪的时候，一阵弹雨已浇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躺在他们的被毁坏了的车子里。

　　巡逻车停住了，两个人上前去查验。他们发觉四个人死了，他们衣袋里的文件证明他们是法西斯党的党员。第五个人还活着。他们惊讶地在他衣袋里找到了一张民军证，一张工会证，和一张党证，一切都不错的。

　　他们把密格尔扶到路边，他告诉他们这个故事，像我现在所说的一样，于是死了。

一四：不是内战而是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

　　我们利用北部前线表面上的平静，在战争时期旅行了一千五百哩路，越过西班牙的中心。我们坐在一辆黄色的大型Hispano-Suiza车里，这辆车子，正如安德烈·浮利斯所说，看起来“好像可以获得一九二六年在圣瑟龙士梯安（San Sebanstian）举行的汽车展览会的奖金似的。”

　　我们问开车的裴得禄多久才能到哥尔多华前线。

　　“开得慢一点，”他说，“大约要八个点头。开得快一点，大约要五个点头。”我们终于开着快车，在这些西班牙康庄大道上，你尽管往前开，每个小时至少能走七十五哩，决不会有翻车的危险。

　　我们开着快车驶过曼察（Mancha）的平原，这里就是吉哥德先生的风磨的所在地，人民阵线委员会正在忙着组织食粮输送队，把他们歉收的谷物送往马德里。

　　我们驶进那个正在开矿的村庄，这里，英国和德国的资本在做傀儡的西班牙的反动派的保护下，好几年来赚的大量的股息，因为它们把小工的工钱付给一些全世界最出色的技术工人。在山谷里，矿工们出到外边，在道路和铁路上埋着地雷，准备死在被炸裂的扇面的大规模的崩塌中，阻住民主政治、自由和好生活的敌人们的进路。

　　我们驶过绵延无尽的阿列布树它们供给半个欧洲所用的阿列布油，使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地主获得千百万的Pessta。农民们带着散弹枪躺在壕沟里，准备向机关枪火和德国轰炸机冲击，为着民主政治和一种更公平的土地分配。

　　我们驶过塞拉·摩勒那（Sierra Morena）的许过哩山地，这里是著名的匪窟，像科西嘉（Corsica）一样。我们在山顶看见年轻的专门技术家们和效忠政府的炮兵的军官们跟野战炮队在一起，这些野战炮被他们拉到这样高的地方，谁都以为是不可能的，这只有过山炮做得到：他们献出自己所有的技术和科学知识，为民主政治和进步效劳。

　　我们站在一个前线的哨所里，在德国炸弹的包围中，我们看见一个革命党的青年诗人一只臂膀下挟着书本，另一只臂膀下挟着一袋子弹，把书本和小册子分发给感到知识饥饿的人们，他们互相高声读着它们，炮火和空炸交替地向他们袭来。

　　我们驶到亚巴西的（Albacete），亚利干的（Alicante），和瓦伦西亚（Valencia），看见全体居民们缓慢地、痛苦地把自己按照战时的编制组织起来，应付敌人的进攻，纵队出发到前线去，后方的产业也加以改组。

　　我们看见一大群天主教徒聚集在一个大声演说者的周围，听着西班牙重要的天主教辩护士奥索里约·乌·加拉多先生说着法西主义。

　　“一个天主教徒不能做一个法西斯蒂，”他说。“因为天主教的真义是精神的自由和对于人类思想的尊敬，而法西主义就是保护特权阶级的暴力主义。

　　“一个天主教徒不能听从那些要求除灭革命党人和犹太人的说教，因为天主教的教义是要人们爱自己的敌人。即使自由党员，革命党员和犹太人是世界上最可恶的人，一个天主教徒也不能企图除灭他们。

　　“一个天主教徒不应该容许有人嫁接上帝的名头攻击一个国家的合法政府。

　　“一个天主教徒应该尊敬教会，服从教会，但一个教会的灵魂是最高贵的教义。这样的教会不能跟下述的教会相混：它的主教们身上带着珠宝，把圣餐当作反对左翼政党的一种选举和政治的武器，而玩弄着。真正的教会也不能跟那些宗教的集团相混，它们积蓄起千百万的金钱，而所属的牧师则向民众开枪，侮辱了教会的神圣的品格。真正的教会也不能跟那些在战场上射击法律的保卫者的人们相混。”

　　“一个好的保守党员不能企图保守少数有钱的人对于多数民众的压迫，而且一定要懂得最最坚强的保守的势力就是民众本身。

　　“一个好的保守党员应该记住庇护教皇十一世的话：本国一定要凭自己的经济力量替自己保留某一类货品。

　　“总而言之，你们现在总可以明白：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一个保守党员兼基督徒，为什么要站在政府和人民阵线方面：为着共和国？显然的！为着西班牙？当然的！但最主要的，还是为着别种更高尚的动机，为着真正精神上的价值，为着人民的自决和人类的自由。”

　　我们在这次旅行中，又看见敌人留在自己家乡的印迹。例如在安达卢稷亚（Andalusia）的裴拉法郎加（Villafranca），我看见一个农民突然哭了起来，一边述说着法西斯蒂们闯进那里时所干的暴行，他们在那里占据了好几天，直到被宾那耶（Pennaryya）的复仇的炸药手们赶了出去。

　　他们的队伍都是摩耳兵和军团兵。他们由佩累斯·穆尼奥斯队长所率领。这在穆尼奥斯队长方面说来，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因为他是生长在裴拉法郎加的。

　　穆尼奥斯队长率领叛军回到自己小小的家乡，这里共有四百个居民。村民们只有几枝老式的猎枪和毛瑟枪可以抵抗机关枪和很有训练的来福枪手。

　　当地农民领袖知道要首位这个村子，是不可能的事，于是命令所有壮丁退到山坡去，从事游击战争。

　　壮丁们感到痛苦，但依然服从命令，依然希望——带着农民们的仁厚——法西斯蒂们总不会攻击老人们、妇女们和孩子们，于是向自己家族告了别，出发到山上的战线去。

　　因此穆尼奥斯回家的时候，没有一颗子弹欢迎他，留在村子里的唯一壮丁是二十二岁的裴得禄·加栖阿，他不肯离开村子，因为他有一个九十一岁的父亲和一个八十九岁的母亲，恐怕他们没人照顾。

　　穆尼奥斯队长看见这个孩子，命令部下捉住他。他于是派兵把那位父亲和母亲从他们的小房子里拖出来，把他们拖到大街上。

　　他们把这两个老人拖到他们儿子跟前，儿子正靠墙站着。他们就在他的双亲面前枪毙了他。

　　接着，摩耳兵们和军团兵们在街上走上走下，射击老头子们、妇女们和孩子们。

　　在所有四百名居民中，一百零三名被毫无顾惜地枪毙了。

　　我们回到马德里，看见人们在墙壁上和门扇上贴着革命党的宣言，所有报纸都转载这个宣言，内容是说此次战争再不是一种内战了，不是反动军队和进步军队间的内战了，而是一种民族战争，在这战争中，西班牙的独立是危险了，

　　停战状态过去了。最初的大堆新容克机出现在空中。摩耳兵正越过厄克斯特利马都拉（Extremadura），叛军又把西班牙的土地和哥尔多华的一所教堂割让给他们。

　　庄肃的群众聚集在贴着的宣言的周围，读着如下的词句：

　　“我们已经起来保卫共和国了，保卫我们的生存权。我们要把我们的祖国从新黩武主义的危险中拯救出来，我们要跟全世界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正在保卫着最纯洁的民主政治的精华。

　　“我们战斗的目的，是要保证工人们获得维持生活的工钱，使他们不再做失业和饥饿的牺牲。我们是为着公正的法律而战，为着妇女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平等地位而战。我们战斗的目的，是要使农民们获得足够维持生活的土地。

　　“我们要使全民兴旺起来，我们知道这在我们民主政治的共和国内是能够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保卫共和国，正如我们保卫加达鲁尼亚的正当的自由，保卫巴斯克（Basque）的土地，保卫加里西亚（Galicia）和摩洛哥一样。

　　“我们尊重宗教的理想，正如我们希望比尔呢尊重我们的理想一样，但对于那些把宗教变成商品的人，对于那些把教会和修道院变成阴谋和侦查的中心机关，把它们改成反抗人民的堡垒的人们，我们要给以无情的攻击。

　　“在开头，斗争不过是民主主义和法西主义，反动和进步，过去和未来的斗争。而现在它已冲破了这些界限，变成了一种神圣的战争，一种民族战争，一种觉醒的民族的自卫战争，他们看见自己祖宗丘墓所在的家乡将被割成碎片，卖给外国人。

　　“西班牙的独立是危险了。像在过去从事保卫国土的战争的光荣的日子里一样，整个西班牙，思想的、感觉的和工作的西班牙，科学的、文化的、艺术的和劳作的西班牙，被同一的热望和同一的忧虑所激动的男子们、妇女们、孩子们、青年人和老年人，统统喊出他们热情的抗议，勇敢地抓起他们的武器，准备高价出售他们的生命，保卫他们的出生地。

　　“在敌人毒辣的目标跟前，我们的民众，已经做出了无比英勇的榜样的民众，今天一定要显出自己的组织力量。胜利的基本条件就是要把我们的队伍合理化，造成坚强的阵营去抵抗敌人。”

一五：“为要避免国际的纠——纷”

　　大清早，一架容克机飞过来，从清明的高空撒下传单。“法兰科准备轰炸。”约瑟·贝加明，天主教的作家和人民阵线文化委员会的会员，在委员会的办公处读着一张传单。

　　“可惜你老是这样忙，”他说。“你恐怕还不知道过了今天，你说不定看不见一些石阶上最优秀的画了。”

　　这个由西班牙权威的美术家们、批评家们和作家们组织成的文化委员会，在那些星期中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用艺术珍品充实美术陈列馆和博物馆，其中有些远在教堂的黑暗角落里霉烂着，有些被锁在私人住宅的房子里，不给民众观赏，有些——好像一张画不过是一张债券或一张股票似的——被锁在西班牙银行的牢固的房子里，当作某些贵族的债款的抵押品。

　　那些图画陈列馆和博物馆重新开起花来。被委员会所发现的，被搬到布拉多 去给民众观览的美丽的名画的目录，读起来好像有一所全新的、辉煌的陈列馆被发现了。“今天恐怕我们不得不把那些画重新藏起来，”贝加明说。“这些野兽会把什么都炸毁了，连布拉多也难免。我们得考虑一下，那些地下室能否用作避弹所。”

　　我在内战时期在马德里碰到贝加明以前，仅仅看过他一次，那是在初夏，在罕普斯忒德（Hampstead）的一个屋顶上举行的作家和美术家的会议席上。那时个个人都谈着一直团结的事情，而贝加明带着冷淡的，微微有点迷惑的神情，俯着头，愉快地微笑着，当人们谈着西班牙民主政治的胜利时。

　　他打出一批电话，叫人们来准备把布拉多的画移到地下室去。当他等待着人们来的时候，我们谈了一席话。他再度要我说明英国劳工运动真实的现状：各派联合是否可能。

　　“你要知道，”他说，“在我看来，这一问题，对于我所信仰的、所爱好的一切事物的前途，是一个有绝对决定作用的问题。”

　　我们谈着联合的迫切需要，谈着联合的可能性。

　　夜间，轰炸机来了。

　　装在摩托车上的汽笛在街上可怕地尖叫着。这时候，还没有躲避炸弹的地窟，人们都冲向米特洛的车站去。事前准备好这一着，而隐藏在这受威胁的城市的黑暗中的法西斯蒂的枪手们，在街道上任意放枪，街上充满着惊慌失措的妇女，抱着婴孩，领着小孩，逃向地下室去。

　　在某些地方，枪手们搅起一阵恐慌，在另一些地方，他们却被民军射倒了。在大多数地方，他们并没有吓走民众，但他们自己却在黑暗中奔逃。在该特洛·卡密诺斯，开火开得相当长久。

　　民兵们沿着旅馆的廊道奔跑，敲着房门，叫人们下楼。这主要地是给人们一个警告，叫他们不要在房间里开亮灯火。

　　我们熄了灯火，掀起窗帘。如果在白天的话，你一直可以看到瓜达拉马山崖。我们在黑暗中窥视着，倾听着德国飞机的到来。

　　在对面那所神殿的屋顶上，探照灯向各方面照射着。

　　在野外一所飞机场里，充满着紧张的等待的氛围，因为一班飞机师接到一个“上级长官”的命令，不准他们离开那里的营房。他们知道在这飞机场里，由于什么人的命令，已把大量强烈的炸药很当心地堆放在靠近的门口，可以把这地方完全炸毁。

　　在轰炸机未来前的半小时警备时间内，这飞机场奉令一直在地上燃烧起火光，把原野、营房和火药库的位置照得明明白白。

　　当第一个炸药落到那里的时候，它落在离火药库几码远的地方，落在一条狭窄的路上，刚刚落在那些飞机师所在的营房和火药库的中间。

　　早晨，这个“高级长官”被枪毙了。法西斯的报纸上出现了痛斥政府军“好杀”的文章。

　　在佛罗里达旅馆的游息场上，人们在一排一排的靠椅中间，小心翼翼地蹒跚着。

　　关于留在游息场上好呢，还是下到地下室去好这个问题，我们之间涌起一些争论：在游息场可以看到许多，听到许多，而地下室比较安全些，但同时也比较不适意。

　　“由一个美丽的小姑娘下到地下室去了，那里不会十分难受的，”一个美国人说。

　　“也许有一些美丽的小姑娘在这里，如果你在黑暗中能够看见她们的话。”说话的人划了根火柴点香烟，就有一种声音像手枪的枪弹似的从街上袭来，叫我们不要随便点火。

　　一个法国妇人说：“如果某某也到地下室去，我想这就指明轰炸一定十分厉害。”某某是一个美国新闻记者，一个著名的金融界巨头的经理人，同时也是希特勒先生的密友。

　　他在德国大使馆里费去了很多时间。他在未到查贝（Chapei）以前已经很出名了，而在此地，别人时常看见他绕着那些担任供给本城的工作的日本法西军官们的食柜奔走着，像一只追寻珍肴的残屑的狗。

　　我们看见他来到游息场，于是又小心翼翼地走向地下室。

　　“你干么不躲到德国大使馆去，确保自己的安全呢？”有谁问他。

　　“德国大使已经搭飞机到亚利干的去了。”他回答。

　　“照这种情形看来，我们的确应该躲到地下室去。”

　　我们到了地下室，接着又跑上来。

　　“在一个城市里被轰炸比在前线被轰炸似乎更不愉快——仿佛也更不自然。”我这样说。

　　一个法国人笑起来。“不管什么地方，你说被轰炸是自然的事情吗？我说着是非常不自然的事情。从个人方面说，我是一个善良忠厚的布尔乔亚，我觉得自己很想向什么人抗议似的。”

　　“如果你们两国的政府 一直走着它们现在所走的路，”一个年轻的波兰人说，“那么不就以后，个个人都会觉得随时随地被轰炸都是十分自然的事了。这将变成一种习惯。正如某些昆虫活了很短的一瞬间，就突然被别的昆虫所攻击，所杀害一样自然。”

　　“听，”那个法国人说。“一个波兰人告诉我们的政府应该怎样对付希特勒。我想，现在应该让我自己和我的英国朋友说几句适切的话，关于柏刻上校（Colonel Beck）的政策，关于他和希特勒的交情，关于他把波兰出卖——如果你允许我用这样厉害的字眼的话——给纳粹党的话。”

　　这个波兰人走开了，眼睛望着窗外。

　　“你听见什么吗？”

　　“我听远远的汽笛声，听见把人们从顶楼运下来的电梯的升降声。”

　　“当他们开始撒瓦斯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冲到地下室去，在那里停到炸弹爆炸了为止，于是为着躲避毒气，赶快搭电梯回到顶楼去。”

　　“于是一个炸弹掷在发电所上，而电梯就不能动了，你依旧要吃些苦头。”

　　“听。你没有听见什么吗？”

　　“我听见街上人们互相叫喊着。显然有人迷失在黑暗中了。”

　　“我很想喝一杯啤酒。”

　　“没有啤酒。”

　　“我倒要喝咖啡。”

　　“没有咖啡。”

　　“到地下室去，告诉那个万恶的法西斯蒂，说我们刚刚听见他们在撒瓦斯了，他此刻上来已经来不及了。”

　　“为什么没有人去枪毙这个畜生呢？”

　　“为要避免国际的纠——纷。”

　　“我此刻听到一些声音了。我能够听见飞机了。”

　　飞机来了。

　　“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

　　一个炸弹尖叫着落下夜空。爆裂声起来了，顷刻间又变成远处妇女的突起的，苦痛的惊叫声。

一六：国际公法

　　在英国使馆的漂亮的花园里，烦恼的民军的卫兵们玩着纸牌。门上贴着一张布告，说那些由于使馆的紧急劝告而离开马德里，回到英国去的人们，不必害怕自己回国后生活的困难，因为那里会替他们全体预备好职业。

　　显然的，在这些英国的侨民中，有一部分人害怕自己回国后经济的窘迫，比害怕敌人的炸弹还要厉害。

　　我想起一篇墓志铭来：

　　“这个母亲生了七个孩子，

　　四个住在地上，三个住在天堂。

　　住在天堂的三个宁愿

　　跟母亲同死，不愿与父亲同活。”

　　几个星期来，英国使馆和领事馆一直在狂热地催促着侨民离境。他们没有搅起很大的恐慌，像他们能够在各处英国殖民地搅起的恐慌一样，但他们的确有这样的企图。

　　巴塞罗那发生了一间奇特的事变。当地的代理领事发出紧急通告，催促一切英侨离境，着显然是依照伦敦政府的简单的训令做的，但当别人盘问这件事时，他却说是因为他得到了报告，无政府党人要在这几天内暴动。（这时是七月尾。）

　　人们对这件事多少有点怀疑。于是到伦敦去了的领事突然从那里回来，过了几个钟头，他宣布自己得到某种报告，根据这报告，一切英侨都非离境不可，因为目前离境是有益的。

　　人们急想知道这位跟本国外交部商议事件后，刚从伦敦回来的先生，怎样得到这种报告的，这报告显然跟无政府党人无关，因为关于他们的报告，他在这里更容易得到。

　　一个英国人——一个坚强的保守党员——甚至对我说，他怀疑英国外交部对于干涉西战的人们的计划，比任何停在西班牙的英国人知道得多。

　　当第一家容克机和机内的机关枪手在阿善加（Azuaga）被捉住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当时担任监察工作的英国领事，问他是否出去调查过那架飞机的军用性质。

　　当德国使馆要求整个外交团退到亚利干的，作为对于擅捕“民用”飞机的抗议时，我亲自坐在那架飞机的机关炮塔里，运转着掷炸弹的杠杆。

　　那位领事说他没有工夫出去调查。

　　我问他英国外交部是否知道这全部事实。“当然知道的，”他回答。

　　“那么外交部是否向政府建议，采取实际行动呢？”

　　“哦，不，我想是不会的。”

　　在英国使馆里，一群老妇人庄严地偻着身子行走着。两个奸徒想领得英国人的护照——至少想领得武器的执照，要求会见战时监察员。

　　我对那个跟我晤面的外交官说：“我的西班牙的朋友们问我，英国政府到底抱着怎样的态度，它为什么让德国人支配西班牙的海上根据地，准备把大西洋中部的支配权让给德国人，这时候，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你能给我一种合理的解释吗？”

　　这不是真话。我相信自己能够解释的。然而我依然希望他会说出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哦，”他很有精神地说，“我们当然要保持慎重的态度。我们真的应该考虑一下：我们该怎样对付法兰科将军。我们自然希望能够采取适当的措施。”

　　“你真的这样干吗？”

　　我问他关于干涉的事情。

　　他说：“但如果我们，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统统运军火到西班牙的话，这会造成多么可怕的局面呀。说不定会闯出大祸来。”

　　“没有谁要你使一切那些国家都运军火到西班牙。别人要求你的，是遵守国际公法，不要有一破坏国际公法。接济友邦政府的军火运进来，禁运军火给叛军。这是国际公法。为什么不执行这种公法呢？”

　　他该换了话题。

　　当我离开的时候，他热情地摇着我的手，微笑着。“我们谈得很投机，我很高兴。你的确可以告诉你的西班牙的朋友们，我是有十分纯洁的良心的。你可以向他们保证：在我的本分内，我当严格地而且绝对地保守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