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俗烂碎碎念)不出名的导火索·“高升号事件”的部分细节
1894年的7月25日，黄海平静得波澜不惊，甚至没有一点风。 从日本方向升起来的太阳已经爬到了最高点，在这片属于朝鲜的天空中 ,照耀着来自大清帝国的这条英国商船。对峙已经在这个名叫丰岛的黄海要冲持续了四个小时，日本人、英国人和中国人都陷入了僵局。面对面的沟通进行了两轮：日本人要求俘获这条船，英国人先是表示抗议 ,然后表示服从，但被满船的中国人愤怒地拒绝了； 英国人和中国人随后要求返回出发的大沽港口，理由是出发的时候，中日并未宣战。但是，日本人显然不想放过这个聚歼中国精锐部队的好机会。浪速舰舰长东乡平八郎更是如此， 此时他的座舰“浪速”号巡洋舰已经用火炮和鱼雷瞄准了这艘没有火炮的商船，而她的桅杆上骄傲的高悬着英国国旗 这便是东乡犹豫的原因，只要他一声令下，甚至不需要鱼雷和10.5英寸的主炮，侧舷的三门5.5英寸速射炮就能在几分钟内粉碎这个孱弱的目标，这不是一场战斗，而将是毫无悬念的屠杀。然而这艘该死的船只正悬挂着代表英国的国旗，而船上还有十几个被扣押的拥有英国籍的正带英米字旗船员。一旦贸然开火，其背后庞大的世界第一海军舰队就可能扑过来把小小的日本撕个粉碎，然而与此同时，天边几缕烟柱由远及近的向本舰方向驶来(实际上可能是日军高千穗号和被俘的北洋舰队操江号炮舰或放弃追击济远返程的吉野舰)，看着高升号上满船的清军精锐部队，此时形势的高度紧张和可能导致的结果让东乡下定了决心
随着一声令下，浪速号使用右舷鱼雷发射管发射出一枚鱼雷，但并未命中，而后舷侧的6英寸速射炮进行了齐射，甲板上的机关炮也开始扫射舱面上毫无掩护的士兵，第一枚炮弹击中了煤仓，飞溅的弹片和煤渣当场杀死了英国籍的轮机长威廉·高登(William·Gordon)，几枚速射炮炮弹也击中了机舱，导致锅炉爆炸，舱内大部分人员被活活烫死。 英国籍船长高惠悌(Thomas Ryder Galsworthy) 赶紧跑到机轮间，拿得最后一个救生圈，就由船边直接跳下， 跳下时，听见“可怕的爆发声"，当他浮出水面时，天空中漆黑一片， 全是被炸上天的炉灰煤粉。 正在当班的英国大副田泼林(Lewis Henry' Tamplin)跑离驾驶台，抓住一条备用的救生带从船的前头跳海， 带下一根铁链，有许多船员从这条铁链拥挤而下。 西班牙舵手欧利爱脱(PedroOriate) 看见日本人开火了，就伏在船桅下以避子弹。当他觉得船慢慢地沉下去的时候， 便立刻爬到船最前的桅上。另一名西班牙舵手伊万杰利斯特(Lucas Evangelista)则抱着甲板上的消防水桶跳入水中。 清军前营哨长张玉林一直在船舱里， 所在的舱房被炮弹命中后，只好跑出来，但又不会游泳，当船下沉时， 他抓到船上的绳索，也爬到了船桅上。 年仅24岁的士兵牟庆新，也从舱中逃出， 船将沉下去的时候， 他抓到一个漂浮的梯子，借着它爬到船桅上。 宁波人厨师王荣舟看见船旁有一索， 由索而上，至水手卧处， 取一蓝色凳当救生漂浮物，复跃入水，泅至岛上。 东乡的日记表明，轰击仅半小时后， 高升号就迅速沉没。日本官方的《 日清战争实记》记载道： “轮船已经沉没，清兵全部葬身鱼腹， 海面上只留下长时间凄惨的喊叫声。”
在高升号事件这场实力完全不对等的 “战斗” 中，船上清军以步枪还击日本军舰的勇敢形象，通过著名电影《 甲午风云》 而被广为流传。 幸存的北洋海军军事顾问，德国人汉纳根的证词对此进行了证实： “那些可怜的人知道没有机会游水求生，便勇敢地还击。”而英国驻仁川副领事务谨顺 (William H. Wilkinson)在他的报告中说：“我只能表示我对中国士兵的钦佩， 他们宁死也不屈辱地为他们卑怯的攻击者俘虏。” 虽然有学者质疑这样的无谓抵抗， 但在那种特殊的时刻，逃生无路的清军们射击敌人军舰，并非没有可能， 但这只是自发的本能的个体行为，不可能是有组织的抵抗。何况， 这样的抵抗毫无作用。 部分船员和清军落水后， 这一事件中另一扑朔迷离的罗生门般的故事开始了：日本海军是否对落水的中国官兵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 中国绝大多数甲午战争著作中， 都相沿使用日舰为“报复”高升号官兵宁死不降，而“用快炮来向水里游的人射击” 的说法，并加以大量的渲染。一如日本的不少著作中异口同声认为是沉船上的清军向落水的欧洲人及同胞开枪射击一样。 获救者的证词，因为各人所处的位置、 落点的不同，而充满了相互矛盾。 高升号上的26岁的司炉工董阿新是广东丰顺人， 已有12年的船上经验。攻击开始的时候，他刚从机舱里出来， 在船首甲板上洗脸吃饭。船沉后，他攀绳下水，先是登上了高升号的一条救生艇， 艇上有40多人。日军向他们和在水中游的人射击， “子弹落在水中好像下雨”，救生艇 上的人当场就被打死了8人，舵也被毁坏，救生艇沉没。 后他又上了高升号的舢板飞古额号，此舢板有两三回翻覆， 直到次日被法国军舰发现获救。 另一获救者王桂芬说高升号一共放下去三条救生艇，都满毅了人， 但被日本人打沉了两只。士兵牟庆新指证浪速舰在高升沉下去后， 还向小船及水里的人开炮。落水的清军哨长张玉林则看见日本军舰的每一根桅上都有一人在发射机关枪，对高升号及水里的人放枪， 扫射达一小时之久，“骆营官被炮打死， 吴营官在水下淹死”。 他在获救后的调查中甚至形象地模仿 了炮柄怎样转和机关枪的声音。 英国船长的证词则指控，是正在 下沉的高升号的清军士兵屠杀落水者。无论是在日本人面前还是后来在英国领事馆组织的海事法庭上， 高惠悌都坚定地指责“清军的暴行”。 他在被浪速舰救起后，就说：“船将沉没之前 ，我跳入水中，清军向溺水之我开枪，我潜于水中屡避弹丸。” “实际上我已经看到了中国兵对我们开枪。从对我们发射的弹丸数量来看， 我不得不认为，我们的一部分驾驶人员、 轮机人员、舵工，已经被中国兵发射的枪弹杀死了。 这是极为接近事实的。”“一弹落在水里，离我耳朵很近，随后即弹如雨下， 因有高升号船身遮蔽着，浪速舰上所发的弹绝不能击落到我的附近。 我转过身来，看见中国兵正从船的甲板上及两甲板当中的缝里对我开枪。 我尽可能以救命圈保护我头的后面，并尽力在水下游。” 这样的指控， 在英国被很多人怀疑是船长因困于日本人之手， 而受到了压力。但在被日本当局释放后， 他在英国驻长崎总领事奎因(JohnJQuin)面前宣誓作证时，还是坚持：“从浪速舰 上用枪是打不到我的，因为中间有高升号隔着"，是 “高升号上的许多士兵在用步枪向我瞄准开火。”而在出席英国驻长崎领事馆为高升号事件举行的海事审判中， 他说：“我没有看到日本人朝水里的人开火， 我记得他们在高升号沉没后便完全停止了射击。”但在法庭上，他的口气终于更为客观了，承认： “我在跳下船之前还没有见到有中国人受伤，但见到他们有许多人在水里被打死了。” 抱着消防水桶跳海的舵工伊万杰利斯特则说： “中国人以五六支步枪同时从舷窗对我射击。我勉强地避开了可能的死亡。 后来一发子弹击穿了我的颈部，我立即昏迷过去。我一恢复知觉就大叫： 我是西班牙人，我是西班牙人，救救我，救救我！” 而汉纳根的证词， 则指控不仅是日军要对屠杀落水者负责， 正在下沉的高升号的清军士兵也要对此负责。 他说：“我看见一只日本小船，满载武装兵士， 我以为他们是要来拯救我们的，但悲伤得很，我是想错了， 他们向垂沉的船上的人开炮。我不明白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事实是 ,游水的人们不但被日舰，亦被垂沉的船， 上的人射击。后者可能有一种野蛮的想法， 即倘使他们一定要死， 他们的兄弟们亦不许活着。”汉纳根在接受英国驻仁川副领事务谨顺取证时，说：“日本军舰卸下坚固的小艇，艇上士兵向高升猛烈射击， 落水的清军也向高升射击。”照此说法，当时基本上是一片混战， 不仅是日本人在继续扫射船上和水中的清军， 船上和水中的清军还在互相射击。汉纳根的大部分证词得到其他幸存者的支持。
事后，在高升号事件引发的中、日、 英三国大角力中，各方对这些劫幸存者的证词都各取所需， 中日两国的媒体更是如此。如，《申报》报道1894年9月8日报道： “有三菱公司之希古麦鲁船在该处行过，见高升桅杆尚透出水面四丈许， 又有小艇一只，后梢已被炮击损附近水面尸身甚多， 想皆系中国兵士被日人妄施戕害者， 然义魄忠魂，历不泯，亦当化作厉鬼以杀贼矣。” 9月26日，《申报》另一篇报道说： “德国伊尔达斯炮船，在洋面捞获水衣一袭，知高升轮船之物， 遂交回怡和洋行。细看衣内，被枪弹所击，若蜂房，由此思之当高升轮船被击后， 诸人虽凫水逃生，倭人仍用枪轰击而不遗余力。此事英廷若不有以惩创， 恐倭人不独藐视中国，即英国亦将为所视矣。” 日本报纸则渲染中国军队射击落水的欧洲船员的“野蛮与残忍”，8 月的《国民新闻》就说： “英人船长以下均跳入水中，中国人见之， 射击舰长等人。” 英国《简氏防务周刊》的创始人伏雷德 简在《日本帝国海军》一书中认为:中国人所惯于引用的日本人射杀落水者的说法， 基本都根基于汉纳根的证词，但“当汉纳根泅水逃生时， 他的位置很难看清当时的情况"。因此， 简推测，高升号上的中国人是向浪速号派出的小艇开枪，以阻止他们营救落水的欧洲人，而浪速号则继续开枪压制高升号的火力。 基于简这样的假设，得出的推论是：中日两军都没有故意射击落水者， 而是相互战斗中殃及池鱼。 这段史实，其实并不复杂， 根据各方公布的幸存者证词，客观公正地看，日本人和清军扫射落水者都完全有可能。 对清军来说，扫射落水者的最主要原因， 恐怕不是汉纳根所说的“自己不能活也不让同胞活”的阴暗心理， 而是要发泄对弃船跳水的欧洲船员的不满，这和清军阻止欧洲船员乘坐日军小艇离开是同一想法。在当时情境下，如此愤怒是完全正常和正当的。 汉纳根事后曾指责高升号船长高惠悌： “回想高升如果最初不遵从日船命令而逃走，隐避于岛屿之间， 全船生命当可保全。 可惜船长等对本国国旗忠爱之心过于纯厚而终于招此厄运。” 当时日舰正在追杀撤退的北洋军舰济远舰，高升号完全有逃脱的可能， 但因为船长对英国国旗的过度自信而没有实施。而当日本人要求俘获高升号， 并且要求欧洲船员弃船时，作为在航行途中对乘客生命和财产负全责的船长， 也从未为乘客们的安全争取任何保障，而是自己居然“欲下小艇”。 即使仅仅从安抚全副武装的乘客们的角度看，这一举动也十分不明智，遭致清军刀枪相向， 乃至沉船后清军向跳海的船员们射击，揆之情理，也完全可以理解。 至于日本人扫射落水者，存在着几种可能： 一是为了压制清军对落水欧洲船员的射击火力，而殃及落水者；二是为了尽可能地杀伤清军有生力量，毕竟高升号运载的是清军精锐，多杀一个，就能多给在朝日军减轻一分压力，这和下令击沉高升号是同一考虑。而有意思的是，在中国的大多数有关甲午战争的论述中，都只部分引用汉纳根证词中所言日军杀戮落水者，而刻意回避了汉纳根对清军向落水者开枪的描述。 高升号惨案的伤亡是惊人的：法国军舰利安门号拯救在高升号事件中落水的 船上共计950名清军，中国士兵。 幸存者一部分攀爬上了高升号残骸的桅杆，后被法国军舰利安门(Lion) 救起42人；另一部分或泅水或乘救生艇， 漂流到了羊岛上，后被德国军舰伊力达斯号(Iltis)救回112名， 英国军舰播布斯号送回87人；另有漂流获救2人，漂流后又被浪速舰俘获者 3人，共只有246人逃生；74名船员中，共12人得救，其中浪速舰救起3人， 法国军舰利安门救起3人。
浪速舰在开火后，放下了几条小艇， 终于打捞起跳水后的船长、大副以及轮机手等三人。这样有选择的救援行动， 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东乡对击沉英国商船还是心中无底，多救些欧洲船员上来， 便于事后的转圜；二是日本人已经实行“脱亚入欧”多年， 在心理上努力将欧洲人看做“同胞”；三是当时军情莫测，日舰担心北洋主力赶到， 急于脱身。三人登上浪速舰后，船长高惠悌身上只剩下短上衣、汗衫和内裤。 东乡给予了他们优待，替换了干衣服，并为他们准备了西餐等。 到了日军基地及被送到日本本土后，日本官方对三人都给予了优待，这对他们日后做出对日本有利的证词影响很大。高升号上清军遇难人数共计704人， 相当于当时驻扎牙山的清军兵力(2000人)的三分之一左右。 考虑到这些多为李鸿章经年训练的精锐淮军 ,中国的损失是十分巨大的。 这样的伤亡不仅加剧了中日两军在牙山的力量失衡，而且，根据德国海军的观察，清军因此 “士气大为沮丧，而以极不可靠的制海权为满足， 整个朝鲜海归于日本自由航行”，也为后来中日两国在黄海的大海战埋下了一颗悲剧的种子…… 参考资料: 《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解密中日战争》 《甲午战争史》 《揭开甲午战争的黑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