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柏林蒂尔加滕地区城市设计看昂格尔斯的辩证城市理念与建筑策略
文章摘要
文章以德国建筑师昂格尔斯秉持“如其所是”的态度为引，解析从他的“大形”思想发展而来的“辩证城市”理念，并基于这一城市模型对当代城市复杂局面的深刻理解，以柏林蒂尔加滕地区城市设计为载体，探讨与之相关的“建筑介入”策略，揭示建筑如何超越其自身的局限，对更大范围的城市空间结构产生影响，并指出其背后连接建筑与城市的重要思想对中国城市建设的启示意义。
朱昊昊 /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你可以通过查看任何作品来研究这种辩证法的原理，这种对立的思维——不是去解决这些对立，而是在它们的并置中给予应有的关注。”
——昂格尔斯
建筑评论家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曾在“至2000年的进化树”（Evolutionary Tree to the Year 2000）图解中，无可争议地将德国著名建筑师奥斯瓦尔德·马蒂亚斯·昂格尔斯（Oswald Mathias Ungers）置于“后现代”（post modern）阵营，并贴上“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后现代主义语言”（language of post modernism）的“标签”。尽管这种“脸谱化”的解读突出了昂格尔斯在1980年代以后的创作风格，却无可避免地掩盖了他在城市建筑领域作出的独特贡献。
▲ 至2000年的进化树（局部）
自现代主义以来，人们面对城市化挑战的最初反应是把整个人类栖息地作为一个或多或少连续的环境来处理，为城市生活提供一套放之四海皆准的原则。但是，传统的城市主义工具已经不可逆转地被空间生产与人口汇聚的无限增长所扫除；尤其是在1960年代以后的欧洲大陆，城市形式不断解体与碎片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此背景下，昂格尔斯重新思考建筑在城市中的作用，提出“大形”（grossform）的概念，意图为众多处于无序状态的元素或个体提供可靠的形式构架，形成可识别的整体。这个整体既作为建筑集体形式的代表，也作为理想的城市片段，承载起建筑与城市之间新的关联。如果说，“大形”的核心关切是如何以“形式”的结构性法则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对城市领域日益扩展的无定形（formlessness）展开持续地抵抗与改造；那么在此概念的基础上，随之而来的关键性问题是：当代城市终究被设计、改造成怎样的模式和状态，既能有效应对欧洲战后繁荣带来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又能避免重蹈历史乌托邦的覆辙？
基于对德国城市（尤其是柏林）复杂境况的长期研究，昂格尔斯深刻认识到当代城市的繁复与多样。他最终摆脱单一模式的思考，以多元论为基础，提出“辩证城市”（dialectic city）设想，作为“大形”观念下的城市模型——一方面以激进的方式打破系统整合的连贯性，实现对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化与城市多样性的认同与表达；另一方面，尝试以“形”的方式在城市领域日益对立的个体之间加以介入与调解，通过确立组织秩序来消除无定形的干扰，实现“大形”对城市主义的承诺。
尽管昂格尔斯直到1997年才正式发表“辩证城市”的相关论述，但其中的核心思想，早在1960年代他任教柏林工业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of Berlin，以下简称“工大”）并全方位展开城市调查与研究的时候，就已成形。1973年，他与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合作的柏林蒂尔加滕地区城市设计便是“辩证城市”在实践中的首次尝试。该项目标志了一个明确的转变，即实现“大形”作为“辩证城市”的一个重要条件，将差异化的城市片段以独立“岛屿”的状态呈现在一片凌乱的城市化“海洋”里。这种非连续的异质片段共存的模式在4年后，很快从一个区域扩展至整个城市，进入另一个更为出名的项目“柏林-绿色群岛”（Berlin: A Green Archipelago，以下简称“绿色群岛”）规划中，并在更大的范围和尺度上，建构一个后工业时代的城市理想。
本文希冀在重构“辩证城市”核心概念的基础上，以蒂尔加滕城市设计为载体，探讨与之相关的建筑介入策略（the strategy of architectural intervention），并阐述其背后连接建筑与城市的思想内涵，以回应以下两个基本问题：建筑设计与城市设计各自的领域是什么，建筑仅仅是城市设计中基础性配置的简单填充吗？在日趋碎片化的当代城市中，建筑如何超越自身的局限，介入城市领域，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一 “如其所是”的态度
作为活跃于二战后的德国建筑师，昂格尔斯在当时复杂的现实背景下，采取直面社会问题与城市现状的务实态度。这样的立场与1960年代“新德国电影”运动的兴起不无关系。赖纳·法斯宾德的作品提供了洞察当代德国社会的契机，并揭开了覆盖在这个国家过去数十年来创伤上的“虚饰”——二战结束后，站在一片废墟上的德国人民无以面对外界的责难和内心的拷问，普遍采取回避和压抑的方式；无论是战后的社会共识还是经济奇迹，都建立在对纳粹的集体性遗忘之上，不去主动反思历史。这种逃避社会问题和历史拷问的趋势激起年青一代的强烈不满，并在左翼运动的推动下，发展为席卷全社会的学生运动——他们要求反思历史、直面现实，并实现社会变革。
在社会思潮的强烈冲击下，昂格尔斯对城市的观察以及对当时柏林工大的教育，也以某种自我反思的方式审慎对待。在1963年他担任工大教授之前，汉斯·夏隆（Hans Scharoun）领导下的工大教学通常基于理想化的环境和功能要求，如“一栋湖畔的房子”或是“艺术家之宅”。学生作业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对实际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状况的思考。为解决建筑设计与城市环境脱节的问题，昂格尔斯在上任伊始，便引入系统性观察与分析城市的教案，要求学生持续、全面地对柏林展开形态学和地理学的考察。他们将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停车场、河道、地铁与铁路系统）和主要的公共空间（商业街与公园）从城市错综复杂的现状中剥离出来，再以分层叠加的方式进行组合，以期从新的组织中获取这座城市潜藏的结构关系。这些研究并非是要解决城市中的各种危机，而是通过对现有条件的充分挖掘，捕捉极具差异性的空间品质，从而揭示这座城市的关键特征，包括呈岛屿状的孤立状态、不均衡的城市发展、碎片化的街区以及成为“死亡地带”的柏林墙，等等。
▲ 柏林城市分层研究
在“田野调查”中，他们最突出的一项工作是对柏林工业化以来的社会福利住房（mietskasernen）以及在大片废墟中暴露的界墙（party wall）展开研究。这项调研成果发表于1969年，几乎成为摄影师贝恩德和希拉·贝歇尔夫妇（Bernd and Hilla Becher）“杜塞多夫效应”的延续。与贝歇尔对日常建筑冷静而强有力的表达相近，昂格尔斯同样采用无表情的技术美学，对柏林住区萧条的景象进行如实记录，并通过纪实分类的方法对图片加以组合，以期获得新的概念意义，将住房的废墟转化为城市记忆的一种形式。废墟中不断重复的界墙一方面强化了柏林稀薄而贫瘠的城市景观，另一方面以突然暴露的方式令人讶然地揭示了隐藏在城市肌理下的地界划分。从这个角度看，这座城市更像是经历了一次戈登·马塔-克拉克（Gordon Matta Clark）式的“疯狂切割”。从前的沉默者——那些界墙、那些残渣碎瓦——竟娓娓道出这座城市原本被隐藏的各种信息，尤其是19世纪以来柏林在剧烈城市化进程中演绎的结构逻辑与增长轨迹。昂格尔斯将这些界墙纳入到更为广泛的、对城市结构性法则的探寻中；对他来说，正是这些信息成为定义城市主义的关键。
▲ 贝恩德和希拉·贝歇尔夫妇关于锡根工业区木构房屋的摄影作品（1958—1973年）
▲ 戈登·马塔-克拉克的艺术创作
▲ 柏林界墙研究（界墙外立面照片拼贴与城市局部平面对照）
昂格尔斯强调从现实中进行“创造性”的发现；这被认为是一种“如其所是”的态度（the attitude of “as found”），深受艾莉森和彼得·史密森夫妇（Alison and Peter Smithson）的影响。2004年，他在与库哈斯、汉斯·奥布里斯特（Hans-Ulrich Obrist）的访谈中承认，他完全赞同史密森的观念，认为“如其所是”是关于发现而非创造的城市主义——“我一直说没有创造，因为创造已经结束。有很多东西要去发现，有很多东西要以不同的方式去解释和理解。”作为一种价值观和文化立场，“如其所是”强调从实在的场所和情景出发，通过赋予现实的存在以新的价值，来批判普世的抽象法则和理想形式。同时，作为一种发现和研究的策略，“如其所是”强调从日常生活的具体问题开始，以批判的视角和实证的思路，培养并触发对视而未见之物的敏感性，并在种种线索的追溯下，切入社会的结构中，发现隐秘的症结所在。这与其说是一种方法，还不如说是一种观念和态度。它成为一条重要纽带，将昂格尔斯与十次小组（Team X）联系起来——事实上，正是十次小组从城市角度扩展建筑学的视野深刻影响了昂格尔斯，并激发了他对城市主义终其一生的兴趣。
二 “辩证城市”的理念
同十次小组一样，昂格尔斯以“如其所是”的态度偏离现代主义的精英立场。他从乌托邦的“梦境”中挣脱出来，投入到对具体的、有质感的场所的关注中，并拒绝以传统的建筑美学作为评判城市建筑的标准。忠于现实的哲学成为他构建城市主义理论的基石之一，使得他关于城市的思考更接近对现实的关注与批判。从这个角度看，“辩证城市”的理念（the idea of “dialectic city”）可以被认为是他对当代城市现实状况的一次全面反思与总结。
昂格尔斯认为，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规模的空前发展和需求的日趋多元，当今的城市不再是“一个单一、均衡、纯粹的系统”（a single, uniform and pure system）。日益兴盛的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以及对居住的大量性需求，驱使城市不断向四周蔓延、变得难以控制。在他看来，正是这些扩张的区域，决定了当今城市的面貌——尤其是其中的基础设施、生产、配送以及一系列公共服务的滞后，造成城市结构的失序与混乱。
然而，城市的困境不仅与社会、经济和技术的问题有关，还与人们如何认识城市以及采取何种策略相关联。历史上所有针对城市的规划都被认为是，“将秩序纳入到由意料之外的事件、实际的约束和社会需求所造就的经验结构中，并提出方法，将有时相互排斥的状况整合为一个理性的系统”。但是，无论是柯布西耶的“瓦赞规划”（Plan Voisin，1925年）、构成主义的“带形城市”（Linear City，1930年）、还是路德维希·希尔伯塞默（Ludwig Hilberseimer）的新城规划（The New City，1944年），都无法兑现其相应的承诺。在城市发展历程中，他们的规划理念只能作为智慧的“残片”流传下来。现代主义先锋派的失败表明，当代城市超乎想象的复杂环境已经不可能按照某个简单的原则或模式进行规划和控制。
▲ 柯布西耶的“瓦赞规划”
▲ 构成主义的“带形城市”
▲ 希尔伯塞默的新城规划
城市充满了矛盾，是各种要素、系统和功能的混合与累积。这需要建筑师客观地认识其中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并尽可能避免在规划设计中出现“天真”的简单化处理——这很可能超乎预料地为城市带来巨大破坏。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昂格尔斯提出取代一元的同质性，运用更为辩证的多元论观点来理解当代城市：“20世纪晚期的城市过于异质和矛盾，以至于无法整合到一个单一又能起主导作用的规划中。现代城镇不是一个单一的场所，而是多个场所的复合体。它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多元结构，由相互补充、相互联系的思想、观念和系统组成。”
关于如何理解城市的多元结构，不仅是“辩证城市”理论思考的核心，也是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在《城市建筑学》（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中讨论的重点。罗西一再强调，应当回到“城市是由各个特征部分组成的”这一基本的认识上来。他从解析“城市区域”（urban area）入手，展开对城市的概念性认知。他将“城市区域”定义为“所有那些具有形式和社会特征同质的城市地区”，并把它们理解为城市的形式与结构的基本单元。由此，在罗西的“城市建筑学”中，城市成为由众多各具特征的“城市区域”组成的整体。昂格尔斯与罗西的观念在某些方面较为接近。他同样认为，城市是由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并进一步指出，作为当代城市的典型特征之一，各部分的差异决定了城市在本质上不能被约简为某种单一的思想或是规则；相反，城市需要共时性地呈现多样性的各个方面。
然而，在罗西的论述中，城市的整体性与区域的差异性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罗西一方面承认，城市的各个区域是“有着特殊面貌的自主部分”，相互之间在形式和特征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城市区域”的概念蕴含了双重的统一，包括城市中各具特征的单个区域和局部的统一，以及在各种发展与变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整体的统一。
与罗西的这个观念不同，昂格尔斯认为，局部之间的差异导致当代城市整体性的瓦解。至少，二战后支离破碎的柏林完全展现了这一特征。时间的延续性在狂轰滥炸之后的大片“空白”地带中呈现出巨大的断裂，整体的协同早已无从谈起。昂格尔斯以手术刀般的客观冷静、不带有先验的偏颇，持续地观察战后的柏林，认清这座城市在复杂背景下多样、异质、混杂的本质。他发现，在现实中确实很难找到一种统一的形式或普适的原则，把柏林自19世纪工业和社会快速发展以来，每个历史时期出现的每个系统以及系统内的每种要素，都包含在内。这一现象本身揭示了在经历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和文化的巨大变迁后，城市作为“可理解的对象”这一固有观念已经退出历史舞台，遗留下来的是“一个令人困惑而难以约束的组织（apparatus），犹如一个急速扩张的毒瘤，走向毁灭和消亡”。
因此，当代城市仍然需要规则与秩序的导入。只是昂格尔斯不再遵循“刺猬”式的思维模式，寻求“整体设计”的表达，而是退而求其次，像“狐狸”一样圆活灵巧地运用身边的手段，在所能掌控的区域内确立组织结构，将乌托邦的幻想降格为局部的镜像或片段来处理。这种在城市层面进行结构性整合的方式与“大形”观念衔接了起来。遵循这个思路，城市被构想成包含有不同片段的集合体（collectivity）；每个片段都被赋予特定的结构和秩序，成为一个“大形”。尽管在城市的复杂体系内，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但这并不意味着各个片段的结构形式是相互排斥的。在“辩证城市”中，它们保持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并在相对独立且互不干扰的前提下形成松散的组织，呈现非均质的、多样化的特征。
较之于罗西的“城市区域”理念，“辩证城市”放弃了“整体的统一”而强调“多元的共存”。在多数情况下，这更像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允许当代社会体系中的异质元素在城市维度中实现共存乃至通融。
三 “建筑介入”的策略
在“如其所是”的态度下，城市设计的目标就不再是孤注一掷地寻求泯灭个性的统一，而是清晰地、毫不含糊地界定各个片段之间的差异。因此，“辩证城市”预设了一种新的建筑介入策略：城市不再被理解为一个统一思想调控下的必然结果，建筑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填充；而是重新定义建筑在当代城市中的角色，以有限介入与干预的方式，在特定区域内凭借形式的强度确立集体形式的构架，以期获得整体性品质，对城市的结构和形态产生影响。
蒂尔加滕地区城市设计是一次实践“大形”的过程，同时也为理解和评估昂格尔斯在当代城市中对建筑的强烈设定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视角——建筑介入批判性地包含了对形式品质的迷恋，在日趋碎片化的城市中，形成对“整体性统一话语”的制衡与补充。或许，没有哪个项目像它那样，不仅为昂格尔斯提供了一次实现“辩证城市”的机会，还展现了建筑形式在整合城市环境方面具有的巨大潜力。
在该项目中，昂格尔斯依然面临的是城市形态严重断裂与碎片化的问题。尽管场地位于城市中心，但横亘其间的柏林墙迫使这块区域很快沦落为充满肃杀气氛的边缘地带。运河南岸的历史街道与北岸的文化中心区，无论在城市形态、建筑风貌还是类型上，都形成巨大反差。这种城市景观的碎片化特征在密斯的新国家美术馆（New National Gallery，1968年）与夏隆的音乐厅（Berlin Philharmonic Hall，1963年）之间充满张力的对峙中被进一步加强。
昂格尔斯没有为整个区域设定一个全面的控制性规划，而是针对特定的场地条件拟定5种不同类型的构筑物，将它们作为特异性的导入，对兰德维尔运河（Landwehrkanal）沿岸的环境进行有意义地转化。在南岸，5个以“墙”为主题的线性构筑物以类似巨构的形式对破碎的历史街区进行整合。在城市肌理破坏更为严重的北岸，相关的处理方式来得更为灵活。昂格尔斯既研究了建筑与基础设施的关联，又探讨了城市致密化过程中“分离”与“连接”的辩证关系：十字形的构筑物跨越城市干道，联系了4个独立的街区；与之相反的是，一个格网状的多功能综合体被道路切割成4块，强调了场地内密度的最大化；在纪念性的音乐厅与美术馆之间，下沉广场以谦卑的姿态与地铁站相连，暗示地铁系统在片区内的连接作用；此外，6栋围合式建筑形成密集的生活街区，以发达的公共步行系统衔接北部的公园与南侧的运河。
▲ 柏林蒂尔加滕地区城市设计
这个独特的方案并非如当局所愿，将蒂尔加滕与其他区域关联起来，解决整个片区的孤立状态，而是探讨了如何强化现有环境的碎片化特征，并将之转化为一系列独立场所。这印证了昂格尔斯最初为该项目设定的目标：通过针灸式的介入提供独立的“热点”，来启动周围城市街区的复兴。这项策略本身承认了一个现实：柏林在历经战火洗礼后，成为破碎的开放结构；它不是一个均质的城市，而是由性质各异的片段组成的复合体。
“辩证城市”的理念为蒂尔加滕的各个局部许诺了最大可能的多样性。所有的干预都放弃了对一个更大整体的承诺，以特定姿态转向对自身场所的营建。在这里，建筑类型的分化并非源于特殊的功能需要，而是基于具体的场所特征做出的不同反应和行动。虽然这些构筑物作为环境塑造的手段，共享着抽象、直接而通用的形式语言，但凭借强烈的形式特征，它们轻而易举地从琐碎的城市环境中挣脱出来，成为独立的“城市岛屿”。尽管它们与地下轨道交通相连，但基础设施的网络在复杂而残缺的城市背景下成为隐含的要素，无法为这些看似漂浮的“岛屿”提供任何锚固的可能。
从“形式构架”的确立到“城市岛屿”的组建，建筑干预在实践“大形”观念的同时，也成为实现“辩证城市”理念的一种有效方法。正是通过形式的易读性，建筑在城市环境中发挥特殊作用，以微小的力量进入到更大的群体中，成为集体形式的“发生器”。这种方式既不是自我抽离的、也不是象征性的，而是积极主动地介入到一系列辩证法的交流中：建筑与城市、人工与自然、个体与群体、无序与规则、断裂与连接……对这些关系的讨论与思考将开启一个新的城市主义模式——它摆脱一元论的桎梏，使针灸式的精确干预在汹涌的城市化浪潮中成为一种概念的行为；它的目标并非是要创造纯粹的自治对象，而是要与城市中普遍存在的无定形状态进行持续地对抗，在有限的范围内实现观念、秩序与规则的植入，以弥补城市持续解体造成的各种缺陷。建筑的形式因此进入功能主义无法兑现其承诺的“真空”，将当代城市改造成一个多元的体系，包含不同的秩序与规则。
四 结语
在1960—1970年代的欧洲，城市的整体性在一片由“大量性”空间生产造就的无序与混乱中迅速瓦解，而现代主义对相关问题的应对完全处于溃败的境地。昂格尔斯承认，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侵蚀下，城市作为有机体终将分解为碎片的聚集物。他秉持“大形”的观念，以形式的可读性处理城市的混杂状态，但这并非是要消除多样性的可能，而是在充分认同并尊重社会多元价值观和多样发展的前提下，贴近现实，根据特定场所的具体特征赋予碎片化的城市空间以明晰的结构，形成具有“大形”品质的城市片段，使其获得更突出的识别性而被认知。
昂格尔斯的“辩证城市”理论意欲将当代城市转化为由众多具有“大形”品质的片段组成的聚集物，实现“异质共存”。它作为一种理想的城市模型涉及两个方面的实践：一，基于“如其所是”的态度对城市现状展开深入考察，以辩证的多元论取代一元论，把城市理解为片断化的空间系统，充满历史与记忆的累积；二，导入结构性秩序，对城市碎片加以改造和整合，在与无定形的持续对抗中，实现个体与群体、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微妙平衡，既要防止个体自由的放任无序，又要防范统一话语的刻板僵化。
昂格尔斯的蒂尔加滕项目尽管终未实现，但对城市建筑领域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来说，仍具有重要意义。该项目将实现“大形”作为通往“辩证城市”的必由之路；而后者也在随后的几年逐步发展为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并在“绿色群岛”规划中得到全面地检验。作为昂格尔斯众多历史性文稿的一部分，蒂尔加滕项目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建筑在城市中作用的特殊视角，并启发思考：如何进一步拓展建筑介入的潜力，将人们对个性化的广泛渴望与提供凝聚力的公共空间结合起来，获得更为深刻的文化价值与社会意义。随着城市整体性的瓦解，建筑介入所支持的一系列辩证关系将成为一个新的起点，成功激发单体建筑主动介入与参与的能力，而非被动地填充。这为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众多无定形状态提供了身份稳定的标志。同时作为一种折衷的策略，建筑介入从具体的场所和环境出发，在社会结构日趋多元和复杂的境况下，回应不同的需求、欲望和观念。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城市建筑的潜力被进一步拓展，并在特定环境下呈现出超越其物质建构层面的丰富意义。
时至今日，中国城市化进程同样面临“城市规模迅速扩张、整体性瓦解和结构失序”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昂格尔斯的城市主义思想有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特别是在“辩证城市”观念下，“如其所是”的态度和“建筑介入”的策略，为我们理解城市环境中的现实问题、价值观的多元与冲突、建筑在城市领域中的潜力以及形式的结构性作用等，提供了新的思路，并启发我们在对现实问题展开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实现观念的转变，为解决相关的城市与建筑问题确立基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