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中国地理学思想史》的最后一节，本意是借中国最后的一位经学大师廖平发挥传统地理思想的义理，想在全球范围内构思儒家圣贤思想大化流行的世界格局，其思想颇具启示意义。故先公开此文，合辙于中国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滚滚大潮。

      本书以解读《尚书》开头，将《禹贡》《周礼》视为王朝地理学主线，叙事从人文肇事一直到清末近现代地理学思想导入。在新旧转轨阶段，仍有人欲基于全球视野构想儒圣浩荡的全球秩序：他们认为中国沉沦和屈辱乃暂时现象，假以时日中国总有复兴之日，儒家圣教广布天下。为此，基于全球背景设计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图式，将《禹贡》《周礼》的天下图式扩而大之，适用于全球。被誉为中国最后的经学大师的廖平（1852—1932）即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著作《地球新义》系统论述全球大一统格局。若从地理思想角度看，一方面，它是王朝地理学思想的创新性转化；另一方面，揭示儒家学者如何结合新地理知识和观念构建新的全球秩序的学术思路，颇值得学习。所以在本书最后一节，做一个梳理呈现，以在传统的地理学思想叙事之外，增添近现代地理学思想的内涵。

一、廖平学术思想六变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靠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清政府在东亚大陆构建的王朝藩屏体系被裹挟进入列国并立的国际体系。清政府构建的王朝藩屏体系本与周边政体有完整且成熟的制度体系（见前各编），鸦片战争后（特别是第二次），除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推行洋务运动以富国强兵以追求“质”变外，“文”上如何应对外来冲击以维系自己的合法性和正统地位成为社会普遍关注！当时有两种思路：第一种，以西学为普世价值而中学为从属，表彰西学，以求西方融入国际体系；第二种，以坚持中学自身所蕴含的普遍性，把儒学经典原理化，放之四海使之成为不限于家庭伦理或血缘共同体政治与历史学说，张大大一统思想，以此定义中国文明特色的世界秩序。

     廖平是第二种思路代表人物。他是四川井研人，一生治学凡六变，号称“六译”先生。其一变为“平分今古”，即按“礼制”不同区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认为今文经学是孔子结合四代历史和典章制度建立的新制度，即“孔子改制”，《王制》为代表；古文经学则以《周礼》为代表，是周代礼制；二变是尊今抑古，其代表作是《知圣篇》和《辟刘篇》，认为今文经是孔子真学，古文经乃刘歆伪造，该思想对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以及维新变法思想都产生重要影响（据说，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和刘歆伪作《周礼》之论源于廖平）；三变为小大之学，认为《周礼》为大统，治天下全球；《王制》为小统，仅治中国一隅，集中在《地球新义》中。四变、五变和六变，是就六经继承和发展“天人”思想，企图建立一个天下大同的儒家经典哲学体系，为古代学术思想史研究开辟新路。

      在第三变中，他有感于“《王制》《周礼》，一林二虎，互斗不休，吾国二千年学术政治，实深受其害，合之两伤，甚于洪水猛兽”，认为“以《王制》治内，独立一尊，并无牵制；而海外全球，所谓三皇五帝之《三坟》《五典》者，则全以属之《周礼》。”《王制》疆域范围小，王畿千里，加五服为五千里；《周礼·职方氏》为万里之广。然后，它又将此空间之变拓展至全球，构建全球体系，所以著《地球新义》纵论之。 

二、《地球新义》所依据的古代地理观念和全球大一统构想

      “地球”观念从利玛窦来华，制作世界地图，冲击传统观念。至廖平生活的时代，“地球”广为所知。《地球新义》就是思考在全球疆域下，如何建构儒家圣教大化流行的制度体系，以臻大同。那么，《地球新义》“新”在何处？

其一，曰大小之辨。即从疆域大小匹配的制度体系、思想体系不同，而思考应对之策。他说：

     今首发明《王制》《周礼》皇王疆域小大之分，开拓心胸，使知全球三万里，早在《周礼》经营已久，民胞物与，化其种族之偏见，排外之思想。《王制》为内史所掌之王伯，《周礼》为外史所掌之黄帝，一小一大，互相为用。王者王五千里，《周礼》以五千里为一州，故诸公封方五百里，大于《王制》者二十五倍。《周礼》所略，可由《王制》而推，照加倍数；《王制》所阙，亦可借用《周礼》以推补。二者交相为用，而不相妨害，务使典制分明，勾心斗角，易于施行。就《地员》以推六方，以求辨方正位、体国经野之精意。

       他采用邹衍由近推远、先验小物推而广之以达四海的方法。从大九州之说，空间视野推广至全球。“以《王制》治内，独立一尊，并无牵制；而海外全球，所谓三皇五帝之《三坟》《五典》者，则全以属之《周礼》，一如虬髯公与太原公子，分道扬镳。”（《地球新义》）。

        在“地球”空间内，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就是一种“小统”，是“大统”的“模范”。世界转入“大统”标志着新天下格局建立，世界各国卷入到一个关联更加密切同时争斗也更加激烈世界体系中，相互竞争、合作必然推动世界向更加整合的方向发展。

其二曰，《周礼》的设官分职与社会、政治秩序具有普世性。他认为，既然西方宗教、文化能传播全球，何以儒家独守故疆而不能伸展全球？《周礼》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表明政治制度建立与对疆域版图规划是同步进行（见第二编《周礼》地理思想部分）。言外之意是，随着中国疆域的扩展，全球交通范围扩大，儒家“民胞物与”的仁政理想反而有真正践行可能。所以。他在“新经学宗旨”中强调“以经为新经，为万世立法，非古人之陈迹。相较于“旧学”以“六经为中国一隅之旧法”，“新经学”则主张“六经各主一时代，小大深浅各不相同”。既然疆域扩大，全球交通，新经学不应故步自封，或者转投西学。而应日日创新，与时俱进。他认为：“今欲广大一统之义，取邹衍之说以为纲领，即录其说以为节目，发明大统全球制度，虽未足以尽其量，古义废坠，存者无多，披沙检金，往往见宝，固说大一统不可废之书也。”

       今天若想弘扬大一统思想，运用邹衍大九州说为纲领，层层展开，包含世界各国，以《周礼》为大一统旗帜，发明大统全球制度。但他为思想建构，裁量儒学经典的做法，让人难以理解。最典型的例子是他解读《诗经》商颂，认为当时已经有王制天下的思考。他将“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解释为“服无涯”，“邪”古字通“涯”，“思”即“服”，如此解释，就将《诗经》的治理理念推广至全球，打通古为今用的理路。

        以科学角度看，此种建构实在牵强附会，甚至被指斥为“荒诞不经”。但若考察西方地缘政治与政治地理学流变（辨方正位），就会发现其论具有强烈的现实价值和意义。现代民族国家兴起推动了政治地理学发展，新兴民族国家必须建立高效政府（设官分职），对疆域内部土地状况、城镇分布、人口数量等地理要素规划、开发与利用（体国经野）。其实，《周礼》中则政治地理思想具足。

其三曰，全球地缘格局擘画。他自《治学大纲》中指出：

       皇帝、王伯之分，由疆域大小而出，欲明三五大同之学，不得不先言舆地，盖风土政治皆由舆地而出；欲明皇帝之学，不得不先考疆域，与王伯大小之不同。此学人用功本末次第之级。皇帝政教，调和阴阳，化育万物，其说多为师儒所诧怪，惟地球既通，世界之说言皆征实，先考定皇帝疆域，然后政教之说有所附丽，此经传子纬所以于此门独详。

      言外之意是，皇帝和王伯统治疆域大小不同，王国小而帝国大，唯有明“舆地”之学方能明乎此。经典中论皇帝政教阴阳化育，被有些儒者惊诧莫名。现在则被世界交通证实。疆域既定，才有可能布政设教化民。他从历代疆域沿革和都城迁徙，擘画中国与世界的政治地理格局：

      有王者起，以中国作留京，如周之西京，《乾》之“潜龙”是也。以阿富汗地作行京，如周之东都，所谓《坤》之“黄裳”也。由孔子起数，前之远者帝，近者王。由后而推，近者王，远者帝。即《论语》“其或继周，百世可知”之说也。今时与古折算，正当帝运，正当大九州。将来以阿富汗为行京，就亚洲分两京，如周东西通畿之故事。中国为居，为上，为天，为衣，为玄；阿富汗为行，为下，为地，为裳，为黄；俄为北，为黑，为恒；欧与北美为西，为白，为华；非与南美为南，为赤，为衡；澳与中国为东，为青，为泰。《觐礼》：王者朝诸侯，设方明，上玄下黄，东青南赤，西白北黑，合两京四岳为六合。方明之制，即地球也。

       他模仿西周都城之制，构建新格局下的“两京”体制。推论世运，当帝运，疆域与“大九州”，中国居于天下之中，在阿富汗设陪都，处西方……建立天下五方格局。在另一处，他又细论：

      中国据薛京卿日记，东南以海为界，西北以瀚海为界，其地在赤道北四十余度，寒燠适中，抗渤海之利权，擅亚洲之清淑，商务为五洲之最，矿产甲地球之中，论稼穑则先开，论人伦为创始，言王道则源于尧舜汤文，言教化则宗乎仲尼、孟子。父子君臣，秩然不紊，贞廉孝弟，朗若列星。虽富强不及他人，而民心固于磐石。诗云：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传者引为止至善之喻。言中国当为邦畿，其教化常为六合之民所共止也。下文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亦即此意。圣人复起，以中国为留，必无疑也。阿富汗为行地，东连英属，西接波斯，北控西域回部，南北相距千四百四十余里，东西千五百里。他日金轮铁轨，遍于环区，朝会诸侯，莫便于此。

       他在广域空间内以中国擘画全球秩序，以帝都为“留京”；阿富汗是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四方道里均（当时清朝疆域所在）。比他稍晚的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发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1904），首提“心脏地区”，将亚洲中北部视为心脏地带，后来进一步将大陆岛与海洋接触的边缘地带视为新月形地带，岛屿国家和南北美、澳洲视为外新月形地带。足见，廖平地缘思想比麦金德为早。同样，其思想被埋没几十年。麦金德的思想由于被德国地缘政治家推崇而大兴。廖平的思想则因中国的衰弱和内乱而噤声。

三、廖平构建的大一统格局实现的可能性

        孔子作《春秋》有“空言”和“行事”之分。空言，其实就是理论建构；行事，即历史实践。如《禹贡》借大禹治水而构建五服图示（侯甸绥要荒服），历史上难以找到五服结构，被批判为“空言”。可此理论建构指导实践，未必非要在现实社会中找到理型。廖平构建的小统、大统空间格局就有“空言”味道，为世俗讥讽。但若从廖平时代看今日中国，中华文化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而传布四方，又似乎证明其理论非常“靠谱”，逐步变成“行事”了。

       廖平理论自信来源于儒家的“文质递嬗论”。《汉书·严安传》云：“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也。”《白虎通义·文质篇》云：“王者必一质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顺阴阳。”所谓文，即文化总和，包括政教体制与政治理想，质，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是西方的富强之术，“讲格致，谋资生，课农工，治战守”。他坚信中国的政教体制与政治理想自有其优越性在，所缺者只是近代西方富强之术。当中国于“文弊质弱”之际，引入“质”弥补短板，振弊起衰，中国有复兴的希望。如此，其理论建构才能变成现实。

四、廖平《地球新义》的全球大一统之制对地理学的思想启示

     第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文质递嬗中绵延不息。所以，有从古代思想中开出新路向的可能性。廖平从《禹贡》《周礼》、邹衍大九州说的精神出发，擘画儒家圣人思想大化流行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其实就是世界问题的中国方案。究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学习地理思想史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第二，廖平擘画显现出王朝地理学的特色。即以“辨方正位、体国经野”为思考中心，营造中国有利的发展空间。这揭示地理学两个面向：一是异域地理空间之擘画；一是本国地理空间之建设，古今皆然。

      第三，根据“文质递嬗论”，地理学有“质论”（应用地理），即富国强兵之学，也有“文论”（理论地理和文化地理），文化建设之学，要之以“质”为基础，“文”为导航。

     第四，廖平之论彰显地理学“国学”性——它不仅是学术一会的“国学”，亦是“国家建构”的学问。饱学硕儒若要通经致用，地理为不可回避者。稍晚的国学大师如梁启超也纵论地理和历史，提出具有历史解释力的创建（如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