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教书育人的孔子只是文弱书生?连齐景公、楚昭王都怕他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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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00年的“夹谷会盟”对鲁定公和孔子来说是一次危险的谈判。因为谈判桌上的齐景公既不愿意退还侵略的鲁国土地,又想迫使鲁国承担追随齐国出兵打仗的义务。为了签下这一纸不平等条约,齐景公甚至预先埋伏了莱人,准备劫持鲁国君臣。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孔子最终破坏了他的计划。那么,一向文质彬彬、以书生面目示人的孔子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从春秋末期的国际大格局来观察,公元前500年,发生在齐、鲁两国间的“夹谷会盟”实际上是齐景公施于晋国霸权体系的最后一击。一旦齐国的势力成功楔入鲁国这个桥头堡,那么晋国在东方的战略布局就将失去最后的支点。
虽然晋卿赵鞅此前收容季氏叛臣阳虎的行为激起了鲁国的强烈不满,但齐景公要说服鲁国弃晋从齐,也绝非一帆风顺。《左传》载:
(公元前500年)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犂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将盟,齐人加于载书曰:“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左传·定公十年传》
这段记载清晰地表明,齐景公要求鲁国承担的主要同盟义务是:一旦两国结盟,齐国此后对外用兵,鲁国至少要出动300乘兵车前往助战。而为鲁定公相礼的孔子则针锋相对地向齐国申索结盟权利:鲁国履行出兵义务之前,齐国必须首先归还鲁国的汶阳之田。
正是“汶阳之田”这个谈判条件,把孔子推到了盟会的三方势力——即齐景公、鲁定公和季桓子——关注的焦点上。


所谓“汶阳之田”,据《春秋》所言,就是郓、讙和龟阴三邑的田产,这是上一年鲁国叛臣阳虎出逃齐国的时候私贿齐国的。当初阳虎就是以此为条件,请求齐景公的收容庇护。景公原打算俯允阳虎的请求,与他联合侵鲁,通过军事高压迫降鲁国。
但这个计划遭到了曾经流寓鲁国的大夫鲍文子的坚决反对。
鲍文子警告齐景公,阳虎可是个非常危险的野心家。当年鲁国正卿季平子那么宠幸阳虎,可结果呢?季平子刚一咽气,阳虎马上囚禁其嗣季桓子,掀起了一场大祸乱。这样的三姓家奴养不熟!齐君的权力大过季氏,齐君的财富多过季氏,要是让阳虎在齐国扎下根儿来,那他还惦记鲁国干什么,倾覆齐国岂不来得更便当?
正是鲍文子的这番忠告扭转了齐景公的态度,景公遂放弃了与阳虎联合侵鲁的计划,改用结盟的手段来拉拢鲁国。阳虎联齐失败,逃亡晋国。但他私下里割让给齐国的汶阳之田,齐景公却不打算在会盟时对鲁国吐出来。
既要让鲁国出钱出枪,又生生霸着鲁国的领土不肯退还,这一纸有义务没权利的盟约,要怎么做才能让鲁定公甘心画押呢?大夫黎鉏给齐景公支招说:咱们把会盟地点选在——夹谷。之所以要挑这个地方举行盟会,是因为夹谷地近莱芜。
《水经注》说,齐国早些年征服莱夷之后,便把失败的莱人迁徙到了这里。所谓“莱芜”,就是哀叹莱人迁徙、邑落荒芜的意思。
这次会盟,设使齐国大张旗鼓地出动国兵劫持鲁定公,逼迫他签署不平定条约,国际舆论可能一片哗然,原先与齐国结盟的卫国、郑国都会因此生出兔死狐悲之感。齐军不便出动,就只能指使莱夷去劫持鲁君了。万一劫盟不成,齐国还可以借口夷狄无礼,托辞转还。

虽然鲁定公身边有孔子为辅,但黎鉏并不把这位曾经流寓齐国的政治家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孔子不过是个夸夸其谈的文弱书生罢了,其实并无胆气。让莱夷跳出来吓唬他一家伙,他立马就得现出怂样儿来。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黎鉏的预判大大偏离了事实。孔子可没他想象的那么柔弱。非但不柔弱,甚至还是个谈判桌上的狠角色:张飞卖刺猬,人刚强,货扎手。
其实,鲁定公这么器重孔子,要他陪同自己出席会盟是其来有自的。《论语·微子》曰:
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论语·微子》

公元前517年鲁定公之兄鲁昭公为“三桓”所逐,流亡齐国,鲁国陷入大乱。时年35岁的孔子也因为避难来到了齐国。对这位声誉宿著的政治家,齐景公曾经不止一次召他谈话。而孔子则借机游说景公,冀望在齐国推行仁义礼乐之治。
上文所引的这段《论语》应该是齐景公与近臣的讨论,议题是是否任用以及怎样任用孔子。
景公的第一句话就让人触目惊心:我可不会像鲁国任用季氏那样任用孔子。“季氏”在这当口儿蹦出来,是一个多么敏感的词汇啊!要知道,鲁昭公正是被鲁卿季氏为首的“三桓”势力驱逐才被迫流亡齐国的,这早晚昭公可还住在齐国的干侯,回不了国呢。
齐景公居然把孔子与颠覆鲁君的季氏相提并论,可见他对孔子有多畏忌。那孔子真有这么大的政治能量吗?恐怕实情就是这样,齐景公所言并无夸张。
《史记·孔子世家》载:
(楚)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后来周游楚国,楚昭王也动过重用孔子的心思,甚至一度想要赐他采邑。可令尹子西坚决不答应。
子西向楚昭王分析道,您要用孔子,可他并不是孤家寡人一个。门下众多弟子凝成一块儿就是个庞大的政治集团。颜回、子路、冉求、子贡……,孔门四科的翘楚随便使出哪位来,都是当代最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财政专家和外交家。
所幸孔子手里没有土地、人民和军队,他才是一个平平淡淡的学问家、教育家。但凡他手里要有了封地,拉起一支私兵来,那可比书生练兵的湘军大统领曾国藩厉害多了!


孔门人才济济。齐景公、楚昭王这样的大国元首都对孔子抱着三分敬、七分畏,可鲁定公为什么就敢重用他呢?那是因为,齐景公不过担心孔子一朝相齐会变成专权擅政的“季氏”,可鲁定公眼下正被季氏宗主季桓子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他得借重孔子的力量来牵制季桓子。
在鲁国国内,孔子反对卿族擅政、维护公室权威的政治立场是尽人皆知的。
《左传》记载,公元前517年——也就是季氏为首的“三桓”势力连手驱逐鲁昭公的那一年,季氏宗主季平子公开挑战鲁昭公的权威。
昭公祭祀先君襄公之庙,按朝廷礼制,应该表演规模盛大的“万舞”。可到了时辰,舞者只来了两个,其他人全被季平子劫到自家家庙里去了。选在国君祭祖的同一天祭祀家庙,还僭用万舞,季平子的司马昭之心可谓路人皆知。孔子因此宣言说: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
诸如此类的公开言论塑造了孔子反对季氏专权的斗士形象。此后,凡与季氏心生嫌隙的政治势力都会试图拉拢孔子。
《论语·阳货》曰:
阳货(即阳虎)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论语·阳货》
又曰:
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论语·阳货》

阳虎和公山狃都是反叛过季氏的家臣。而他们在反叛季氏的时候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与孔子连手。
虽然孔子是对季氏深致不满,但他毕竟是一个有理想、有操守的政治家,不会和阳虎、公山狃这类臭名昭著的家贼同流合污。只有鲁定公的邀请是孔子无法拒绝的。一心忠于公室的孔子在公元前502年接受了鲁定公的任命,出宰中都,并在一年之内直升大司寇,最终出现在了“夹谷会盟”之上。
孔子陪同鲁定公出席夹谷盟会,季氏宗主季桓子一定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因为齐、鲁两国盟会谈判的焦点——“汶阳之田”并非鲁国公室所有,而是公元前659鲁僖公赐予季氏先祖季友的私产。
“夹谷之会”,齐、鲁最终达成了攻守同盟的协议,汶阳之田也随后被齐景公送还了鲁国,但《左传》、《史记》等历史文献却没有记载送还后的汶阳之田归属于谁。
电影《孔子》中说,汶阳之田回归后并未返还季氏,而是收归了鲁国公室所有,这恐怕不是事实。假设汶阳之田被鲁国公室接收,那孔子和季桓子势必决裂。可《春秋公羊传》说夹谷会后孔子和季氏开始了一段难得的“蜜月期”:
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春秋公羊传·定公十二年传》
双方不但停止了争吵,一再为家臣叛逆所苦的季桓子甚至还执意邀请孔门弟子出任自己的家宰: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论语·雍也》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论语·先进》
孔子在“夹谷会盟”上据理力争,收复汶阳之田,初衷原是为鲁国争取一份平等的联盟条约,保障鲁国的国防安全。但客观上却帮助季桓子夺回了遗失的家财。
于是曾经对立的孔子与季氏竟在“夹谷之会”后冰释前嫌、携手合作了,这恐怕是许多人始料未及的。
也正是这段短暂的合作关系让孔子看到了一展抱负的曙光,一场轰轰烈烈的“堕三都”行动即将在鲁国上演了。
参考文献:
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
李孟存、李尚师《晋国史》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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