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艺理论】新历史主义-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在什么样的背景和语境中发生？
格林布拉特的历史观？
新历史主义对文学研究的启示？
意义和局限性？
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是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全新释义和全新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
在“主体”和“结构”的二元关系上，
【形式主义批评】选择了结构·语言；
【历史主义】选择了历史的客观决定论；
【新历史主义】选择了人的主体性和历史，对“文本中心论”“历史决定论”进行清算，让历史叙述问题和政治解读与文化诗学问题成为当代文论的热门话题。
新历史主义的起源
20世纪是个极度造孽的一百年，尤其是80年代，在英美文化文学界逐渐兴起，并在【文艺复兴时代研究】的领域里成为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
代表人物有
Stephen Greenblatt
Hayden White和Jonathan Dollimore
新历史主义诞生自历史主义的废墟中（废话），历史主义，是说那种研究文化-文学-思想史的历史哲学方法，近代以来，维柯、卢梭、赫尔德、柏克、黑格尔、克罗齐和狄尔泰等人都是很好的代表，至少在历史主义的基本内涵上，强调历史的总体性发展观——社会发展规律支配着历史进程，并且容许在此基础上进行长期的社会预测，注重思辨的历史哲学以对被看做一个整体的人类历史总方向提供一种解释的模式，但是，随着20世纪理性的全面破产，这种思维就被形式主义和政治哲学批评。
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已经提出，历史的命运之说纯属迷信，只有对历史的阐释，没有任何一种解释能成为唯一解释，历史主义的那种要求权力集中必然会侵害到个体的生命权力（应该是针对德意志帝国来说的）。
笔者在阅读本段的时候感到非常熟稔——这些学者无疑和20世纪解释学和接受美学那里获得过启发，并从西馬的术语和历史视角得到了组织概念体系的方法，理解-阐释，就是其理论的基石，在他们的视野中，文学史的意义，其实是体现在【总结一代人对以往文学的见解之上，再打上了当代人全新烙印】的过程中。
卢卡契、葛兰西这些西馬文论家推行的意识形态研究模式显然也是来源之一，新历史主义从权力关系、社会压迫的可能视角中出发，一反“零度写作”的冷漠，试图挖掘语言叙事压迫和意识形态压抑。
新历史主义在重新剥离并命名不同种类的写作实践，并以政治解读的方式从事文化批评，以边缘-颠覆的姿态拆解正统学术，以怀疑否定的眼光对现存秩序加以质疑，在文本和语境context中将文学和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
《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的新历史观
Greenblatt是美国博客里大学研究文艺复兴的英国文学的教授，他对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抱有好感，不过本雅明和卢卡契的激进态度让他无法在西馬中左右逢源，退而求其次选择了【文化诗学】。
70年代，文艺复兴研究领域中关于“历史问题”的旧话重提，让人们转向那些轶事趣闻、意外插曲等不起眼的小叙事当中来改变、打破主流文艺叙事。
这种政治解码、反主流意识形态、解构中心decentered和重新书写文学史的要求，基本就是新历史主义的几大核心。
按照20世纪阐释学，一切历史意识的“切片”都是当代阐释的结果，面对文艺复兴的研究，格林布拉特也深谙此道，他要求用泛文化文学批评中重申文学话语范式对历史话语的制约，要在后现代“语言游戏风景”里，张扬历史现实和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关系。
这种新历史观来源于对【自我】的再次审问，在他看来16世纪的英国产生了selves的同时也塑造成型了意识——也就是所谓人的主体性，人的意志，人不安于现状因而向善的自我塑造_人在自我约束和社会制约的合理当中获取内在造型力。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研究，是否就是如此呢？
旧历史主义是把人物放回到历史中，进行传记或者文化社会学上的解读；
但格林布拉特和新历史主义不然，既然已经认识到了阐释学的本质，那么历史就是文学参与其间的存在，文学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是官方和非官方思想/权力对立的交锋的场所，那些自由个性和成形的自我在被压抑当中发出自己的呼声，诉说他们自己的活动史和心灵史。
G的关键工作：【文学和历史的关系的研究】
①文学和社会的关系；
②文学人物和现实权力之间的关系。
文学和社会有一种不可截然划分的关系，在复杂的人与人的关系网络中，个人意识和他人外力和力求改塑他人性格的动机体现为一种“权力运作方式”，在特定的时代的风俗和习惯下，文学借此原理创造出了特定时代的个体；
伟大的艺术往往对于复杂斗争和文化和谐极为敏感，文学阐释是一种人性的共鸣，尽管无法彻底、完全重返16世纪，但新历史主义要求的本来就不是还原，而是努力接近（非常具有普世性人道话语的色彩，实际上也是20世纪文论的特色或者说通病）。
整个新历史主义理论的纲领大致可以视为以下思路：
①任何理解阐释都无法超越历史鸿沟寻求原意
②对个别特殊的文本进入，也要不断返回到个人经验和特殊环境中，努力靠近个体和群体能达到的同一心境层面——这样一来，一切历史方能是当代史，一切文学对话方能是心灵的对话；
③文学文本放回到其历史语境当中后，便具有了自我意义塑形和被塑形、自我言说和被权力话语所说的命运之中，可能就会有自我意识在主导意识形态下被同化，进而丧失清醒的理论自觉的情况——这是新历史主义不希望看到的，他们要求对一切历史中的主要意识形态可能得压迫进行拆解，剥离那些非个人经验/思想/意义的存在依据，最后揭示背后被压制的权力结构，挑明外在意识形态和个体心灵法则对抗所出现的各种差异、裂缝、新异之处。
在实践方面依然，G从文艺复兴的传闻故事里选择了刘伟作家——莫尔、廷德尔、维阿特、斯宾塞、馬洛和莎士比亚，希望通过个人化的研究通向更宽大的文化模式。
i发掘每个人物的特色特质（quality）；
ii发掘作为文化歌手，上升流动和隐藏的【地缘性与意识形态性流动】（内外冲突）；
iii关注其【契合/不契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满足/焦虑感】
iv关注作品呈现出的对立冲突，那些未曾解决乃至今日的历史压力。
于是在对那六位作家的研究当中，格林布拉特做了分析，认为莫尔、廷德尔、维阿特三人，有一种从教会到书本再到专制政体的迁移；斯宾塞、馬洛、莎士比亚三人是有送样反叛转向颠覆性的表面恭顺。这种解读就是看到了，作者本人那种{逐渐被团体（社区/宗教/外交）锁住在，从而渐渐把文学创作视为某种责任的专业的}意识。
文化诗学的价值取向
文化诗学有这样的特征：
①跨学科研究属性；
实际上也是延续至今的文艺研究问题，西馬的批判、女权的激进、解构的消解、拉康的新弗洛伊德主义和福柯的权力话语，开放性在保障了多维度视野研究的便利之时，也因为缺乏中心（本体论）为人所诟病；
②文化的政治学属性；
文学和文学研究走出了学院研究，成为论证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权力斗争等等标本，因此新历史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刻意的误读和政治解释，但是，与其说文化诗学具有颠覆性作用，不如说这是一种后现代思想的必然产物，毕竟无论从世界大战的创伤还是从战后的世界格局来看，统治集团对城市知识集团的压制始终存在，正因如此，以格林布拉特为首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文艺复兴这个节点，寻求新的自我重塑和自我启蒙。
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不是回归通史历史（大历史），而是对历史再阐释（小历史），跨学科、政治批判、学科内和学科外解读、最后还从文学话语转移到经济话语，缺乏稳定和本体论，也让它具备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个角度来讲，海登怀特认为新历史主义从文化诗学向历史诗学的概念发展，是很有道理的。
新历史主义的意义和局限
意义：
发现作家的人格力量和主要权力意识形态的非一致倾向，特定时代社会中站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话语并非绝对生活方式和绝对话语；
权力话语体系不会和人们/作家的生活、语言、叙事一致，并且时常会面临挑战和反抗。
对文学史来说：
任何理解阐释都不能跨越历史的鸿沟去统一所谓的唯一真理，而应当清晰地认识到解释是两个时代两颗心灵之间的对话和重释；
任何对个别特殊的文本进入，都不是仅仅停留在文本上，而是有文化层面的新诠释（即所谓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任何文学文本的解读放回到历史语境中的时候，实际上也就还原到了一种“权力话语”的结构里，权力压迫关系也随之再现，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清醒的理论自觉，对那些可能被压抑的思想、意义、声音进行探索——而文学，它就是一种最容易被激活的历史元素，一种最有参与性的“思想史”、“思想史重写”。
负面效应
过分强调文学外部规律，这就让文学史很容易沦为个人阐释的牺牲品，变成一种割裂主体之间理解可能的“文学场”；
美丑立场强行被调换，原本传统的美好、正常、生机的定义可能被这一视角解读为压迫，疯狂、变态性、阴谋和历史黑幕反而被歌颂分析；
叙事模式和思维方法本质上说仍然是二元对立模式，他们把文学从政治、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之后，又把文学变成了反政治、反意识形态的工具，走向了另一种强权……
无论如何，正负面效应都如此明显的它，已经告诉我们，新历史主义也无法超越自身的局限，只能在历史中获得自己的有限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