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刘晓春、陆挺：欧美银行风波的原因和启示 （下）

今年3月以来，欧美银行业发生了一系列举世震惊的大事，硅谷银行等三家美国银行倒下，全球知名的老牌银行瑞信爆雷，很多网友惊叹，真是见证历史了。市场各方对这些事件的原因分析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那么，在纷繁复杂的内外部因素中，究竟哪些因素是致命的？对欧美银行业还会产生进一步的冲击吗？这对我国商业银行防范经营风险、完善银行监管和危机处置有什么启示？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兼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浙商银行原行长刘晓春，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作客《雨珊会客厅》，为大家梳理事件背后的原因。

—— 刘晓春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兼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 陆   挺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文章根据《雨珊会客厅》访谈内容整理而成，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高金智库SAIF ThinkTank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

（六） 欧美监管的风险处置是否得当？

主持人：说到监管，二位怎么看待这次美国和瑞士监管当局对风险事件的处置，是否及时和得当？

刘晓春：关于硅谷银行的处置，我觉得措施上非常到位，第一，是存款保证。第二，管理层要负责，道德风险问题先摆明了态度。第三，美联储根据合格的担保品进行提供流动性，担保金是按照面值的100%进行抵押。第四，不需要纳税人出钱。

这四个措施我觉得非常到位，但为什么后面引出了讨论，影响大起来。可能在跟市场沟通没把这四条东西讲明白。纳税人不出钱，总要有人出钱了。实际上如果当时说明白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好。

第一，要讲明白，假如说硅谷银行能够把它的资产负债讲明白，也就是它和其他银行没关系，你们不要再去往其他银行去推了。美国银行也是稳健的，这句话就有落地了，就落得实了。但是他就说了一句，美国银行业是稳定的，硅谷银行是个孤立事件。

第二，实际硅谷银行的资产都是优质资产，至少到目前为止，它买的债券和抵押证券是都是优质证券，都是高流动性的证券。

所以，美联储做这个动作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说你100%给我，我把钱给你，你就可以付存款了，大不了我持有到期就收回来了。确实不需要纳税人出钱，也不需要其他银行出钱，也不需要存款保险公司出钱。如果说把这个说明白了，市场也就稳定了。

但是我觉得他就没说，大家就猜，觉得是不是其他大银行出钱，哪几家大银行出钱，这几家大银行会怎么样？

主持人：主持人：我听说中间还出现了一个小的调整，刚开始监管当局只对25万美元以下的存款予以全额兑付，后来发现风险还在蔓延，所以他们又调整为全额兑付。

刘晓春：为什么可以全额而不需要纳税人出钱，这个话如果讲明白，可能市场的稳定会更强烈一点。我个人看，因为他没有把这个讲明白。

瑞信这方面是快的，但是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头。这么大一家银行，突然之间搞这么一个动作，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或许他是保住其他银行不受影响了，但对瑞士本身的影响也好，今后瑞士银行业在国际上的信誉也好，是会带来问题的。

第二个，包括AT1那个事情，我不认为是违规了。但问题这样做，就像客户信息泄露道理是一样的，做法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不是太妥当，但是具体怎么样看后续。

陆挺：发生这种事情后，市场上会存在一个不可避免的讨论，救的太快了就会有道德风险。救得太慢了，就是银行的机制风险。所以对监管者来讲是一个两难。

这次总的来说，应该给美国央行和监管者给个高分。这次是互联网时代，尤其是自媒体时代的第一次大的银行危机。我们都知道，银行挤兑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有基本面的问题，更多是后面信息的问题，我们叫做羊群效应。以前的羊群效应挤兑问题可能就是对一家银行来讲，一两个星期之内挪掉比如34%的存款。为什么大家需要去排队，需要去取现金，即使你要去转账，你也得去到柜台上去办，是吧？

现在是电子货币时代，还是自媒体时代，这次我们发现，信息的传播特别快。尤其是像在硅谷那种地方，大家用推特用得比较多，这里面的高净值人士，像大佬们的推特粉丝很多，能够把这样的问题以最快的速度告诉给大家，使得挤兑的速度，信息传播的速度是非常快，快到了可能是以小时来记。这是以前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历史上挤兑没有那么快。

主持人：完全没有反应的时间。

陆挺：这里面有两个经验教训。从硅谷银行的角度来讲，他是一个教训。在自媒体时代，可以高速转账的时代，作为一个SVB的这样的高管，你如何跟市场去沟通？最后对银行的从业人员、对高管进行教育的问题，怎么沟通是一个很大的艺术。在有些关键的时点是不是一定要去融资，因为融资的时候就要披露，沟通的时候就涉及到很多技巧。实际上，本来硅谷银行不至于此，但是关键时候的一些操作，临门一脚把它送到里面。

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资本市场在最快时间给出了警告，一些很有经验的从业人员提出来，48小时之内不救就有问题。美国监管机构这一次反应是非常快的，所以我认为应该给一个高分。那么，另外一家银行第一共和银行（First Republic Bank），出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华尔街比较经典的一面，不需要通过监管机构，而是几家大银行，领头的11家银行给它提供了300亿美元的存款。我认为在这个方面也是值得我们参考，出问题的时候，处于领导地位的大银行，如何在危机中能出手市场自救。实际当年没有美联储之前，J.P.摩根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这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参考的。

像刘院长讲的，法理也许能讲得过去，但从传统来讲，还是应该让股权投资者承担最大损失，而不是让AT1债券或者Cocos债券持有人承担马上清零的损失，因为它对全球的AT1债券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包括对我们亚洲的AT1市场。

主持人：亚洲的AT1市场发生了什么事情？

刘晓春：可能就是销售麻烦点。

陆挺：当天发生了价格的很大动荡。但后来有些国家监管机构也很明确的说了，类似特例在他们的国家，会让股权持有人承担这个责任，AT1从次序来讲排在后面。

（七） 欧美银行风波对我国银行监管的启示

主持人：刚才二位提到，数字化时代，信息传播速度更快，风险蔓延速度也更快。当突发事件发生，银行经营管理者其实是有些猝不及防的。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孙天琦局长在四十人论坛15周年的年会上，提到这些事件给我们一个启发。数字化的时代，流动性风险管理更加困难，他用了8个字来形容，“一键挤兑，银行闪崩”，非常形象。他提出要建立新型的风险监测预警处置体系，要优化压力测试体系。您二位认为这些风险事件对银行监管有哪些启示呢？

刘晓春：从银行角度来说，我们怎么看待今后的混业经营。确实投行业务波动比较大，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一旦出现失误，会对心理、股价产生影响。有一些投行业务，资产负债表相对波动不会那么大，也不会扭曲经营者的信誉、行为，这是我们要去考虑的。

从硅谷银行来看，我觉得孙局长讲的很重要。监管指标，比如流动性指标，美国已经没有存款准备金制度了。在没有的情况下，怎么来应对存款的正常支付和可能突发的非正常的支付？这个在监管指标上要有。

第二，指标太多，对银行的管理也不好。除了指标以外，更关键的要去监管这家银行的架构、管理流程，要去检查管理流程是不是到位。比如止损，这个环节去检查一下，为什么没有到位。从这里还可以延伸到考核管理办法，KPI的管理是不是合理，是不是会导致经营的扭曲或者风险产生。真正现场监督、检查，去关注具体管理当中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指标。刚才讲到的数字化问题，在制度上面要有一个规定，当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监管有权指令，或者要求银行关闭系统。否则银行自己关掉，法院会说违反合同，违反承诺。如果监管因为监测到异常情况了，要求关掉，那银行不会承担法律风险，同时也可以阻断风险的蔓延。

主持人：这需要监管当局有非常灵敏而且非常快的决断系统。

刘晓春：有这个决断，还必须制度上要建立权力，要不然也不可以。制度上都我们讲依法办事，一旦遇到像AT1这样，政府认为你已经无法生存，所以可以给你减记了。就是当监管机构认为这件事情可能会带来系统性风险，或者对市场带来不正常的影响，可以有权要求这家银行先把系统关掉。这样就比较简单，法律上我觉得都可以平衡，而不是光简单的说要有发现的能力，光发现有啥用？

主持人：陆首席的意见呢？

陆挺：我补充一点，刚才刘院长讲了很多负债端的问题。从我专业角度讲讲资产端这一块。像SVB资产出现了很大问题，跟宏观经济、央行政策有一定的关系，但跟内部风控也有很大的关系。从监管角度讲，不能假定每个银行内部风控和宏观分析的管理水平都能做的那么好。几千家银行有那么几家出问题是正常的，而这几家银行出问题之后会带动一批其他银行的问题。国内现在看这个问题，未来确实有些方面需要注意。

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有几个特征。第一，我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在不断的往下走。以往我们熟悉10个点、8个点的增长，现在说6%增长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我们要适应一种新的常态，一个低点增长的时代。今年我们提出的GDP增长目标是5%左右，要放到疫情前，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疫情前我们争论的是要不要保6。

第二，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分化，杭州、深圳、北京、上海，过去几个月这些省会城市和一线城市，卖地又复苏了。但是，很多三线、四线、五线城市，卖地没有复苏，房地产没有复苏，经济的反弹并没有那么理想。所以进入低增长时代，（区域经济的）差距在拉大，对银行的挑战就起来了。原来经济复苏是全国各地大小城市都复苏了，这次可能有些地方没有复苏。很多银行，尤其地方的城商行、农商行，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它的一些资产，比方说客户持有的物业、土地的价值也许受到一定的影响。在新形势下，对这些城商行、农商行，这些地方性银行的监管，我认为要提上一个新的日程，尤其对它资产端的质量。

刘晓春：陆首席讲得非常对，我们面临的是大趋势的转换。疫情后的产业链结构和疫情前不一样了，发展也不一样的。有些企业本来在产业链上非常好，但疫情后，可能已经回不到产业链。刚才讲地区会有差别，原来经济复苏是大家都复苏，现在疫情后，可能不是传统周期的概念，也是百年不遇的一个课题。城市的集群化、产业的集群化，怎么来看待地区的差异，是一定要把它拉平，还是顺势大城市化？这个问题带来的就是还在那里的企业，资产价格可能会越来越低。客户资产价格下降了，盈利能力下降了，甚至于最后消亡了。那给这些企业贷款的银行今后发展会怎么样？眼前遇到的是资产质量，长远来讲是它的生存怎么样。

陆挺：对，我换个角度讲。今年我们GDP的增长速度，比方说是5%左右。对整个国家来讲，不存在系统性问题。但因为地区差距拉大，城市之间差距拉大，众多的城商行和农商行，那些不能享受这一轮经济复苏的银行，面对的是系统性的问题。以前检查资产质量，我们只是查，企业质量行不行。从现在角度来看，可能不是一两个企业不行，是整个地区很多的产业、企业、地方政府平台都出现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全国性的银行没什么问题，一些优秀的城市的城商行农商行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可能会出现一批相对来讲风险比较大的银行，这就是我们一个新的挑战。

主持人：所以，两位专家的意见是在经济弱复苏，或者说区域经济差距较大的情况下，要加强对中小银行的风险监测监管。

刘晓春：对，要根据整个经济大势的变化来看待不同的中小银行。陆首席的意思就是要根据今后的区域发展趋势，不能靠强行的行政手段。因为这是一个经济的趋势，某种程度来讲，今后乡村振兴战略的着力点，可能不是简单的让年轻人回到乡村去，而是应该改变整个农村的产业结构、产业模式的问题。

（八） 让市场去决定银行的差异化定位

主持人：说到这里我想提一个问题，在不断降息的过程中，中小银行息差已经非常小了，盈利水平受到了非常大的挑战。最近我们在筹划一场研讨会，在新的环境之下，中小银行如何去面对新的生存发展压力和挑战？

刘晓春：从监管的角度讲，还是要尊重市场，不要给银行太多的非经营安全性的监管指标。比如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整个银行贷款的增速，还有首贷户要多少。三农贷款、普惠金融这些事要去做，但应该更多用市场的方式来做，而不是靠监管指标来做。只有让银行进入到市场里，才会找到适合于自己的客户，适合于自己的市场，包括自己的特长业务，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如果大行小行都去干同样的事情，那么同质化竞争就出来了。因为同不同质化，不在于做的业务本身。银行就是放贷款-吸收存款-放贷款，可以说是同质化的，但面对不同市场选择的时候，不同的风险偏好会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个时候差异化经营就出来了，才能够去避免一些风险。

你刚才讲的利差问题，银行找到一个适合于自己的市场，风险偏好能承受，有能力去管理这样的风险偏好。这个时候银行虽然负债来源的成本是高的，但是因为有这个能力，能够有更高的资产收入，利差就会解决，非利息收入也会解决。

我觉得监管要减少一些非安全经营的监管指标。监管的目的是为了金融机构个体的经营安全，通过个体的安全来保证整个体系的运行安全，他不应该去执行另外一些功能。另外的功能应该是另外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用监管的方式来解决，才能解决你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简单说让小银行可以放大利差，客户没办法选。

大行现在下沉了，所以大家说大行要给指标。实际在这一轮支持小微政策出台之前，国家支持小微企业的贷款，从银行资产占比来讲，小银行小微企业贷款的占比较高，但是如果放到整个银行体系来看，6大行小微企业的贷款总量等于4000家小银行小微企业贷款的总量。已经不少了，没有必要再增长。你还叫它再增加，小银行不是更没生意做了？所以要从这个角度，而不是单纯的去看利差

（九） 设立科创支行更符合我国国情

主持人：硅谷银行是以支持科创企业为特色的，这次的风险事件是否意味着他的经营模式是不成熟和不可取的？国内银行在开展科创金融的过程当中，可以从中吸取什么经验或者教训？

刘晓春：硅谷银行虽然倒闭了，但我不认为它支持科创企业的探索失败了。它经过40年的探索，还是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做法，是一个样板。但是，这个样板没有成为一种流行的模式，其他银行都学不会。

我的观察，不能简单的用投贷联动来解释硅谷银行的做法。实际上它的信贷里除了有一部分房屋抵押贷款，100多亿是给高管做的按揭贷款，其他500多亿都是支持科创类的。这里面也有两类，一类是直接给科创企业放贷款，一类是给PE、VC放过桥贷款。PE、VC在募集资金过程中和投资过程中可能有时间差，这边还没有完全募到，这边又要投出去，所以给他们贷的款叫过桥贷款。贷款速度很快，募集来了就还了。我们是很少去做的，或者说我们是不鼓励银行做这一类过桥贷款的，认为是有风险的，但是它是做了，这是一点。

第二点，它给科创企业的贷款，也没有违背信贷的基本原理。首先它是和PE、VC交朋友，去了解PE、VC想什么，有些什么动作，关注的是哪些行业产业，怎么看待这些行业产业的风险，这也把它的核心竞争能力给带起来了，刚才陆首席讲的，它在这一方面有很多人才。其次，它也并不是只要是科创企业，我就贷款，或者说按照PE、VC的风险评估就给贷款。企业要好，而且PE、VC已经有投资，才会考虑是不是要贷款跟进。所以应该讲它是和PE、VC的结合是非常紧密的。

这样的贷款对科创企业来讲，是债不是股权，不会稀释它的股权，不会干涉它的经营，所以它是喜欢的，那么利率高一点，也是愿意承受的。因为风险高，所以在这之外还有一个收费协议，就是我可以享受你今后的增值，但不是用股权的方式来享受，而是用协议的方式来享受增值。通过这个来分摊高风险，这是它的一个具体的贷款做法，不是一般理解的所谓投贷联动的做法。

那么投的部分，是硅谷银行集团另外一个capital，一个专门的投资机构在做。所以硅谷银行本身来讲，实际没有做投入，就是贷款。和投的合作，和capital合作，并不是我跟你互补。而我们投贷联动做的不好的地方，就是因为大家都是一家的，可能是一个行长在分管。发现投这边有问题怎么办，贷款贷下去，过两天一看贷款收不回来，这边是不是投一下，风险就没有隔离嘛。所以为什么前面讲到投贷联动或者混业经营的问题，我们要去考虑，也是这个原因。

那么，除了跟随PE、VC学习，提升自己对科创企业的风险规律、行业前景这些分析能力以外，还有刚才讲的收费以外，我觉得也和美国法律和资本市场环境有关。为什么我们好多银行也有到专门到硅谷银行去考察，为什么学不回来，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要参考它做的话，可能法律环境、市场环境还需要做一些完善。这也包括银行是不是可以去这么做，如果这样做的话，还要有一整套的会计核算制度，比如说增值收益。所以这里面是一整套制度，能不能保障银行去创新。这不是说我们完全不能做，但是我们可能是缺乏一些环境。

那么我们国内的一些银行去做，往往是专门设一个科技支行，给创业者个人贷款。创业者个人家庭做担保，做一些贷款。没有真正对科创企业去贷款，因为制度不支撑没办法做。所以如果说要学支持科创企业，可能要考虑，比如找一些地方，上海新片区、北京中关村，画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里面有一些特定的法律政策给这些银行，让他们去做一些探索。

考虑到硅谷银行出现问题，我不主张成立专门的科技银行去做这件事，还不如大行的部分支行，集中相应的人才，在试点区里去做，把流动性管理交给总行。支行放在总行大盘子里，流动性是不会出问题的。支行就可以集中精力去增长特殊的能力，去把事情做好，我是这么一个想法。

陆挺：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接下来的运作可能就是刘院长讲的这么一个情况。这次硅谷银行事件发生之后，硅谷银行的伦敦分行，汇丰银行一英镑就买下来了。这只是一个敲门砖，目的很清楚，他把硅谷银行的最精英的团队都给招过来了。这是一个最聪明最廉价的做法，不需要去买所有的资产，最核心的资产是它的人。刚刘院长讲的，硅谷那边是一个生态，一方面有六七百家大的PE、VC在那边，还有成千上万家科创企业。硅谷银行某种程度成了生态中间的一个平台，成了一个撮合地，也成为一个信息的集散地。所以接下来新的硅谷银行，可能就是汇丰银行硅谷支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汇丰银行是盈利者。

（十） 美联储货币政策将会怎样调整？

主持人：再问一个跟美国经济相关的问题。三家银行倒闭招致市场很多批评的声音，认为美国加息过于暴力。实际上3月份CPI增长5%，是近两年来的新低。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的高通胀已经进入了拐点？加息的节奏会不会放缓？

陆挺：应该是快要进入拐点了。现在市场上通过衍生产品的计算，5月份25%点的加息概率在50%左右，6月份这个概率接近0了。所以从市场资金来猜测的话，接近尾声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看到几个方面，也基本上可以判断加息接近尾声。

第一，通胀，美国的 CPI已经到了5%，明显看到通胀的压力是在往下走，而且通胀中间滞后的板块是房租。其他几个大的板块，通胀水平已经很低，甚至价格已经低于去年同期水平，从通胀压力来讲已经明显下行了。

第二，从一些关键的经济指标来看，美国经济增速下行，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比方说美国的制造业PMI已经到了46点的水平，历史上出现46点左右的水平，大概率都会发生衰退。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指标，尤其是劳工方面的指标，也让我们看到美国经济现在下行的趋势是很明显的。而且从一些其他指标来判断，经过这次金融业的危机之后，从企业发债还有银行的放贷，尤其是美国的中小银行放贷速度肯定是受一定的影响。有些影响还没有通过数据完全反映出来，因为是3月份发生的事情，很多数据现在还看不到，但基本上是可以判断美国中小银行的放贷是受影响，而且债券市场的融资已经明显受到了影响。

最后一点，美国这场金融危机是不是完全已经结束了？还不能这么说，美国国债或者MBS价格下跌，某种程度上这波危机可能告一段落，但是市场危机并没有真正的结束。可能还会有下一个风险点，刚才我讲了有商业地产的风险点。美联储、欧洲央行其实也在关注这些风险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也降低了后面大幅度加息的概率。无论是对美国、英国、欧洲央行来讲，加息的幅度概率都受到影响。

主持人：市场上很多声音在批评美联储，过于依赖数据，而数据又是滞后的，加息实际上应该早已经减弱或者结束。

陆挺：其实批评都是对称的，一年多以前都是批评美联储低估了通胀的压力，老说通胀是暂时的，最后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现在出现银行的问题之后，可能有另外一个方向来批评。我个人判断，上一次对美联储的批评，是美联储应得的，确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误判。这一次，我认为美联储是情有可原。因为美联储面对的是40年来第一次碰到的高通胀问题。要解决高通胀，决策者也知道高速加息必然会带来一些问题。要么经济衰退，要么出现一些零星危机。不能说美联储对这些问题毫无准备，实际出现问题后，他们解决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所以这一轮对美联储的批评，个人觉得不是特别的公允。

刘晓春：我补充一点。我们还是要去理解美联储的逻辑，刚才陆首席的分析我非常同意。它的两个职能，一个是宏观调控职能，一个是金融监管职能，这两个职能是完全分开的。宏观调控要保证经济健康运行，但健康运行不等于增长运行。对美联储来讲健康市场指标是通货膨胀、就业率，其他是参考指标。所以一定是对市场有影响的，影响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我们想让一个病人恢复健康，不可能是无痛治疗，无痛治疗至少要麻醉，那就是昏迷治疗。所以我们不能既要又要，既想要让他健康，又想不动手术，那是不可能的。刚才陆首席特别强调，就是它意识到问题肯定会出，但有可能会出大，有可能会出小，到底谁会倒也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从监管的角度讲，金融监管要保证每一个金融机构的经营安全，以至于整个金融体系的经营安全、运行安全。这和宏观体系健康运转有关联，但是又不太一样，所以要采取的手段、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不会因为个体的经营安全性问题，来调整宏观政策，也不会因为宏观的问题来调整监管政策。所以我们要理解美联储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这两方面的逻辑。

还有，利率的高和低本身不是一个对和错的问题，而是根据宏观变化相机抉择。对通货膨胀的预计确实是出问题了，我们也有好多专家认为今后是0利率时代了，现在看来显然不是的。我非常同意陆首席观点，拐点到了但不等于会立即停止加息，但肯定应该改变了。我还是要强调这句话，要理解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两个职能的不同的逻辑，然后再来看它是怎么做，再来评判做的对和不对，可能会更加到位。

陆挺：对。现在回过头来看，过去这几个月发生了很多事情，很多人也都没有意料到。为什么说要公平去看美联储，如果之前资本市场上已经有很多的预警，但是美联储没听，然后一味的加息，最后导致了非常严重的银行危机，甚至导致大幅度的经济衰退，那么美联储是有一定的责任。事实上，在面对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美联储在信息方面可能有一点优势，但这个优势并不是特别大，相对于资本市场，甚至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信息上面的劣势。所以到目前来讲，我认为总节奏把握的还可以，并没有出现一个特别大的失误。

再回应一下刘院长讲的，经济学有一句话叫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过去几年美联储和美国联邦政府做了一个事情，跟雷曼危机发生的时候，做法是很不一样的。2008年雷曼危机发生之后，美国宏观管理精英阶层认识到了，原来让雷曼倒闭后会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所以2020年的3月份，美国受疫情冲击之后，印钞的速度和美国财政赤字扩张的速度，美国政府、央行出手的速度，是2008年的时候根本不敢想的。这带来的好处是美国没有在2020年的时候出现金融危机。

我还记得当时CF40（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也开过会讨论，美国会不会出现金融危机。我们都说不会，很简单，美国央行和美国政府豁出去了，印再多的钱，哪怕把资产负债表短短一个月翻一倍，也要去避免这样的问题，但这么做肯定是有代价的。今年年初的时候，很多人比较乐观的认为这次美国经济能够“软着陆”，很多人上调了对美国GDP的预测，甚至还有很多人上调了对美国终点利率，就是美联储加息的预测。所以我想说，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享受了2020年因为美联储印钞，带来的全球经济一定程度的稳定，但是美国、欧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也需要去承受治理通胀和收缩货币政策所带来的一些动荡。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是可控的。

（十一） 美国经济下行会对我国产生哪些影响？

主持人：媒体报道，有美联储的官员表示，美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弱衰退。加上刚才你们分析了美联储对货币政策的调整，接下来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陆挺：对我们来讲，比较直接的是对出口的影响。我们对出口判断，过去几个月经历了特别波动的过程，确实是比较悲观的。去年年底的时候，中国出口增速已经到了同比百分之-10%的水平，今年一二月份大概在-8%左右，但3月份放了一个“卫星”，14.8%的同比增长。当然这个数据我认为未必能够在未来的几个月持续，但出口中有一些板块，未来可能维持较高速度增长。但是相对于欧美，我们的出口增速在未来的几个月，我估计还是会处于一个低迷，甚至可能是下行的状态。总的来说，现在美国欧洲的经济处于增速下行，大概率进入衰退的状态，对我们整体出口还是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主持人：刘行长有补充意见吗？

刘晓春：我同意陆首席讲的。疫情之后，不能简单说美联储加息降息对我们有影响，它只是一个因素，这和原来情况不太一样了。刚才陆首席讲到欧美高通胀下需求萎缩的问题，俄乌冲突造成的能源问题，包括大宗商品供应链的变化问题，以及疫情后消费结构调整的问题，这些都会对出口带来影响。我们不能简单的乐观，但是也没有必要完全悲观。

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了全面、专业、深刻的分析，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近期欧美银行业发生风险事件的成因，对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对我们银行业经营、银行监管的一些启示。谢谢！